首页 -> 2004年第3期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
作者：杨福音
我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个讲题，是有它的前提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中国当代的绘画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代中国绘画的革新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是一个判断。要证明它的准备，我有两条理由。其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历朝历代的大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如徐渭、八大，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们的形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其二，从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来看，我把它分为守本土和学西方两派。其结果，守本土的一派占了上风，齐白石、黄宾虹为其杰出代表。齐、黄的成功恰好证明了他们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学西方的一派最终走不出来？尽管这一派至如今在各美术院校及社会上仍然有颇大的势力。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究竟中西文化、中西绘画的区别在哪里。这几年，我的思考、我的创作都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按我的理解，这个区别不但是中国绘画跟西洋绘画的一个根本区别，表现在文学上、戏剧上、音乐上也都是同一回事。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绘画（包括中国艺术）它是线性的；西方绘画（包括西方艺术）它是面性的。所谓线性艺术它是感性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谓面性艺术它是理性的，因为一讲面必得讲透视讲结构，透视与结构都是理性的分析。因此，线性艺术重主观，而面性艺术重客观。
今年初我在广州举办个人画展，省电视台一名女记者采访我。她问，中西绘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问她是学什么专业的，她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我说那好办，我们可以谈戏剧。我说你们学戏剧的应该知道中国的戏剧是一种线性的艺术，而西方的戏剧是属于面性的。她说，你讲对了。我用京剧打比方，说京剧至今是不需要导演的，它只需要师傅。你跟师傅学《空城计》，你只要把孔明的唱腔和一招一式学好了，你的《空城计》就唱好了，人家丝毫不在乎《空城计》的全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要把舞台的一面当作墙的缺口，他的面的实在观念是极强的。再比如中国绘画，下笔就是从具体的线出发，或山水或屋宇，线流动完了，这幅画也就完成了。而西画则不然，西画家作一幅画，先要一个构图，然后从整体回到局部，再由局部回到整体，如此反复直至完成。当然，线性艺术与面性艺术，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这里没有优劣之分。我只是说由此而存在两大派别，它们是中西艺术的分水岭。有人说中国绘画不像西洋画那样变化大，那样显著，并由此证明中国绘画处于停顿的状态。我不是这样看。因为中国绘画的变化是变在线上，变在笔墨上，就山水画而论，是变在皴法上，而不是强调构图上的变化。从中国绘画史来看，人物画线描的变化与山水画皴法的变化那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不懂得这一点，你始终搞不清中国绘画史究竟是回什么事。
那么，中西文化、中西艺术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摆才是正确的呢？我以为，它们之间首先不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而是神交。过去，我们的学习是太多了，而且态度是那么的恭敬，到头来总是先生欺侮学生。在我们自己哩，也只是学到皮毛，学到表面，甚至学到连自己的脚跟也没有站稳。其实，我们的先祖，他们与外人天隔地远，素不相识，但在许多基本观念的认识上，中西方是那么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神交早已存在。所谓异床同梦，心有灵犀。如古人所说，思想之交流，如怀远人，梦中神合。请让我举几例为证。其一，但丁《神曲》有“隔”的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欢乐长在河之彼岸，此即西方浪漫主义企慕之情境。在中国则有距离美，即保持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功利无关的态度，亦即镜花水月的态度（后再详说），所谓咫尺天涯，“在水一方”。那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形成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悲剧心灵，故古诗有所谓愁至望生。其二，异质同构。西方认为，善恶的区别，不像国界分明，有如前后村落的交错。在中国，则有不齐不整见妙处一说。这里讲了一个审美的心理，都是美丽的则应接不暇。钱锺书说，鹏抟九万里，不休息，也累。古代四大美人据说都有些许缺陷，也许更接近本真。其三，关于“圆”说。希腊哲人言形体，似圆为贵，认为心灵的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歌德说：诗人赋物，如水掬在手，自价圆球之形。中国先哲以圆为象，无起无止，圆转无穷，无造而化。说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说如荷上洒水，散为露珠，无不圆成。认为圆的意义在于无穷运转，无痕迹不做作，完善无缺，温厚不露。圆有鼓的含义，即饱满、张力，一切艺术的语言都要鼓起来。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此外，《红楼梦》里宝玉初会黛玉时说：虽没见过，恍如远别重逢。西方写男女之情，亦用此境。
提出神交的依据在于，人群的生活方式虽不同，然其情感，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却是相通的。提出神交的目的在于，各自立稳脚跟，平等交流，殊途同归，可避免表面的模仿抄袭。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日本的例子，以说明站稳脚跟的重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有一个“感觉派”的青年作家群，学习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川端康成先是加入进去，后又退了出来，回到对日本美的认识和挖掘。六十年代末，他因三部小说《雪国》、《伊豆的歌女》及《千只鹤》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穿了一身和服上台致答谢词，题目就叫“我在美丽的日本”。我便服川端氏。大家如果没有读过，可找来他的小说看看，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之冷美是表现得很到位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得了解认识自己，也得了解认识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方面的问题，梁漱溟先生、辜鸿铭先生谈得最多，也谈得很透。市面上有他们的书，大家可找来看看。我这里先略为作些介绍。梁漱溟先生在他晚年曾接待过一位西方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也是他的学生，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关于“人”的交谈，这是梁先生的一个很著名的分析。他说，人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以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人，他们是人类的童年，向前看，重物；二为中国人，看自己，重人；三为印度人，向后看，否定人生。梁先生举了个例子，以区别中国人和西方人。他说，一个房子里住了一个西方人，如果房子漏雨，西方人会想，我明天要盖一座新房子搬到那里去住。中国人想的是，把我的床搬到房中不漏雨的地方就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西方人看重的是房子的更新，中国人看重的则是自己不被雨淋。
辜鸿铭先生谈到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这样的分析：一、力行近仁——平民阶层——物质基础；二、好学近智——学者阶层——管理教化；三、知耻近勇——领导阶层——英雄气概、贵族精神。辜先生说，贵族精神就是指的勇敢、勇气。怎样才会有勇气呢？那就是要“知羞耻”。知耻则勇。所以古时候有“刑不上大夫”的讲法，对当官的人施以刑罚那他就丧失了羞耻心，而一个人一旦丧失了羞耻心便毫无勇气可言。所以，对于一个犯了事的官僚最好的处罚是“自裁”，自裁本身就是在一种没有丧失羞耻心的情况下的贵族气的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是要知耻，要有廉耻感，要自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此为“礼”的表现，本质是体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破坏，大字报让人人颜面扫尽，羞耻心丧尽，如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根源在此，心灵的修复要比经济的复苏更为艰难。在绘画上，我们正要提倡贵族精神，要有勇气。随波逐流，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依样描葫芦，跟着洋人跪，跟着古人跪，跟着他人跪，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的道路，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
归结起来，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静的美学，情的心灵生活；是一种心境，有富于想像力的理性；是灵魂趋向净化，即完善自我。故李泽厚说，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的语言。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多义，亦即模糊性。有一个故事，说中国的一位外交官陪撒切尔夫人吃饭。中途这位外交官对撒切尔夫人说：对不起，我要去方便一下。翻译给夫人讲了方便的含义。后来，外交官对撒切尔夫人说，希望夫人方便的时候去我们中国看看。语言的模糊性，只可意会。杨振宁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谈中英文的比较，他说，英语是准确的，汉语是模糊的，故英语最适合用来签合同，而汉语最适合艺术创作。
情感化是汉语的另一特点。例如，子夏问孔子：何为孝？孔子曰：色难。“色”在这里是指一种选择的方式和态度。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对父母所尽的义务，而在乎你尽义务时所选择的态度和方式。孔子认为，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一种选择情感的方式。孔子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情感。这正是汉语中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共同特点。汉语的口头语，质朴简单，不讲语法，无规划，是孩童的语言，是心灵情感的语言。汉语的书面语言，用简洁明了的言词表达深沉的情感，即诗的语言。
象征性，是汉语的最显著的特征，它是情感化与模糊性的结合。象征性，亦即隐喻或暗示。故外国人认为欣赏中国艺术要取两种方法。一是作品本身带来的审美愉悦；二是作品所寓示的良好祝愿，即隐喻或暗示。隐喻或暗示可带给人特殊的乐趣，因为它有猜的成分。对于中国艺术的象征性，西方人有自己特殊的解读方法。如画一条鱼，中国人一下便知道是暗示年年有余，而西方人对于“年年有余”的认识，则要通过“鱼群”或“鱼子”来理解，他们不知道“鱼”“余”谐音的妙处。
作为一个画家，要熟悉中国的文化，就必须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的文学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概括为伟大庄重四个字。下面简略地谈谈历朝文化（文学）的主要特点。《诗经》的主要特点是“一唱三叹”，即一人唱之，三人和之。先秦的特点是简约、无猜。无猜即无功利。那时的雕塑最具简约的特色。魏晋六朝的主要特点是，人的风种（风采与情感）、思辨及通脱。章太炎说，魏晋是真正的思辨时代。鲁迅说，通脱则去固执，可容异端及外来文化。唐代则重意境，解决的是主与客、心与物的关系。宋、元、明时期讲韵味，要求技巧的纯熟与认识的深化，主自然去雕琢，风格归于平淡。这个特点一直延伸到清代乾隆时期袁枚的性灵说。
下面我想多讲几句北宋时期“文道两本”的提出。所谓“道”是指内容，“文”指的是形式。“文道两本”是说文和道是艺术的两个根本。其实，西方的教堂音乐一开始也有主词主曲两派。“文道两本”的提出，冲破了儒家的“文以载道”，让形式美相对地独立出来，将以往追求圣人之道转而着意于文字、笔墨、音响等艺术之美的追求。它的提出，以欧阳修为先驱，苏东坡完成其巨变，解决了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常与无常，师造化与师心，形与神，绚丽与枯淡，豪放与含蓄，有我与忘我的对立统一。至此，可以说，从屈原开始，到了苏东坡，中国士大夫智识阶层有了一个人格与审美的完善。这在李泽厚的著作中有透彻的剖析。李泽厚在谈及审美人格的完善时，重点提到了苏东坡的一首代表诗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李泽厚评说，这是对人生偶然性的深沉点拨。要知道，苏东坡是一位终生没有隐退的官员。他不同于李白，李白没有功名，做的是闲官。他也不同于杜甫，杜甫虽有功名，但做的是小官。而苏东坡既有功名，一辈子又在北宋政治漩涡里打转，对人生居然有不过是偶然留下的趾爪这样深层的认识，真是难能可贵。屈原在《涉江》中写道：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他为他的抱负未能实现而忧愤终生。到了苏东坡，他有了一个新的人生认识。有这样的几个故事。一个是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一天晚上睡不着，便去承天寺会好友张天民，恰好张天民亦未睡，二人推门出户，看月色空朦，树影照在地上像水里的丝草一样。苏东坡于是感叹，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月下的树影不像水中的丝草呢？但能领略这份美景的，惟有我与张天民也。第二个说的是苏东坡被贬海南，盛产的海货味道鲜美。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讲，如果京城那些贬我的人知道我天天在这里吃如此的美味，他们就不会把我贬到这里，或者他们自己也会来的。在此，东坡除了享受到了自己人生的快乐，还有对他政敌的亲切原谅。再有，苏东坡在《游赤壁赋》里写道，文人不敢去赤壁，因为太危险。樵夫去了却又讲不出其中的妙处。又敢去，去了又讲得出其中妙处的，惟我苏东坡也。他还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东坡通脱豁达的人生态度，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这是他审美人格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