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我画美人
作者：肖惠祥
人们常说快乐难寻，读《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这长诗，深感快乐真难得，真难寻，我看，美更难寻，就算找到了，美一闪而过，你又准能画下来吗?有一次，在圣他莫尼卡街上，我在人群中见到一位极美的男子，我跟着他走了一条街，走进一个书店，他一走进去就不见了。书店很大，三层楼，我一层一层梳理，来回找，终于在买音乐磁带处找着了。我赶快上前去问他，还好，他肯让画，我也画了。但是由于书店光线暗，我楼上楼下找，心情有些紧张，那张画就没有画好，多么可惜啊，心里真是说有多懊恼就有多懊恼，美流失了，永不再现。我没有逮住，美实在是世界上最难逮住的精灵啊！虽然我也有失手之时，但我仍可算是一位逮美的高手。1989年芝加哥，赵渭淳、聂莉娜贤伉俪邀请北京来的几位画家在家聚一聚，在太阳的最后光芒即将从窗口消逝时我为聂莉娜随手画了一张肖像，画完就送给了她。十几年过去了，2001年我和他们在洛杉矶曹勇先生的餐会上又见面了，整个晚会上，小聂都在跟我谈她的这张肖像有多像多美，我努力回忆只记得我曾给她画像却记不得画的什么样子。
我请她寄一张拷贝给我看看，她寄来了大大小小的拷贝、幻灯片，还有一篇她用一个星期伏案写出来的对这张画的赞美文章。她写道：肖像的意境如诗，自由舒展的坐姿，引项昂首如一尊典雅的雕像，无眸却憧憬的眼，在似有似无的光与影间闪烁着，灵与梦。“特别令我惊讶的是，气质和神韵的表现竟然正是我理想中的美，而这美的成功，是生命与艺术融合的奥秘!”“真的是很美的一张肖像，一张可以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媲美的肖像。”赵渭淳感叹地说了这句惊世骇俗的话！一张东方的蒙娜丽莎的肖像！虽然没有那永恒的微笑，却有迷人的难以捉摸的东方魅力。聂莉娜人长得美，画的画也很美，她对美有一种玲珑透剔的领悟。受到他们两口子的夸奖，让我受宠若惊!
在Rose站，我守候在地铁站口。守候在站口的还有一位黑人小伙子，他和我站的位置相同，面向出站口，仔细地在人流中搜寻着，一有漂亮的黑妞走过来，他就迎上去和她们交谈拥抱，欢欢喜喜搂着抱着，走出站台。这种找女孩的方式很有趣，像快速餐饮一样简便，还真能选到漂亮女孩。只要男孩子长得帅，三言两语就OK，女孩就会跟他去。我画了这个小伙子，是一位黑人美少年。我把这件趣事告诉蒋定粤，她听说我常去Rose站画画，吓了一跳，说：“Rose那地方太可怕了，你还敢去，前天那里才杀了一个人!”洛杉矶有个著名的滨海城市圣他莫尼卡，有一条著名的三街（步行街），沿街有摩登新潮的商店，世界各地的餐饮美食，街心有音乐舞蹈杂耍的各种卖艺表演，人行道上是各种琳琅满目的摊子，不少中国的艺术家在此摆摊做小雕像、画像，还有剪纸、花纸、盆栽，这地方总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满街是闲逛的人。
我常到这人流人海里去寻找，我静静地站在阴影里，聚精会神看着流动着的每一张脸。有一天，我站在一家服装店门口的阴影里守候着，观看来往的人群。在这家商店的墙角处也站着一个黑人青年，身上脏兮兮的，手执一个可口可乐的大纸杯，一声不吭地默默站着。有的人把钱投在他的纸杯里。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与我一样。黄昏日落时，我收摊了。在街口的一个快餐店里，我看到这个青年人已经换了一身轻装正在和他漂亮的女友快乐吃喝。乞丐和画家有什么两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眼里，都是守候者。有一天，真的有一个老美跑过来问我：“你在等谁呢？我看你在这里不动窝地等了五六个小时了，等到了吗?”我说：“我正在等待一个美女，等待一个惊喜!”他以为我说笑话，笑笑走了。我说的是真话，美给人惊喜，逮着了美，就让人快乐无比!
洛杉矶是一个国际大城市，是世界各种族裔人的杂居地，如果到街上去选美，什么色彩的美人都有，白美人、黑美人、棕美人、黄美人……应有尽有。在路上行走的每十个人中，难得见到一个白人，都是杂牌军。这几年我不断画下来，什么族裔的美人都画过，以黑人画得最多。记得以前美术教科书上说黑人的体型是世界上最美的体型，如今我认为，黑人的脸也是世界上最美的，是一种原始的粗犷美与现代美的奇特结合。黑人的脸很有形，这型有些怪，有些出格，但很美，正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型，画起来挺有味。黑人厚厚的嘴唇相对于白人薄薄一片嘴唇就美得多，有时挺美的白人只要看到那一片薄薄的如同砍了一个缺口的嘴唇，就会画意索然。怪不得许多白人去美容院动手术改变嘴唇的形状。很美的白人也有，但他们永远说“No”，真是十分遗憾的事。有一次在Rose车站，我想画几位等车的白人，他们说“No”，我转而画了旁边的一位黑人。这是一位园艺工程师，很懂线条，对我画的像称赞不已。那几位白人也看到我的画好，如果我再次要求画他们，可能会肯，但当时我已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请我画我也不想画了。这也难怪，谁会想到一位一级棒的高手沿街画像呢?我偶尔也为我的尴尬处境发愁，当我追着一位美人要画，她又硬说“No”时，我就会想“她要知道我能把她画得多美就好了”。但我终究是一位幸运儿，掉进了洛杉矶这个美人窝里，只要打开电视机就美女如云，随便到一个商店里，时装店里，来回选衣服的女孩子每一个都比电视里的更美。如果上街晃，美女满街，比电视电影里美的有的是。我这沿街选美而画的方式虽不是最好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大有选择空间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只有我能去做。在街上人涌声喧的环境下，站在那里三五分钟就要把像画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有谁会为了追求这个而背井离乡，浪迹天涯海角，浪迹街头巷尾!这几年，我会去世界漫游一下，带着我的画夹魔笔，去漫步一下世界的街头巷尾，去画美人，去做这件世界上最快乐最好玩的事。摘吃美的果子，摘吃智慧的果子，尝到人间天上的美味。纯粹是为了好玩，我为老师、同学、朋友、朋友的朋友画过许多的线描肖像，走到哪家就画到哪家，全家每个人都画，有时一人还不止一张。这些画信手勾来，都很像，画完一看，大家哄堂大笑，十分开心，只要被画的人喜欢我就送给他，如果他们保留下来，足够开一个大型友情回顾展览会了。
1988年，蒋定粤的女儿真真过十六岁生日，她穿一件粉红色的生日洋装，少女初长成，非常漂亮。我画了她一张肖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现在她三十岁了，大美人一个，最近我又为她作了五六张线描画。她的一家子我都画过像，我画过蒋定粤和她的洋先生、洋女儿，还画过她的妹夫，可以编成一本家庭画像册了。而且大约在四十五年前吧，我还画过蒋定粤的母亲(蒋光鼐先生的夫人)，那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蒋定粤的哥哥蒋建国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去他家见到他母亲，十分惊讶蒋夫人的端庄和美丽，就即兴画了一张。如今，蒋夫人去世已久，这张画像能保存她的美，真是十分珍贵的纪念!
1988年，我全力画《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画张艺谋先生，那天是新华社的杨飞先生带我去找摄制组。杨飞先生带我到百万庄新华社的一个招待所，摄制组隐藏着，门卫也不告知房间号码，我和杨飞先生只好坐在堆满了破床架子的走廊上等，等了有个把小时，不见一个人到。中午时分了，又饿又渴又急，这种找名人的滋味真不好受，突然顾长卫先生走过走廊，被我们抓着了，他带我们去一间房里，等张艺谋先生。一会儿，张先生戴着一副黑眼镜进来，我自我介绍一番后就把上午画的姜文的肖像给他看，看来张先生很欣赏这张肖像，因为他二话没说，坐下来就让我画。我画了张先生两张，第一张，正面角度，太像领袖像，又画了一张侧面的，就是发表在“肖像集”上的一张。我说想画巩俐小姐。张先生即刻打电话去戏剧学院，当时巩俐小姐是中央戏剧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她接到了张先生电话，马上就来了，她穿一身大红雨衣，脱下雨衣，里面穿的一件大红T恤，像《红高粱》影片中的全红彩装，艳丽得像朵大牡丹。我画了巩俐小姐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头像。当时，全摄影组的人马都在房子里闹腾，我抓住顾长卫先生想画他，因为《红高粱》拍摄得太美了，我对顾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他认为自己不上像吧，顾先生不同意画。我抓着他的手不放，让他坐下，这时摄制组同仁也大声吆喝要顾先生画。在摄制组同仁的围观下，我为顾先生画像，几根线就出来了，很像，又像一尊石雕的牧神（原作好得多，印刷走样太大!）。画完我把画像举起来，在大家的喝彩声中，顾先生只看了画像一眼，他的眼睛立即盈满了泪水，他被自己的画像感动了，“嗖”的一下钻出重围而去，好一个感应艺术和美的灵魂!全室欢腾起来，大小伙子全像一群顽童，正是这一群人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接着，我已买好火车票去天津画冯骥才先生、马三立先生和关牧村小姐，还有我的好朋友杨霭琪女士。当时下大雨，张艺谋先生给我叫好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下车时我给司机小费，他不收，说：“张艺谋先生已经付过了。”
《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画了七十余人，当时画每个人的情景都挺有趣，都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文章。新华社杨飞先生本来打算这么做，但画像未完成时我就来了美国，中断了此事，以后，如果《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再版，一定要把当时作画的趣事写出来，图文并茂。
这本画册完全是在街头画的。说到街头画美，这渊源还得从四十年前说起。1960年，我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太原的山西艺术学院任教，那年秋天去大同招生，人们告诉我大同出美人。有一天，走在大街上，果然见到一位很美的妇人，我说要画她，她扭身就走了。我一直跟随她，好几条大街小巷，那行径颇有些像花花太岁追渔家少女，现代流氓追女人的味道，直追到那妇人家。记得有个木栅栏挡着，我硬闯了进去，死皮赖脸地画了她。那妇人皮肤白如凝脂，高鼻梁，如同希腊雕像，脸上简洁极了，没有一丝多余的线条，至今仍记忆犹新。后来，看过山西博物馆收藏的天龙山佛像，又亲自去天龙山观佛，天龙山佛像的简洁典雅，正同那妇人如出一辙。中国佛像的美比西方维纳斯雕像的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的美神。
山西的那个夜晚我与美神——佛见面是一辈子铭记在心的事，因为年代久远，已记不起确切的时间、地点。同行三人，向导好像是一个喝醉了的和尚，另一位是山西艺术学院的李惠然老师(日裔华人美术老师)。向导拿着火把，我们爬过一座荒山，走进一座荒无人烟、虚无缥缈的洞窟里。石窟很高，空间极大，火把的闪光照在洞内许多残破的佛像上，惟有这尊石佛完整地端坐在五尺高的石座上，在黑雾昏霭笼罩下，闪闪火光中巍巍地呈现出来。我在佛前站定，仰视佛的面容，佛双目似闭微张地俯视下界，慈悲极了，美极了。佛的面容身形的每一部分此起彼伏地在火光中渐次展现。我们举着火把围着佛像转圈看，幽暗中随着火光突现的部分明亮起来，又逐渐转入昏暗朦胧里，朦胧中的另一部分又明亮地转现出来。这从暗到明、从明到暗、由虚转实、由实转虚，时而突现时而隐匿的观看中，佛在光明、暗隐、虚实、昏黑中转动和变幻着，就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刻间，佛向我展示了美的奇迹，使我惊骇地大叫“太美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有没有跪下来礼拜，精神上我已五体投地。时过四十多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佛像宽大柔和的背部上惟有两条极其简洁的衣饰的刻线。
在山西的日子摧毁了我的身体，却升华了我的精神，我得以挣脱绘画上的繁琐桎梏，找到了简洁明了的形式。在山西的最后时日，每天我迎着太阳起床，到花园里和花匠一同锄土除草、播种种花，休息时就用这细如草茎花丝的水笔画些叶子、枝子、花花草草，我的生命随着阳光雨雾、花花草草一同生长，那简洁、淡泊、美的线条也同生命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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