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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与怪圈
作者：李廷华
继续进行的反思使得文化人群日益清醒，文化积累日益丰富，同时也经常使思绪陷入悖论，情感掺杂苦涩。“四人帮”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权力话语”对文化行为的统治，对具体文化人生存权力的戕夺，使得身处其中的文化人深恶痛绝，使得曾经是“魏阙中人”而又不能完全屏绝“江湖”的一些文化官僚终于也有了某些“民间话语”。文化人群的普遍心态是对“权力话语”大不以为然，对被“权力话语”压制、迫害过的文化人深怀同情，这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自我同情和自我心理塑造。于是，一个重新寻找文化英雄的系列性集体行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性的集体行为吧：周扬的复出，被看做是“文艺春天的到来”，以后，人们发现，周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整过的文化人不计其数，综观其一生，他依然是“权力话语”的代表，尽管周扬的有选择、有限定的“反思”曾经得到崇高礼赞，但是，终于无法抵消他长时期、大面积的整人记录。他只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代言人和牺牲品，远非“反思”中的中国文化人群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从文化主流汗漫开来，这样的寻觅一直延续到胡风、沈从文、钱锺书……
胡风具有颇多“文化英雄”的内涵，他在现代中国“权力话语”确立的初期，便因为“个性话语”被驱逐出局，他手上没有同类的鲜血。特别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自己命悬一线之时，拒绝对也已经“落井”的周扬“下石”。“不整人”，“没有整过人”，是一个“整人时代”洁身自好、高标独立的最宝贵的特征。可是，在继续的“向后看”的文化寻觅里，出现了胡风的如是行为和话语：他和冯雪峰同为鲁迅弟子，当冯雪峰在《文艺报》主编任上因为“压制小人物”引起毛泽东雷霆之怒。发动文艺界批判之时，久坐冷板凳的胡风也参与其中。他的攻击锋芒在与会者中间格外突出，除痛批冯雪峰之外，他“还连带着点出了胡适、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生者与死者的名字，还特别指出朱光潜、俞平伯诸人‘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的”〔1〕。
如果说胡风的被驱逐，是“革命文艺”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胡风十分不情愿的事情，沈从文则多半是自我放逐。因为郭沫若在解放前夕对他有“粉红色”作家的批判，进入新社会，他便如履薄冰。郭沫若这里所指的“粉红色”，显然不是“次红色”，而是类同于“黄色”。沈从文的作品在乡土气息里最擅长渲染的是“风情”。在意识形态争夺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风情”表现存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乡土色彩，因而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沈从文的文化经历，是从“丘八”而进入象牙塔，他珍惜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环境，也形成谨慎怕事的心理。在郭沫若的批判性言词里，“粉红色”原来算不得多么严重，他当年骂鲁迅还用过“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呢。只是今非昔比，当年“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现在已经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这使得沈从文自惭形秽。沈从文从来不曾处于文化论辩和争斗的中心，“风情”和“阶级斗争”如何能够等量齐观?正是在晓风残月一般的“风情”角落里，惯于对人生精打细算的沈从文首先思想的是后半生如何养家糊口，打点岁月。他知道今后的中国文坛，没有他那些“野性”和“风情”的位置。在大风暴到来的时候，找一个偏僻的小港湾歇船晾网，这就是沈从文的精明，当然也可以说他胆小。
其实，沈从文也对他久违的文坛有眷恋，有试探。他参加全国作协的参观团，到了井冈山；他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旧体诗。新文学作家晚年多写旧体诗，是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延续至今，比比皆是，没有一个人的水平赶得上从北大荒劳动改造出来的聂绀弩。沈从文还想写井冈山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想法，以前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有过，都没有做成。沈从文想写井冈山原非无稽之想，他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沈荃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是湘西地方军队重要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贺云卿早年还曾经和沈从文在一个部队系统中。沈从文终于没有写成。思想、情感、语言、细节，达不到融合状态。作家不是万能写作机器。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还要再晚一些时候，当作家的主观精神被完全阉割之后，这样的写作机器才会成批出现。在基本处于蛰伏状态生活了接近二十年之后，沈从文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文物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解释，他不是专家，而是一个有“丰富常识”者。沈从文没有写小说，是他认为自己“不行了”，即使在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他写小说的巨大鼓舞下，他也没有能够贾其余勇。而他希望在文物鉴定方面和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权威”较劲，是他认为自己“行”。他认为自己在文物鉴定方面已经可以和那些毕生吃这碗饭的“专家”们一较短长。从文艺创作向学术研究发展，本来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传统：郭沫若在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建树，与其说因为他有《凤凰涅槃》，不如说因为他有《十批判书》；沈从文熟悉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在诗名大著之后躲进学府悄悄搞起了考古学。这样的人生轨迹，不能对沈从文没有影响。沈从文对文学的放弃，并不是对人世的完全心灰意冷。他在悄悄地研究了十几年文物之后，也希望得到社会承认。他被革命群众想当然、大呼隆地打成“反动权威”，可是，他自己却认为和那些有“遗老”“遗少”气味的真正的“反动权威”不是一路，他是在努力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文物研究。他希望摆脱长期的窘境。他写于1969年的“陈述检讨”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办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既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现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以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进行的!
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2〕
读这段文字不由为沈从文捏了一把汗，这段文字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并不在写出当时，而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四人帮”垮台之后，也还有不少本来是受文化专制欺压迫害多年的人，因为片言只语又被打入林彪、“四人帮”一线。从章含之的回忆文章可知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风度难觅的外交家居然被“莫须有”的罪名断送了正在巅峰的政治前程；萧劲光这样一位资格最老的大将被“上了贼船”的罪名折磨得嗟叹“不知道是见了什么鬼!”〔3〕怪圈并没有因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垮台便完全消灭。
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轶书画见闻考略》中追述：“……唐人韩滉《五牛图》，乃传世少有的環宝，为国内外人士所公认之唐人矩制……所幸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国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4〕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由张大千携出国外，由香港收回〔5〕。展子虔《游春图》是由张伯驹从溥儒手中购得又由故宫“价购入藏”〔6〕。这些古字画是周恩来在“文革”前指示从香港买回的，而当时鼓着劲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正是康生。沈从文不一定完全知道“密毋中枢”的很多内情，但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色他不会看不清楚。如果沈从文当时的这份“请战书”被高层青睐，他可能是要拼老命效劳立功的。而一旦“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变成现实，很难揣测沈从文的批判锋芒会不会被利用成为投向支持那些“反动权威”从海外重金收购《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的周恩来的炸弹。倘若沈从文当时的“批判”愿望得以实现，也有可能使得他在某个时期的形象和冯友兰、杨荣国一时仿佛。当然，历史最终会澹定，只是在扑朔迷离中它还会多绕几个怪圈。正是这历史的怪圈，将知识分子们绕来绕去，演出心灵的痛苦曲线。
中国现代历史的书写怪圈真可以使人叹为观止：瞿秋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的烈士，由于李秀成的“晚节不终”，竟连累瞿秋白坟墓被挖；姚篷子分明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在新社会本来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偏偏能够因为和“资产阶级权威”较劲，居然平步青云当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得儒冠供尿溺，同时，也偶尔有冷门出现。著名“右派作家”姚雪垠投书请命，要求“给条件”写表现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得到的条件是：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全国范围的旅行考察，专职秘书，当然，还有最高指示恩宠荫庇下的安全与荣耀。这样的殊遇，为全国老作家不敢想像而又魂萦梦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不合作”是特定时期特殊人物的“变态”，就连顾炎武、黄宗羲这样最讲气节、最著名的“不合作”分子，也只是把“不合作”维持到自己为止，他们的子孙辈表现的是空前积极的合作。当年陆放翁坐冷板凳时间久了，自己写诗“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以墨城池，淋漓豁胸臆”。陆游一辈子清高昂臧，却为了求赏识主动为奸相韩侂胄写了《南园记》、《阅古泉记》，又上书支持韩侂胄的所谓“北伐”，被后世论为一生之疵。胡风写“三十万言书”，不是要表现他的“反革命”，而是要申明他比周扬更加革命。在1969年的社会话语里，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工农兵大众，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甚至早已经“入另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几乎是万口一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不仅是当时的荣耀，以后汪曾祺成为著名小说家，但他依然认为《沙家浜》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在《沙家浜》里，他投注的精力和热情最多，是“千锤百炼”之作。沈从文对“革命样板戏”的夸赞，显然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他希望在书画鉴定方面建批判之功也是当时的真实之想。
沈从文在《陈述检讨——到与不到处》一文中对一些世传名画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遗憾的是没有看见他的真正学术性的具体意见。沈从文也没有能够如其当时所想望的一鸣惊人。所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疯狂笼罩一切的话语环境里，沈从文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也为他以后的文化形象定格避免了麻烦。其实，他曾经想从学术角度表示怀疑的那几幅国宝级古画，同样的怀疑也存在于其他一些鉴定家心中，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时代的变幻，更加学术化的意见在不断出现。沈从文怀疑过《韩熙载夜宴图》为后人所伪，时过三十多年，有美籍华人、书画鉴定家方元撰写长文，认为此图实际是从南宋画家为庆贺高宗登基而绘制的《龙溪瑞应图》模仿而来。〔7〕作者比较两图，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和“瑞应图”中的宗泽一般无二。这样的文章发表之时，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与故宫、辽宁博物馆的联展，参观《韩熙载夜宴图》、《游春图》、《五牛图》的人流连日继夜，蔚为壮观。文章虽然“杀风景”却与展览并行不悖。学术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政治权力和时尚潮流的左右，便能够尽量展延其内涵，当然，也可能失去了轰动效应。在需要多方面举证的发覆辩难尚无定论之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状态。
对沈从文在逆境里希图自救其实可能是自渎的回顾，可以进而观察中国文化学术的百年走向，观察知识分子心路的发展脉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很长时期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语言，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错。历史、文化、学术的一般发展规律有这样的成分。从康有为开始，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是对传统说“不”。还是把讨论范围局限在沈从文曾经感兴趣的文物书画领域。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就是对千年以来文人书法传统说“不”的滥觞和大成，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学术影响犹巨。如果说康有为的“扬碑抑帖”还是从风格种类的好恶发生偏颇，以后郭沫若的否定世传王羲之《兰亭序》，就是直接要否定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和“权威”的“旧说”。郭沫若的主要依据是“晋魏时期中国书写文字中还没有楷书”，所以，“《兰亭序》必然为后世伪托”。当时，站在郭沫若一面的学者有宗白华、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而坚持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只有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数人。冯其庸公开表示不同意郭老的意见而倾心于高二适，但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8〕1973年，文物出版社为《兰亭论辩》出版所写的“出版说明”说：“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9〕反对郭沫若意见的高二适也无法拿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直接证据(这样的证据谁又能拿出?)，他只能“依旧说”，甘冒“站在封建帝王重臣立场”的风险。郭沫若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是在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要把自己以前的作品统统烧掉”时间不远。这时候的学术界，已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大破”才可能“大立”，要破得“大”，就在“帝王重臣”头上动土开刀。郭沫若带头，其余那些学术权威纷纷表态。至于这样的“破”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历史被“造反话语”割裂得支离破碎将怎样重新表述，身在话语中心的权威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像宗白华，以研究魏晋文艺特别是其书法艺术成就，提出“中国文艺觉醒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界的宏论，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岂不有剜心之痛?又如启功，一生恪守“帖学”法乳，难道真正希望中国书法历史三颠四倒?高二适力战群儒，未必能占上风，他当时有一句话：“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10〕其实，王羲之之前的三国时期大书法家钟繇的作品，已经是完全意义的楷书，并且一直被后世奉为楷书经典。以后又有确实的文物考古材料证明，在王羲之之前的三国时期，已经有了确定意义的“楷书”〔11〕，恰恰成为“二重证据”。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和考古研究专家牵头进行的“夏、商、周年代分期”课题的深入研究，得到的普遍意见是中国历史还要上溯。从钟繇到王羲之，历代文献证引不绝，中国书法历史越久远，越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而因为要贴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代最强音，便拿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开刀，这其实是我们的很多前辈在窘境中陷入怪圈而表现出的悖论。
沈从文在窘境下想向书画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挑战而未得机会，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被剥夺了知识表现的基本权利，包括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权利。其实，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劳动，就是对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否定。比“兰亭论辨”发生时间更早，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权威”要向无产阶级表现革面洗心，早已经向“帝王重臣”的经典遗存开火了。启功写于1954年、1980年修订过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说：“‘南北宗’说，是董其昌伪造的，是非科学的，动机是自私的。不但‘南北宗’说法不能成立 ，即是‘文人画’这个名词，也不能成立的。”〔12〕中国画中的“文人画”传统，本来是既有其发生发展脉络，也有其精神内涵的，如果没有了“文人画”，整个的中国画不知将伊于胡底。启功虽然对董其昌如何“伪造”说词喧喧，但这样的结论，怎么也无法让人心服。启功是当今书画界的权威，是前辈，比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长大的后辈，学问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后辈应该认真地读前辈之书，也正是在这样的读书中间，发现了问题。董其昌不是“前辈”么?启功那样决绝地否定董其昌，继而否定流传千载的“文人画”，这难道是出于纯粹学术的原因?如果熟悉启功的书法绘画，不难发现，他的字和画都是董其昌一路。因为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最易致敌死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评鉴，这样“同室操戈”，其实也是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投身“大批判”的便捷路数。其根本原因不能不归结于知识分子的现代窘境。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沈从文为什么躲进午门，为吃饭；启功为什么批判董其昌，为吃饭；我今天写这文章，为什么，为吃饭。都是写文章吃饭，话语环境不同，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比较之下，今天的话语环境正在扬弃“大批判”言词，而启功当年就必须学着“大批判”言词才能够生存，或者说在“臭老九”队伍里生活得好一点。沈从文当年也必欲对批判话语中形成的“权威”更施批判，才有可能离开窘境。沈从文文化声誉的最后确立，其实还是他早年的文学成就，以后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书画鉴赏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对他的一生成就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沈从文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事业建树完全在“大批判”话语形成主流之前。启功在大名如日中天之际，曾经写道：“这样文章，人人会作，居然篇篇稿费高。”〔13〕这其实并非完全是调侃。其中可以使人看见浮学盛名之下，学者心底的悲酸。启功杯葛董其昌，否定“文人画”，与沈从文希望“否定几幅名家古画”，大的话语环境是共同的。文艺、学术，没有新的发现、新的语言，不能发展，在西方的文艺学术界，以新是尚早成风气。中国的文化传统悠久，遗产丰富，要“出新”比较困难，在“旧籍”中间施以戈矛，便也成为文人谋生活口之术，辩难发覆，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就是学术的重要内容。一旦政治笼罩了学术，“大批判”方式和语言便也变异为常。沈从文当时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常识”作为“批判武器”，讲出不同于“武器批判”的道理，在大的话语环境下，又几乎堕入意识形态怪圈。《沈从文全集》保留这样的材料，让人们看见他的精神全貌，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他的敬重。真正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建设发生引导作用的，首先是真实。
在重新寻找和塑造文化英雄之中，用今天的话语方式去规约昨天的事情，是这些年来我们重新陷入的一种文化尴尬。比如关于钱锺书的一些传闻，本来是出于推崇，其实适得其反。钱钟书被普遍认为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能够洁身自好、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人。这符合他的真实。钱锺书在解放前属于“中间派”的学者型作家，所处位置既不热也不太冷。倒是出于桀骜不群的性格，他一贯冷眼看众生，瞧不起与自己心性不侔的众多文人丑态，除了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老师，熟悉他的学界中人普遍对他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夏志清对他作崇高赞扬之前，他很少得到国内学术圈的评价，他守静处默，不是一个“扎闹猛”的人物。以后钱锺书到美国去讲学，比较冯友兰和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并说：“自己一向不爱出风头，不努力作前进分子”〔14〕。这说法也符合真实。“不努力作前进分子”而能够存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坛，除却陈寅恪、钱锺书有几人哉?这样的一个钱锺书，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化折腾、文人折腾中间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是，有人觉得还不够，把钱锺书在“文革”中间和林非动武之事，渲染成“和造反派作斗争”，试图塑造“全知全觉”的文化圣人形象。这就皆离了真实。“文化大革命”时期，钱钟书的房子被划出两间给林非，这对老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芸芸众生，钱锺书和林非都处于经济上难以自立的处境，在供应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心灵的窘境加上生存条件的窘境，谁的心情都不会好。钱锺书之动手，也有普通人的匹夫之怒，在一生之中偶然宣泄，正见真实人性。如果说成是抗议“文革”的意识行为，反而矫情。当年的集体窘境，遗忘不是办法，修补改造可能陷入新的尴尬。还其真实，并不妨碍人们认识真正的文化英雄。
还是回到学术话题。以批判、颠覆为特征的学术时代的很多学术问题，如今在新的话语中已经被覆盖，有的还以似是而非的面目继续存在。也有在新的材料不断出现的话语条件下，依然坚持当年说法。还是以“兰亭论辨”为例，史树青就至今还是坚持1965年的观点。他认为：“郭老在《兰亭序》的讨论中，认为由于南京王谢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否定了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性，指出今所见《兰亭序》无晋人书法风度，这种见解是在比较鉴定学的基础上得出的，是郭老对书法史研究的一大卓见。我对郭老这种见解完全赞成，并有文章发表。”〔15〕在对“文革”及其前后时期的学术话语普遍否定的情况下，史树青的表白给人突兀之感。就《兰亭序》的辩论本身而言，关键之处是晋朝时期有没有楷书，这其实已经是可以不争的话题。文物出版社1973年《兰亭论辨》的出版说明，已经坦白承认，当时的辩论是被纳入“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范畴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术界的具体表现，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也由于毛泽东在书法学术上的见解与郭沫若并不完全一致，事情没有闹出什么严重后果，但是，文物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完全证实了文化权力的本来动机。对《兰亭序》的真实性的否定，实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扫庭犁穴的高峰。这是中国文化遭逢的历史性怪圈。在这样的怪圈之中，五十年代的学术中坚，如今大部分已经成为学术界权威，承担着学术传授责任，甚至被奉为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学术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值得在中国文化的全部流变和世界文化的全面观照中认真探询的问题。现在已经属于“老一辈”的学术界的很多权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们的文化形成，也是在“怀疑”和“批判”的话语环境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曾经失学的一代要真正进入文化，不仅要珍惜得以“亲炙”的前辈，更需要寝馈久远的经典。
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其代表，这就是该时代的文化主流。在寻觅文化偶像的心理活动中，人们总是希望发现具有更加长久文化价值的人物，希望发现“不朽”。因为人们见过了太多的“速朽”。其实，“速朽”的东西并非没有一点价值，也正是大量的“速朽”，才陪衬了“不朽”。沈从文这样不朽作家在特定环境下的“速朽”文字，也正是一个当时轰轰烈烈而终于“速朽”的时代的文化心理注解。
这也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注释：
〔1〕谢泳：《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2〕转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第19版。
〔3〕《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4〕〔5〕〔6〕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18、502页。
〔7〕许宏泉主编：《边缘艺术》第六辑，中国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页。
〔8〕《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高二适研究专辑”序一。
〔9〕〔10〕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辨》1973年版，下编第4页。
〔11〕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全集》第20卷，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2〕启功：《山水画南北宗说辩》，《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13〕启功：《沁园春·自叙》，《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4〕庄因：《钱钟书印象》，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5〕史树青：《郭沫若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2002年第7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