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这叫“审读”吗？
作者：朱 正
既然我并不曾“审读”其中任何一本的“全书”，为什么“出版说明”中又要给我加上“全书经朱正审读”这样的荣誉呢?这就得讲一讲我和这一部书的关系了。
好几年以前，一天，王得后兄对我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新的《鲁迅全集》，邀我参加。得后兄来邀的大面子是不能推辞的，再说，我一直赞成多出几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好让读者比较选购，就答应了。不久即应邀到了杭州，住在之江度假村。这可说是一次盛会。我记得葛兆光先生、陈平原先生和后来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钱谷融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都到会了。出版社的负责人黄育海先生(副社长或副总编辑)主持，谈了他策划这一部书的意图、已进行的前期工作等等。会上还讨论了分工、进度、体例之类。这期间，黄育海先生和得后兄都同我谈过，要我担任主编。我立刻推辞了，只答应承担一卷，即《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对做这两本比较有把握。
我推辞当主编，并不是出于谦逊，认为自己没有这本事，而是因为深知这主编有多大的工作量。当时我还有别的书要写，不愿把太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给编一本，也对得起朋友了。再说，我也明白，我即使想要过当主编的瘾，这主编也是不好当的。当导演的都是自己选用演员，当主编的也得自己组织队伍。我在到达之江度假村之前，除了同机飞来的王得后、陈琼芝等几位老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们找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些什么人。在会议室坐定一看，熟面孔少，生面孔多。我在“鲁研界”的熟人不少，可是这次见到的有几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同他们没有共事的经历，无法预料他们工作的情况将会是怎样，关系的亲疏都还是次要的。总之，这主编说什么也不能当。因为我的坚辞，主编这话就不再提了。
虽不当主编，在讨论中，我还是把自己对新版《鲁迅全集》的种种考虑贡献了出来。现在出版的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的编法，即将鲁迅本人编定的杂文集按初版编入，而将别人编的集子和佚文一律按时间先后打乱重编，就是我在会上提出而经大家讨论采纳的。
当地报纸，记得好像是《钱江晚报》，报道了之江度假村的这个活动，报道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已在着手进行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一下子就招来了极大的阴力，详情就不必细说了。为了想缓解一下阻力，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某一期上，还发表了一组文章(座谈或笔谈?)，我为这事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如《保护法律》，《论驴子的能量》等等。这许多文章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阻力并没有能够解除，我也就只好听之而已。
又过了若干月日，黄育海先生又邀集参与其事者聚会，地点记得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宾馆。除上次参加之江度假村聚会的人之外，还增加了一些人。这时他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了。他告诉大家，这选题已随着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转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了。经过努力争取，阻力已有所减弱。虽然新版《鲁迅全集》还是不让出，但允许出版一种《新版鲁迅杂文集》了，催促到会者迅速交稿。
我是按时交了稿。这十几年的饭算是没有白吃，自我感觉这一回的稿子比1981年版的《全集》第六卷，在校和注这两方面都似乎有所进步。可是交稿之后迟迟不见出书。为什么又耽误下来了呢?得后兄告诉我：稿子收齐了，可是质量很不整齐，有些做得很草率。我说，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的退去重作嘛!得后说，退去重作也不解决问题，我已经跟黄育海说了，现在的办法只有去找朱正，请他修改一遍。我想，如果不是有一只脚已经陷进去了，我是不会同意下水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把其他各本都弄到可以出版的程度，我自己弄完了的那一本也就出不来，就只好答应了。
我不知道黄育海先生是否还考虑过别的办法。总之，某一天，他率领社里陈巧丽、李宁二位编辑飞抵长沙，光临寒舍。他们带来了一大包校样，要我改完一本即以特快专递寄还一本。事后发现，这种程序是考虑不周的。因为只拿来一份校样，改过立即寄还，我手边即无校样了，想要参看一下以前的修改，以相衔接，也无法办到。因此而造成的遗憾，下面再细说。
前面说过，我是一直赞成出版一种以上的《鲁迅全集》的，心想正利用这机会来证明多种版本比一种版本更好吧。我有充足的信心，就凭自己多年的积累，完全有把握弄出一个比现有本子要好些的本子来。于是我就动手来做了。
我把这校样粗粗一看，发觉毛病确实不少，大量的注条是照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有些是连人文版的误注也照抄了。这其实是最不合算的事情，打起版权官司来，是连抵赖的可能都没有的。有些注条注意和人文版拉开了距离，可是还不如人家注得好。校样上的新注可以错到什么程度，这里且举一例。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讲了一件事：小说的最后一章“大团圆”，是当孙伏园不在北京，由临时代他工作的何作霖君发稿的。对于这里出现的何作霖这人名，人文版《全集》有注：“(11)何作霖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⑶384)〔1〕这位何君与鲁迅的关系就只这么多，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物，《鲁迅全集》注了这些，也就够了。假如去查北京大学早年的同学录，或者可以查出他的生年罢，我看也不必去费这个事了。可是，在拿给我看的校样中，何作霖的姓名之后注出了生卒年，接着还有一百字以上的介绍。骤看真令我大喜过望，可是一细看，就不能不叫苦了：籍贯变成了河北蠡县人，说他是一位地质学家，介绍了他在矿物岩石学方面的成就，就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他做过报纸编辑的事。原来，这条新注的作者是把《辞海》内一个同姓名者的辞条照抄过来了。其实并不难判断这是两人同名，不看别的，就看生卒年：1900—1967，《晨报》发表《阿Q正传》那时，他才二十一二岁，想必正在上大学吧。我只好将这条误注删去，另注了(华326)。因为我把改过的校样都退回去了，举不出太多的实例，在书稿档案中保存的这份校样，原来诸如此类的错误是不少的。
套用托尔斯泰的警句：正确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而错误的答案却可以有无数个的。送给我看的校样中各式各样的误注，包括照抄人文版的误注，还真不少。于是我就同《阿Q正传》里的那个王胡一样，在破衣里寻虱子，一个一个捉出来，咬死。
对于这份校样上的注释，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错，一是增补。先举一点改错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蔡锷云南起义反袁，这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袁)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⑴217)所叙事件、时间颠倒错乱，即改为：“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接受帝位，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蔡锷“潜赴昆明组织护国军，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讨袁”(坟178)，加上两个具体日期，理清了先后的关系。
《两地书》(六○)中有一句：“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仗”(⑾170)，人文版《全集》于此设注：
卢永祥原信作卢香亭。卢香亭，河北河间人，曾任孙传芳部陆军第二师师长。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北洋军阀，曾任浙江督军、江苏督办等。按当时他们均未与陈仪开仗，或为传闻失实。(⑾171)
此注与事实不符，我改为：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一九二四年九月被齐燮元、孙传芳击败，逃亡日本。十二月，段祺瑞任命他为苏皖宣抚使，几个月之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从此即实际脱离政治舞台。当时陈仪是与卢香亭作战。卢香亭，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孙传芳手下的浙江总司令。鲁迅原信写的正是卢香亭，编为《两地书》时误写为卢永祥了。(坟507)
《无声的中国》这讲演中有一句：“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⑷11)人文版《全集》注浙江打仗没有注错，注陕西打仗却注错了。原注说是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⑷16)。我即据史实将它改为：指“陕西战场国民联军和镇嵩军的战争”(三8)。
《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谈到清末开学校、废读经的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开学校，废读经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⑶145)
当然，所有这些新政都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可是大家都知道，“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那些上谕，政变之后都失效了。这条注文应该指出的，是什么时候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改变。因此，我把这条注改为：
开学校，废读经一九○二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开始办学堂；一九○五年清廷下诏停科举，从此废止读经。(华117)
《古书与白话》这篇，是鲁迅看到有人推崇吴稚晖的文章而作的，借此评论吴稚晖其人其文，其中有这样几句：“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人，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赖的罢……”(⑶214)人文版《全集》对“下意识”是这样注的：
“下意识”章士钊在《再答吴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⑶215)
这是一条与正文衔接不上的注释。这里需要注的，不是“下意识”一词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辞海》之类的工具书里都容易查出的。这里需要注的，是鲁迅为什么在这里用上“下意识”一语。事实是：鲁迅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刚刚看到两天前才出版的《现代评论》上面陈西滢一篇赞誉吴稚晖的《闲话》，就顺手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于是我另作一注：
“下意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他自己(指吴稚晖)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华184)
我有点觉得奇怪，看人文版《鲁迅全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注释里，大量引用了《现代评论》中的材料，不知道为什么却把这一条放过去了。
陈源有一篇《致志摩》，是专门攻击鲁迅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⑶231—232)。人文版《全集》作注，指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⑶240)这样注是不错的。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中说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华203)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人文版的注文就用这样几句来对付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⑶240)这里用的是推论而不是直接资料，以为“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话是陈西滢模仿“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创作出来的，这就不对了。我重写的这条注中引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京报副刊》所载何曾亮(即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其中说“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华203)算是找到了陈源这句引语的来历。
《〈竖琴〉前记》说到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⑷437)
这条注文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以的，但将其时限定在1921—1935年，却大错了。我即将它改为：“苏联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实施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集体农庄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三356)
《谁在没落?》一文中有这样几句：
“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⑸488)
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构成主义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⑸488—489)
这条注文只是解释了构成主义即结构主义的意思。结语“一度出现于苏联”，不过是顺着正文说的一句想像之辞，并没有交代它在苏俄没落的情形。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另注如下：
构成主义苏联一些艺术家的主张，代表人物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英贝尔等。他们崇拜技术，突出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对社会矛盾则有所忽视。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组织了一个“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到一九三○年，这个“中心”解体，反映了构成主义的没落。(伪433)
这就把构成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没落都作了交代，也就同鲁迅的原文衔接起来了。
不算改错，而是改善，例如把旧注不够具体之处说具体一些，使它更准确，这就更多些了。这里举一点例。
义和团被称为拳匪，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⑻85)我将这一条注文改为：
拳匪指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的上谕称他们为“拳匪”，在这以前的上谕只称为“义和拳会”。(上155)
“义和团”以前注过多次，不必细说，此处只要指出“拳匪”指“义和团”就够了。我这样注，反映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利用到镇压的转变，并且明确反映出了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
有人造谣攻击陈独秀，说陈“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人文版《鲁迅全集》作了一条注，在详细引述了这谣言的内容之后，加了一句：“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⑴395)我即将最末这一句改为：“陈独秀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广东群报》上发表《辟谣》一文，指出这纯系谣言。”(坟333)
再说一条与陈独秀有关的。《马上支日记》中提到吴佩孚说的“蚩尤即赤化之祖”，人文版《全集》的注释中引用了当时媒体对吴氏此说的报道，注明：“(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⑶337)我将括号中的文字改为：“见《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所载陈独秀(署名实)作《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文。”)(华276)
《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说，“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⑴244)，人文版《全集》注“黑臀”，引《国语·周语》，指出这是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⑴252)。我改定的注文则指出：“黑臀春秋时有用作人名的。”表示不只一人。在保留旧注所说的晋成公之外，又引《史记·赵世家》：“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坟209)附带说一句，这晋成公、赵成公都做了国君，原文说他是公子，身份还说低了一点。
鲁迅文章里自己弄错的地方，我以为应该作注指出，这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思的，像《阿Q正传》中写错了《博徒别传》的作者，《风波》里算错了补碗的钉子数目，他都主张加注指出。可是，我发现的一些他写错的地方，不论是人文版《全集》，还是这一回送请我修改的校样，都没有注出，我就不得不给注出来。这里也举一点例。
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鲁迅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⑽200)。
人文版《全集》的两条注文是这样的：
“撒提”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ti梵文)的原义为“贞节的妇女”。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又具有泛神论者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著有《新月》、《园丁》、《飞鸟》等诗集及《戈拉》、《沉船》等小说。(⑽200)
我在修改校样的时候，在“撒提”一注后面添上了两句话：“莫卧儿帝国皇帝胡马雍和他的儿子阿克巴曾着手取缔这种习俗，最终在一九二九年被英属印度政府废除。”在泰戈尔一注后面，添上了这样几句：“《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写的是对神的挚爱，其中并没有赞美‘撒提’的内容。相反，他在不少小说作品中表示了对‘撒提’制度杀害的妇女的深切同情。鲁迅此说是误会他了。”(上209)
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提到杨妃，说：“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⑸425)人文版《全集》作注时对所引两句杜诗只作了这样的解释：“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⑸426—427)却没有指出，这里，鲁迅误解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这注文我改为：“语出杜甫《北征》诗。两句包含三个典故：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因为没有主动除掉她们，导致三朝灭亡。杜甫这诗赞颂了处死杨妃的措施，并没有为杨妃辩白的意思。”(伪380)
《买〈小学大全〉记》中的“《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⑹56)这一句是有语病的。“疏辑”是两件事：“疏”指疏解，“辑”指编辑。按照现代标点符号用法，中间应加顿号。而《清代文字狱档》未用现代标点符号，鲁迅就把“疏辑”当作一个词看了。人文版《全集》在此处设注，说：“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⑹60)这就更发展了正文中的错误。我将这一条注文改写如下：
乾隆皇帝《通行查禁尹嘉铨自著各书谕》：“此内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军机处在《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将《小学大全》列入，并在奏折中说明理由：“《小学》等书，虽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该犯疏解评注者，难以撤出，应一并全毁。”按：这个书单在“以上三种，系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这一项中，将所列三种分别注明了销毁理由，《仪礼探本》是“尹嘉铨疏”，《共学约》是“尹会一撰，尹嘉铨疏”，《小学大全》是“尹嘉铨辑”。可知文中“《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一语欠妥。因为“疏、辑”分别指两种不同的情况。“疏”指前二种，《小学大全》仅仅是“辑”而已。(且46)
除了改正误注，改善有缺点的注文以外，我还增补了不少新注。凡是人文版《全集》未注，拿给我看校样也没有注，而我认为应注的，就给它补注上去。像《忽然想到》(八)写到的张国淦、张嘉淦(⑶62)，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48)。《纪念刘和珍君》提到了她的爱人(⑶277)，他是谁呢?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38)。《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提到了亚东图书馆(⑶303)，对这个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出版社，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59)。《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提到了《四部丛刊》(⑶388)，对这丛书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333)。《反“漫谈”》中，鲁迅说他在教育部“目睹一打以上总长”(⑶464)，同一篇里，鲁迅说：“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部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⑶464)这两条原来也无注，我查明注出了(华395)。只有原来也没有注的“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⑶464)这一句，我也想加注，查了些材料，还是没有注出来，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有一些，原注太简略，等于未注的，也给补上了不少。如张其锽，原来只注“吴佩孚的秘书长”七个字(⑶320)，我于是将他的生卒年、籍贯、别字、经历、著作等等一一补注出来(华272)。
《〈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上发表作品。人文版《全集》对这一张报纸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⑽377)对于一个报纸的名称，这样注和不注差不多。我查明另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九年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下368)这才符合了注释报刊名称的体例。
想在每个注释的人名后面添上生卒年，也是件颇为费力的事情。人文版《全集》颇缺漏了一些(我是指1981年版《全集》出版时已经去世的那些人)，我尽力查明补上了一些，例如孙美瑶(⑴219，坟183)、彭允彝(⑶159，华133)、冯史丹堡(⑹626，下625)等，都查明补上了。有些人，如刘百昭，就没有能查出来。李秉中的卒年人文版《全集》是注出来了的，生年一直空着，后来我从《黄埔军校同学录》查到了。在这本《同学录》里，同时还查明了他的籍贯是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而不是人文版原注的彭山(⑷142，三109)。
订正籍贯的还有。如毕磊，旧注为湖南长沙人(⑷26)，订正为湖南澧县人(三16)。
裴多菲，在《鲁迅全集》中多处有注，卒年原来注的都是1849年，说他“在与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⑴113)我根据最新资料将注文改为：他“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当时他是在一批匈牙利战俘中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就在那里死于肺结核”，而将其卒年改为“约1856年”。(坟90)
再一件事，将旧注没有注明的一些人的原名补上去。例如，“扑满”是汪精卫的笔名(坟190)，“达伍”是廖沫沙的笔名(伪206)，“郭明”是邵洵美的笔名(且12)，胡绳本名项之迪(伪489)，艾思奇本名李生萱(且24)等等。
我这样辛辛苦苦地改好，急急忙忙的寄还，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部照改，以致让有的误注漏网，出现在书上。这里可以举一例证。元朝八合思巴的生卒年，人文版《全集》照抄《辞源》，注为1235—1280(⑸461)。这两个年份都是错的。我据《元史》本传查明，应该是1239—1279。我在《举一点例》一文中把这一发现发布了出来(见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朱正著《鲁迅论集》第111页)。而拿给我看的校样中，其生卒年还是写的1235—1280。我看到这里，还在致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这样抄人家的误注，就是留下抄袭的铁证。我当时就给改正了。这是我自己很得意的发现，当然要郑重其事的用上去。可是这次看到印成的书，赫然在目的竟还是那两个错了的数字。我只有连声叫苦了。因为这一修改我印象太深，可以作为漏改校样的铁证。是不是还有其他例证，我不能确说，但愿没有了才好。
前面我说过，因为只给我一份校样，我改过退去之后手边即无校样可以查对比较，这样，造成的遗憾就太多了。各册之间，同一个注头的注条无法比较、协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生卒年都不统一。随手举几个例吧。张学良，有的注了卒年(伪25)，有的未注卒年(三344)。牛兰，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4—1963，出生于乌克兰(且13)，另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7—?，是波兰籍犹太人。(三406)他的经历两本说的也颇有出入。同一部书出现这样的矛盾，真太遗憾了。我也曾预料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不止一次向他们提出：在开印以前让我看一遍，寄到长沙给我看，或者我到杭州去看都可以，由他们决定。同时我声明看最后的这一次样不另收费，再干十天半月的义务劳动。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必要。我想，当然并不一定非我看不可，社里如果抽一个经验多一点的编辑，将各本放在一起检查一遍，大部分毛病是可以消除，不致出现在书上的。可惜我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上面我说的许多，都是说我为这书做了些什么工作，似乎这书所有的成绩，较前所有的进步，都是我做出来的。这显然不是事实。集体项目就是集体项目。尽管各人交出的稿子有高下之分，还是每人有每人的贡献，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每人都还是愿意竭力做好的。这里，我愿意说一下老友得后兄的工作，他早年就出版过《两地书研究》、《两地书全编》等书籍，深受学术界的推重，他对《两地书》的研究，据我蠡见在国内无人可及。他做的这本《两地书》是整个这部书中最好的一本，我看校样时，根本不必大动，只作了极少技术性的修整。陈琼芝做的《三闲集》、《二心集》也很好，校注两个方面明显比1981年版有不小的进步。而且她特别认真，像藏原惟人的生卒年，她是写信到日本去查明的。姚锡佩做的《南腔北调集》也是很不错的，她利用了鲁迅博物馆藏书这个大优势，做出了别人作不出的成绩。只看那一篇《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的注释，就比1981年版高出许多。与鲁迅无直接关系的注条，她偶然也出点小错，例如关于北宁路(三392)原稿没有注对，这不过是小毛病，改起来很容易。总之，各有各的成绩，就不各各分说了。
文章做到此处，要说的事都说了，本来可以就此完篇。最后再来一点余兴，讲一下“审读”一说的由来。
这工作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甲乙双方对我工作的质与量应该有一点共识了，于是向黄育海先生提出：原先我拒当主编，是不想太劳累了，现在我实际上做了主编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主编过别的几种书，没有这样累)，那就还是署上主编的名义吧。在电话中，黄先生立刻表示了同意，后来寄来的协议书打印件上也写了我做主编的事。过一段时间之后，黄先生又在电话中告我：不能用主编这名义了，因为有人表示不能接受。我没有问是谁，但我知道一定是本领极大之人，让他屈居于我这主编的名下，当然有失身份。我也是个十分知趣的人，立即表示欣然同意：谁不愿接受我，我不做他的主编就是呗，他做的那一本上，不要印我的名字，就按我修改之前的原校付印好了。可是等到我看到印好的书，虽然每一本上都没有印朱正主编字样，但也没有一本是按我修改之前的样子付印的。也许是无意完全抹煞我的工作，就给了我一个审读全书的说法，其实要避开主编二字也没有什么，只是审读二字距实际稍远了一点，我审读过若干书稿，还没有另外哪一本是这样审读的。叫改定，修改定稿，似乎符合事实一些。
绀弩有一联诗：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我很喜欢。垂老淡虚名，一种多么令我向往的境界呵!面对着这么一部充满着缺憾的书，给一个主编的名义，未必增加我多少分量，不给，也未必减少我多少分量。重要的不是虚名，而是实事。我是把这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来做的。我做了这些，尽管这书的毛病、不足，还非常明显，但也已经足够证明我原来说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还大有改善的余地。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胡乔木看见了，他在给教育部的一封信里提出，它可以作为编辑学的参考书之一。(胡乔木《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见《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0页)。我没有想到过有人会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我那本书。我想，我给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改过的那一大堆校样，要是能够整理出版，应该更可以作为编辑学(至少是其中的注释学)的参考读物了。只是未必谁还有这样的眼光吧。
注释：
〔1〕本文用这种方法注明引文出处：加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人文版《鲁迅全集》的卷数，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而浙江版，则在页码之前分别用七个不同的汉字表示七本书：坟，表示包括《坟》在内的那一本；华，表示包括《华盖集》在内的那一本；三，表示包括《三闲集》在内的那一本；伪，表示包括《伪自由书》在内的那一本；且，表示包括《且介亭杂文》在内的那一本；上，表示《集外文集》(上)；下，表示《集外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