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京城旧事
作者：小 朋
近来读史，偶然发现一些巧合，虽然无稽，但很有趣，随手记下，以博一笑。
北京作为都城，始自金代，但稍靠西南。如今北京城的规模，应始自元代。偏偏从元代开始，北京城的故事就一朝一代的有趣起来。
先说皇宫。元代皇宫专门用于大典、登极的正殿，名叫大明殿，殿前的朝门叫大明门，结果元代就亡在大明的手里。
明代皇宫后寝的正殿叫乾清宫，宫前的朝门叫乾清门，结果大明又亡在大清的手里。
待到清代，前朝后寝的故事都讲完了，西路又出了怪事。前朝武英殿的西配殿名焕章，1924年驱赶清逊帝溥仪出宫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字焕章；后寝离禁城北墙不远的一座大殿叫中正，而做中华民国元首时间最久的就是字介石的蒋中正了。有趣的是，冯玉祥算不得国家元首，所以焕章殿仅为武英殿的西配殿；蒋介石确实是国家元首，中正殿当然是座正殿，但他执政时间较冯焕章逼宫晚，故中正殿在后寝，更因为自蒋中正掌权，中国一直战乱割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仅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而且与蜗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同时，还有南京汪伪政府和伪满洲帝国，所以中正殿只能坐落在紫禁城的偏路上了。
再说城门。元大都的正门名丽正门，元代最后一个皇帝孛儿只斤·妥飀睦尔逃离国都时的年号为至正，其中有个正字。
明代京城正面的东门名崇文门，是明英宗于正统四年改元代文明门而成，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年号为崇祯，其中有个崇字。
清代京城正面的西门名宣武门，是清代沿用明朝的旧名，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年号为宣统，其中也有个宣字。
更巧的是，当年崇祯皇帝在卢沟桥建了一座行宫，正面一左一右的大门分别为“永昌”、“顺治”，而逼崇祯在景山吊死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的年号为永昌，崇祯之后第一个在太和殿登基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
中国大地，方圆几万里，上演过多少悲喜剧?中国历史，悠悠几千年，记录过多少兴亡事?可围绕着北京城出现的这些故事，怎么就这样巧，实在匪夷所思。有的人说是天意，有的人说是风水，有的人说是气数，有的人说是轮回。其实，您要是仔细推敲起来，还的的确确就是巧合，这其中的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真的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十三世纪中叶，被誉为一代天骄的蒙古健儿，在成吉思汗的统帅下，经过几代人的征战，终于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国，数十个民族、上亿的臣民拜服在他们的脚下。可是，这些逐水草而居住、牧牛羊而生存的游牧民族，一旦纵马驰向阡陌相通的田野，一旦跨进楼阁鳞栉的都市，立即就被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最鼎盛期的农耕文明所俘获。“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士居然比汉族士大夫更喜爱三坟五典，有如饥渴的逃亡者遇上清泉和猎物一样，几乎是生吞活剥地暴饮暴食起来。他们既是想一口吃出个文明的胖子，以万世君临天下，又是想抹去茹毛饮血的蒙昧过去。
这些，在忽必烈诏示天下的诰书中说得明白：中国自秦汉以来，各代帝王均以封号、封地为国号，而我秉承天意做了天子，就要效法上古的先皇，改变这种做法。随后，忽必烈把一本《易经》作为开国的典章，凡国号、年号、都门、宫阙一律用卦辞为之，并明令将一些卦辞列为禁忌，永远不准官员平民等随便使用。
君言九鼎，忽必烈这么说了，就一定这么做。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立即按中国帝王的习惯，为大汗国立了第一个年号中统；1264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灭金，改金中都为大都，南面称帝，再次更改年号，以易经中“至哉坤元”为据，定年号为至元；1279年，忽必烈彻底放弃蒙古二字，据易辞“大哉乾元”更国号为大元，终于使蒙古大汗国列为“秦、汉、晋、隋、唐、宋”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另如元大都的城门丽正、文明、健德、顺承、安贞，皇宫门云从、厚载等，均为卦辞。大明门、大明殿，当然也在其中。
后世的拍马文人，常常把忽必烈这种不以封地、封号为国号的做法，吹捧为创世之举。岂不知，忽必烈根本没有可以炫耀的门第和封号，所以才借天意来遮遮掩掩。蒙古，原意为“永恒的河”。据考，“永恒的河”即为现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古称望建河。当时，望字从“芒”音，建字从“给”音，读起来与“蒙古”相近。忽必烈的祖先，是居住在这条河边的室韦族。室韦最初见于《魏书》，作者魏收写为“失韦”，归其为奚、契丹人一类。待《北史》编成，李延寿则把“失韦”改写为“室韦”，并明确指出：“盖契丹之类，其(望建河)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待刘煦作《唐书》时，就更加详细地说道，室韦一族中的一个部落名“蒙兀室韦”。《金史》更将这一室韦族分支称为“萌骨部族”，并载明这支部落四处迁徙的方向，向南达呼伦泊、贝尔泊；向西达鄂嫩河、克鲁伦河的源头；向西北达贝加尔湖沿岸；向西南达阴山山脉之北。《蒙古秘史》继续写明，成吉思汗一族，是横跨贝加尔湖后又进入蒙古高原的。
室韦族人，在辽、金时，均为契丹、女真人的附庸，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还不时受到一定的欺凌，蒙兀室韦当然不在例外。后来这一部落的四处大迁徙，肯定与此有关。如此推算，中原的汉人对辽、金是十分仇视、轻蔑的，“蒙兀”人虽属辽、金一类，但尚为其类中的下等民族，忽必烈掌有天下后，实在是万万不愿再提及当年的。所以，他才生吞活剥一本《易经》，以命自己的国号、年号、城门、宫阙。
朱元璋的大明，既不是来自封地、封号，也不是选自经史，而是与他青年时加入的明教有关。明教是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综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和罗马基督教创立的，教旨为点灯到天亮，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明教后来传入中国。宋亡之后，中原的汉人倍受欺压，因为元代崇尚黑色，百姓便借明教结为灭元复宋的团体。朱元璋一介贫民，做过雇工，讨过饭，出过家，与元世祖忽必烈一样没什么可自豪的出身，也就选了“大明”做为国号，目的是以明灭元。可见，明朝的“大明”与元代的“大明”，实则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乾清宫，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永乐皇帝后，定都北京兴建宫殿时建成的。当时后寝三大殿分别命名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乾清住帝王，交泰做祀祭，坤宁居皇后，意寓阴阳交泰，天清地宁。
清代的历史近些，满洲人的来龙去脉，比蒙古人要清楚得多，尽管爱新觉罗氏的遮掩、粉饰比孛儿只斤氏厉害一百倍有余。满人就是女真人，与蒙古、契丹人同属东胡，随完颜阿骨打入主中原的女真人为熟女真后改为金人，而留在黑龙江流域的为生女真。金被元灭，元为明亡，努尔哈赤举兵反明，称的就是后金汗，其实是当之无愧的。待汗位传到皇太极，他倒是与忽必烈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急于汉化，不择手段，假以天命，编造历史。皇太极的祖先，曾被明廷封为建州龙虎大将军，他耻提旧事，编造出老祖奶奶吃仙果得子的神话，又借用“曼殊菩萨”的谐音，改建州为满洲，随后又将祖宗猛哥帖木儿改为孟特穆，叫场改为觉昌安，他失改为塔克世。与忽必烈更相似的地方是，皇太极承继后金汗时，年号为天聪，用了十年之后，为了与年号“崇祯”的朱由检斗气，又改为“崇德”，意寓你崇尚祯祥，我崇尚道德，必须压你一头而后快。至于大清朝的国号，更令人哭笑不得。历史上的金宋不能两立，战乱纷争百年不止，中原的百姓恨透了金兀术、哈迷赤。皇太极深感后金亦不得人心，在下决心更改国号时，因为明代崇尚火，他就从《诗经·颂》的《维清》中选了个“清”字，意思是借水灭明。该诗的原句为“维清缉熙”，句中的“维”做维系用，“缉”读“乞”音做连缀用，“清”为清楚，“熙”为明白，全句大意是赞颂周文王为后世制定的典章礼乐又清楚又明白。那位急于“下马就能治天下”的天聪汗，偏偏把“维”做介词“惟”字使，把读“乞”音的“缉”做读“机”音的缉拿用，这样连在一起，就成了“惟清捉明”。大清国的国号，就这样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诞生了。这样牵强附会、寻章摘句的做法，实在是开了后世文字狱的先河。正因为皇太极可以把“又清楚又明白”篡改为“只有大清捉拿大明”，雍正、乾隆就总是怀疑“维民所止”是雍正去头，“乾三爻不像龙”是在骂乾隆是条虫，直杀得中国文人百缄其口，连出大气也要瞻前顾后，种下了中华文化“有发明，没发展”的千古祸根。
另如焕章、中正、永昌、顺治，大都出自古书。“中正”源自屈原的《离骚》：“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得此中正”；《易辞》中亦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焕章”出自孔子《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顺治”、“永昌”，可能均出自秦始皇传国玺的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顺治”就是顺从天命治理国家，“永昌”则为皇朝永久昌盛。中国到了明代，封建社会已升至顶峰，中华古文化再没什么新发展，特别是清代以后，各种名号全部是从四书五经上抄来抄去的。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永昌”，想这位刚从商洛山中杀出来的农民领袖，肯定不知道崇祯皇帝的行宫，倒很可能知道始皇帝传国玺上的“永昌”二字。至于焕章、中正，两家都不是诗书礼乐之家，绝不会挖空心思去大内找两个殿名来用，他们的父老不过是在古籍中挑拣出颇有些意思又朗朗上口的古词做名和字，结果搞得事有巧合罢了。
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哪里会有天定。京城这些的旧事，趣则趣矣，万不能视为因果。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