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跨时代人物的记录截断
作者：刘洪波
黄炎培写到，“今天应当判定武训这些丑恶的行为，高利贷剥削的行为，向着官僚摇尾乞怜的行为，是无耻的，是‘非’的，不能因他办学而宽恕的。”文末还附告他自己在1945年 12月曾在报上写文章“歌颂”武训乞学，现在读了人民日报谢兴尧《武训其人其事》，“我明白了，过去所说是不正确的。”黄炎培写的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的文章。
我之所以注意到黄炎培的文章，是因为联想到他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周期率对话”。那次对话的时间，就是他写歌颂武训的文章那一年。那年7月初，6位国民参政会议员对延安作了5天访问。访问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及中国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回答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中间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感，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黄炎培回到重庆，就出版了一本“拒绝送审”的书《延安归来》，充满热情地介绍了延安行，包括那段今天已经无人不知的对话。
6年过去了，新政权已经产生，各种反蒋力量也在政权中分配到了相应的席位，一个民主共进的时代似乎确凿来临，此时的黄炎培担任着中央政府的政务院副总理。现在他面临着武训批判运动，写出了一篇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否他由衷的认识，我没有充分材料加以评判，只能凭着新政权初期那种赤诚“追求进步”的一股心情来推测，黄炎培所写的未必不是他内心的感受。然而，自觉写作批判与自我批判文章的黄炎培与窑洞纵论周期率的黄炎培，这种反差还是意味深长的。
由此，我希望找到黄炎培在以后时间里的个人经历。很遗憾，我过去没有专门关注过他，一时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材料。手头有一本关于黄炎培的专著，但只写到1949年为止。找来找去，我只找到两个材料。一个是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中，讲到黄炎培在1957年6月12日(又是6年过去)，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另一个是一份“反右派文章目录”上，著录有黄炎培1957年6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
多少还是不死心，又想在工具书里找到一些材料。事实证明这想法不切实际。手头有《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电子版，里面都有黄炎培的词条，大百科全书中黄炎培还在教育卷和中国历史卷中都被收录。
在这些词条中，黄炎培1949年以前的事情记录的不少，足以看出他极具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他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在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曾因鼓吹反清被捕，曾两次拒绝担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发起、主持和创办过的事业有上海广明小学、广明师范、浦东中学、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暨南学校、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救国通讯》、《新教育》月刊、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建国会。教育与政治主张有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主张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抗战后主张团结、统一，反对一党专政。有多种教育学著作。
黄炎培1949年以后的经历，在词条中则极为简单。写法也极为标准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一个富有活力、个性、鲜明主张和创造性的人，变成了一个由一堆职务和一个去世日期所组成的符号。
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兴趣，不由得又翻了几个人的词条，结果除了几个“伟人”，现代史上的其他人物，情况基本类似，都是1949年前事不绝书，1949年以后只有职务和何时去世。典型的辞条，大抵是像这样写的：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原名雄生。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创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刊。1935年底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被国民党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创办《前方日报》、自由出版社。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译有《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现代欧洲外交史》、《历史哲学》、《荒谬集》等。
这个词条出自1999年版《辞海》，短短两百字，应是很概括性的写法。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人物在“建国前”是相当活跃的知识分子，“建国后”值得概括而言之的，只是出任一个大学教席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种写法，无论在《辞海》中，还是在别的工具书中，都是最常见的格式，绝大多数跨时代人物，都是这样变成了一个词条，他们的人生开始于轰轰烈烈的开拓创造，终止于“建国后，任代表、委员、教授、X长(副X长)”。
这些人的生命分成了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部分，如同一刀截断，比地质运动留给自然的横切记录更为干脆利落。到底是词条没有写好，还是词条没法写好；到底1949年以后的记录本身没有价值，还是记录人为消失；到底是他们的活力突然丧失，还是此期活力就是职务?跨时代人物，大多有过创造的热望，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也确实在极为困难的时代里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个性和抱负。他们当然相信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将使他们的事业达到更加辉煌的境界，尤其在他们看来新时代的肇基“自己有份”时，个性得到进一步伸展，活力得到进一步发挥，主张得到进一步施行的自负，恐怕也是极强的。然而到头来，他们中许多人则是郁郁含恨而离世。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职务，但创造何在，个性何在，活力何在，主张何在，辉煌何在，都让人难以找到。
如果硬要有什么记录，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备而真实的记录，也无法令他们自豪，他们写过各种文章，做过各种发言，主持过各种会议，批判过各种谬论，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难以像他们以前的那些创造，成为个人生命有意义的标记。
当黄炎培作他的窑洞对话时，他期望着什么?当他1965年病逝于北京时，他回想到了什么?这都是谜，然而也并非不可以找到通向答案的路径。在他们的期待、向往、热诚、投入、参与和最后的结果之间，存在不小的反差。
对跨时代人物人生记录的截断现象，但愿能看到研究现代史研究家们的系统研究。我相信这将是解读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人生和现代中国民族命运的一个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