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0期
理想世界——按“君子”设计，照“小人”施工
作者：刘 畅
目睹人性种种缺陷和罪恶，上帝暴怒了，决定放出胜负手，实施末日审判，西方圣贤解决的办法是索性让世界洪水滔天，把有罪的旧人类全部淹死，换一茬上帝满意的新人类。不过，他老人家还算手下留情，提前通知了唯一善良的人——挪亚，让他乘着硕大的方舟得以逃脱，并获准允许带上一雌一雄各类物种，和庄稼蔬菜的种子，今天人类世界繁衍不息、生机勃勃，不能说和上帝那次仁慈的后手无关。末日审判不能总搞，于是在地狱式惩罚之外，上帝还许诺有一个圣洁的天堂，只有抛弃人间累累罪恶的人才能进入，“那里是一片乐土，天宇无比广阔，一片紫光披盖着田野，这是一片欢乐之乡，有福灵魂的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太阳，自己独特的星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中国远古也有几次关于洪水的记载，不知是否和上帝那次发怒有关，不过从大禹还能治理它来分析，就算上帝的愤怒波及到了华夏，力度也不算大。中国的圣贤比较温和一些，总给人类留下改过的余地，认为获救的希望不在天国，而在人间。孔老夫子同基督一样，看着人类肆无忌惮，也忧心如焚，经过深思长考，也得出和西方圣贤一样的结论——人心已坏了。根源既然已查明，他没忙着把人类全淹死，也没设计一个彼岸来世的天堂，而是很有耐心地从此岸现世入手，对症下药，治理“人心”，从修身做起，然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按照人心之好坏，孔老把人分成两类：君子和小人。君子是道德自律的典范，以实现天下为公的仁政为己任，他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在义利之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小人身上有各种缺陷，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君子的重点改造对象，孔子曾大声疾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几千年文明基本是君子文化，没有小人的地位。翻翻《论语》，君子出现了一百零七次，小人才二十四次，很不平衡。依据经典，小人有三义：一为老百姓，“小人之德草”是也；一为品行有缺陷，“小人比而不周”是也；一为好利，“小人喻于利”是也。本文熔铸三义，将小人定义为品行有缺陷、好利的普通人。按照儒家的思维逻辑，从灵魂深处把小人都改造成君子之日，就是实现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之时。看准了这行情前景无限，自孔子始，东方圣贤就设计了一种以道德自律、改造人心为基本特征的君子文化，从直观常识层面博得国人的心理认同，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形成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孟子更是发扬光大了这种道德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至汉儒，就直接把人物品行制度化，以“察举”、“征辟”及“举孝廉”的方法来选拔人材，使道德修养具有政治的、法律的意义。后来宋儒更上一层楼，在品性涵养上尤下功夫。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风范，令天下士人高山仰止。以至于儒学更向内在道德心性收敛，发展成“致广大、尽精微”“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理学，将以道德自律、克己修身为特征的君子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明儒也不含糊，以天下风教为己任，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儒不让先贤，崇文敦礼，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分令人振奋的口号。真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先贤设计的君子文化如此美妙，其实践品格及文化竞争力究竟如何呢?远的不说，就说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崇高道德境界的北宋，政治腐败，积贫积弱、连年割地赔款，靖康二年，连徽、钦二位皇帝都成了俘虏。南宋呢，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和精妙绝伦的理学，也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怯懦和腐败，直到国破家亡，“但悲不见九州同”。清末更惨，不论龚老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西方列强这些蛮夷小人面前，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不堪一击，屡屡丧权辱国。文革中，也不无君子文化、道德人格的影子在徘徊。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结果怎样呢?超越了人的实际道德水平，只能产生虚伪和愚昧，君不见：上有“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上层是这样，下面也好不了多少，许多惨不忍睹的悲剧正出自“广大人民群众”之手，制度的无序使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野蛮本能喷薄而出，一切阴暗的生物能量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善人都已经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破了披在身上那最后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后来国人才被告知：就在他们自我感觉“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之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国人陶醉在自己生活在“世界革命中心”之时，发达国家纷纷在高新技术领域抢滩，中国又一次痛失发展良机，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历史悲剧，如出一辙。
一种设计得如此完美、思想道德上几乎无懈可击的君子文化为何总是在生存竞争中战败呢?肯定是哪里出了什么毛病。这毛病似乎出在君子文化的设计、施工一体化上。君子文化以道德自律、人格修养为基础，它所追求的崇高道德风范、人生境界没有错，也就是说，它的总体设计方案和宏观追求没有错。问题在于道德只能在道德层面上起作用，并不适用于指导和约束人们日常的物质生产与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进行社会系统“施工”即实践时，千万不能把道德境界一类属于原则的东西泛化，简单化。一人能达到此种境界，就误认为人人能达到；一时能做到，就认为永远能做到。甚至不顾现实规律的制约，任意拔高人的思想觉悟，把大公无私绝对化、制度化，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亩地产一万斤稻子……这种种庸俗的闹剧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人性有缺陷、贪欲甚至恶本能的存在，本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一厢情愿地否认其存在，只能在坚硬冰冷的真理之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正如弥尔顿所说：“有些人想象用消灭罪恶的方法来消灭罪恶本身，假如用这样的手段我们能驱赶走罪恶，那末，我们驱赶走了多少罪恶，也就驱赶走了多少美德：因为它们是一个东西，消灭了一个，也就消灭了两个。”(《雅典最高法院》)二十世纪多次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实践，多以悲剧性结局告终，就很说明问题。
问题似乎有点清楚了：“君子”文化不具备实践品格。停留在道德设计、社会憧憬及人性审美的理论层面，它显得是那样“夕阳无限好”，一旦这虚构的设计变为社会现实，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君子”文化本身的缺陷，无不露出“只是近黄昏”的破绽。满街都是圣人，君子层出不穷，可社会就是不美好。一个较为合理的世界，应该按“君子”的标准及境界来设计，而照“小人”的档次来施工，进行实践操作。反观西方世界，曾有过多次类似“君子”文化的社会设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玛斯·莫尔的《乌托邦》，坎帕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为理想国清除道路”，但从来没有付诸“施工”。他们把完成个性善的任务交给了上帝，自己则轻装前进。他们认为凡是人都不完美，都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当最后的时刻来到，死亡也不能洗掉所有的病恶污点，因为许多瑕疵长期与肉体发生联系，必然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根深蒂固了”。(维吉尔《阿涅纳斯纪》)只有上帝才完美无缺，他“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奥古斯丁《忏悔录》)这颇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道德式人格。
塑造“人性善”君子的任务交给了上帝，在具体“施工”中，西方实施的是一种“小人”文化。小人者，有缺陷、有私心、好名利的芸芸众生也。他是普通人，考虑问题，以人为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坦言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在经济活动中讲求利润，办企业唯“利”是图，甚至于有利多干，小利少干，无利不干。他注重生存竞争，讲究工作效率，在竞争中将个人的才华和创造性发挥到极致。这种人确实不是上帝所希望的，可不幸却占了人类的绝大部分。于是，个人成功的同时，社会的总财富也在增长；各种商品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竞争、技术进步及信息革命；个人生活富足，价值得到体现，整个社会也生机勃勃。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由于是”小人”，有缺陷，就需要一整套严密的法律来制约监督，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做保证，一旦有误，反应灵敏，改正及时。克林顿身为总统，公开在选民前说假话，真乃小人也!可不要紧，“小人”文化专治小人，媒体曝光，两院弹劾，舆论哗然，民众沸腾，修理小人没商量。说来也怪，仔细看看，一些按“君子”标准施工的文化停留在理论观念上都很美妙，而一付诸实践操作、就都破绽百出，结局并不美好，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恰恰发生在实践君子文化的时代。例如正是在所谓“英雄辈出”的时代，酝酿并实施了“文革”的悲剧；而如按照“小人”施工，有一套相互制约监督的严密制度去约束人的行为规范，倒会出现君子文化所憧憬预期的许多场面。例如以承认人性自私有缺陷前提下所进行的商品谋利活动，大大促进了个性竞争和技术进步，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素质也随之提高，反而逐步接近“君子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