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0期
果戈理的预见
作者：蓝英年
果戈理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避开一些枯燥乏味的、惹人厌恶的、真实面目寒碜得令人吃惊的人物，而去接近一些显示人的崇高品德的人物”。他“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整个儿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那么，他是幸福的。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他的好运气：他写起这些崇高形象来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同时他又声誉卓著，名扬天下。他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他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只向他们展示美好的人品，神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尾随着他，跟在他的庄严巍峨的车辇后面狂奔。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另一类作家则“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刻划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那么，他就没有那样的好运气，他的命运便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啦！”他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他必然逃脱不了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他所孕育的创作将被诬称为卑微的、低贱的东西，他将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将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他的良知，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从此被褫夺……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高尚的、激奋的笑是能够和高尚的抒情并列而毫无愧色的，也不承认这种笑和江湖小丑的忸怩作态之间存着天壤之别！当代法庭是不承认所有这一切的，相反还会把这一切化为戟指辱骂这个不被承认的作家的理由；没有共鸣，没有知音，作家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一样，孤零零地在路上踯躅。”（《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66页—167页）
这是果戈理一百六十年前的感叹。他预见一百年以后俄国作家的命运，并大致不错，怎能不让人折服呢？
果戈理仿佛预见俄罗斯土地上必将出现巴巴耶夫斯基一类作家，他们必定飞黄腾达，因为他们善于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粉饰生活，把苦难写成幸福，恐怖化为安宁，饥寒交迫变为丰衣足食。巴巴耶夫斯基便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金星英雄》和它的续篇《光明普照大地》则是美化战后农村生活的典型作品。他笔下的战后农村生机勃勃，到处鸟语花香，家家有葡萄园，蜂蜜成桶装，奶油装满火车。庄员们在复员军人、金星英雄谢尔盖的率领下，修建了一座发电站。谢尔盖因是苏联英雄，办事无往而不胜。后来当了区苏维埃主席。他手下的几个集体农庄主席也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各个是农业某一方面的能手，庄员们也都干劲冲天，天大的困难克服起来易如反掌。苏联根据小说拍摄过同名电影，五十年代曾在我国放映过。谢尔盖由著名演员班达丘克扮演。基调类似苏联另一部影片《幸福生活》，只是情节不如后者吸引人。巴巴耶夫斯基虽“隐藏了生活中的愁苦”，却不会“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如果说用优美的文字、有趣的情节、巧妙的结构、赢得读者欢心的人物粉饰生活也算一种本事的话，巴巴耶夫斯基连这种本事都没有。他只会死乞白赖地、蛮不讲理地歌颂，就像我们文革时期唱过的一首歌一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近八十万字的小说（包括续篇《光明普照大地》）除谢尔盖修建发电站这一情节外几乎没有别的情节。人物就像电视机出毛病时荧光屏上模模糊糊的图像，分不清谁跟谁来。无怪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活路了。”但这部小说荣获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小说是潘菲洛夫直接向斯大林推荐的。小说获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他被斯大林钦定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巴巴耶夫斯基一时荣华富贵已极。“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然而战后的苏联农庄是什么样子呢？我不引用有良知的作家的小说，因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而引用赫鲁晓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的书。这两位政治家都了解战后农村的实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位农庄主席给他写信：“您看，赫鲁晓夫同志，粮食征购计划我们已百分之百完成，什么都上交了。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相信国家和党不会忘记我们，将会援助我们。”（《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俄文版，203页）农庄主席以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书记，定有办法帮助他们，但他哪里知道，粮食一旦上交国家征集站，第一书记也毫无办法。赫鲁晓夫说乌克兰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一杯苦酒》中写道：“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得颗粒不剩，城里把上班迟到的人送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拾扔在地里已经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到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前，农村的状况非但没好转，反而恶化了。雅科夫列夫继续写道：“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里的男子汉们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干活。”雅科夫列夫分析苏联农庄经济崩溃、战后仍无法恢复的原因时悲愤地写道：“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二十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村那里夺去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一杯苦酒》，雅科夫列夫，1999年新华出版社，4页，15页）我不知道国家农奴制这种提法是否正确，但我却看清农业集体化对俄国农业的摧残，把农民同土地活生生地割开，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至今仍未恢复。
人们对巴巴耶夫斯基鼓过掌后便马上把他忘了，因为虚假的东西决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在俄罗斯图书馆找不到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却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借到了。但同样让我惊讶：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仍新崭崭的，翻开书后的期限表，只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个人借过。一九五三年是中国狂热阅读苏联小说的时期，就连那个时期也没人读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因为没人读得下去。
左琴科则是另一类作家的典型代表。他“把人生道路上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的刀锋着力地把它们鲜明刻划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眼前。”左琴科用讽刺的“刻刀”把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市侩习气“呈现在大众眼前”。苏联社会有没有市侩习气？当然有，不仅左琴科所讽刺的二十年代有，至今仍然有，到过俄罗斯的人都能感觉到。左琴科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大家看到它，鄙视它，清除它。这对布尔什维克们并非坏事，真不知他们为何恼怒。由于左琴科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让人们看到自己周围习已为常的“泥淖”，写得又引人发笑，所以他的小说在二十年代风靡一时。以他一九二六年所写的《贫困》为例。宿舍楼里通电以前，住户们夜晚点煤油灯或蜡烛。后来通了电，有了电灯，当然比点煤油灯或蜡烛方便多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先前下班回家，点上一盏小油灯，喝两口茶就上床睡觉了，屋里什么也看不清。现在一开电灯，屋里亮堂堂，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儿扔着一只破鞋，那儿糊墙纸七零八落、破破烂烂，还有臭虫在墙上紧爬慢爬地朝暗处躲。地上这儿一块破布头，那儿一口痰迹，这儿摞着烟屁股，那儿蹦着跳蚤。”（《左琴科小说选》，1983年俄文版，以下引用的情节均出自该书。）面对灯光照耀下不雅观的居室怎么办呢？有人打扫清理，可一位妇女干脆掐断电线，眼不见心静。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可悲可笑。另一篇小说《一只套鞋》嘲讽了苏联机构的办事拖拉。有人在电车上挤丢了一只套鞋。他到电车公司拾物招领处去寻找。管理人员问他套鞋的号码，他回答了。管理人员说这种号码的套鞋他们这儿有一万两千只，还得举出其他特征。于是他又举了几点特征。套鞋终于找到，但不能还给他，需要居委员的证明信，证明套鞋确实属于他才能发还。他只好找居委会开证明信，但居委会主任说不能出具证明，除非电车公司证明他确实丢了套鞋。就这样扯了七天皮，他才领回自己的套鞋。苏联机构办事拖拉是举世闻名的，至今仍然如此。左琴科不过轻描淡写地挖苦了一下，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官僚体制必然产生官僚主义。但这已经让习惯于官僚体制的人受不了啦。一九二七年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批判左琴科小说的文章《市侩的警钟》，说左琴科是“惊吓的市侩”，把他同他笔下的人物等同起来。警钟敲响后开始了对左琴科的围攻。这时期左琴科给作家斯洛姆尼斯基的信中写道：“大家都骂我。没法解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骂我——因为我有市侩习气。我欣赏市侩习气并为之辩解！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一片吼声。想方设法羞辱我。我觉得自己是匪徒，是流氓。”左琴科“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一九四六年左琴科受到“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并非果戈理比喻意义上的审判，而是货真价实的“审判”，政权把他定为罪人，并断绝了他的生路。这连果戈理那样的天才也无法预见。果戈理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沙皇俄国。他因讽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遭到当权者的冷遇、白眼，甚至被称“俄国的敌人”。但他并未受到迫害，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依旧受到贵族朋友的盛情款待，仍然拥有一大批热烈的崇拜者。他的书仍然可以出版，他仍然可以到“美丽的远方”——意大利罗马去写作。所以生活在沙俄时代的讽刺作家只能预见讽刺作家的命运必定坎坷，却无法预见生活在苏联时代的幽默作家的命运坎坷到何等程度了。
二十年代后期左琴科受到猛烈的抨击后，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改写自己先前的作品，或在小说中步步“设防”，免得再遭批判，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一部浅蓝色的书》便是左琴科痛苦挣扎的记录。他在这本书中重写了前面提到的《贫困》和《一只套鞋》，前者改名为《最后的故事》，后者改名为《私人生活中的小事》。《贫困》与《最后的故事》和《一只套鞋》与《私人生活中的小事》情节完全相同，但增加了不少解释。《贫困》开门见山写居民楼通电，《最后的故事》则首先点出这发生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百废待兴时期，言外之意是现今百姓生活状况已经改善。掐断电线的妇女在《贫困》中是女房东，未说明她的成份，在《最后的故事》中她变成沙俄上尉的寡妇，从小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但这次她没掐断电线，而同其他住户一起来了个大扫除。把所有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文明日子。她也嫁了人。晚上住户在家里读书下棋，有一个人正学习法语。讽刺变成歌颂。《私人生活中的小事》仍以一只套鞋失而复得为梗概。主人公到电车拾物招领处去寻找套鞋。招领处找到套鞋后让他到街道办事处开证明，证明套鞋属于他。他找到办事处主任，主任询问了他几句便开了证明，他立即从电车招领处领回套鞋。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感叹招领处归还套鞋手续的简便。原来讽刺苏联机构办事拖拉，现在通过自己的经历对苏联机构办事简便现身说法了。《一部浅蓝色的书》中还有一篇《保姆的故事，或这项职业还能增加收入》。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左琴科步步设防的苦心。最初发表时故事的情节是：一对双职工，妻子生孩子，为了不耽误工作，夫妻决定请保姆。保姆不算老，可也不年轻，只是相貌丑陋。只要她能照看好孩子，相貌丑陋没有关系。保姆果然尽心，把小宝宝照顾得好极了。她经常抱婴儿上街，主人认为让孩子多呼吸点新鲜空气没什么不好。但保姆有时回来得太晚。一天房屋管理员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女人抱着婴儿站在街上乞讨，用手指着婴儿，仿佛说她是为婴儿乞讨。管理员一眼便认出保姆的丑陋相貌，回来便对这对夫妻说了。夫妻听了极为愤怒，立即辞退保姆。保姆毫无愧色，反而说带他们狗崽子上街每天只能讨到三个卢布，没多大油水，她还不想在他们家干呢。现在想请保姆的人有的是。故事的结尾是：“她走了，不知又上哪家了。可能她又给一家人当了保姆，又带着孩子挣外快去了。”这个故事让人读了又可笑又可气。一九三四年发表时，左琴科在故事头尾各加了几段话。前面话的意思是：上年纪的人，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沾染上贪财的毛病，从不想人类未来的命运，无法适应新生活。这就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后面写道，难道保姆需要钱，她像所有人一样，并不愁吃穿，还领工资，只能说这是她先前受小资产阶级教育的结果，养成嗜钱的癖好。作者所设的前后两道防无法遮挡小说的讽刺锋芒，却暴露出作者胆战心惊的心态。
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九四六年左琴科因《猴子奇遇记》受到日丹诺夫的辱骂后，被作协开除，无处发表作品，生活失去来源。但他仍想靠写作维持生计，便决定写《肯定的讽刺》小说。这是《鳄鱼》杂志主编别利亚耶夫替他出的主意，并答应在《鳄鱼》上发表。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欲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为写“肯定的讽刺”小说他白白浪费多少时间，经受多大痛苦，恐怕只有他和妻子知道。他一共写了多少篇没人知道，我只知道《鳄鱼》仅发表了一篇，但后来并未收入他的选集，所以没读到。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讽刺作家在苏联的遭遇比左琴科悲惨的还有，但真诚地写“肯定的讽刺”小说只有他一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当权者的神经怎么会比沙皇和他的臣僚还脆弱？一八三四年在原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尼古拉一世和王公大臣去观看。他们越看越不是滋味。尼古拉一世看完后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钦差大臣》照常演出，果戈理并未受到惩处，他的处境没有变化。试想一下，如果把左琴科二十年代写的讽刺小说改编成喜剧，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斯大林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去观看，看完后斯大林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左琴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导演、演员以及剧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今天我们已不难想像。左琴科讽刺的只是市侩习气，而果戈理讽刺的是什么人，《钦差大臣》是大家都熟悉的喜剧，用不着我介绍。果戈理和左琴科不是同一世纪的人，所以果戈理无法预见苏联讽刺作家的命运的悲惨程度，这也算果戈理的局限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