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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的三幅漫画像
作者：止 庵
多年以后，沈从文说：“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此语出诸通常被看作该派中坚，亦为这一名目的“间接创造者”之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另外一位向被列入此派的作家师陀，也说：“我不记得朱光潜、刘西渭曾讲过我属于‘京派’，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冯至、吴组缃等，全不属于‘京派’。”(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致杨义)——长期以来，“京派”既不是个好名目，也不是个准确的名目。
现在用法自然不同。在各种文学史、论著、文章，乃至选本之中，均以“京派”指当年一批作家：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林徽因、俞平伯、冯文炳(废名)、刘西渭(李健吾)、杨振声、凌叔华、朱自清、李长之、冯至、芦焚(师陀)、萧乾、曹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林庚、常风等。虽然当事人所说，容有出入。前张师陀的话是一例；朱光潜则云：“‘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如此，“新月派”亦当归为“京派”。另一方面，他又说：“《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倾向的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自传》)如此，前列名单又要缩减了。
《辞海》释“文学流派”云：“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成。”论家竭力找出上述作家“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之处；尽管承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对照《辞海》的说法，这大概算是一种“不自觉的组成”罢。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具体起止，迄未敲定，而这就牵扯到人员构成，是以名单时见增删，较早的徐祖正、梁遇春，较晚的穆旦、汪曾祺，均在其列。
然而被列为“京派”者，既有小说家、剧作家，又有诗人、散文家，还有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要指出他们“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已属不易，认定他们“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更其困难。是以论家往往限于某一文学样式，挑出一二代表人物，总结出所谓“京派特色”。譬如前期举了废名，后期举了沈从文，以为以作者论，大约可以沈氏自称的“乡下人”概括；以作品论，大约可以“乡土文学”概括，而这正与“海派”作家之为“现代人”，多写“都市文学”形成对比。但却难以推而广之，涵盖所有“京派”作家。何况沈从文本身就对废名最具风格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深致不满，认为前者“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的美”，后者“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的精力的工作罢了”。(《论冯文炳》)甚至将其与“海派”穆时英相提并论：“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
讲到这里，差不多要退回“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了。反正有“京派”这个名目，有一批成就或大或小的作家，其间关系却难以厘清。在我看来，最好是不管什么“京派”不“京派”，径直去读他们的作品。好在近年文献整理工作成绩卓著，其中大部分人的全集或文集均已面世。通读之后，再去考虑他们各自“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如何，“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如何，进而超越具体文学样式，看看彼此是否可能存在相通之处。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报告读后感的地方。且将后来论家所言“京派”搁置一旁，回头看看当初怎会生出此一名目，其间纠葛又是怎么回事。
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于文学创作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j-却与平庸为缘。”所论本来不分“京”、“海”；“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云云，更对应得上“京派”的特色之一：他们多半是北平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上海的苏汶(杜衡)起而反击，所作《文人在上海》一文(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指责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沈从文遂作《论“海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和《关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进一步阐发己见。多少承袭周作人从前在《上海气》中所说：“上海滩本来就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然而沈氏并未自许“京派”，只讲：“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论“海派”》)
这里插说一句：正因为如此，师陀后来像沈从文一样不承认曾有“京派”存在，进而连“海派”也一并否认。有云：“沈从文当初提出反对‘海派’，也许是讲‘海派’写作不严肃，不包括思想问题。既然如此，也就不应把‘京’‘海’两派写进文学史，更不应编什么‘京派’小说选，‘海派’丛书。因为对任何作家，他本人总认为写作是严肃的。京海两派均非流派，西方文学史我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以地方分的，似乎也仅有所谓‘江西诗派’，那是它的作家所追求风格不同。”(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致沙汀)
回到前面的话头，当年参与“京”、“海”之争者尚有他人，特别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之说，未必由鲁迅首创；“京派”以“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划分，具有“官的帮闲”性质，却因此一语定谳。
以后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一文(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