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希波克拉底之誓

作者:陈 彤




  至今为止,北京协和医院依然是中国医学界的珠穆朗玛。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座医院里那些为医学而奉献了一生的人的名字?杨秀玉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她念书的时候,绒癌还是一种高度恶性基本无法治愈的妇科肿瘤,当时国际上一位知名的肿瘤专家曾这样谈论这种疾病:“凡是绒癌一定治不好,凡是能治好的,一定不是绒癌。”
  绒癌的全称是绒毛膜癌,是一组叫做滋养细胞肿瘤的恶性肿瘤中的一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绒癌患者的命运还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死亡于绒癌,绒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但是现在,肿瘤专家们在一起聚会,开玩笑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幽默地说:“如果人的一生注定要得一次癌,我愿意是绒癌。”理由很简单,绒癌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从完全不可治到可以完全治愈,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宋鸿钊”。他在国内首创了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方法,使绒癌的治疗取得决定性突破——根治绒癌,即,通过化疗为主的治疗手段,使绒癌患者获得治愈的效果。而这一工作不仅为化学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且宋鸿钊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临床分期,1986年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成为滋养细胞肿瘤的分期标准,是为“宋氏分期”,这对于一个把医学当做毕生事业来追求的人而言,是莫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的杰出成就,宋鸿钊教授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1996年,宋教授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授予院士,他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
  跟随这样的前辈攀登医学高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太过艰辛?北京协和医院滋养细胞疾病诊治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杨秀玉是宋鸿钊教授的弟子,她从1977年开始跟着宋鸿钊教授研究绒癌,到现在已经历经三十年之久,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到卫生部甲级医疗成果奖,从医科院医疗成果一等奖到首届陈嘉庚医学奖,乃至全国医药卫生成果金杯奖,奖项接踵而来。人们说她很幸运,因为她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那样幸运地遇到一个泰斗级导师,如果要说这些话的人,照着杨秀玉那样的生活方式重复一遍,不要说三十年,就是三年,他们也未必肯。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的时候,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定决心把自己学了八年的专业废掉,从此金盆洗手不做医生。问她,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
  这件事情,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以后,旁的人告诉杨教授那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八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她)希望安逸和轻松,学医以及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杨秀玉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影响她做出一生最重要的职业选择的那堂课。那是林巧稚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林大夫的第一句话是:“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
  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
  林大夫的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生命的好奇,协和医科大学要读八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秀玉是医大六年级学生。
  实际上,这并不是杨秀玉人生的第一个决定。对于杨秀玉来说,她最早的理想与一首曾经广泛流传的歌曲有关——《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高中时期的杨秀玉,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既单纯又充满热情,他们可以因为一首歌,而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在杨秀玉印象中,她所就读的福建第一女子中学。考大学那年,一个班的同学竟然有十个报考了地质大学,其中有一位同学后来牺牲于为祖国找矿。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渴望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艰辛而伟大的事业中去,就此度过坎坷曲折但却骄傲而光荣的一生。那个时候,无数年轻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而就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杨秀玉却因为肺结核,体检不合格,连续两年不得报考大学,那是她最难过最失意的时期,既自卑又伤感,每天做一份简单的工作,她那时想也许一辈子就这么平凡地过去了,那些壮丽而艰苦卓绝的事业再也跟她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她经团委介绍到福建省政府的支前委员会上班,做统计员。与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相比,这是一份安逸的工作。但她却不开心,觉得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一个统计员,没有什么大出息,而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1956年,杨秀玉19岁,那一年,国家号召有志青年报考大学,为祖国努力成才。当时杨秀玉所供职的省政府的年轻人都去报名,她的单位有8个人要去考大学,全都脱产学习。
  杨秀玉也动了心思,这个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康复,但她连想都不敢想考大学这件事情。因为当年她来省政府工作的时候,组织科长曾找她谈过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即使统计员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国家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统计员,也需要短期训练3个月。组织科长希望杨秀玉能够保证在这个岗位上安心地做下去,不要辜负这3个月的短期培训。杨秀玉当即做了保证。
  有一种人对自己的承诺看得非常重,不管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承诺,也不管后来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承诺就是承诺,杨秀玉就是这样的人,她照样每天去上班,绝口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那个时代优秀的青年都是这样,他们完全不懂得如何开口去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谈心。杨秀玉说了真心话,在她看来既然组织生活要每个人说真心话,她说说也无妨。她说她羡慕那些能够考大学的同志们,但她只能把羡慕压在心底,因为她跟李科长(组织科长)保证过,她要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
  那个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已经五月底了。组织上一考虑,觉得应该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有为青年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于是团委书记来找杨秀玉谈话,核心思想是你想考大学,我们支持,我们给你报名,但是全脱产可能有困难,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人接,所以我们只能给你半脱产,就是每天你要有半天时间上班工作。杨秀玉立刻答应——只要能报名,只要能有机会参加高考,杨秀玉已经很兴奋了。她一路飞奔回家,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谁知道她妈妈听了,第一个反对,母亲想事毕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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