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脸上的阳光（外二篇）
作者：蒋乐仪
60年后，老红军女战士邓六金在回忆文章《铁流劲旅中的巾帼们》中写道：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有30名女战士参加的干部修养连，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这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队伍，是钢铁方阵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这30名女战士中，有一名叫吴仲廉的女战士，与别人不同的是，她是一位缠足的女子。旧时有一种专门摧残女人的陋习，就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紧紧扎裹，使其筋骨畸形，变得又小又尖，走起路来，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样。真是难以想象，一个缠过足的女人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她要比常人付出多少倍的痛苦和坚毅。
长征途中，有四个女战士怀孕，生下孩子后，为了不掉队，都忍痛把孩子送给了乡亲。那是一种怎样的生离死别啊！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血肉，就这样活生生地与自己永远分离，哪一个做母亲的，心中不在滴血！
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天上有飞机跟踪轰炸，地上有荷枪实弹的队伍围追堵截。1935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1935年1月，在阴雨连绵的春天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一边拄着拐杖行走，一边不停地咳血。最惊险的是在过草地时，她骑的马受惊，她被颠翻下来，陷进了沼泽，幸亏抢救及时，她才逃过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
但是，这一切艰难险阻、流血牺牲都不在红军女战士们的话下，她们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她们跟着队伍，跟着那面镌刻着斧头镰刀的旗帜，不停地走。走。
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和伟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作为个体的生命，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同样是作为女人，生长在和平的年代里，我常常凝望着战火硝烟中她们远去的背影，我常常思索着她们这非凡的一切的动力。这种神奇的、不竭的动力，使她们敢上刀山，敢下火海。她们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情绪，就像永恒燃烧的太阳，照亮了雪山草地，照亮了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
有这样一个细节长久地感动着我。长征途中，由于女战士们长期无法洗头，蓬头垢面，以至于头上长满了虱子。女人的天性都是爱美的，但是，为了减少麻烦，她们不得不全部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小战士会偷偷将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她们。
这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动人画面：在无边的黑夜里，在深不可测的死亡的悬崖边，在枪林弹雨的缝隙，在燃烧的篝火旁，一群衣衫褴褛的女战士们在嬉戏追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她们苍白失血的脸庞。那盛开的青春的笑容，不就是灿烂的阳光吗?
信念是生命的阳光。一个人活在世上，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信念的阳光在照耀着，所有的绝境就都是新的起点，所有的风雨都会是彩虹的前奏。
战地黄花
记忆深处，有这样一幅油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角，摆放着一把被阳光镀亮的冲锋号，一只绣着红五星的黄挎包，一个被子弹击穿的旧水壶。而在这些物品的旁边，是一丛盛开的小小的、金黄色的菊花。
被炮火硝烟熏过、被气浪冲击过、被掀起的尘土掩埋过的黄色花瓣，依然鲜亮夺目，仿佛绽放出幽幽清香来，花蕊中曾经晃动过的透明的露珠，早已被炮火震落了吧。这圆脸般美丽的花朵，在向战场、向世界展示着纯洁而灿烂的微笑。
这是许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画。这幅不见人物的画，竟然长久地占据我的心灵。每当秋风起、秋霜降的时节，这幅画就会从记忆的深水中浮上来，让我时不时地想起她们，想起那些像美丽的流星倏然划过天际的女兵们，想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那些姐妹们，想起回荡在祁连山上那冗长而久远的回声。
画面是简洁的，宁静的，这战争间隙中的宁静，令人惊心动魄。故事是悲壮的，惨烈的，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浸透了女人鲜血的战争让人不忍回顾。
1935年底，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24岁的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次年3月，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40多天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5000人。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的危急关头，王泉嫒主动请缨，带领1300名姐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是一页悲壮的历史，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部队进入梨园口阵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凤凰卫视》中看到主持人采访王泉媛的镜头。年近九旬的她，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伸出指头在细数着战斗的次数。她的语调平静而和缓，满是皱纹的脸上，浮动着浅浅的微笑。
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全军覆灭，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惨遭蹂躏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嫒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入死，血洒沙场，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嫒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来证明自己的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