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浅谈宋代的藏书事业
作者：郭 洁 汪莹娣
【关键词】宋代藏书事业；公藏；私藏
在我国，很早就有文献收藏事业，而且源源不断。一些文献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藏书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的文化遗产几乎是收藏者用一生心血换来得。所以，我们要对文献的收藏有所了解。
两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 ,其间雕版印刷术的逐渐成熟及广泛运用，使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宋代承唐末五代战乱之后，为恢复封建的伦理纲常，推行教化，巩固统治，把重视文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文化成天下”的思想，响亮地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以文化成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涌现了一大批集图书的收藏、整理、研究、著述为一体的大藏书家。他们多方收集图书，认真整理、校勘、并进行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我国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后代所瞩目。研究宋代的藏书事业，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成就和促进当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代的藏书事业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公藏和私藏。我们研究宋代的藏书事业，也就从这两方面着手。
两宋数百年的历史，尤重国家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北宋初年，藏书仅万余卷，但宋太祖很注意保护和搜集图书，除将所平各国藏书集中外，还招募亡书散篇， “宋初，有书万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国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宋史·艺文志》）。太宗、真宗也相继下诏多方访求书籍，国家藏书逐渐兴盛。
北宋对于图籍的搜集工作，几乎达到“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麟台故事》）。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政府采取了一些聚集图书的具体措施，如将各国的图书收归政府。宋太祖乾德元年平定荆南，尽收高氏图书，以实三馆；乾德三年灭后蜀，次年五月即遣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伪蜀法物图书，得图书万卷以上；开宝九年平定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至金陵收其图书二万余卷；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北汉，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宋会要辑稿》）。总之，除了南汉图书焚毁外，五代十国图籍的精华部分，皆归北宋所有。其中又以西蜀、南唐、吴越为多，且版本价值也高。
北宋对于访求遗佚的工作，由于帝王对文教的重视，所以做得普遍而深入。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曰：“凡进书者，先令史馆点检，须是馆中所阙，即与收纳，仍送翰林学士院引试，验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得具名以闻”（《宋会要辑稿》）。这诏书奠定了宋代奖励献书的基本原则，虽然，各朝具体的奖励规定容有差别，但其总原则是一致的。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朝廷又明确规定：“宜令三馆所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校，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具录所少书于待漏院榜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才书判、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或不亲儒墨者，即与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宋会要辑稿》）。真宗时除维护上述优惠条件外，还规定：“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宋会要辑稿》）。这种“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玉海》）的奖励办法，虽然带来了一些人“伪立名目，妄分卷帙”的弊病，但毕竟进纳并多，也起到了收集历史文献的作用。
宋太宗时除了重建三馆，赐名崇文院外，又兴建秘阁，“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宋史·艺文志》）。真宗时“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仁宗又重建崇文院，命张观等撰《崇文总目》，著录藏书30669卷。由于统治者积极奉行“广开献书之路”的政策，并且采取了有效的“据目求书”、“奖赏献书”、“专使访书”等措施，使“三馆”、“秘阁”书库的藏书得到了迅速补充。据北宋历朝国史记载，北宋前后藏书共计6705部7387卷。
南宋藏书是重新搜集的。淳熙四年陈骙编《中兴馆阁书目》，当时记载藏书44486卷，到嘉定十三年张攀编《续中兴馆阁书目》，又得14943卷，合计59429卷。纵观两宋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历史，虽历经300年沧桑，却呈兴衰起伏之状。至南宋末年封建国家藏书数量达到唐宋以来藏书历史发展的顶峰，这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是私家藏书事业的勃兴时期，无论数量与质量均有明显提高，也表现出一些异于前代的特点。自五代雕版印刷术推广以来，印本书籍盛行，使求书变得越来越容易，书的形制,在宋代也由卷轴改为册页,购置收藏都比较方便,一时间藏书成风。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记宋代藏书家有68家，另附载50人。据台湾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一书所载，宋代全国有藏书家128人。又据有关史料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宋代藏书家多达300余位，创造了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的最高记录。总之，宋代的藏书家甚多。宋代不仅名家辈出，而且收藏数量可与政府比肩，收藏品种可与政府媲美。
私家藏书真正成为一个时代风气是从北宋开始的。北宋著名藏书家，据周密讲：“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戚同文，楚邱人，喜读书，藏书甚富，著有《孟诸集》），历阳沈氏（沈立，初仕蜀，悉以公粟售书，积卷数万，神宗问其所藏，立上其目录），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陈巽，德化人，祥符八年进士，历任著作郎、秘书监，专攻声音星历之技，有名于时），番阳吴氏（吴良嗣，有《籝金堂书目》三卷）、王文康、李文正（李昉，字明远，饶阳人，太宗朝官至平章事，藏书至富，奉敕负责撰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宋宣献（宋绶，博通经史百家，家富藏书，多秘府所不及，亲自校雠，实胜诸家，其子宋敏求，藏书三万卷）、晁以道（晁说之，元丰进士，其家五世藏书，虽不及宋绶，而校雠最为精审）、刘状舆（刘羲仲，高安人，史学世家，藏书甚富），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真宗进士，累迁龙图阁学士，有《邯郸图书志》收书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承其父博古堂典籍，藏书三万卷）”（《齐东野语》卷十二）。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宣献、李淑和田镐。《文献通考》引叶梦得《过庭录》云：“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五万许卷。惟宣献择之甚精，止二万卷。”这里的李邯郸指的是李淑，荆州田氏指的是田伟，他是田镐的父亲。《方舆胜览》卷二十七：“田伟，燕人，归朝授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卷，无重复者。黄鲁直过之，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宋宣献，即宋绶，北宋人，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卒谥宣献。其子敏求，字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其校书之精，与其父宋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朱弁《曲洧旧闻》：“宋次道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
北宋藏书家著名的还有江正、王若臣、司马光、李公择、欧阳修、赵明诚等。其中欧阳修的“六一堂”，赵明诚的“归来堂”，在古代藏书史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南宋著名的藏书家要首选晁公武，其次叶梦得、尤袤、陈振孙、郑樵等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晁公武，山东济南人，绍兴进士。晁家书香门第，几乎人人有文集，所以家中藏书很多。晁公武在四川转运司供职时，转运副使井度是一位藏书家，临终前把五十箧藏书悉数相赠。晁公武合井度赠书和家中旧藏，除去重复，共藏书24500多卷。后来，撰《郡斋读书志》等传世，享名于时。叶梦得，字绍蕴，号石林，吴县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进士，平生好收书。《避暑录话》卷上：“余家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钞，览之如隔世事。”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齐东野语》卷十二：“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撰《直斋书录解题》传世。
古代藏书是一个内蕴极为丰富的藏书体系，它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在两宋时期，发达的图书出版业使私人图书拥有量不断增加，藏书成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活动，甚至成了一部分人的终身事业。而持续盛行的社会藏书风气，又对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以上所述，即是我国两宋时期的公私藏书情况，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作，古代藏书事业在保存、传递、校勘、刊布、记录、序化古代文献典籍等方面，为繁衍中国学术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国东．北宋官府藏书与《崇文总目》[J]．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中华书局，2005．
[3]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M]．齐鲁书社，1982．
【作者简介】郭洁（1981- ），女，广西师范学院2006级古典文献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献；汪莹娣（1982- ），女，广西师范学院2006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