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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欧洲文坛泛起一股自然主义浪潮。它颇有气势，至今仍有影响。它的源头在法国。大约正值浪漫主义江河日下而现实主义如日经天的时候，它开始在法国文坛露头。它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正像当年浪漫主义视古典主义为对头一样。它是现实主义的同盟军，正象当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一样。它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它的奠基者是龚古尔兄弟，理论大师和创作旗帜是左拉。它因提倡用自然科学的生物学、遗传学观点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观察社会、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而得名。
在自然主义的高潮时期，也即七八十年代，法国还出现了全新的文学，即：由《国际歌》奏出其最强音的巴黎公社文学。它为时虽不长，意义却重要。它揭开了法国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章。
一、自然主义的背景、渊源与基本特点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国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各种弊端恶性膨胀，不少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认为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并迫切想探索出病源，寻找到为什么，于是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又称后达尔文主义。这种学说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无区别，完全归属于自然界，没有什么灵魂，与自然世界之外的宗教或精神世界没有联系。因此，人只不过是一种高级一些的动物，他的品性和命运由两种自然力量即“遗传”和“环境”来决定。他通过遗传而得到个人不能自制的天性与欲求，又必须无可奈何地接受生存环境中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摆布，人实际上是处于遗传与环境的冲突或者说欲求与存在的挤压之中的动物。要改变人的状况也就必须从遗传与环境入手。受这种学说的影响，以龚古尔兄弟和左拉为代表的一部分善于创新的作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创作倾向来看，其实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源远流长。左拉在阐发他的自然主义主张时，甚至认为“荷马也是一位自然主义的诗人”。但是，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文艺思潮，它是在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克洛德·克雷比雍 （1707——1777）那里初现端倪的：克洛德在他的著作《心和精神的迷惘》里就提出过接近现代意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强调小说对研究人和人类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小说的科学性。他宣称要用小说的形式为人类社会写一部类似布封的《自然史》那样的“人类生活的图画”，使小说成为所谓“人的资料”，让人们“终于看见自己的面目”。为此，他甚至让真实的情书也一字不动地进入自己的小说。
到十九世纪，由于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的影响，一些作家开始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使文学日益鲜明地带上了 “科学”的色彩。这种倾向在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尤其明显。斯丹达尔就宣称，从根本上看，“文学”与“数学”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巴尔扎克更提出了“社会和自然相似”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环境”，就是 “自然加社会”，其《人间喜剧》的总体构思就是受启发于当时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而其中“分析研究”一类的作品更是试图根据“自然法则”来研究社会和人。所以左拉甚至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了”，并且巴尔扎克晚年写的《贝姨》，树为自然主义小说的样版。到后来的福楼拜，更明确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名词和很多虽不系统却十分具体的自然主义观点。他以探问的形式倡导过自然主义：“迄今为止，有谁作为自然主义写过历史呢？有人分析过人类的种种本能，看到过他们在这样的范围里怎样并应该怎样发展吗？”他反对文学的倾向性，认为“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他否定文学的典型化，提出“随便碰到的哪一个人都比我居斯塔夫·福楼拜更有趣，因为他更普通，归根结底也更典型”。他的《包法利夫人》已有自然主义的一些特点，如使用文献性的材料，对人物作生理学的分析等。所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看，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自然主义思潮是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埋下胚胎，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那里破土出芽的。
在这样的文学基础上，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为自然主义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一著中提出，社会的形态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均可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十九世纪起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实证阶段，或者说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类的认识“不再求知各种内在的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而实际规律中起根本作用的又是“不变的自然规律”。孔德的哲学由于有引人“务实”的内核而适应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心态，因而很快盛行，加速了法国文学奔向真实性、分析性、准确性、客观性，一言以敝之日科学性的趋势。到1858年，另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艺术理论家的泰纳在 《历史与批评》一著中第一个为自然主义文学规定了理论上的基本含义：根据精确的观察，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描写生活。
在这样的文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上，加上前述后达尔文主义的直接诱因，作为思潮、运动和流派的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文坛形成了气候，打出了旗帜。首先是龚古尔兄弟借自己的小说出版之机发表了许多具有宣言性质的序言。接着由左拉作了系统完整的理论阐发并组织了自然主义文学集团。于是自然主义崛起于法国文坛，并以强劲的态势向欧美文坛冲击、扩散。
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不满现实主义对生活须作典型概括的要求和对社会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强调。根据左拉的论述，它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强调客观性而反对倾向性。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都注意描绘出客观现实的精确图画。但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在这种描绘中要表现出作者的倾向性，即褒贬爱憎，虽然不主张象浪漫主义一样鲜明强烈地渲泄，但应该在叙述和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自然主义则认为文学不应当服从于某种思想或感情上的倾向，而应当保持中立和客观，对所描写的人和事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如左拉所说的：“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简言之，自然主义作家不做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只做科学家；不评论不说教，只摆出事实让读者去作价值判断，去裁决善恶美丑。
第二，强调科学性而忽视艺术性。前已述及，现实主义也注意科学性，但主要是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靠拢，如斯丹达尔小说中的政治色彩，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经济意识，而且更多地是表现为科学态度与艺术精神的结合。而自然主义的科学性中，人文和社会科学退居到了其次，特别强调的是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同时还要求作家不仅要有科学态度，而且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亦即左拉说的实验的方法：“假如实验的方法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物质生活，那么，实验的方法也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感情和精神的生活。”他的所谓实验方法，就是要求作家首先通过观察搜集大量的生活资料，然后象生物学家、病理学家一样，把人放到各种环境，也即各种“实验室”和实验条件下，测试出人的情感、思想、行为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科学实验者是自然的审问官，文学家则是“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只有实验小说才能达到对人的科学认识。这种理论很新颖，但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和实验方式与文学家头脑里进行的艺术活动是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的。
第三，强调自然性而淡化社会性。人是文学的反映对象，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二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属性。现实主义也是更注意社会属性的。而自然主义却更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左拉认为“人类世界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一样，都服从于同一种决定因素”，人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象植物一样”。从而把生物学的决定论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范畴，把人的心理、性格、情欲、行为看成是由生物学的规律所决定，在作品中着重探讨人物的生理奥秘和遗传因素，而不注意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对人的作用。所以左拉宣称：自然主义作家在“继续进行着生理学家和医生的业务”。为了进行这种“业务”，他们经常把人物置于某种病态之中：如酒精中毒、神经错乱、色情狂等。扩而大之，对社会也持同样观点，作同样对待。
第四，强调真实性而忽视典型性。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注重真实反映生活，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与典型性密切相关的，即要求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反映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真实。而自然主义的真实则不注意典型性，一切服从真实，“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没有英雄，他们认为英雄都是文学家夸张的产物，而只有普通人，小人物，甚至庸俗丑恶的人物；没有戏剧性的情节，而喜欢罗列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情和细节，甚至搜寻怪诞、畸形的东西以避免作品令人生厌。凡是真的就是好的，不论它是美的善的还是丑的恶的。
必须指出，上述基本特征主要是从自然主义理论中梳理出来的，而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并不是如此简单。由于自然主义本来是从现实主义发展而来，它与现实主义仅一墙之隔，一步之差，所以在很多即使是自我标榜为自然主义者的作家那里，也常常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而很少有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品。左拉就是如此。因此对自然主义作家作品，必须特别注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评。
二、理论与创作有差异的
自然主义代表——左拉
巴尔扎克去世后约10年，巴黎有个意大利血统的无业青年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白天四处奔走找工作，晚上就象当年的巴尔扎克一样，把自己关在一间小阁楼里学写作。生不起火，就卷一条毯子御寒，食物不足，甚至在屋顶上张网脯乌雀果腹。他的第一部小说在几家出版商那里都碰了钉子，他很自信，不灰心，捧着书稿又冒冒失失闯进出版商拉克鲁瓦的办公室，劈头就说：“已经有三家出版商拒绝了我这部书稿，”拉克鲁瓦正惊愕于小伙子的冒失和诚实间，他又尴尬地添了一句，“可是我有才华。”书稿被留下了。第一部作品的出版使他大为振奋，从此他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写出了近千万字的60多部作品。于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出现了最后一位大师级的作家——左拉。他对欧洲和世界文学的影响，就深刻程度而言，不下于巴尔扎克。
1.领导新潮、“三大计划”及其他
爱弥儿·左拉 （1840——1902）是没有法兰西血统的法国作家，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由于当桥梁水利工程师且承办了一项浩大工程的父亲早逝，家里欠了大批债务，左拉青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艰难，从小养成了务实而受得起挫折的性格。他的外祖父和母亲希望他继承父业当工程师，他也一度对实用科学发生兴趣。他后来的创作和建立自然主义理论都与此相关。从保存下来的创作计划看，他几乎是用工程师的操作程序来进行写作的。
左拉不关心政治，但极富正义感。在十九世纪末轰动法国朝野的“德雷福斯冤案”中，他奔走疾呼，仗义直言，发表了洋洋万言，致最高当局的公开信《我控诉》和一系列文章、演说，揭露军政要人在这个冤案中的卑劣行经，成为“德雷福斯派”的精神领袖。
左拉的文学创作始于追随前人，终于独树一帜。他早期创作明显受到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喜欢用幻想来逃避现实，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即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1864）中，其中有的故事竟写到涌流不尽的黄金口袋，它让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写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悔悟，虽然已有自然主义苗头，仍有浪漫主义色彩。
他追随前人和时尚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宏大的抱负便从心中升起，立志要“自己摸索一条道路”。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正值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时期，生理学家贝尔纳的《实验医学论》影响很大；文艺哲学泰纳倡导用进化论和实证论研究和创作文艺；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连续发表了几部病理分析小说，在文坛引起了波澜。左拉觉得“新的道路”就在这个方向，写了《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 《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的文艺论文，提出了完整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左拉在《实验小说》中为自然主义下的一个简洁的定义：“把近代的科学公式运用到文学上去便是自然主义。”他还组织一批青年作家，成立了以自然主义为宗旨的“梅塘集团”，将自然主义思潮发展为运动，推进到顶峰。左拉因此成为法国文坛新潮的领袖。
早在建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左拉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创作。1868年，他发表了《德莱斯·拉甘》和《玛德莱纳·菲拉》。前者写一女人及其情夫在肉欲驱使下谋害了亲夫，可是她与情夫也从此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彼此怨恨，神经失常，最后自杀。左拉自称这部小说是 “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的研究”。后者则是一部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的小说。这两部志在革新的小说，都被一些批评家称为“糜烂的文学”。后者甚至被迫中断连载。
除了青年时代的创作和后来发展的一些零散作品外，左拉一生实施了他的三大创作计划，前两个均已完成，最后一个由于他煤气中毒遽然去世而没来得及完全峻事。第一个是总名为《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列小说，包括二十部长篇，是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发而构思的。为完成这个计划，左拉从28岁到53岁辛勤伏案工作了25年。它代表了左拉的最高成就，使法国文学史上又耸立起一座 《人间喜剧》式的宏伟建筑。它是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一次大规模实践。
第二大计划是长篇三部曲《三名城》。这是紧接着完成《卢贡·马卡尔家族》后而开始的。由于自然主义主张受到猛烈攻击，左拉改变了风格，自然主义成份在 《三名城》里陡然减少。三部曲的第一部《鲁尔德》 （1894）揭露宗教的欺骗性；第二部《罗马》（1896）承前启后，批判腐败的教会，并探讨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第三部《巴黎｝）（1898）写巴黎的政治与文艺运动。贯穿三部曲的思想是摒弃宗教，用科学改良社会。
第三大计划是《四福音书》。这是一个四部曲，它发展了《三名城》中已有所表现的理想和冥想成份，借用了《圣经·新约》中“四福音书”的构思，分别用《新约》中宣讲四福音书的马太、路加、马可、约翰充当四部曲的主角，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改良理想。其主题可以说是：科学即上帝，即救世主。因此它堪称贯穿着科学精神的“新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1899），写马太到农村去扶植农村人口繁殖，奖励优生，用他的遗传学理论改造人的素质，进而改造社会。第二部《劳动》（1901），写路加改良经济和生产活动，使劳资之间调和团结，人剥削人的现象因此消除。第三部《真理》（1902），写马可改良教育与法律，充当传播真理的文化使者重造国民精神。第四部《正义》不及完成，按左拉预定的计划，将要写的是约翰引导人类携手合作，创造由公平和正义主宰的社会。显而易见，左拉是要写一部科学的四福音书。 《三名城》与《四福音书》说明，左拉虽然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但他的创作并非一色，而是丰富多彩。
2.《卢贡——马卡尔家族》
包括二十部长篇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规模浩大，总共约600万字，出场人物多达千余人，主要的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五代32个成员。其总内容正如它的副标题所示，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个家族30多个成员的生活，几乎涉及了左拉时代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二十部小说中，关于“政治”的有《卢贡加族的命运》、《卢贡大人》、《普拉桑的征服》，关于“军事”的有《崩溃》，关于“教育”的有《莫雷教士的过失》，关于“商业”的有《女福公司》、 《贪欲》，关于“金融”的有《金钱》，关于“工人”的有《小酒店》、 《萌芽》、《人面兽心》，关于“农民”的有《土地》，关于“科学”的有《巴斯加尔医生》，关于“艺术”的有《作品》，关于“交际”的有《娜娜》，关于“家庭”的有《家的一页》、《家常琐事》、《巴黎之腹》、《生活的欢乐》、《梦》。这二十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参差不齐的。无疑，作为自己理论的大规模实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但在其中的很多作品里，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遗传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无动于衷的科学家左拉让位给了爱憎分明的文学家左拉。这又说明，左拉并没有严格遵循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其现实主义的精神经常情不自禁地表现出来。就主导倾向而言，《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然主义特征明显的。代表是《人面兽心》、《土地》、 《莫雷教士的过失》。象《人面兽心》，其主要人物都有野兽一般的贪欲、嗜血性和狂暴残忍性。其情节是：丈夫风闻妻子与某富翁有染，就设计把这个富翁骗上火车，在火车过隧道时杀害了他。杀人后的丈夫，神经出现迷乱，竟听任妻子在火车上与司机公开调情而不加干涉。这个司机有“杀人狂”的病症，竟在和这个妻子调情的时候，突然杀死了她。附带于这个主要情节的事件是：另一个丈夫为了得到妻子1000法郎的财产，用毒药谋杀了妻子；火车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出于吃醋，想谋杀那司机和新结识的情妇，设法让火车出轨而伤害了几十个旅客。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都是由不可理喻的动物性本能在支配。其自然主义特点主要表现于从病理学角度去描写人物。《土地》中写了许多肮脏丑陋的东西，如儿子放火烧死父亲，姐弟发生性关系，农民用放屁比赛取乐，姐姐为了不让怀孕的妹妹生下孩子分去家产竟帮助丈夫强奸妹妹使其堕胎……这是“真的就是好的”这种理论的产物。后来的法朗士评论《土地》时说，在左拉之前，还没有谁堆起过如此高的丑恶垃圾。 《莫雷教士的过失》则表现出自然主义小说的“文献式”特点，竟然用200页的篇幅专门描写一个花园。这能说明的，恐怕只是作者深细入微，纤毫毕见的观察力。
第二类是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烈的。代表是《卢贡家族的命运》、《萌芽》。前者是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原企图表明遗传因素对后代的重大影响：富农女儿弗格先后与园丁卢贡和酒精中毒者马卡尔生了三个子女，这三个子女分别接受三位父母的遗传，又继续影响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以至第五代。可是在小说中实际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富有社会内容的情节，即拿破仑第三政变时革命与反革命两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卢贡家族的第二代皮埃尔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都站在反革命政变一方，作了丑恶的表演，而皮埃尔的外甥及其女友则站在反对政变的共和军一方，在起义中献出了生命。拿破仑第三的不得人心，其拥护者的可憎面目，都在小说中得到无情的揭露。小说的意义大大超过了遗传问题。《萌芽》是在八十年代工人运动又趋高涨的形势下写成的，它表现了左拉对社会问题更浓厚的兴趣，正如他在写作提纲中所说，这部小说写的是“雇佣劳动的崛起”和“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小说以一个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以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和军警的血腥镇压为高潮，在法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产业工人的“群团形象”并展示了劳资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是左拉现实主义精神最强的作品。
第三类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的。代表是《小酒店》。这部小说叙述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三代一个女性绮尔维丝的故事。绮尔维丝被情夫郎第耶抛弃，与诚实的青年工人古波结婚，两人勤劳和睦，家庭衣食不愁。不幸古波一次从屋顶上摔下来，死里逃生，成为残废，终日无所事事，混迹于游手好闲之徒中，渐渐染上酒瘾。这时绮尔维丝的情夫郎第耶又与她重修旧好。绮尔维丝靠浆洗供养起两个不事生产的男子，生活十分艰难，慢慢地染上酒瘾。后来双双酒精中毒，发疯死去。如左拉自己在写作计划中表明的，这部小说的意图是：即从生物学、病理学的角度去描写“民众的风尚、罪过、堕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畸形”，也指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由于现代社会工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即小说作者有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视角。而小说所描写的劳动者非人的生活状况，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讽刺和控诉。
3.“写群团的能手”及左拉的地位
左拉的风格与特色，从创作方法上说，是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兼有现实主义以及早期的浪漫主义成份；从技巧与表面来说，则是以场景壮阔，气魄宏大，文体粗犷而著称。他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写群团的能手”。
如果说巴尔扎克是雕塑家，他的笔下塑造了一个个眉目分明，令人过目不忘的典型人物，那么，左拉就是建筑师，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群体行动大场景的描写。他不是雕塑家，不太擅长刻画单个的人物形象，却象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善于驾驭众多人物同时活动的场面。比如象《萌芽》中，用史诗笔调描写了工人夜间的集会和罢工。一路上灯笼火把，成群结队，森林里的火光映照出一张张情绪激烈的面孔。罢工队伍从一个矿区开到另一个矿区，如席卷群山的滚滚洪流。一路上几千条嗓子齐声高呼：“消灭资产阶级！我们要面包！”后来又不约而同地简化为更雄壮的“面包！包面！”工人所到之处，填塞矿井，捣毁店铺，挤死工贼。大批军警开来，工人们又与军警展开殊死搏斗。这几个场景，作者用了好几万字来辅写。《三名城》三部曲的《鲁尔德》中，写了一场4万个教徒的火炬游行，在圣泉洞的四野里，重重叠叠的灯，重重叠叠的幢幡宝盖，重重叠叠的善男信女，圣歌响彻云霄，神甫、祭司的面孔此起彼伏。拥挤、混乱、欢乐、痛苦。左拉从四面八方写来，一杆笔忽东忽西，有条不紊。《巴黎》中写议会场面，有如哄哄闹闹的马戏院。议长的威风，部长们的尴尬，质询人的汹汹气势，旁听席上的惊愕，记者们的玩世不恭，无聊的闲谈，古怪的议论……在全场各处一齐涌现，令人如同置身于一片嘈杂混乱之中。《金钱》中的交易所，一张张面孔都是满脸流汗流油，惊喜的，悲哀的，蠢蠢欲动的，稳坐钓鱼台的，恰如一群赌徒在吆五喝六。《小酒店》开篇就写喧嚣的洗衣场，接着是绮尔维丝结婚，接着是古波生日大摆筵席，十多个人同吃12磅重的肥鹅……左拉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了一连串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具有不同性质和作用的群团活动。可以说在法国文坛上，没有谁比他写过更多的宏大场景。除了自然主义特征外，“写群团”是他的艺术世界中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的特色。在这些场景中，左拉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众多社会生活画面。
左拉的创作和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世纪之交数十年的法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学。法朗士在左拉墓前发表的演说中，把左拉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当时世界文坛上两位最伟大的大师。前苏联文学家鲍戈斯洛夫斯基主编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中说：“左拉为二十世纪文学开拓出了最大的前景。”就影响而言，这个地位，左拉是当之无愧的。
三、从龚古尔兄弟到“五人宣言”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法国的自然主义思潮是起于五六十年代。它在创作上的最早标志是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到七、八十年代，由于“梅塘集团”的出现，自然主义思潮发展为自然主义运动。从八十年代末的“五人宣言”起，自然主义作为运动逐渐走向低落，又回到思潮的状态而扩散它的影响。
1.龚古尔兄弟
爱德蒙·德·龚古尔 （1822——1896）和于勒·德·龚古尔（1830——1870）兄弟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前驱。他们的性格、气质差异很大，爱德蒙内向，易伤感，好沉思，于勒热情奔放。但他们从小亲密无间，都爱好文学艺术。他们未成年父母即去世，由于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使他们不仅生活优裕，而且有条件进行艺术的探索。五十年代年，龚古尔兄弟开始联名发表作品。早期作品多写法国十八世纪的历史和贵妇名媛的传记，已显示出着力发掘文献资料的特点。
他们的重要作品大都是六十年创作的。有写独身文人并肯定独身必要的《夏尔·德马依》（1860），写修道院爱情的《修女洛菲梅》（1861），写兄弟阋墙的《勒内·莫普兰》（1864），写侍女堕落的《翟米尼·拉赛特》 （1865），写厌世隐居的《赛尔维夫人》（1869）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翟米尼·拉赛特》，他们自己也宣称这部小说是“为后来在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名义下写出的一切作品提供了范例的典型的书”。
龚古尔兄弟没有明确标榜自己为自然主义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已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特点。比如：注重文献性，以治史的方法从事文学创作；注重实录性，人物大都有实在的原型，许多材料都是绝对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注重科学性，从生物学角度去剖析人；注重写“低等阶级”，而且热衷于宣染他们的愚昧、粗野。此外，还讲求情节跳跃、时序颠倒、线索庞杂的所谓“艺术文笔”。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法国文坛上是非常标新立异的，他们也自命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的创作成就不算很高，仍作为开风气之先的著名作家而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
龚古尔兄弟终生未娶，以遗产为基金设立了“龚古尔文学奖”，规定“奖励青年，奖励具有独创性的才能，奖励思想和形式上的新的大胆的倾向”。迄今法国每年都颁发千百种名目的文学奖，“龚古尔奖”仍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2.“梅塘集团”
这是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集团。七十年代末，左拉的 《小酒店》出版，轰动一时。左拉因此成为当时法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于是，一群青年作家聚集在左拉的周围，经常在左拉的梅塘别墅举行集会，奉行自然主义的主张，史称“梅塘集团”。主要成员六人，除左拉以外的另五人是：保尔·阿莱克丁，昂利·塞阿，莱昂·埃尼克，于斯曼，莫泊桑。他们于1880年发表的小说集《梅塘之夜》，被看作这个集团发起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和标志，法国的自然主义思潮也在这一时期达于极盛。“梅塘集团”活跃了将近十年，于八十年代中叶因成员之间文学主张的分歧而解体。
3.“五人宣言”
这是左拉的 《土地》（1887）出版以后引起的一场文坛风潮。由于这部小说对农民生活的描写流于丑陋，引起了批评界的攻击。有五个曾经信奉自然主义的青年作家也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左拉和自然主义。法国文学史上称为“五人宣言”。宣言措辞非常激烈，指责《土地》的描写 “淫秽”、“肮脏”，“不仅观察浅薄，而用情节陈腐，叙事一般化又缺乏性格；但记录淫秽之处，则深入唯恐不及。作品堕落到令人相信是一部下流的玩笑集子……”，甚至声称“我们坚决反对这个文学上的骗子”。这个宣言把对自然主义和左拉的攻击推到了高潮，也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尽管不少人支持左拉，为他辩护，但这个宣言对自然主义和左拉本人都是沉重打击。左拉
后来写《三名城》和《四福音书》风格变化，且多次表示要在作品中加入“哲学”，是与“五人宣言”有直接关系的。整个自然主义思潮和运动也由此转入低落。
4．于斯曼及其他
法国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作家还有于斯曼、米尔博、德卡夫、勒纳尔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作为梅塘集团成员之一的于斯曼。
于斯曼（1848——1907）的文学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自然主义的拥护者；后期发展为现代派的先锋。他在 《梅塘之夜》中发表的小说是中篇《背上背包》，记叙自己在普法战争中的行伍生活。以后写了 《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华达尔姐妹》、《同居生活》、《浮沉》等。这些作品多涉及饮食男女，表现出无动于衷的“黑色幽默”，观察精细，形象逼真。语言浓墨重彩，有佛兰德画派的特色。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逆流》（1884），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德艾散特表现了只有远离自然和现实才能追寻到真正文明的思想，客观冷静的笔调中带有神秘意味，标志作者由自然主义向现代主义演变。此后，他作品的神秘、象征色彩日益浓厚。
于斯曼也是杰出的艺术批评家，有独具慧眼的鉴赏力，法国现当代的一些绘画大师如德如、塞尚、萨洛等尚未成名时，于斯曼就给他们以很高评价。
四、巴黎公社文学
巴黎公社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没有内在联系，但它诞生和延续的二十多年，正是自然主义兴盛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写下了法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章，也是继英国宪章派文学之后欧洲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
1.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昂扬的战斗精神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1871年3月18日，法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巴黎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革命中诞生了壮怀激烈的巴黎公社文学，它以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昂扬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坛。
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诞生前夕、公社存在期间、公社失败以后主要由公社社员创作的有关文学。它的时间虽不长，但出现相当繁荣的面貌，描绘了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巴黎公社作家有工人、教师、公社活动家及其他无产者。他们的作品形式丰富多样，有诗歌、散文、小说、政论等。其中诗歌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大。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巴黎公社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斗争，紧密地为建立和捍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权服务，全面而深刻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主题。公社最优秀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巴黎公社诗人往往用对比的手法，在揭露和讽刺资产阶级罪恶的同时，以激动人心的语言
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形式来写作，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被广为传唱。
2.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诗人和作家
巴黎公社最伟大的诗人是《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除鲍狄埃以外，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如路易丝·米歇尔、茹尔·瓦莱斯和列昂·克拉代尔等。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 （1830——1905）是公社的著名诗人，也是公社著名的活动家和女英雄。公社起义一开始，她就投身于斗争的最前线。在72天的战斗期间，她一直在前沿阵地奔忙，曾只身潜入凡尔赛，说服动员一批反动队伍中的士兵弃暗投明。公社失败后，她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她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后被判处终身流放。米歇尔是一位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她在监狱和流放地写了许多诗歌，如《红岩竹花》、《囚徒之歌》、《赠我的兄弟们》等，表达了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们要回来的，浩浩荡荡的人群，
我们要回来的，在四面八方的路上行走，
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复仇的幽灵，我们要回来的，手紧握着手！米歇尔的散文著作 《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自己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历，有一定的价值。米歇尔的形象还作为“女英雄”，作为“蒙马特尔红色姑娘，频繁出现在公社诗人的诗歌中，诗人们热情地歌颂她的勇敢和坚贞。
茹尔·瓦莱斯 （1832——1885）是巴黎公社著名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公社文学优秀的代表作家和 《人民呼声报》的主编。在公社最危急的时刻，他毅然承担重担，主持公社的一切会议。在“浴血的一月”，他是坚强的领导者和无畏的战士。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到国外，继续坚持斗争。他最重要的作品是 《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儿童的毒害；第二部 《中学毕业生》展示了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第三部《起义者》记述主人公在起义前后的战斗生活，反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风暴，这是三部曲中最主要的一部。
列昂·克拉代尔 （1835——1892）是巴黎公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念。他在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881）中，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形象，还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还写了《独眼》、《复仇者》等著名作品。
欧仁·鲍狄埃（1816——1887）生于巴黎一个工人家庭，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掌握了文化。他一生中一直是个穷人和无产者。他在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创作。1830年七月革命时，十四岁的鲍狄埃写出了反映这次革命的诗篇——《自由万岁》。后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并写了《人民》一诗，描绘了英勇斗争的工人形象，表达了他们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在 《消灭痛苦》（1848）和《老屋要拆除》
（1848）中，鲍狄埃表现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拆除资产阶级这座老屋。但鲍狄埃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 《自由树》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反动政变。在政变后的第三天，鲍狄埃写了《谁将为她复仇？》一诗，表达了他对君主制复辟的愤慨。他还领导500多名印花布行业的工人成立工会，加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1870年，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普鲁士军队进入法国时，他写了《自卫吧，巴黎》，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巴黎公社成立后，鲍狄埃被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参加公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1871年6月，他写出了不朽的《国际歌》。十七年以后，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成歌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公社失败后，鲍狄埃先后流亡到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筹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方面研究科学共产主义，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了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在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中，鲍狄埃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自由的虚伪性，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巴黎公社的纲领而斗争。在《巴黎公社》一诗中，鲍狄埃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他写道：“如果要敌人投降，就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1880年鲍狄埃回到祖国，继续以他的笔作为武器，积极投入斗争，先后出版两卷诗集《谁是疯子》 （1884）和《革命歌曲集》 （1887）。 1887的 11月鲍狄埃病逝于巴黎。
3.《国际歌》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用革命的暴力，彻底摧毁旧世界，铲除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国际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国际歌》一开头，就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号召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斗争。“旧世界已经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明确地肯定暴力革命的原则，号召无产阶级走巴黎公社武装斗争的道路。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的科学总结，也是巴黎公社血的教训。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对这个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国际歌》斩钉截铁地给以回答：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国际歌》把几千年来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它彻底宣判了唯心史观的破产。
《国际歌》雄辩地证明，既然是奴隶们创造世界，那末“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暴力革命“夺回劳动果实”， “做天下的主人”是完全合理的，是正义的，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
谱曲的《国际歌》每段都以这四行诗结尾：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
就一定要实现。它有力地概括了整个《国际歌》的思想内容，它反复出现，强烈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使全诗的气势更加磅礴。
《国际歌》艺术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艺术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它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正如列宁的高度评价：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他的《国际歌》把巴黎公社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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