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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是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这位开明、强干的领导者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以他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新政对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能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列宁的十月革命等相媲美。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终于对越滑越快的改革列车失去了控制，由中央集权趋向政治民主的强大进程，将其始作俑者也无情地撞倒了，戈尔巴乔夫成了一个伟大的过渡者，“世界第一公民”不情愿地引退了。1991年12月的阿拉木图会议正式宣告了有七十余年历史的强大国家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叶利钦实施了较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与西方在政治上结盟，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使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时又一次经历着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巨变。
处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一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结合密切的俄罗斯文学，在每个社会变革的关头都会成为政治纲领的传声筒、社会舆论的代言人。在改革时期，它又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了，作家们纷纷撰文、演说，投入到“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去，各种文学报刊大都成了政治论坛。与此相适应，文学生活空前地自由化了，作家们第一次感到可以真正地畅所欲言了，他们或评判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攻击他人或陈述自我，尽情地发泄了一通，但发泄之后却往往是一种别样的虚空。文学的政治化和自由化，对于社会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但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却未必有利，似有一股强大的力，吸引文学列车偏离它自己的轨道。作家们静不下心来专注于创作，“纯文学”的作品也似乎生不逢时，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事实上，在这近十年间，也确实没有出现多少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真正的文学新作。
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便赶来填补空缺了。当然，这类文学之所以得以“回归”，也正是社会和文学自由化、民主化的结果。所谓的 “回归文学”，是指那些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禁，如今却得以发表的作品。这些激起热烈反响的作品，有些是著名作家在此之前创作完成却一直未见天日的作品，有些是发表后即遭批判而迅速被禁的作品，还有些提早已在国外发表并引起反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被禁，大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它们在政治宽松的年代中回到读者手中，似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读者的种种好奇心，它们反过来又对社会民主化的过程起着某种促进作用。在回归文学热中，有一个现象也是引人注目的，即俄罗斯侨民作家及其作品的回归。在二十世纪，由于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甚至是家庭的和个人的原因，一大批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侨居国外。他们在俄罗斯境外继续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改革时期，他们的作品得以在俄罗斯境内发表。“侨民文学”应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在时间上应是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大体等长的，但只有在改革时期，侨民文学才第一次体面地、甚至是炫耀地返回了祖国，并被纳入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长河。
随着文学生活的政治化和民主化，俄罗斯作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激烈化了。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倾向，即重视斯拉夫传统和主张西欧化的两种倾向，从彼得改革时期的宫廷斗争，到十九世纪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都是这两种倾向的对峙。这也许是地跨欧、亚大陆、夹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难以调和的一个二律背反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也渗透进文艺界，较近的体现就是《新世界》和《十月》之争。在改革时期，这种争论日趋激烈，一派作家以支持改革为旗帜，大骂保守派，称他们为“改革的敌人”；另一派虽不公开与改革为敌，却看不惯他们视为“投机者”的前一派作家，认为他们是民族传统的敌人。两派作家扬矛举盾，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似乎连文学的老本行也淡忘了。苏联解体前，自称为“支持改革作家联盟”的“四月派”和以俄罗斯作家联合会为基地的“乡土派”，分别是两种倾向的代表。随着苏联的解体，各种引起争论的预测已纷纷沉淀为现实，作家们的争论也就渐趋平息了。
与热衷争论，又善于争论的老一代作家相比，战后出生的一批年青人似乎更热衷于文学本身。他们的“先锋派诗歌”和“另一种散文”，都表现出一种走纯文学道路的倾向，他们的追求，既是对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隔代对接，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同时代文学潮流的一种顺应。
第二节 回归文学
在1985年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在他的改革方针的指引下，社会生活出现了又一次的、规模更大的“解冻”。在文艺界，一批先前遭禁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面世 （有些是初次面世），读者争相传阅，社会广泛议论，一时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回归文学热。
其实，要论起此类文学的回归，这并非第一次。早在解冻的时期，一大批在三十年代末和战后被无辜镇压、其作品也被禁止流传的作家就纷纷地被恢复了名誉，一些作品也得以再版。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回归热之前，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巴里蒙特等人的诗就已经流传甚广了，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已有出版。然而，就回归的规模和影响而言，静悄悄的第一次回归是难以与八十年代的这股汹涌的、似乎要淹没一切的回归潮相提并论的。
回归热首先出版在各文学期刊上。1986年，《旗》杂志率先登出了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和别克的《新的任命》，揭开了回归潮的序幕。接着，各大文学报刊几乎没有例外地腾出大量篇幅介绍被“封存”的作品，如：古米廖夫的诗作以及“白银世纪”其他诗人的诗歌，曾引起广泛的社会批判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斯提尔纳克）、《我们》（扎米亚金）、《红木》 （皮里尼亚克）以及左琴科的作品，先前被审查机关“压扣”的杜金采夫的 《穿白衣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雷巴科夫的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等，再加上众多“回归祖国”、“被译成俄语”的侨民文学作品，一时弄得俄罗斯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若就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来看，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可分别归入不同阶段的文学中去，但它们又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集中面世的，故又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
普拉东诺夫 （1899—1951）是较早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一位作家。普拉东诺夫开始创作较早，曾受到高尔基的扶植。他独特的语汇、迷一般的潜台词以及对现实表面稚拙，实则入木的观察，使他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既显得独树一帜，又显得格格不入。三十年代初，他的《有好处》等作品受到批判，此后一直未能自如地发表作品。他的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切文古尔镇》（1929）、《基坑》（1930）和《初生海》（1934）都是在八十年代下半期首次发表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写一群满怀理想和壮志的革命者在十月革命后来到偏僻的小镇切文古尔，试图建起一座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终未能实现。《基坑》写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建设运动，在某城，人们决心为全城的无产阶级建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于是他们开始不知疲倦地挖一个巨大的基坑，白白地耗费着体力和精力。《初生海》写某国营农场为解决用水问题，在一个海拔低于二百米的平原上大动干戈，准备挖出一个湖泊，但刚钻了三米就出了水。普拉东诺夫以平静的、白描似的笔调，似乎满不经心地在叙述这一切，但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强烈的荒诞。在劳动中，劳动者们充满信心，乐观向上，但他们同时也被扭曲了，异化了，他们“弯腰弓背地度日”，“流着永远冲洗不尽的汗水”，成天半张着嘴“呼出躯体中结成硬渣的疲倦”，同时，“不能亲吻”，还“必须节约仇恨”。荒诞的是，仿佛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外力逼迫他们，他们仿佛是自愿的，仿佛又是被迫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被敏锐的作家观察到了，并加以放大，其中无疑凝聚着作家深深的思考。如今，普拉东诺夫与扎米亚金一起，被列为“新乌托邦文学”（又称“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
在回归文学中，篇幅和反响都较大的两部作品，是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格罗斯曼最早由描写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格留卡乌夫》（1934）起步，卫国战争时期表现活跃，当时的《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作品都受到过好评。但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却比较沉寂，埋头写作巨著 《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以沙波什尼科夫、施待鲁姆几个家庭在卫国战争前后的生活为线索，对主人公以及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在这次灾难性的战争中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思考。小说将战争的场面和和平的生活相交叉，将普通人的苦难与上层的作为相对比，自由挥洒地对历史和战争进行回忆和思考。其中，“思考”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突出的特征，作者透过战争的失利、反攻、胜利的表面进程，试图洞察社会制度本身和战争统帅内心的矛盾。他宏大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质，甚至有评论家将这部作品誉为“苏维埃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在接下来发表的又一部作品《一切在流动》中，作者仍继续着他对制度、对领袖的审视和思考，并进一步把斯大林式专制的来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对列宁也作了大胆的评论。
雷巴科夫（1911—）的长篇小说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斯大林的时代。阿尔巴特街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步行道，一条文化街。小说的主人公萨沙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他在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作者通过他的不幸人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剖析。作者花了许多篇幅来直接描写斯大林的心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冲突、斯大林的独断专行的作风等等，把斯大林及其政策当成是以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人悲剧命运的根源。
回归文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回归的”作品在写作年代、文本遭遇、艺术内容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就是它们都曾被禁的“同患难”的历史。当然，它们之所以先后被禁，又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因此，这些作品在政治倾向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即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回归文学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同时也使得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更完整、更全面了。在对改革时期的社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冲击和推动作用之后。回归文学中真正具有文学、美学价值的东西将成为俄罗斯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当然，这样的作品毕竟有限，不可能泉涌不止，目前，文学回归潮已基本结束了。
第三节 侨民文学
俄罗斯的侨民文学，系指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这些作家有些加入了外国籍，有些一直没有入籍；他们大多坚持用俄语创作，也有一些人同时用俄语和别国文字进行写作。二十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历史持续得很长，但它较为集中地回归祖国，则完成在改革时期。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有过三个浪潮，也就是说，在三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有大批的俄罗斯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流亡海外。第一批文学流亡者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的，在当时，许多知名作家由于不理解革命、不接受革命、甚至是敌视革命而离开俄国，一部分人参加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也有一部人在境外仍潜心于文学写作。这一批流亡作家的数量是惊人的，他们中间不乏一流的大作家，在十月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的时间里，先后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就有：阿韦尔琴柯、阿尔达诺夫、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阿达莫维奇、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巴里蒙特、吉比乌斯、扎伊采夫、扎米亚金、维·伊万诺夫、卡缅斯基、库普林、梅烈日科夫斯基、明斯基、谢维里亚宁、阿·托尔斯泰、苔菲、萨沙·乔尔内、尤什凯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列米佐夫、雷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施梅廖夫等等。他们离开祖国，远走他乡，在巴黎、布拉格、索非亚、柏林、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纽约、哈尔滨、君士坦丁堡等处安身，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们仍继续写作，并创办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出版了许多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回到了祖国并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大师，如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等。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出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当时在沦陷区的许多俄罗斯人逃到了安全国家，战后有许多人又从希特勒的战俘营直接去了西方，在这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代人中，后来有不少人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第三浪潮出现在六、七十年代，解冻时期之后的政治控制政策，使许多作家感到压抑，因而出逃，而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这些作家，是当今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主要代表。
当前，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心有两个，一是纽约，一是巴黎。在巴黎，以俄罗斯的侨民作家涅克拉索夫、西尼亚夫斯基等为中心曾形成一个文化圈子，在西欧文化界颇有影响。由于彼得的改革主要是以法国为借鉴的，俄法两种文化间的联系一直较为紧密，俄罗斯许多文化人都视巴黎为文艺圣地；而巴黎浓郁而又自由的文化空气，也确是侨民文学最合适的土壤。从十月革命后至今，被茨维塔耶娃称之为“喀尔巴阡的罗斯”的巴黎的俄罗斯侨民社会，一直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中心之一。但二次大战后，美国逐渐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俄罗斯侨民文化的重心也开始向纽约转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新移民享有较为平等的权利；那里更多样、更刺激的艺术空气，对战后的新侨民也更有吸引力。如今，美国俄语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美国西班牙语文学、美国华语文学等一样，已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俄语文学的发展史上，首尾处各站立着一个魁伟的身影，他们就是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
纳博科夫 （1899—1977）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父曾任沙皇政府的司法大臣。十月革命后，不满二十岁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随家人流亡欧洲，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文学，1922年迁居柏林，同时开始在侨民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二次大战前，他还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于1940年去美国，并在战后加了美国籍，开始在美国的多所名牌大学中教授文学，同时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从事昆虫学研究。晚年，他“旅居”瑞士等地，也许是要反复体味远离故土的飘泊感，据说他从不购房，从来就是住在旅馆里，1971年，他在瑞士的蒙泰勒病逝，那个小城也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晚年隐居的地方。纳博科夫到美国之前的创作，大都是以俄罗斯流亡界的生活为素材的，其中较著名的有《玛申卡》（1926）、《黑暗中的笑》（1932）等。到美国后，纳博科夫一面从事文学和昆虫学研究，一面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同时还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成英文，将许多欧美文学大师的作品译成俄文，他的工作逐渐引起了美国评论界的注意。然而，真正使他在全美、甚至是全世界扬名的，是一部篇幅不甚大的长篇小说《洛丽塔》（1955）。据说，纳博科夫是带着一种近乎恶作剧的心理写作此书的，他似乎想说明：学究也会搞“畅销”，也敢写“淫书”。小说写一个名叫亨伯特的中年男人，爱上只有十二岁的女孩洛丽塔，为了实现他的爱，他娶了这女孩的母亲，在她母亲死后终于占有了她，后洛丽塔与另一男人私奔，亨伯特杀死那男人，又夺回了洛丽塔。小说中许多细致的性心理描写，使得人们曾将此书视为“淫书”，但此书新颖的结构、奇妙的语言，以及关于人生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又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真正的文学经典。之后，纳博科夫又创作了数部对美国文学和众多美国作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如小说《普宁》（1957）、 《微暗的火》（1962）、《阿达》（1969）和论文集《文学讲稿》（1980）等。这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大师，一生共创作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数百首诗，还有众多的译作、论文。他已被公认为对不止一代的美国作家产生过影响的文学巨匠。
布罗茨基 （1940—）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很小就对诗歌感到兴趣。由于天性自由，具有叛逆性格，他很早辍学，做过多种杂活。与此同时，他读俄语诗歌经典，并有幸结识阿赫马托娃，成为她的学生。由于写诗，他被视为异端，两度被送进疯人院，1964年又因“游手好闲罪”被判刑，并被流放至俄罗斯北方边疆。七十年代初，他被驱逐出境，后幸得著名诗人奥登等人的帮助，从欧洲辗转至美国，1977年加入美国籍。早在他在列宁格勒等地过流浪式的生活时，他的诗集就已在美国问世。到美后，他又陆续推出多本诗集，如 《长短诗集》（1965）、《荒野中的停留》（1970）、 《美好时代的终结》（1977）、《词类》（1977）、《罗马哀歌》（1982）、 《献给八月的新章》（1983）等。布罗茨基的诗，继承了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时俄罗斯“白银世纪”诗歌的优美传统，诗律严整，思想深刻，同时，他又自英语诗歌、尤其是以约翰·多思为代表的英国玄学派诗歌处汲取了营养，形成一个形象奇特且冷竣、带有静观和寓意色彩的诗歌宇宙。他以生命为诗歌主题，在对时间、空间、死亡、衰老的描写中抒发他关于生活、关于人类的认识。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在授奖词中，发言人曾称他是“不止革新诗歌表现手法的大师”，并称他在“用俄语和英语这两根巨柱支撑他的诗歌大厦”。布罗茨基是一个罕见的语言天才，当年，他为了直接从原文阅读米沃什的诗，曾在几个月里熟练掌握了波兰语。八十年代，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散文集《少于一》（1986）又因其丰富的内容和出色的文笔获得了全美图书评论奖。现在，布罗茨基一面在美国的大学中教授文学，一面在他那总是烟雾缭绕的书房中继续写诗、作文。八十年代末，他的诗开始出现在俄罗斯境内的报刊上，引起了爱诗的俄罗斯人的极大兴趣。1990年，经诗人本人审定的诗集《词类》在莫斯科出版、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诗集收入了布罗茨基 1962～1989年的诗作近二百首。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人中，就有三人是侨民作家（蒲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另两人为肖洛霍夫和帕斯提尔纳克）。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还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带到了世界各地，极大地扩大了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影响。
在改革时期，侨民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纷纷回归了俄罗斯。但与其他类型的回归文学不同，侨民文学仍处在继续的发展之中。如今，俄罗斯侨民文学还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第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在除俄罗斯以外的十四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俄语文学都将成为侨民文学，这将是很大的一个文学力量，因为在许多原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族在总人口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二，随着移民潮的持续，许多俄罗斯公民移居至以色列、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已开始出现俄语文学的幼芽。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也许会在世纪末形成一个更大的浪潮。
第四节 青春的声音
1985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青年诗人的合集，名《青春的声音》。这个题名具有某种象征的、概括的意义。青年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文坛上一个生机勃勃的现象。但是，在停滞时期和改革时期，青年文学虽时常在文坛引起广泛的争论，却没有赢得较为稳固的社会位置。回顾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世纪之初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是由一批年轻的诗人们发起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统治十月革命的诗坛时不过二十余岁，卫国战争时期的“前线一代”作家在走出校门后便同时拿起了枪和笔，“高声派”和“细语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在风华正茂时就独领诗坛之风骚了。与这些前驱相比，改革时期的文学青年是自愧弗如的。也许是由于已步入老年的人类在排斥青年的因素，也许是因为这一代文化人恰好处于一个非英雄化的时代和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但是，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走进文学。当前，俄罗斯文坛上仍响彻着一个青春的声音，它虽未压倒一切喧嚣，却也亮出了自己的嗓门和旋律。
“先锋派诗歌”是俄罗斯青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批青年诗人的诗作就因其“朦胧”、“难解”等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一批诗人一改老一辈诗人的写作模式，采用一些新奇大胆的形象、复杂多义的词语和结构。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歌减少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性主题的直接反映，多描写“小我”和个人深层内心的感觉。在他们的诗中似乎少了些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公民责任感和激情，而多了些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实验色彩。他们的诗歌，在冒着失去官方支持、失去读者的风险，却有着回归诗本身、找回诗人存在之价值的追求。在先锋派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有日丹诺夫、帕尔希科夫、叶廖缅科等。布罗茨基一次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将这三人称之为俄罗斯诗歌的“希望”。
伊·日丹诺夫 （1948—）的诗素以怪诞、难懂著称。他于六十年代末开始写诗，下面这首《无题》就写于 1968年。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这首短短的小诗，已经表现出了日丹诺夫、甚至是整整一代新潮诗人的某些创作特色：子弹击中了鸟，诗人不去同情鸟儿却去同情子弹，这表现了一种观察、认识、理解事物的叛逆精神，写“疲倦的”子弹在“哭泣”，在渴望“飞翔”，是用一种新奇的想象在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从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丹诺夫一直是诗评界争论的焦点，他的诗也似乎越写越离奇，越写越难懂。他及其创作，无疑代表着一种诗歌创作倾向。他的诗，如同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的诗人一样，仍处在不止的飘泊和求索之中。
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坛上开始活跃起一群青年作家，到 1989年，评论界已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一个相对整体，并冠之以“另一种散文”（今译 “异样文学”）的称谓。称他们的创作为“另一种散文”，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与前一辈、甚至是前几辈作家的创作不相同的风格。该派作家大都着重写凡人琐事，对生活的态度更为冷静更为客观。他们笔下的现实，多为社会的阴暗面或僻静的落角；他们笔下的人物，多为被生活扭曲的、遭受情感压抑的小人物。在写作手法上，他们也较多地采用了意识流、荒诞、非逻辑等现代艺术手法。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作家别仁在访问中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比较过中国京剧和西方话剧的不同，他概括到，西方话剧是一个 “说什么的艺术”，而中国的京剧则是一个“怎样演的艺术”。这个区别似乎也存在在两代俄罗斯作家之间。较之于“写什么”，新一代作家似乎更注重“怎样写”。这一批人的创作，使俄罗斯的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距离有所缩小；但他们的创作中缺少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责任感和人情味，这也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另一种散文”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作家的年龄、经历和风格也不尽一致。目前被视为“另一种散文”之代表的作家，有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有既写小说又写剧本的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有学过汉学的列昂尼德·别仁，有中学教师出身的维亚切斯拉夫·皮耶楚赫，还有叶夫盖尼·波波夫、谢尔盖·卡列金、瓦列莉亚·纳尔比科娃、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
别仁 （1949—）是这一批青年作家中较为稳重的一位，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并以题为《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的论文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他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字，如今已出版八本小说和学术性著作，较重要的有《屠格涅夫地铁站》（1979）、《人文学热》 （1985）、《天使瓦莲卡》（1989）、《南瓜社会》（1989）等。别仁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称中国是他“在自己的思想中、理想中和幻想中神往的祖国”，并曾访问过中国。
转眼间，这一代的“青年派作家”已近五十岁了。他们似乎应有生不逢文学盛世之感，但他们却以自己顽强的努力，在传递着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力棒。
第五节 新的开始
又到了一个世纪的末尾，再有六、七年，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就将走完它的历程。在这世纪末之时，俄罗斯文学却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首先，随着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文学进一步自由化，它脱离了社会的压力和政治的重负，开始返回文学本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与以前相比，将失去社会代言人和自由政治论坛的角色意义，随之而来的孤寂，对于文学重新找回自我、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许不是坏事。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文学开始面临着市场的严峻挑战。近两年，许多文学报刊停刊，出版社的出书量锐减，纯文学的作品越来越难面世，而一些准文学、色情文学作品却走上了市场。这是经济向文学提出的挑战，俄罗斯文学如何去适应市场经济，是一个让人关心、担心的问题。
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文学的独立性得到了加强。如今，俄罗斯乡土派作家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传统也可以得到更直接的继承。可以预测，一种更加纯粹，从而也就更具世界意义的俄罗斯文学，将在世纪末出现，它将与世纪之初繁荣的俄罗斯文学遥相呼应。
1992—1993年间的这十几个月，是俄罗斯文学再次独立生存的最初岁月，在这急剧变革的岁月中，俄罗斯文学界发生了或悲或喜的许多事。著名女诗人德鲁尼娜因为“找不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而自杀；而哈里托诺夫却获得了1993年英国最著名的文学奖布克奖。对俄罗斯文学现状的估计，也有悲有喜，悲观论者认为这是文学“沉默不语的一年”，是文学衰落的一年，乐观论者却认为此为“二十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之一”，因为他们在文学与宗教和重新亲近、文学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俄罗斯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的横向融合等方面，看到了俄罗斯文学重新崛起的势头。
无论如何，一个与前期文学有所不同的文学正在出现，俄罗斯文学这一新的开始，也许将延续进下一个世纪，从而成为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开篇。
代跋：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
作者附记：在即将完成本书时，感到还缺少一段总结性的文字，记起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拙文，便找来附于此，代为跋。常耳闻“俄苏文学”和“苏俄文学”之并称，确实，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联系紧密，很难剥离。本书却由于既定的取舍原则而对俄罗斯文学之外的苏联文学未予照顾，附上此文，也权当一个补充。此文原载 《苏联文学》杂志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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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文学也成了历史。1990年7月的苏联《文学报》上曾刊载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追悼苏联文学》，这标题竟似一个灵验了的恶咒，苏联文学真的在一年多之后终结了。一些爱好苏联文学、研究苏联文学的人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事实。在或惊讶或无措或留恋或感叹等等之后，立即该做的，也许就是对与苏联文学相关的某些概念的重新理解。
首先便要涉及到“苏联文学”这一概念的本身。此概念最早出现于1923年，但对这一概念最权威、最充分的阐述，恐怕还是高尔基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高尔基谈到：苏联文学应该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旧文学的新文学；其次，它 “不仅是俄罗斯语言的文学，它还是全苏联的文学”。若给出一个关于“苏联文学”的“科学”定义，即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自1917年11月7日至1991年12月22日间的文学的总和。当然，这里又有许多的不精确之处，比如：苏维埃联盟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的十几年间逐渐形成的，波罗的海三国迟至四十年代才加入苏联，又在联盟正式宣布解体之前退出了联盟。又比如：某些作家在十月革命前的创作，也习惯地被纳入苏联文学的范畴，高尔基写于1916年的《母亲》，就被视为苏联文学的基石之一；也许，某些作家在联盟解体后的创作，因其主题或风格使我们有理由仍将其视为苏联文学的延续。但如今，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文学已是世界文学中一段孤立的历史，如同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拜占庭文学等等。它已不再是一个活的文学肌体，而成为一具文学巨人的遗体。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但这并不应令人沮丧，作为一个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文学，苏联文学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阅读者和文学研究对象。我们应习惯于像对待一个客观历史事实那样去对待苏联文学。对于苏联文学中所包含的其他一些概念，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的人民性”等等，我们所持的也应是这样的态度。
与苏联文学关联最多的另一概念，就是“俄罗斯文学”，或称“俄国文学”。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俄罗斯文学是指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文学，从十一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到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象征派诗歌。在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则并不突出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这一分界，他们似乎更注重以作家所属的民族去界定文学，因而一直沿用“俄国文学”这一概念，去指称俄罗斯人有史以来创造出的一切文学。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在苏联存在期间，苏联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文学，是统一的苏联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联的文学批评中，又将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称作“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以区别于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从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苏联文学可以视为其一特定的阶段。俄罗斯文学在苏联文学之前早已存在，在苏联解体后必将继续存在；苏联存在期间，俄罗斯文学是整个苏联文学的中坚，苏联其它多民族的文学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者和研究中，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往往成了苏联文学的代名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苏联文学就是俄罗斯文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延续。就历史而言，俄罗斯文学大于苏联文学；而就地域而言，苏联文学则大于俄罗斯文学。此外，苏联文学的概念带有某种国家的，政治的色彩，而俄罗斯文学概念更具民族意味。
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两者间关系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反过来又使两个概念有了一定的伸缩性。增大这一伸缩性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学”、“侨民文学”、“回归文学”等等概念。为避免由于诸概念内涵的相交而可能引起的混乱，我们主张引入“俄语文学”这一概念。俄语文学，可以指有史以来在世界任何地方用俄语创作的文学。我们可以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者，可以依旧是原苏联文学 （主要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也可以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但我们首先是俄语文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这一概念的引入和被接受，有助于明确我们新的和旧的阅读研究对象，甚至能影响到我们的阅读态度和研究战略。
苏联文学已是世界文学史中刚刚翻过的一页。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文学，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阅读和研究它，既要避免树立学习榜样式的全盘照搬，也要避免总结反面教材式的批判。将俄语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像阅读和研究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华语文学等一样地阅读和研究，则能使我们勾描的世界文学版图更加全面，更加精确。
2
从十月革命到阿拉木图会议，苏联文学经历了七十四年的历程。这是怎样的一部文学历史呢？
十月革命后，被革命所释放出的激情，也弥漫在文学中。时代的情绪，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两个特征：体裁上，以诗歌创作的规模为大，成就为高；风格上，以浪漫主义色彩为重，疾风赤旗，铁马钢枪，成为一种崭新世界观的形象表征。当时的文学生活，如社会生活同样地热烈。一方面，十月革命前即已开始创作的作家们并未立即停止创作，旧文学带着惯性步入了新社会；另一方面，革命者中涌现出大批文学人才，他们带着清新的感觉闯进了文学。文学无法在某一夜间彻底地改头换面，旧的文学仍在继续，而新的现实又为新的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和新的风格。新旧文学的交融，形成五光十色的局面，各种流派纷呈，多种理论相峙，多种文本并立。这种场面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1925年，俄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反对“中立艺术”。1932年，联共（布）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各种文学团体，建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934年4月，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拥戴高尔基为文学领袖，讨论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从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是苏联文学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各民族文学走向统一的苏联文学；各种风格也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以当时苏联社会中展开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对象，注重对“劳动”本身的描述，对“新人’的塑造，对“第二自然” （即理想现实）的赞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卫国战争，苏联文学也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文学缪斯成为斯拉夫大地上的复仇女神，文学成为抗击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一千余名作家志愿走上前线，其中的许多人捐躯疆场。当时的文学，以政论、诗歌等短小精悍的体裁为主，主题也是单一的：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消灭敌人。卫国战争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精神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关于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后来一直是苏联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主题之一，经久不衰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所描写。
苏联终于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在经历过战后重建时的悲伤和艰辛之后，一种乐观情绪在苏联社会荡漾开来，与此同时，“个人崇拜”也愈演愈烈。这种氛围下的文学，往往带有纯颂歌性质，出现了后来受到批评的“无冲突论”倾向。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实行了某些旨在松动社会机制的“改革”。于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又呈开放趋势。“自我表现”、“创作自由”等口号被提出，以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为代表的乡村文学开始涉及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开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与“尊重人”、“相信人”的社会呼声相适应，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性质得到强调，出现了一大批赞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后因爱伦堡的小说《解冻》 （1954—1956）而得名为“解冻文学”。稍后，以一批年轻诗人为中坚的“第四代作家”登上文坛，他们或“大声疾呼”，或“悄声细语”，为诗坛、为文坛增添了活力，形成了苏联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
六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所谓的“停滞时期”由他开始。在文艺方面，当局表现出加强控制的意图，文学生活相对地要沉寂些。但是，“停滞时期”的文学并不始终处在“停滞”之中，苏联文学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乡村文学和道德问题小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军事文学率先在“全景文学”的创建上作了成功的尝试；科技文学与“科技革命”相伴而生；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创作和万比洛夫的戏剧创作，标志着西伯利亚文学新的崛起……苏联文学在过着自己正常的文学生活。
戈匀巴乔夫当政之后，“新思维”、“改革”激起了苏联社会中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时期的文学，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文学更加社会化、政治化，作家们投身于“苏联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文学报刊成了政治的喉舌；文学生活空前自由化，作家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似乎突然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了。于是，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各种内容争先恐后地亮相；与此相关，一些长期被禁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等等，纷纷得到“解放”，世纪初的大批旧作相继面世，一些被错误镇压了的作家和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也被大量印行，从而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回归文学热”。 “回归”的文学，加上“改革”的文学，构成了苏联文学一个混声合唱般的绝响。
苏联文学的历史，是一种有起有伏的历史，受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的左右，它呈现出一道冷热交替的发展轨迹。然而无论是冷是热，是起是伏，苏联文学都一直在顽强地谋求其发展。苏联文学的历史，又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文学之外的力量，常给它以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悲伤，苏联文学因其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突转而获得的精采历史，在世界文学中也许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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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中，苏联文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多民族性和社会化。
地域辽阔的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客观上决定了苏联文学也必然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学。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文学包含着七十余种语言的文学。我们在谈论英语文学时，能从这同一语言的文学中区分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语种文学大于国别文学；当我们面对苏联文学时，却能从中区分出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高加索文学、中亚文学、波罗的海文学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国别文学则大于语种文学、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学。
统一的多民族苏联文学是逐渐地形成的。十月革命之前，后来成为苏联文学大家庭成员的各语种文学，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时的俄罗斯文学，已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乌克兰文学、格鲁吉亚文学等也已有相当高的水准。而西伯利亚、中亚一些地区、极北地方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尚处于口头文学创作阶段。从参差不齐的起步，到步调一致的行进，苏联文学无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交融过程。无可争议，苏联文学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落后的语种文学的发展。据统计，在苏联文学所含的七十余个语种文学中，有半数以上是在苏联成立后才形成书面文学的。一些弱小民族和僻远地区的文学，借助苏联文学的力量取得了国际性的文学地位，把自己的文学天才推向了世界。乌克兰的冈察尔、立陶宛的梅热拉伊蒂斯、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等，都是以本民族文学之代表和苏联文学之代表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文坛的。不久前，达吉斯坦阿瓦尔族著名诗人加姆扎托夫来中国访问，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他承认，若没有一个统一的苏联和苏联文学，就不会有作为诗人的他和他的诗，而且，达吉斯坦文学也许就难以为世人所知。然而，关于统一的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之影响的问题，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两年前，笔者在第比利斯与几位格鲁吉亚青年诗人作过交谈，他们认为，统一的苏联文学犹如一堵厚墙，在格鲁吉亚文学与世界文学间设置了障碍，格鲁吉亚文学欲走向世界，就不得不冲破自身的和苏联文学的这两层包围，世界是通过苏联文学来认识、理解格鲁吉亚文学的，因而是不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总地看来，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尤其是原先较为落后的一些民族文学的正面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对于某些民族的文学而言，如果说其民族的原始文明是其生母，那么苏联文学则可视之为其养母或奶娘。
统一的苏联文学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各民族文学也丰富了作为整体的苏联文学。各民族文学都有着其独特的起源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苏联地处东西方之间，欧亚分界线在其境内纵贯而过，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交融，历来就是俄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欧那靠扰上帝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与东方普渡众生的佛教寺院低平的屋顶相结合，即派生出了斯拉夫东正教教堂那不高不低、不尖不方的洋葱头式的穹顶。成吉思汗的西进，将东方文化的基因播撒进斯拉夫土地；彼得大帝的改革，则使法国式的西欧文明在俄罗斯得到传播。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斯拉夫文化的，原本就是东西文化的混成体。十月革命后，东西文化因素在苏联文学中的双向交流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了。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的突厥文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之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将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淀带进苏联文学。历来被视为是斯拉夫文化，北欧斯堤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又将自己的文化因子再糅合进苏联文学。在广袤的西伯利亚，虽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却逐渐造就了一种以“人与自然”为母体的特色文学。这带有各种文化色彩的多种文学，汇集到苏联文学之中，组构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学全景图。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美学倾向，且它们又多以俄语作为交流桥梁和表现形式，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各民族文学自身特色的尽情发挥，至少不利于人们对其特色的充分认识。
苏联文学的另一基本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倾向。社会化，在这里包含有多层意义，是分别就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文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等而言的。
从十九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就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并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影响的功能。可以说，在苏联文学出现之前，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是东斯拉夫文学的主流，作为一个强大的传统，它在苏联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在苏联社会中，文学从来没有被当作过纯艺术化的技巧尝试或纯个性化的渲泄方式，而被当作政治的组成部分，充当起庞大的社会机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齿轮，思想斗争中一件克敌制胜的武器。文学的“党性”、 “人民性”等准则的提出，更强化了文学的政治色彩。作家协会不是作家们自由结社的行业协会，而是政府一个重要的文化管理部门。作家的写作，不是他个人的事，他是在进行一项社会化的精神生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和文学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高尔基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所拥有的威望，恐怕是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在世时难以企乃的。街道、公共设施，甚至是企事业单位、交通工具，纷纷以文学家的姓氏命名，名作家的纪念地、纪念馆、纪念碑随处可见。苏维埃时代之前的著名作家，也同样受到敬重。文学的社会化，一方面，使文学的特殊性和作家的创作个性难免要受到压抑，但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文学家作为公民代言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学成为严肃的社会事业。苏联文学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公民精神”，本着“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在人道、人性、道德等领域作了许多探索。苏联文学的社会化，使得苏联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同时也可视之为一部社会史、文化史。就这一意义而言，苏联文学的容量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多面的。
苏联文学的社会化倾向，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读者对文学的接受。苏联文学拥有一个十分庞大的读者群，苏联民众对文学的广泛爱好，是令人吃惊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拥有一个包括普希金全集在内的小文学图书室，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一个小学生，可以滔滔不绝地把叶赛宁的诗背上半小时。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几乎全都是精选出的文学名著。每一场文学晚会，总能吸引来大批的听众。著名的诗人或作家逝世后，墓地里会出现一个长长的送葬队伍，此后，便会有崇拜者不断地前来献花……对这些现象，有人解释道，苏联社会的文化生活过于单调，人们只有文学可爱好；或曰，在舆论渠道过于单一的情形下，文学被视为“真理的声音”，因而才倍受青睐。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苏联文学的覆盖面之广，苏联文学读者的人数之众、热情之高，却是让人深信不疑的。文学接受的社会化，无疑能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水准。人的素质的变化影响着人的一生，而民族的素质的提高则关联着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文学的社会化，使文学得以在个性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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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苏联文学为“人类最先进的文学”，自然是难以博得广泛赞同的，但苏联文学七十余年间取得的成就，还是引人瞩目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苏联文学将一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和全新的文学主人公引入世界文学，使无产阶级文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主宰的文学，它将旧知识阶层中的文学名流纳入自己的河床，同时又在普通工农兵中发掘出许多文学天才，组建起一支浩荡的文学队伍。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它都推出了自己的大师，如小说领域中的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诗歌领域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戏剧领域的布尔加科夫和万比洛夫，等等，等等。一批《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式的巨作，成为世界文学中新的经典。可以说，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苏联文学是无愧于其前驱的。
苏联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它对别国文学的影响上。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老大哥”，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世界中占据首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众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文学，都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那些国家的作家们努力地以苏联文学为榜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众多写作者的创作指南。比如，中国文学界提出并奉行过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此同时，那些国家的文学读者们，也在贪婪地阅读苏联文学的产品，保尔们、卓娅们曾感动过无数苏联之外的人们。比如，如今五十多岁的中国人，谁的脑海里不留有几片关于苏联文学作品的记忆？说文学上的“苏联模式”曾垄断过半个世界的文学，并不过头。无论这种影响的效果如何，尽管这种文学似乎是政治影响的附生物，但一种文学拥有如此之广、如此之大的世界性影响，毕竟是值得骄傲的。近、现代史上，一国文学能对别国文学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
谈到苏联文学的成就，还必须注意到苏联境内的自由派文学和苏联境外的侨民文学。如果不把苏联文学理解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同义词，自然就要把这几类文学也视为苏联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有人曾将苏联文学划分为三类，即官方文学、乡土文学和自由派文学。官方文学是指那种以作协“书记们”的创作为代表的正统文学，以歌颂和正面描写为主；乡土文学着重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精神的继承，以自然、人性、道德、良心等为创作母题，对世界和人生进行严肃的探究，其理想在于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主张；自由派文学大体上是一种暴露的文学，批判的文学，是对社会或某些现实问题表达不满、提出批评的文学，它有时又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长期以来，第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得到赏识，而末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受到压制，至于第二种文学，则时而受褒时而遭贬，或其中的某些东西受褒而另一些东西遭贬。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推崇的，首先是末一种文学。在五位赢得诺贝尔奖的俄国人中，除肖洛霍夫外，其余四人均不属正统文学之列。蒲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他后来是以美国诗人的身份受奖的）先后侨居国外，帕斯捷尔纳克则被视为“境内侨民”。这种状况，自然与东、西方间冷战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其中不乏利用者有意为之的企图，但它客观上还是证实了自由派文学的高质量。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容细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由派文学恰好是苏联文学的产物，只有在苏联社会这块独特的土壤上，才能生长着这株奇特的文学之树。据说，许多西方的“自由”作家反而非常羡慕一些苏联自由派作家的处境和经历；据说，许多昔日的自由派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竟顿时生出一种“失业”的感觉。
自由派文学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文学自身的经历。苏联文学有过几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但也有过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局面。行政干预过多，一直是苏联文学背负着的沉重包袱。二十、三十年代众多的“决议”，客观上降低了文学的繁荣程度。文学被统管得最紧、同时其水平也是低的，是所谓的“日丹诺夫时期”。当时，对阿赫马托娃等人的辱骂，使文学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胆量。五十、六十年代，因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而对其展开的“全民声讨”，对许多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驱逐，就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使苏联文学自身蒙受了损失。苏联文学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但过重的非文学负载，往往使苏联文学感到难以承受，甚至使它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卫国战争结束后，文学被当作宫廷音乐，在那自愿或被迫的颂歌合唱中，文学的个性、文学的尊严和文学的价值全都荡然无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文学又一次充任为政治代言人，文坛成为政治论坛，如今，面对“改革文学”的课题，我们似乎只能目睹“改革”而找不见“文学”了。
福兮祸所倚。苏联文学的某些福事，往往成为其祸根；反过来，某些祸事，又往往成为其福源。苏联文学亦悲亦喜、时悲时喜的历程，或许能给我们留下一些经验和启示。
苏联文学已成为历史，但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将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永恒的阅读对象和研究课题，将吸引人们去对它作悠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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