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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三十年代，苏联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全面展开，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朝气蓬勃、民情振奋的气氛。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自然大体上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一时代的文学，主题比较集中，无论是再现工业化场面的还是展示农业集体化进程的作品，其主题都是“劳动”。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发挥出更为能动的教育功能，苏维埃时代俄罗斯文学诸多原则和特征，正是在三十年代最终形成的。
俄罗斯文学不仅在内容和风格上走向统一，在组织上也在向统一过渡。
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又颁发了一个重要的决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决议写道：前一段时期允许各种文艺团体存在，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学干部”还很缺乏，“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存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如‘伏阿普’、 ‘阿普姆’等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用党的决议的方式来解散文学团体，用文学之外的力量来改变文学力量的分配，这对正常的文学生活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伤害和打击。但是也要看到，分散的文学力量确实已难以承受官方和社会欲让其承受的重任了。因此，决议在宣布解散所有文学团体的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几个月之后，由五十人组成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正式成立，高尔基任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任主席。两年之后，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几十个民族的三百七十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还特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代表。高尔基作为文学界的领袖出席了大会，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主题报告。在他那篇长长的、题为《苏联的文学》的主题报告中，高尔基对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的现状、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分析。这一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取得了两大具体成果：一是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通过了苏联作协章程，选举产生了以高尔基为首的作协理事会；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将这一方法作为一个原则写进了苏联作协章程。
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体裁是小说，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题材是劳动小说和教育小说。但是，真正使三十年代文学与其他时期相比而不显得逊色的，却是活跃于三十年代的几位文学大师以及他们在三十年代创作出的几部史诗巨著。这些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投下魁伟身影的巨著，就是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布尔加科夫的剧作及其长篇小说 《大师与玛格丽特》等等。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文学最珍贵的收获，是它们使略显单调的三十年代文学有了多彩的添加。
在观察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时，有一些现象是发人深省的。从 1937年开始的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文学界，众多的作家、尤其是犹太裔的作家和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作家，被无辜镇压。如今，在俄罗斯文学家辞典中，只要一看到一个作家的卒年被标为1937年或稍后的年代，我们的心中就立即为他涌起一股惋惜的叹息。皮里尼亚克、曼德里施塔姆、巴别尔、瓦西里耶夫、扎祖勃林、科尔尼洛夫、韦肖雷等一大批小说家和诗人先后罹难，给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遗憾和一个又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三十年代末，“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出现，文学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无冲突论”开始有所表现。有些文学作品以廉价的歌颂为己任，既不注重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又不注重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健康发展的同时，已开始染上某些不健康的因素。
第二节 劳动的赞歌
1934年8月17日，当高尔基在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时，一开场就大谈“劳动”，认为创造了文化的劳动过程，在他的时代之前， “从未得到应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在这个长达数万言的报告的后半部分，高尔基又直接呼吁：“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要英雄，……我们应当学会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创作。”
欲使文学贴近现实，欲将文学也当作作用现实的能动工具，就不能不让文学向现实生活敞开大门。而三十年代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建设和劳动，当时的文学因而充满了劳动的主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与社会上进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相呼应，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分别对这两个战线上的工作作了反映。
反映工业化建设的长篇小说，有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卡达耶夫的 《时间啊，前进！》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原动力》、列昂诺夫《索溪》和《通向海洋的路》、波列沃依的《火热的车间》、爱伦堡的《一气干到底》和《第二天》、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等等。在这些作品中， 《时间啊，前进！》、《索溪》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更具代表性。
卡达耶夫（1897—1986）的《时间啊，前进！》（1932）这部小说的标题，取自马雅可夫斯基的 《时间进行曲》一诗。这部小说，其实更像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从头至尾地描写了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地上二十四小时劳动生活。第六工段混凝土生产突击队为了打破由哈尔科夫人保持的混凝土单班生产的“世界记录”，同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当然，最终他们如愿以偿了。在破记录的过程中，以工程师马尔古里斯为代表的革新派，与以工程处领导纳尔班多夫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和守旧作风发生了冲突，最后是新胜旧。这部小说是一个速写，人物来去匆匆，似乎连作者也来不及将他们多描画几笔，人物形象单薄；新、旧冲突线索的设置，也有人为的痕迹。但是，作者对时间和速度这一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再通过极有节奏感的语言和极紧凑的结构来传达这一时代风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索溪》（1930）写的是一个造纸厂的兴办过程。中央纸张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之一乌瓦捷夫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开进索溪河边沉寂的小村马加里哈，开始建造一个大型造纸厂。他们克服了许多自然界的困难，又经受了许多人际的冲突，终于使工厂初具雏型，工厂那象征工业文明的灯光，千百年来第一次映亮了索溪河水。小说作者列昂诺夫 （1899—）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我的小说《索溪》反映的是正在涌现的新生事物和俄罗斯的古风残余冲突的历史、大机器和丰富的矿藏第一次会面的历史。”这部小说的英译者曾在译本前记中写道：“在《索溪》中，列昂诺夫课以自己的任务，不下于描绘一个世界的降生。”
《索溪》展示了自然在劳动过程的变迁，马雷什金（1892—1938）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8）则表现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成长。偏僻小村里的棺材匠茹尔金，因生意清淡，在一个风雪之夜乘雪橇离开了故乡穆善斯克村，几经周折来到“千山万水之外”的克拉斯诺高尔斯克建设工地，当上了工人。他原本是为了出来打个好饭碗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感染下，他逐渐变成了一位公而忘私的建设者。作者试图证明，和“穷乡僻壤”的告别，同时也是和旧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告别，是和旧的生活的决裂，而出现在新的建筑工地上的他，已是一位主人翁了：“如今这块土地是他自己挣得的了：他是个自己人。”
茹尔金离开了乡村从而获得了成长，那么留在乡村中的无数的其他人呢？乡村中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同样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得到了描绘。在这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潘菲诺夫的《磨刀石农庄》、光络霍夫的《新垦地》 （又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
潘菲洛夫 （189—1960）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192—1937），是全面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小说。这个四卷本的长篇，花费了作者近十年的写作时间，头两卷写的是战后乡村的经济恢复，第三卷写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第四卷所反映的已是集体农庄中的人与事了。第三卷是这部小说的中心， 《磨刀石农庄》通过一个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展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试图向人们说明：集体化是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必由之路。小说发表后，受到欢迎，因为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是将传统的农村题材与重大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但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过长，小说的时间跨度太大，作品的结构显得松散。小说中过多使用乡语俚语，有自然主义倾向，曾受到高尔基的批评。
《新垦地》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1932年，第二部的发表则晚至1960年。与《磨刀石农庄》相比，《新垦地》第一部的描写要相对集中一些，以农村集体化为对象。其作者肖洛霍夫（190—1984）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已经完成了史诗巨作《静静的顿河》的前两卷。与《静静的顿河》一样，《新垦地》描绘的仍然是顿河地区哥萨克的生活，不过是由战争时代的哥萨克生活转而为集体化年代的哥萨克生活而已。《新垦地》中展示出的阶级斗争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工人党员达维多夫奉命到格内米亚其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白军军官波洛夫采夫也潜入同一村庄进行对抗活动，两种力量、两个阶级在这个小村中展开较量和搏斗。结局和当时写农村的每一部作品一样，新生力量战胜了旧有势力，农庄胜利建成。但是，肖洛霍夫可贵地在小说中揭露了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和集体化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与同类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无论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上，都高出一筹。1960年，当两卷本终于出齐时，该小说立即获得了最高文艺奖——列宁奖。
三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一批“乡村题材”的长诗，特瓦尔多夫斯基 （1910—1971）的《春草国》（1936）是其中最为出众的一部。这部十九章三千余行的长诗，是第一部深刻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诗歌佳作。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中农尼基塔·马尔古诺克，驾着马车去寻找传说中的幸福之地“春草国”，沿途的所见所闻，与神父、富农、农庄庄员和布尔什维克等多种人的交往，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于是回转了头。这部长诗的结构是传统的，农民为寻找幸福而四处游历，这原是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模式。但 《春草国》的作者却回答了涅克拉索夫最终未及回答的问题，认为集体化是俄罗斯农民幸福自由的乐园。作者让马尔古诺克孤零零地行走在变革中的大地上，任其私有者的心理与集体化的现实猛烈碰撞，在连续的冲突中表现马尔古诺克走向新生活的艰难道路，《春草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仅以马尔古诺克为典型展示了俄罗斯农民归宿集体化的历史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个性的形成、新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以马尔古诺克为代表的农民，不仅在寻求“春草国”中的温饱，也在探求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马尔古诺克的道路，表明了在千百万农民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胜利。
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劳动小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文学贴近现实的尝试，这类小说具有创新的意义。但是，这类小说所形成的模式，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冲突线索，却使小说结构简单化了。人物也由于要负载特定的内涵，而显得个性不够突出。这些小说在当时无疑是深受欢迎的，也起过强大的社会鼓舞作用，但若脱离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其可读性就大大地降低了。这使我们想到，往往，越不功利的文学作品，却具有越久远的艺术魅力。
第三节 教育小说
二十世纪的俄罗期社会主义文学，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它继承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传统，把文学当作“生活的教科书”。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出现了一些以“教育”为主要内容或主要功能的小说，即所谓的“教育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诗》 （193—1935）这个书名，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学来说具有某种概拈意义，可以说，那个时代、以及之后相当长时间里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大多是“教育的诗篇”。但《教育诗》毕竟是一部最为典型的教育小说。其作用马卡连柯 （1888—1939）出身工人家庭，上过师范学院，当过小学校长。1920—1935年，他在高尔基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主持工作，创造性地实施对流浪儿童和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他主张既严厉管制又充分尊重少年的人格，在劳动过程和集体生活中转变孩子的思想和行为。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在俄罗斯的教育史上都很有影响。《教育诗》一书，实际上就是马卡连柯用文学的形式对自己的工作理论的归纳总结。这部穿插有大量回忆录、随笔、日记、特写、论文等的长篇记实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写教养院诞生的经过，第二卷写一个友爱集体的形成及其热烈的劳动生活，第三卷写那些昔日的流浪儿和少年犯已成长为国家的人材。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帅于是作者亲自经历的记叙，所以读来自然、生动，令人信服。在这里，对人的教育是一个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被教育对象又是一些带有这样那样缺陷的少年儿童，社会主义教育的力量和成果因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此外，马卡连柯表现的是一个整体的成长，数百名教养院的学生在马卡连柯的教育下，全都走上了正道。马卡连柯教育实践的意义在于此，《教育诗》一书的感人这处也在于此。马卡连柯曾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说过：“一个单个的、孤立的人的改造是次要的主题，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群众的教育。”在小说的结尾处，高尔基教养院里的工作完成了。马卡连柯又领着他的学生走向另一个尚未接受教育的库里亚日教养院，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走在途中的主人公在想：“我们的教养院此刻是在完成一个虽小然而迫切的政治任务，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这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认识，同时也是《教育诗》一书所欲表达的主旨。
《教育诗》写的是对一个集体有计划的改造教育，而另一中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则以一个个人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中自觉成长的过程为结索，但两者都具有自传性质。
奥斯特洛夫斯基 （1904—1936）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塑造出了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试图向读者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个问题。保尔出身于工人家庭，童年过的是贫穷的生活。少年时，接近布尔什维克，在保护老布尔什维克朱赫莱时被捕入狱。获释后，保尔参加了红军，成为布琼尼骑兵团中一名勇敢的骑兵，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离开了部队。接着，他以伤残的身体，投入了共青团工作、肃反运动和修筑铁路的劳动，在一个个困难的处境中表现出了坚韧的毅力和斗争精神。为了事业，他不惜自己的身体，直至最后瘫痪在病床上；为了事业，他甚至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女友冬妮娅的爱情。这是一个为理想献身的典型。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表达主人公心声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体现了主人公人生价值观的话，曾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这段话，以及小说中的保尔形象所体现出的对信念执着、为理想献身的坚定、无私的精神，确实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正面英雄，但作者并未将他写成一个无情无欲、永远正确的革命者。少年的主人公与冬妮娅那段朦胧的爱情，被写得很美，后来，因为冬妮娅“不能爱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分了手。在共同的工作和斗争中，他又与女同事丽达产生了爱情，但主人公却以为爱情在斗争年代会给人带来“不安和痛苦”，因而躲开了这份爱，作者后来在小说中对主人公的这种选择显然是抱惋惜之情的。当主人公确知自己归队无望时，曾掏出手枪准备自杀。所有这些描写。为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增添了色彩，也增强了可信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创作史，和小说中英雄的事迹同样地感人。当作家最终因瘫痪而终日卧床后，他决定拿起笔来继续充实生命的意义。他双目近乎失明，双手颤抖，只能把笔放在硬纸板上凿出的横格中摸索着写作。而他这样写出来的第一部小说，却在邮寄中丢失了。经受又一次巨大打击的他，并不气绥，又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第四节 大师和史诗
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更有价值的收获，是几位大师的史诗型巨著的涌现。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学、乃至苏联精神、文化世界的领袖，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工作。与此同时，这位文学大师也没有中止文学写作。他在1923年完成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二十—三十年代，他写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回忆录性质的特写《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政论性质的特写《苏联游记》、《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人》等剧本、大量的文学论文等等。在高尔基革命后的创作中、甚至可以说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四卷本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部最终未能写完的作品，却被批评家们视为高尔基一生创作生涯的总结。这部小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经历，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既表现了主人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精神蜕化过程”，又展示了俄国社会中革命运动不断嬗变的历史进程。萨姆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自幼就自觉与众不同，内心中潜伏着强烈的领袖欲。在历次革命中，他时而表现得随波逐流，时而也接近革命，但由于他缺乏真正的理想追求，固守自我而不去适应历史进程，在关键时刻便落伍了，甚至对革命抱敌视态度。小说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人格退化的原因，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是虚伪的。这样的主旨也许并不高明、新颖，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邃的哲学思辩能力、对历史过程客观的概括能力、高超的巨著构建能力和文学驾驭能力却向读者表明，高尔基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引人注目的是，高尔基在这部史诗中以一个所谓的“反面人物”做中心主人公，这也是一个创举。高尔基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说过：“我在写一部‘告别的’东西，一种描写我国四十年生活的纪事小说。”在这里，“告别”的含义，也许是说作者在写自己的压卷之作或传世之作，也许是说作者在为一种正在“告别”的东西作传记。成功地为一个逝世的阶级、一种逝世的生活作了文学上的“纪事”，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藉此获得了成功，获得了一种史诗意义。
《苦难的历程》表现的是另一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1941年，阿·托尔斯泰终于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阴暗的早晨》。作者同样以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幼的俄国历史为背景，将两姐妹、两连襟的生活态度的转变作为线索，从不问世事地沉醉于恋爱和家庭，到最终方式不同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他们的转变，是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性转变的缩影。在这三部中，主要人物还是达莎和卡嘉、捷列金和罗欣，但对人民的描写已明显增多，作者已注重在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中刻画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与第三部的写作时间相距近二十年，为了统一主旨上的某种东西，作者在1928年对侨居国外时写作的《两姐妹》作了重大的修改。
在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是比较奇特的。这部写作于1929—1940年间的长篇小说，在当时未能出版，直到七十年代才面世，但其作者在三十年代就已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大师”。布尔加科夫（1891—1940）首先是一个戏剧大师，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二十年代，他的《士尔宾一家的命运》和《逃亡》等剧作，因其对白军较为真实的表现，而遭到官方和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艺术家的尖锐批评，但他的戏却极受人欢迎。布尔加科夫在写作剧本时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忠诚态度、富有幻想的情节和怪诞的形象、一种面对现实而有的无可奈何的情结、细腻到让人读之便心颤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刻画，等等，在他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奇书，一部怪书。小说中的两个主角，一是 “大师”，一为魔王沃兰德。魔王沃兰德来到二十、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用各种魔法捉弄莫斯科人，在他施法的过程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尔虞我诈、贪婪自私等阴暗心理得到充分的暴露和嘲讽，人们看到的是一幅阴暗的人间都市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一位被称为“大师”的作家，在恋爱，在写作，当他写完了一部关于本多·彼拉多（即《圣经》中所载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的小说，结果被指责为宣扬宗教，为耶稣翻案，大师将作品付之一炬，不久大师又被关进了疯人院。将这两个人物、两个线索联接起来的，是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为了拯救热爱的大师，玛格丽特去参加了魔王沃兰德兴办的一个舞会。魔王为了让有情人成眷属，施魔法从疯人院中释放出大师，又让大师与玛格丽特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腾空而起，永远地飞离了这座生活沉重的城市。小说中还套着一个小说，即大师的创作：犹大出卖了耶稣后，彼拉多本不想判耶稣死刑，但因为耶稣宣扬人道，反对专制，被拉多不得不杀他，事后又终生悔恨。在小说的“大师”的形象中，人们不难看到多才多艺、却郁郁不得志的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将现实生活和宗教故事、怪诞的想象和严肃的思考、抒情描写和讽刺文字等因素综合一体，形成一个丰富多采的画卷，使这部篇幅不长（三十余万字）的小说同样成了一部关于二十、三十年代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史诗。
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也完成在三十年代末。这部作家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创作出的四部八卷长篇小说，是一部顿河地区哥萨克生活的壮丽画卷。从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和第一次大战，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作为一个因勇敢尚武而历来被用作官方机器、而内心又酷爱自由并充满正义感的特殊阶层，哥萨克的命运在历史的动荡中就更具戏剧性。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中家哥萨克家庭中的小儿子，他热爱自由、忠于爱情，既勇敢又富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优秀的哥萨克青年，却犹如一块石子，被夹进两种势力的巨大齿轮中，碾出一个悲剧性的人生。他曾在沙皇的军队中勇敢作战，但不久就感觉到战争的无谓。十月革命后，他曾一度加入红军，但当他目睹红军中个别指挥员残酷屠杀俘虏的场面后，又易帜到白军一边；白军的作为同样让他厌恶，他便弃枪回了家。布尔什维克在哥萨克地区实施的过火政策，逼出了哥萨克的暴动，格利高里又成了暴动的头目之一。之后，他又一次在红军、白军之间游离，从一个营垒转向另一个营垒。直到小说的结尾，身体和精神、感情均已疲惫不堪的葛利高里，终于又一次独自返回故乡鞑靼村，他将心爱的武器抛进已开始解冻的顿河，决心以更消极的（或许正是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顿河哥萨克社会不可抗拒的变迁。葛利高里的命运，是顿河哥萨克人命运的典型体现。与此同时，肖洛霍夫还塑造了众多的哥萨克人形象，广泛地反映了哥萨克人的习俗和气质，描绘了顿河地区如画的风景以及哥萨克人野性而又真挚的爱情。这部小说在完成后的次年即获得了当时的斯大林奖。1965年，这部小说的作者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期·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称：“毫无疑问，仅凭《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肖洛霍夫获得这一奖赏就当之无愧”，因为， “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表现出了艺术的力量和正直”。
《静静有顿河》及其作者得到了极高的文学奖赏，但它和他也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早在小说的前二部发表时，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小说作者的“立场问题”，就曾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作者对主人公过于偏爱，对哥萨克走向革命之过程的描写过于客观，甚至说肖洛霍夫的同情心在哥萨克富农一边。关于《静静的顿河》的又一著名争论，就是其作者权问题。肖洛霍夫在推出《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时，还不满三十岁，如此辉煌早现的文学天赋，让人吃惊，也让人有些迷惑，于是，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问题便有了种种猜疑，有一种“说法”流传最广，说肖洛霍夫是从一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伟大作家？）身上搜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长期以来，关于这一“说法”的争论时起时伏，余波不息，形成一个难解的谜。不过，据绝大多数批评家、文学史家的意见，《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应是肖洛霍夫无疑。最近，挪威的一位教授克耶特萨及其助手运用计算机对《静静的顿河》和其他相关的作品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细致的文体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对肖洛霍夫有利的。
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概念出现在三十年代，由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创作原则、方法，在1934年的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立、通过，并被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这一概念的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载。”
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含义，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提倡艺术形式方面的多种可能性。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加工、改造的结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三十年代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力图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教育、改造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如何来完成这一重托，当局和文艺界人士都在思考。三十年代，随着苏联社会的走向一统，文学也在趋向一统，这一庞大的文学必须有一个起统领作用的方法和原则。全新的文学的出现，也相应地呼唤一个全新的创作方法。于是，关于新的创作方法的讨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全面展开，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而有了关于新方法的众多的新名称，诸如“新现实主义”（勃柳索夫）、“倾向性的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宏伟的现实主义”（陈·托尔斯泰）、“社会现实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浪漫的现实主义”（“拉普”），此外还有“革命的”、 “革新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的”、“英雄主义的”、“辩证的”、 “双体的”等修饰性字眼。后来被高尔基等人选中、并得到斯大林首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2年5月的《文学报》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但它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所包涵的创作原则，在此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字创作中、尤其是在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创作中，即已被确立。早在二十世纪之初，高尔基在致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就言“现实主义已经过时”，需要新的人物，需要高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在1906年创作的《母亲》中，高尔基对新的现实主义方法进行了创作上的尝试。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首次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描写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塑造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正面形象。正因为《母亲》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 （高尔基语），所以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奠基之作。。
之后，自三十年代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俄罗斯作家自觉的奉行，运用这一方法也确实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功之作。但是，随着创作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和不断地多样化，这一方法也引起过多次争论，几乎每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都要对它的定义作一次修改。其中较大的、较有成效的两次大讨论分别出现在“解冻时期”和七十年代初。五十一六十年代，随着社会上政治生活的松动，一部分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它是“僵死的教条”、束缚作家创作个性的“公式”，另一部人则挺身捍卫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有人中和，提出了还应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并认为在苏联文学中一直并存着两个主流，一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为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通过这次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至尊地位似乎受到了冲击，创作方法上的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七十年代初，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1913—1990）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理论，主张赋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更大的思想内涵和更为丰富的美学可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 “开放的美学体系”，“对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而言是无止境的，对题材的选择也是没有限制的”，它既可以汲取古典文学的一切遗产，又可以借鉴一切现代艺术流派有益的经验，它既可以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也应当实行“广泛真实性”的原则，以浪漫、假定的、幻想的、象征的、怪诞的等形式表现生活。这一理论增大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可能性，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因而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将某一创作方法尊奉为唯一的、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未必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往往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如苏联文学中出现过的“无冲突论”、 “粉饰现实”的倾向，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单一的原则，也容易导致文学生活的简单化，制约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自由。但是也要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创作方法，毕竟有其开创性的意义，毕竟有其特定的历史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在俄罗斯、在全苏联取得了相当大的创作成果，而且还将影响辐射向半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均同样被奉为指导性的美学原则。在我国文学界先后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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