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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说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就是中世纪的罗斯文学。这是俄罗斯文学一个相对漫长的准备时期。由于种族演变等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不是纯粹的俄罗斯文学，而实际上是包括后来演变为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等的文化基因在内的东斯拉夫文学。
大约在六世纪，东欧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东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九世纪时，氏族部落逐渐演变为公国，这些小公国多以一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至82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灭了诸多小国，攻占基辅，建立了一个东至伏尔加河、西止喀尔巴阡山的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宗教上是泛神的、多元的。统一的大公国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封建统治制度，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落后于东方和西欧的文明。不过，由于基辅罗斯地处北欧至拜占庭、东方至西欧这两大文化和经济交流线的十字交叉处，故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终于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东斯拉夫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尤以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为最大，从绘画到建筑，从文字到宗教，拜占庭风格对基辅罗斯都有深刻的渗透。公元988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家。这是一个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使俄罗斯在宗教上接近了基督教世界，贴近了西方文化，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统一的作用，同时将宗教的影响扩展到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十一世纪起，由于土地占有的扩大化，大、中型古代占有者开始渴望摆脱大公的统治，封建割剧的局面开始出现。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的不断侵优，也加速了基辅罗斯的解体。直至十三世纪，蒙古鞑靼人征服了东欧，在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从此，俄罗斯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与统治者的蒙古鞑靼人斗争，同时还要抵御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骑士军和瑞典十字军的入侵。1240年，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率俄军在涅瓦河口大败瑞典人；1242年，他又率军在楚德湖上与日耳曼人大战，在这次著名的“冰湖之战”中打垮了日耳曼军。与此同时，东部的各小公国在与蒙古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合体，终于，在1380年，由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军在库里科沃取得了对马迈蒙古军的大胜，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又过了一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将蒙古鞑靼人赶出了俄罗斯。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的封号，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虽统一了俄罗斯，但其内部仍充满激烈的斗争，最典型的体现是1667年爆发了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俄罗斯仍显得很落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的彼得改革。
综观长达数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在整体风格上，俄罗斯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重传统精神的保守风格，这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上，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反对异族压迫、呼吁罗斯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学所继承。
从构成上看，俄罗斯的古代文学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民间创作、宗教文学和王公侍卫阶层的文学等。这些成份既互相渗透，也有所排斥。其中，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冲突，就是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尚未能完全地从宗教、历史、民间仪典等范畴中独立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是上述多范畴之一部分，俄罗斯古代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同时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杰作。
第二节 基辅罗斯时期及其之前的文学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大致出现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那时，拜占庭的修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将希腊字母加以改造，创建了古斯拉夫字母。但在此之前，俄罗斯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早已存在。
基辅罗斯的文学，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成份：仪典诗歌、史事诗（又译“壮士歌”、“英雄歌谣”等）、传说故事和王公侍从文学等。
早期的仪典诗歌，多是与多神教的图腾崇拜仪式相关的，斯拉夫先民膜拜森林、泉水、春天、雷电等等，为具有魔力的大自然现象献上简单的颂词，表达他们内心的敬畏和希冀；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典诗歌也开始出现，在婚表嫁娶、宴席节庆等场合，都有歌的出场。这些仪典诗歌，大多是即兴式的口头创作，篇幅短小，用词自然，但由于文字的不发达，它们大多没有留存下来，今人所能知道的，只是启来被记进编年史中的、或已融入传统的谚语谜语格言警句等之中的碎句断片式的仪典诗歌。不过，仪典诗歌来自古代罗斯生活的深处，因而仍具有传统意义，影响到后世文学的，不仅有其内容，而且还包括其形式，为哭诉诗、谣曲等。
在古代，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很广。这些传说又被称为“口头编年史”，因为在这些传说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经过加工，后被写进了编年史，也被写进了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关于基依、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创建基辅城的故事，关于穆斯季斯拉夫和罗杰里两位武士决斗的故事，等等，代代相传，为今在俄罗斯仍是家喻户晓的。
在基辅罗斯建立之前，有许多俄罗斯的小公国并存。在这些公国的小朝廷中，经常活跃着一些“职业”歌手，他们为王公们演唱，给王公们讲叙故事，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所谓的王公侍卫文学。有人推论，后来出现的《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歌手鲍扬、甚至连这位不知名的伟大的史诗作者本人，就是当年的“宫廷诗人”。这些人以创作为业，自然对诗歌技艺的提高颇为留意，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技巧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公侍卫文学的内容，大多为对王公及其力量的颂扬，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对俄罗斯的自然和未来的歌颂。
史事诗是古代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最高峰。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但它的存在和流传则持续了数个世纪，从基辅罗斯的建立一直到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前期。这类诗多以某位勇士为描写对象，采用夸张、比拟等艺术手法，表现勇士们保卫故土、战胜敌人的事迹。史事诗中最著名的勇士有多勃雷厄亚·尼基季奇和伊尔亚’穆罗梅茨。关于前者的歌，有《多勃雷尼亚与蛇》、 《多勃雷尼亚作媒》、《多勃雷厄亚和弗拉基米尔吵架》等等。伊尔亚·穆罗梅茨，据说原是一个瘫痪人，在喝了术士的蜜酒后成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四处征战，“为了正教的信仰，/为了罗斯的土地，/为了光荣的都城基辅，/为了孤儿寡妇和家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与多种多样的敌人决斗，甚至不惜与王贵侍卫们为敌。史事诗中的勇士形象，是人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因此，这些人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人们在文学中再现他们，在影视和舞台上塑造他们，还用这些勇士们的名字命名公共设施、以至新型的飞机大炮，由此亦可见史事诗之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在基辅罗斯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编年史。编年史是按年代编排史实的著作，因编年史往往收集有大量的古代传说、现成的传记和书籍史料，故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史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作者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治史者，他们常出面对史实和事件进行评判，并提出其政治理想，号召读者参与行动。所以，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它更是一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留赠后世的一座座文化宝库。保存至今的，大多是后世的抄本。
在所有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在十二世纪一十年代写成的《编年故事》。
《编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也有关于政治事件的笔录，有外交和法律方面的文件，也有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有外来文献的译文，也有独立成篇的文字作品 （如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神学训诫等等）。这是一个中世纪文献综合性的集成。 《编年故事》决不是有关材料机械的推积，主题和思想内容的一致，使这部作品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编年史的开头写道：“此往年故事，系叙述俄罗斯土地自何处而起，基辅最初的王公是何许人，俄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由此可见， 《编年故事》的作者是将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编年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王公阶级的作为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也是以王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则反映较少。其次，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神的力量，被描绘成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然而，富有文献价值的史料，细致优美的文字和渴望俄罗斯民族统一昌盛的进步思想，却使这部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尊不朽的纪念碑。
成书于1113年的《编年故事》，不是第一部编年史，也不是最后一部。在基辅罗斯的之前和之后，存在过许多大小公国，而每一个公国几乎都有过自己的编年史。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世纪左右，如基辅的洞窟修道院的编年史。后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桦皮，一些古老教堂墙壁上遗留的“刻痕”，都证明了古代“纪事”的存在。基辅罗斯之后，割据一方的公国均写作了自己的编年史，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费拉基米尔一沃雷斯基编年史》等等。编年史的编写传统，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基辅时期文学、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出了伊戈尔等俄罗斯勇士的形象，表达出了反对王公内讧，维护罗斯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在读了这部史诗后曾说：“这部史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的作者不详，后人猜测为接近王公的某位武士或宫廷歌手。《远征记》写到了被俘的伊戈尔于1185年的逃回，却没有提及随父出征的伊戈尔之子弗拉基米尔于1187年逃回，学者们据此成功地将《远征记》的成书年代断定在1185——1187年之间。在《远征记》诞生的年代，基辅罗斯已面临解体的危险，各方诸候纷纷自立朝廷，封建割据加重，王公们彼此之间连年作战，罗斯陷入纷争的灾难之中。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乘机对罗斯进行侵优，于是，俄罗斯人与突厥人的战斗便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不断地进行着。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曾对南方的突厥族之一支的波洛韦茨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征讨。次年，未能参加这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率军对波洛韦茨人进行又一次征讨。这次征讨以失败告终，伊戈尔本人也被俘。史诗描写的就是伊戈尔这次失败的远征。这部不足千行的史诗，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序诗和尾声外，还有主体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执意出征，初战告捷，再战则大败，伊戈尔被俘；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他批评了伊戈尔的一意孤行，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异族的侵略；第三部分写俄罗斯大地受人民之呼声的感动，帮助伊戈尔逃回了罗斯。
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 “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
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
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部风，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看出 《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修饰语 （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一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原稿不幸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 《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远征记》诞生八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辨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斯 （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尔的故事》叙述是1327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
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 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 （“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会战后获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1185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1564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接近。《硬鳍鲈鲋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析，它开始挣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年，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得 《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载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 （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行拥有相同的音节数，重音音节在每一行的中部，押阴韵。波洛茨基还亲自实践了他的音切诗体，他的诗集为两个诗集，即《韵律集》和 《多彩的花园》。诗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沙皇的家庭成员的，描写的是沙皇家庭和宫廷的人和事，也有对户外生活和人的内心的描摹。1680年，西梅翁·波洛茨基编成了《韵体圣诗选》。这个圣诗本极受欢迎，流传很广，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许多人用作学习课本。波洛茨基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不仅丰富了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为俄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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