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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历史，以1945年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胜利为起点，到八十年代末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45—1950年，是行动一致的开始阶段。二、1950—1955年，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战阶段。三、1055—1960年，是文学艺术启蒙、复兴阶段。四、1960年至八十年代末，是稳定发展阶段。
在解放后最初的两年里，文艺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在文学领域里，比较年老的作家，马上出版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创作的具有古老传统的佳作，伊沃·安得里奇、伊希道尔·赛库里奇、维里科·彼得洛维奇、乌拉丹·戴斯尼查，兰科·马林科维奇和奥斯卡尔·达维乔等都以自已新奇优美的作品，唤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里，许多声誉很高、颇有民族优秀传统的抒情诗人，努力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有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古斯塔夫·科尔科莱茨、戈维道·达尔塔里亚。另外，还有原来社会文学运动的知名人士约万·波波维奇、契道米尔·敏戴洛维奇、达那西耶·穆拉丹诺维奇。最后登上文坛的还有“铁路工人”组成的年轻的一代诗人，其中薇丝娜·巴伦、尤莱·卡斯戴兰便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在这一时期里，新兴的马其顿文学，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诗歌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涌现出了一代年轻的诗人。他们当中著名的人物有斯拉夫科·雅奈夫斯基、布拉泽·科奈斯基、阿超·绍波夫等。他们把马斯顿诗歌从对民歌形式主义的模仿中解放出来，并找到了开辟诗歌语言道路的可能性。真正的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小说家有乌拉道·马莱斯基、约万·鲍斯科夫斯基、科莱·恰舒莱。民族解放斗争和解放后的新生活，成了解放初期马其顿作家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
这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的文学，也开始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生活在科索沃、马其顿、黑山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伊里亚人的后裔，具有古老悠久的文化。但是，由于几百年的异族侵略的统治，后来文化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了，作家们甚至连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的权力都没有。解放初期，诞生了直接用阿尔巴尼亚文字书写的新文学。这种文学一方面深受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文学种类、样式和倾向，在阿尔巴尼亚族文学中都存在，并且培育出各种类型的作家。1946年《新生活》文学杂志创刊后，阿尔巴尼亚族文学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这家杂志将南斯拉夫国内各地的阿尔巴尼亚族作家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从1947年到1950年，南斯拉夫文学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变得很沉默，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的特殊地位很有关系。1948年，南斯拉夫与国际情报局的决裂，对文学界有直接影响。
1948年以前，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不象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时髦，但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必须提出，即使在那一个时期，在南斯拉夫文学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向现代主义靠拢的倾向。1946年，著名作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在《共和国》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 《今日的文学》，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南斯拉夫文学的影响，虽然不像对美术的影响那么大，但毕竟是存在的。例如现实主义作家伊沃·安得里奇就创作了几篇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点的小说。另外， 《青年诗选》和《青年短篇小说选》两种书籍所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一印象。1949年，雷斯托·多绍维奇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是明显地打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烙印。
1950年之后，南斯拉夫文坛一致行动起来，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艺术和美学中的教条主义。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场争取创作自由的斗争，积极出版作品，自由地借鉴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经验。在这场斗争中，奥斯卡尔·达维乔1949年在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宣读、1951年《青春》杂志又了出了专门小册子的政论文章《诗歌与阻力》，被公认为是发展南斯拉夫现代派文学的宣言性文献。道布里查·乔西奇这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远方的太阳》，从创作实践上否定了艺术领域里的教条主义。
在克罗地亚，彼得·赛盖丁 1949年在萨格勒布作家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也起了同样作用。
不过，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起的全面批判中，最重要的一次较量，还是南斯拉夫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1952年10月，在南斯拉夫摆脱了国际情报局的控制，与苏联分道扬镳四年之后，全南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在卢布雅那召开。会上，南斯拉夫当代最有权威的戏剧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作了长篇报告，对日丹诺夫等人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彻底的否定。这次会议之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概念，便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科尔莱扎的这个长篇讲话，对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既有积极影响，更有消极作用），直到八十年代，作家们在讨论文学问题时，还不止一次地声称“科尔莱扎1952年提出的许多问题仍有现实意义。”科尔莱扎维护的是“艺术本身的特点”，“艺术本身的目的。”他的思想“符合革命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其它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总之，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要求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与控制，争取文学自由发展的民主气氛。不过，也不能否认，当时由于学识的不足和经验的缺乏，批评和斗争常常出现过火的偏见，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例如，针对艺术应当为社会服务的提法，一些人就抛出了艺术不应当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服务的口号。
1950年之后，文坛上出现了第一批典型的现代派作品，达维乔的长篇小说《诗》是南斯拉夫第一部先锋派小说，处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兰科·马林科维奇、乌拉丹·戴斯尼查、道布里查·乔西奇、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等人，也都发表了新的小说。
这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些本来具有古典倾向的作家，却开始使用某些很奇特的表现手法，使自己作品惯有的面貌改变了形态。例如安得里奇的长篇小说 《罪恶的牢院》（1954）就是一部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诗坛上，贝尔格莱德新的现代派诗人杜珊·马蒂奇、瓦斯科·鲍巴和米奥德拉戈·巴乌洛维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其它共和国，与上述现代派诗人遥相呼应的同派诗人还有齐里尔·兹洛贝茨、兹沃尼米尔·高洛布、马克·迪兹达尔、马戴雅·马戴夫斯基和加奈·多道洛夫斯基等。这一时期，在文学评论界很有声誉和影响的人物，要算是杜珊·马蒂奇和马尔科·里斯蒂奇。占有特殊地位的评论家是鲍里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米希兹。另外，文学评论家有卓兰·米希奇和米兰·鲍戈丹诺维奇就诗歌的有思想和无思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贝尔格莱德，不同观点的两大派诗人分别聚集在 《青春》和《文学报》周围，彼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952年，这一论战在新创办的报纸《证据》和被称为绿色报纸的《文学报》之间达到了顶点。不过斗争是短暂的，到1952年底，两家报纸就停止了论战。翌年，两家报纸的骨干力量与其它文化中心的积极分子合作，重新聚集在《新思想》周围，继续展开论战。《新思想》杂志提出了一些适合南斯拉夫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口号。但不久就被迫停刊了。
这一事件过后，1954年全年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从1955年开始，论战又重新在《作品》和《现代人》两家杂志中间继续进行。其中《作品》的编辑、最积极的批评家彼得·扎吉奇与“流星式的人物”伊万·莱里科之间的争论和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斗争在文学界里的长期进行，使文学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好，现代主义文学也好，都具备了与原来不同的特点，新的文学打上了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先锋主义的痕迹。作家们仿效的样板是两次大战期间流行起来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的最新时髦。
五十年代，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的文学园地，主要是《现代》和《观察》两家杂志。对文学活动和创作自由的不同理解，是作家分化、组合的基础。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也进行过论战。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首府萨拉热窝，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主要通过文人的笔墨官司表现出来，然而，其尖锐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其它地方。现代主义作家比较孤立。
这期间，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文学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比较隐蔽。《圈子》杂志的编辑和合作者，是反教条主义的先锋人物。主要代表有约希普·巴尔科维奇、乌拉特科·巴乌莱蒂奇等。
五十年代，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的文学生活别具特色。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比较广泛，而且公开化。《论坛》杂志团结了一批最热衷于现代主义的作家，他们是杨科·科斯、塔拉斯·凯尔玛乌奈尔等。
应当指出，从1950年开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诗歌和美术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中心是建立在抽象基础之上的艺术种类问题。
1955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战，绝非只关系到文学、艺术、美学，而是关系到全部文化事业。这场论战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它并没有无止无休地拖延下去，到了1956年，争论的双方便采取的克制的态度。争论的一方开始承认对立一方的某些作家和作品。后来，评价作品，只凭它的价值论事，而不根据它所属的流派或种类品评高低。现代主义成了不可否认的文学派别，取得了存在的权利。1957年，《作品》的一批编辑和最积极的撰稿者，以自己的杂志为园地，对文学中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最具体的讨论和争辩。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辩论不是与自己对立的流派进行的，而是在现代派作家的内部，以一种非常求实的精神，探讨了文学、美学以及其它一些问题。后来，开始对现代派作品本身展开批评。
1960年以后，南斯拉夫文学界逐渐平静下来，当代文学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杜珊·马蒂奇、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伊万·乌·拉里奇鲍里斯拉夫·拉道维奇、马戴雅·马戴夫斯基、武克·科尔涅维奇等诗人都有新诗问世。在小说创作方面，安得列·辛格、斯洛波丹·诺瓦克、安东·绍良、米哈依洛·拉里奇、安东尼那、伊萨科维奇等人也取得了突出的新成就。
一些青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追求深刻地解释和认真地复兴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的传统精华，是六十年代文学战线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与许多笔锋尖刻、但往住显得内容空洞的评论家截然相反，他们主张要尽量地借鉴传统、宣传传统。在这方面，贝尔格莱德的一些斩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做了十分认真的工作。他们当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米奥德拉戈·巴乌洛维奇，彼得·扎吉奇、卓兰·米希奇、在萨格勒布，几乎所有的青年评论家都对文学作品作了工具化的解释。而斯洛文尼亚作家，首先是杨科·科斯、塔拉斯·凯尔玛乌奈尔，却对斯洛文尼亚文学史和当代艺术，成功地作了社会学的解释。马其顿的文学评论家亚力山大·斯巴索夫、米兰·鸠尔契诺夫、加奈·多道洛夫斯基对从前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真正价值作了中肯的评论，提高了马其顿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总的来看，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比从前显得客观，增强了书面色彩。
1954年前后，在第一次反教条主义斗争结束之前涌现出的那一代作家、批评家、引起了专业作家、批评家的注意。在贝尔格莱德，这批青年作家、评论家，团结在《地平线》杂志周围。在萨格勒布，从前的“圈子作家们” （《圈子》杂志的合作者），依然还很活跃。在马其顿，同样的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以《观察》杂志为基地，结成坚强的群体。在波斯尼亚，这类青年作家有斯拉夫科·莱奥瓦茨、侯赛因·塔赫米斯契奇、武克·科尔涅维奇。他们人数不多，表面上看比较孤立，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在斯洛文尼亚，与上述各地的作家有很相似的作家、批评家，从 《论坛》杂志到《前程》杂志，经历了复杂的道路。在黑山，朝气勃勃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聚集在《会见》杂志周围。在伏依伏丁那自治省，匈牙利族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积极地支持他们的传统文学杂志《桥》，以此为园地，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新作。
1960年以后，在文坛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代才气横溢的作家，其中伏依伏丁那的匈牙利族作家的成就最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匈牙利族文学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更大的发展还是在1945年之后。五十年代非常积极、活跃的那些作家，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把匈牙利族文学的自由的特色，带进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琳琅满目的画廊中。比较著名的作家有。拉斯洛·加尔、菲兰茨·菲海尔等。具有优秀传统的匈牙利族诗歌，取得了格外可喜的成就。年轻的诗人开始创作具有较多的现代派特点的诗歌，努力反映当代生活，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匈牙利本民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整个六十年代较为平静。不过，原来的派别并未完全消失，作家们采取较策略的方式继续活动。
六十年代还出现了一种貌似公允的冒牌理论，这种理论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打五十大板，一律加以否定。有趣的是，从前的保守派作家，甚至反对过创作自由的作家，都加入了这个既反对现代主义，又否定现实主义的大合唱。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文艺能否离开生活，离开时代，离开思想。
在斯洛文尼亚，文学发展的情况略有不同。1951年，《论坛》杂志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二是反对自由主义。1955年，斗争转到《论坛》和中年作家中间。中年作家开始接近官僚主义者和鲍里斯·吉海尔的观点。这一情况与贝尔格莱德很相似。后来《论坛》发展成为《57号杂志》，发表了不少笨拙可笑的文章，这是自解放到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中所没有的现象。1960年，《论坛》杂志的一伙青年作家，作为新生力量，又聚集在《远景》杂志周围。《远景》办得生动活泼，发表过一系列思想严肃的文章。其目的是想通过代表性的、游览式的、具有经济眼光的批评，发现新的文化和建立这种文化的可能性及远景。1965年，《远景》杂志停刊。这家杂志只是在斯洛文尼亚产生过一些影响。
六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也有一批与《远景》杂志的那些人很接近的同龄人。他们脱离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直接与世界上的现代主义建立联系。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总的来看，当代文学依然在安定平静的气氛中继续向前发展。不过，富有进取精神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并不安于现状，他们仍然对文学和党的关系、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文学的功能等重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索。在这方面，1979年底、1980年初，《文学》杂志编辑部和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中心文化部组织的关于“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文学即党和文学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讨论会上重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三项原则：一、不要求文艺为日常的政治需要服务；二、不干预文艺方向、风格和流派，承认多元论的合法性，即要使文艺从一个时代的强迫命令、单一风格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三、摈弃季莫菲耶夫关于人民性表现形式的概念。会上有人提出创作自由既是革命的战果，也是创作活动本身的实质。有人继续对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提法提出指控。对于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会者也提醒人们要予以注意，那就是：“现在，文学作品仍然处在商品与老的卫道士之间的十字路口，围绕某些文学作品进行的商品游戏仍在继续，凭借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竞争的民主途径尚未全部打开，对于文学家和生产物质产品的工人之间自由交换劳动的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相当简单，甚至受到歪曲。”“文学和当前社会现实关系问题，在文艺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铁托总统逝世后，个别思想反动的诗人蠢蠢欲动，妄图通过诗歌攻击、否定铁托的历史功绩及其开创的道路。塞尔维亚诗人歌一克·爵克因诗集《羊毛时代》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此事引起了党和国家的极大关注，塞尔维亚共盟中央甚至还就文艺界的某些不良倾向开了专门会议，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重申：任何作家、艺术家都绝对不能反对铁托总统及其道路；不能反对自治制度；不能反对不结盟政策；不能反对民族团结。谁反对这几条，就耍受到处理或惩办。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类问题，国家开始检查出版物，每年要查出一、两种有严重问题的书籍，作为禁书停止发行。对剧院的剧目，也采取的同样的检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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