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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俄奥联军血腥镇压后，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科苏特及其追随者流亡国外，许多知名作家如魏勒斯马尔蒂和约卡伊都不得不四处躲藏。文学事业受到摧残：文学杂志和文学团体遭到查禁，作家受到迫害。对于进步作家来说，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进行消极抵抗，即对专制制度及其拥护者拒绝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以表示轻蔑。在巴赫专制主义时期，一些有见识的作家也意识到，只有通过文学创作，特别是通过改革时期和 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追忆，才能够保护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的进步历史，以便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有意地回避现实，而是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思想内容。它的主要倾向是爱国的积极浪漫主义，中心思想是团结在裴多菲的旗帜下，维护 1848—1849年的革命与自由斗争的光荣传统。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诗人阿兰尼、托姆帕、小说家约卡伊、剧作家马达奇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创作活动，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五十年代初，又出出了一些的新杂志，如西拉吉·山多尔主编的《匈牙利纪念报》、纳吉·伊格纳茨主编的《女士信使》等。这些报刊上先后登载了一些被迫隐藏的流亡的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星期日新闻报》和托尔第·费伦茨主编的 《匈牙利博物馆》等。这时期的文学生活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托尔第·费伦茨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史作家，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文学史教授和第一个编写匈牙利文学史的学者，有“匈牙利文学史之父”之称。他的主要著有：《匈牙利民族文学史》（1853）、《新时期的匈牙利民族文学史》（1853年）。他强调编写文学史的系统性和民族性，强调民族文学史的教育力量和影响。认为这种教育应当从中学时期便开始，并且亲自编写了这种教科书。同考岑奇在十九世纪初通过各种方式普及民族语言一样，托尔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撰写系统的民族文学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在文学组织方面，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些文学机构如科学院、基什法鲁迪研究会等，在1849年秋天就被禁止活动。直到1859年，在纪念考岑奇诞生一百周年时才第一次公开举行科学院召开的庆祝会。这些重要机构才恢复活动。与此同时，那些反对1848年革命传统的作家在这些机构中也窃取了职位，成为官方的代表。从此，一贯具有光荣民族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文学阵营开始分裂了。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对革命的作家集团。小说家兼评论家凯梅尼·日格蒙德 （1814—1875）成了这个集团的指挥者。凯梅尼宣称人民不需要革命，攻击进步运动多余。他写过一些历史小说如《寡妇和姑娘》 （1855后）、 《狂热者》（1858年）、《阴沉的天》（1862年）等，这些作品对于历史时代只作了一些表面的描绘，而对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完全回避不谈，因此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大。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在于，对人物有比较细腻的心理描写，有较典型的题材，也注意到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发展的合理性。这些具有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艺术特点对后来匈牙利小说创作的发展起过一些作用。在凯梅尼周围聚集的一批作家，六十年代以后成为所谓的学院派作家。他们中间没有杰出的人材，作品内容贫乏，缺少积极的社会意义，形式上一味模仿古典主义，实际上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六十年代以后，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又恢复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匈牙利民间文学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初，这个研究会出版了一部名为《克里约野玫瑰》的民歌集，里面收集了许多民间久已流传的叙事诗如《桶匠柯达》、《石匠凯莱门》、《美丽的优丽亚姑娘》等，对推动民间诗歌的研究和创作都起过很好的作用。
1867年匈牙利上层阶级同奥地利宫延达成妥协，是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匈牙利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也有进展。在文学生活方面，官方阵营同非官方阵营的区分和对立更加明显。随着凯梅尼·日格蒙德的退出，久劳依·巴尔（1826—1909）成了官方文学的实际领导人。这一派作家打着所谓维护民族进步、革命和自由斗争的传统的旗帜，实际上代表贵族阶级的利益，成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久劳依在1867年以后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虽然也意味着反映现实，但更主要的是对现存制度的顺从。在此期间，出现了同官方的保守的民族派相对立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是瓦依达·亚诺什和托尔纳依·拉约什。随着八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生活问题日益成为文学的主题，于是他们扩大了创作的阵地。
1876年，一批没有参加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活动的诗人、作家组成了裴多菲文学协会，其成员几乎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他们不满现状，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却没有特别的纲领。这些新诗人（如莱维茨基、科姆亚蒂、基什等）和散文作家 （如布洛迪·山多尔、屠里·佐尔坦、图莫尔克尼·伊斯特万等）都是各走各的路，无论是在世界观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彼此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大多数作家和诗人都坚定地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艺术创作方面坚持以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为榜样，在散文文学方面，则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布达佩斯也日益都市化，进一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种报刊日益增多。《星期》、《二十世纪》杂志等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报刊团结了反官方文学民族派的作家。与此同时，官方文学民族派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组，团结在科学院、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周围的作家中，派生出一个新的、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趋于现代化的派别，他们团结在《新时代》杂志（1895年创刊）周围，同大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贵族阶级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新时代》的主编海尔采格·费伦茨。
十九世纪下半叶值得注意的匈牙利作家有下面一些：
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继裴多菲之后在散文领域里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45年来到布达佩斯，同裴多菲等一批青年作家发起组织进步的文学团体“青年匈牙利”，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传播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1847年主编的《生活景象》报成了反对封建落后思想的阵地。“青年匈牙利”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1848年3月l5日在布达佩斯爆发的、震撼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约卡伊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十二点要求”革命纲领的起草工作。革命失败后，他曾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约卡伊在世就已在国内外的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约卡伊是一位极其多产的作家，仅小说就有一百多卷，此外还有大量的时事论文、文艺批评、随笔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匈牙利文学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积极浪漫主义流派。约卡伊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写过以隐喻方式描述的冒险故事，曾以《战斗情景》的书名出版。他写过几部以十六世纪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著名长篇小说如《埃尔德伊的黄金时代》（1852）、 《匈牙利境内的土尔耳世界》（1853）、《傀儡兵的末日》（1854）等。这些作品借古讽今、流露出对现制度的不满。约卡伊创作的另一批小说是以十九世纪初民族复兴时期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和《卡尔帕蒂·佐尔坦》（1854）。这两个姊妹篇通过中小贵族的觉醒和再现广阔的社会画面来赞扬民族的高贵品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始终是约长伊的主题，是他的创作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活不断进展，他的创作题材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写了《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1869）、《黑钻石》（1870）、《毕竟是大地在转动》 （1871）和《金人》（1872）等长篇巨著，描绘了十九世纪匈牙利人民经历过的几个最重要的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以1848年的革命斗争为轴线，交织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揭示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黑钻石》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背景，揭露反动阶级上层与国外敌人相勾结压榨人民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寄望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金人》描写了一个暴发商人的发迹史，比起《黑钻石》来，《金人》中已抛弃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幻想，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和幸福，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并不完全真实。约卡伊在八十年代以后对统治阶级采取了妥协立场，因而他的晚期作品的思想性大为减弱，例如《拉科齐之子》、《三尊大理石头像》等小说中过分追求情节的惊险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作者仍然写出一些讽刺贵族、地主阶级的历史小说如 《囚徒拉比》、《小国王们》，还写了揭露资本主义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破坏的作品如《黄蔷薇》（1893）、 《那里金钱不是上帝》等，其中《黄蔷薇》写得比较成功。总的来说，约卡伊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富有吸引力，语言的使用也恰到好处。这些都是足以为后代作家所效法。
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是匈牙利著名的叙事诗人，出身于“纳税的农奴”家庭。他在1846年创作的长诗《多尔第》，受到裴多菲的大力摧崇，使他一跃而成为匈牙利的著名诗人。从1847年起，他的诗歌的革命性更加鲜明。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时，阿兰尼接到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的传单，便表示誓死站革命的近卫军的行列。他写了《近卫军之歌》，高呼： “我的母亲，美丽的匈牙利，直到我死，我都要保卫你！”1848年革命失败后，阿兰尼陷于悲观。后来他转而写作历史题材的歌谣，以历史歌谣的形式表现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揭露压迫者的横施暴敛，歌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1857年，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来到匈牙利时召见阿兰尼要他写颂诗，他拒绝了，并且借题发挥地写了最著名的歌谣《威尔士的行吟诗人》（1857），其中写道：“五百名威尔士的诗人，唱着歌向刑场走去；他们当中谁都不肯唱出“爱德华万岁”的歌曲。”阿兰尼的歌谣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有：《包尔勇士》（1855），《埃格尔姑娘》（1853）及《松第的两个侍从》（1856）等，这些作品通过历史上的形象表达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阿兰尼的代表作有《多尔第》（1845）《多尔第的晚年》（1848）和《多尔第的爱情》（1879）三部曲。长诗的主人公多尔第是匈牙利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许多诗人就此题材写过长诗。阿兰尼的《多尔第》是在十六世纪歌人伊洛什沃依·彼得的同名作品基础上加以发展。阿兰尼另一部较成功的历史长诗《布达王之死》（1863），描述了匈牙利国王阿·蒂拉拉兴建国家，驱逐外敌的斗争故事。阿兰尼的后期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惨无人道，但他认不清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后期的几首诗中出现了悲伤情调，如《在集市上》（1877）、 《往昔的抱怨》（1877）等。
马达奇·伊姆雷（1823—1864），匈牙利著名的戏剧家，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在政治上他坚决支持革命，并曾受到迫害。他的著名作品为剧本《文明使者》（1859）和《人的悲剧》（1859—1860）。这两个剧本都强烈地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态度，其中尤以《人的悲剧》因深刻反映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而著称。《文明使者》是讽刺喜剧，揭露统治者以西方方明开拓者自居而实行民族压迫的实质。《人的悲剧》规模宏大，包括人类生活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场景两大部分，分十五幕，主题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前途、人们斗争的目的、意义和出路。作者通过主人公亚当在各个重大历史时刻扮演主角的斗争经历及其失败的事实，表示出对人类前途的怀疑态度，流露出某种悲观主义色彩。作品也显示了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矛盾；一方面反对残暴统治，主张为自由而斗争；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革命的手段，没有看到并且害怕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力量。《人的悲剧》的社会意义在于，虽然它对人类的前途表示担心，但还是宣扬了斗争的重要性。
瓦伊达·亚诺什（1827—1897）是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是裴多菲革命平民诗歌的忠实继承者。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是被解放的农奴。作为 “青年匈牙利”小组成员之一，积极投身于1848年革命，后来从事诗歌创作。 《致祖国的叛徒》（1846）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诗中宣称：“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夏天来了，我要站在雷电之中。”在革命期间，他还写了一些鼓吹和赞扬革命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如《红色的军帽》（1849）、《致法国》（1849）等。在巴赫专政时期，他的诗歌曾一度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如在组诗《痛苦》（1854）、拉斯洛勇士》（1854）等。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瓦伊达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是出于对反法统治的不满和抗议，而不是对民族的否定和对未来的失望，因而在《晨曦》（1855）一诗中作者说在“冬夜的黑暗中”必将出现“晨曦的星光”暗示民族的精神并没有死记。在六十、七十年代以后，瓦伊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愈来愈看清了贵族地主阶级对于维护真正的革命和自由无兴趣，他在《自我批评》（1862）一文中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以维护民族独立。瓦伊达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上继续坚持裴多菲的人民诗歌原则，主张“新的文学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力量是在不断地增长着”。在诗歌形式上，他主张以匈牙利民间传统为基础，吸收西方资产阶级诗歌创作中的优点，以丰富民族诗歌创作。瓦伊达的创作活动为后来的城市资产阶级诗歌的形成开辟了阵地。
莱维茨基·拉（1855—1889），是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反对派中地位仅次于瓦伊达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是非婚生子，社会地位低下。他所写的诗歌不多，多为揭露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和愚昧无知，描述佩斯的小市民生活和批评当时社会的非人道等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世界有什么不幸》等诗。在《自我倾诉》等诗歌中，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希望，以此对官方文学表示抗议。他在世界观上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从而在诗歌中流露出孤独感。由于他较早地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西欧洲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艺术形式，在《自我画像》等诗中使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因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匈牙利资产阶级诗歌创作的先驱之一。
科姆亚蒂·耶诺 （1858—1895），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他的文学创作和精神生活同当时的官方文学格格不入。他唯一的一本诗集《走出朦胧》 （1895年诗人死后才出版）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接近于当时西方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揭露时代的不公正现象；在艺术手法上，则运用西方流行的象征主义。就这些方面说，他的诗歌也是奥弟的诗歌的前躯者。
基什·尤若夫（1843—1921），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著名诗人之一。出身于乡村商人家庭。1890年，他创办的《星期》杂志成为反对官方文学、团结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派的中心。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深受阿兰尼·雅诺什所提倡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的影响。186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犹太人之歌》。他的诗歌的主题主要是反映和描绘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例如在《缝纫女工之歌》、《谈谈缝纫机》等诗中，他虽然刻划了劳动妇女的形象，但他并没有看到当时社会里的劳动妇女问题的实质。在《火》、 《克尼亚兹·波特姆金》等诗中，他对俄国1905年革命表示祝贺。但他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认识。基什的文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在鞭打落后的封建残余和推动资产阶级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阿兰尼·拉斯洛（1844—1898），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著名的诗人阿兰尼·雅若什的儿子。他的著名作品《幻想的英雄》（诗体小说）于1873年出版，是当时最早出现的社会批判小说的代表作。该主人公是爱国主义青年，虽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却站在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边，力图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仍然过贵族生活。《幻想的英雄》批判了贵族阶级落后和无能，谴责了封建社会。作品的意义在于：与过去那种歌颂传统的历史英雄人物不同，它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描绘现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小说，它不是英雄史诗，而是创作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内容的诗体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它不歌颂英雄人物，而是通过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描写，指出这个阶级已经成了民族发展的阻力。
托尔纳依·拉约什 （1837—1902），是这个时期主张以批判精神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先驱。他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地主家庭，1866年被选为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 成员。他的著名小说有：老爷们》（1872）， 《伯爵夫人》（1882）、市长先生》（1885）等。老爷们》通过一个落后的小村庄演变成农业城镇的描写，揭露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之争，反映巴赫时代的匈牙利真实的社会画面。《伯爵夫人》和《市长先生》暴露和抨击了匈牙利贵族阶级的落后和腐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托尔纳依的这些作品几乎都在收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撰写的，在描写上也不免表现出某些自然主义色彩。他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于揭露1867年妥协后的社会问题及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封建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但他又找不到出路，因此，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物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
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散文作家，在匈牙利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1881年和1882年他连续出版了描写普通农民、牧羊人生活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多特（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在八十、九十年代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圣彼得的伞》（1895）、《匈牙利的两次选举》（1893—1898）、 《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5）、新兹里尼阿斯》（1898）等，对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对上层贵族社会生活的描写，撕开了虚伪丑恶的面貌。米克沙特的创作高潮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和艺术性的更为成熟的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奇婚记》（1900）、《青年诺斯蒂和多特·玛丽的故事》 （1908）和《黑色的城市》（1910）。《奇婚记》通过一对单纯而又热情的青年的恋爱经过和一桩婚姻纠葛，反映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黑的城市》刻画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狡诈。米克沙特在短篇小说里对下层人物总是抱着同情态度，细致地塑造了许多善良人物的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在这方面，米克沙特对匈牙利散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故事情节安排巧妙，引人入胜，构思不落俗套，能在人物形象刻划上寓褒贬于幽默。他善于汲取民间语言的优点，用语生动，行文流畅，擅长描写匈牙利的风土人情，作品富于乡土气息。
戛尔多尼·格若（1863—1922），出身于贫苦家庭，从事过教学、编辑工作，1897年定居于埃格尔城，被称为“埃格尔隐士”。他的代表作品《埃格尔之星》于1899—1900年首先在《斯新闻》报上连载，获得巨大成功。他还写过一些历史小说如《看不见的人》（1902）、《上帝的奴隶》（1908）等，但都不及《埃格尔之星》有名。《埃格尔之星》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爱国主义小说，以十六世纪匈牙利人反抗土尔其奥斯曼帝国的侵略的保卫战为情节。小说塑造了大批英雄人物。作品含有借古喻今，反抗奥地利哈布什堡王朝的意思。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莫尔克尼·伊斯特万（1866—1917）是以描写农村生活著称的小说家。他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担任过编辑、博物馆长等工作，还从事考古和民俗学 《研究。189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塞格德的农民和某些老爷》，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白杨树下》（1897）、《水上行走的人和两只手的工人》 （1902）、《在木头房子里》（1904）和《平凡的人们》 （1914）等。描写和反映塞格德附近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问题，是他的全部作品的最大特色，他的作品的意义在于：用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去观察和描写劳动人民，通过细腻而真实的艺术描写，反映当时农村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他的描写并没有使人感到阶级的对抗，却揭示出变革的必要性。
布洛迪·山多尔 （1863—1924），匈牙利小说家、戏剧家和评论家。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在作品中他着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作现实主义的描写，通过普通人的悲剧，对下层人物的不幸表示同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抨击。他的第一个小说集《困苦》于1884年出版。著名小说《太阳骑士》（1902）通过一位新闻记者的不幸遭遇的描写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残酷。他的比较著名的剧本有《保姆》（1902）和《女教师》（1908）。作者采用讽刺手法描写了农民和农村的所谓“田园式生活”，大胆揭露农村的掌权者（地主、牧师等）的极其腐朽、虚伪的生活。在艺术描写上，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往往夹杂着自然主义色彩。
屠里·佐尔坦 （1870—1906），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担任过新闻记者、演员。他的创作反映了十九世纪末的社会生活和问题。他目睹到现实世界的变化，工农力量的增长，也看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他的同情总是在下层人民一边，但并没有认识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力量。不过在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罢工者》、《穷人党》、《石匠师傅》、《工厂里的一个人》等，主人公已经不是那些习惯于逆来顺受的 “贱民”，而是敢于同老爷们对抗的反叛者。1899年在布达佩斯喜剧院上演他的名剧《士兵》，通过士兵们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奥匈帝国军队的反人民的实质以及军官生活的空虚、无聊和腐败。这个剧由于其现实主义手法和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为作者赢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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