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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保加利亚取得了国家的独立。1879年通过的宪法确认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保障了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自由发展，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原始积累过程的加速，导致了小生产者的破产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开始尖锐化。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等地爆发了罢工，许多地区也发生了此彼起伏的农民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迅速传播，1891年建立了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从此，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逐渐变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劳动人民备受外国资本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掀起了日益广泛的罢工运动。以德籍国王斐迪南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不择手段地镇压革命，并把保加利亚拖进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保加利亚独立后，国家的文化生活以普罗夫迪夫和索非亚为活动中心。文化人士云集在这里，组织文化团体、建立民族剧院、出版报刊书籍，使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起来。
在文学方面，不仅作家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而且各种文学样式与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构成了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代表是伐佐夫、斯托扬诺夫、维利契科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斯拉维科夫、雅沃罗夫等。他们创作了大量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上还出现了民粹派文学。其代表作家为弗拉依科夫、采尔科夫斯基、巴克西莫夫等。他们的作品固然反映了农民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但却美化了宗法制时代的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登上了文坛。代表作家是波梁诺夫和基尔科夫。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开始传入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布拉戈耶夫、巴卡洛夫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显示了他们的战斗锋芒。
九十年代末，还出现了个性派和象征派文学。个性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斯特夫以 《思想》杂志为阵地，宣扬建立在尼采哲学基础上的“个人至上”思想，在创作上则标榜逃避社会生活所谓“纯艺术”，它对少数作家产生过消极影响。象征派的代表作家是特拉扬诺夫和利利耶夫。象征派文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也比较间接，但对于丰富诗歌的艺术形式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次大战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受象征派影响的诗人转而向现实主义作家的阵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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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小说创作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历史。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丰功伟业、海杜特和人民大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尤其是1876年4月起义中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更是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此外，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也成为小说创作的新的任务。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久便热衷于争权夺利、聚敛财富，把民族复兴的理想抛诸脑后。对此，民主主义作家深为不满，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倾向。
在最初阶段，写民族解放斗争题材的作家有斯托扬诺夫、维利奇科夫、伐佐夫等。
扎哈里·斯托扬诺夫 （1850—1889）的《保加利亚起义札记》是当时兴起的回忆录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4月起义的卓越丰碑。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起义准备、爆发和被镇压的全过程，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精神，生动的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年代的生活画卷。
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 （1855—1907）的回忆录《在狱中》，真实地描写了起义英雄失败后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伊凡·伐佐夫（1850—1921）是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青年时代深受波特夫的影响，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写作诗歌。其中，《帕纳鸠里起义者》一诗成为1876年4月起义的战歌。4月起义失败后，伐佐夫流亡罗马尼亚，在此写作了诗集《旗与琴》、《保加利亚的哀伤》及《拯救》。这些作品被称为歌颂4月起义的诗歌三部曲。其中许多诗被谱成歌曲，传唱至今。
国家独立后，伐佐夫回到祖国，组织文学团体，创办报刊，建立民族剧院，并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和小说《流亡者》艺术上成就最大。
面对新权贵们背叛民族复兴的理想，伐佐夫愤然写作了《被遗忘者的史诗》，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反对新权贵们忘记过去的可耻。其中每一首诗歌颂一位“被遗忘者”——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伟人，如民族复兴运动的先驱帕依西、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列夫斯基、拉科夫斯基、本科夫斯基等。这些作品字字行行蕴含着诗人对“人民的使徒”——民族复兴先烈的崇敬，也歌颂了人民在战斗中的觉醒和成长。组诗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息，音调激越昂扬、语言优美丰富，是伐佐夫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流亡者》（1894）是一部以流亡在罗马尼亚的革命者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作品没有纵贯全书的中心人物，而是围绕斯特兰加、马其顿斯基、布勒其科夫等人的流亡生涯构造情节。这些人爱憎分明，英勇无畏，是“禁闭在异国笼子里的巴尔干的雄鹰”。他们忍饥挨饿、饱经风霜而不悔，他们甚至举止粗野豪放，但对于祖国的眷念与思乡之情却使他们拥有一颗最温柔的心。他们徘徊于多瑙河岸，一连数小时遥望祖国的国土。多瑙河在他们眼中是那么狭窄，他们无时无刻不想跨到对岸，在祖国的国土上举起义旗。最后，这些英雄人物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歌颂了民族解放志士的爱国精神与高尚的革命品格，并以此反衬现实，启发人们的爱国心。
伐佐夫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轭下》（1894）。作者因不满独裁政府的统治，于1887年流亡敖德萨。在此，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心情不能平静，便以1876年4月起义为题材写成了这部作品。 《轭下》通过白拉切尔克瓦这一局部地区起义的酝酿、准备、举事与失败的生动描写，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保加利亚民族的新觉醒与总奋起，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不甘心忍爱奴役，渴望挣脱土耳其统治的重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沉着坚毅、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
小说开头，革命者奥格涅诺夫来到白拉切尔克瓦，在磨房里杀死了两个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随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卷入了这场斗争。面对土耳其人的严酷统治和暴行，群众的革命觉悟日渐提高。在“一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起义准备进入高潮的真实情景；川流不息的宣传员跋涉于乡村田野进行起义的鼓动，各地革命委员会昼夜不停地派遣信使传递消息和命令，农民赶造土枪土炮，年轻人练枪法、妇女们缝袜子、烤饼干，皮鞋匠做背包、子弹带和军鞋，连思想保守、顾虑重重的财主马尔科也献出了他的樱桃树制造炮身。正如作品中所说“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发扬到这样的高度”。
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沉浸在初享自由的欢欣与渴望胜利的盲目信心之中。他们全然没有想到，一支全副武装的土耳其正规军偷偷地结集，并向他们猛扑过来，把他们击倒在血泊里。小说的悲剧性结尾，艺术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奥格涅诺夫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坚定的革命者，作者把他置于斗争的漩涡和生活的激流中加以描写。无论是面对出生入死的考验还是处理同女教师拉达的爱情关系，作品都表现出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
伐佐夫在《轭下》中以现实主义方法全面展示出一幅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小说结构紧凑，情节变化有致，细节描写真实细腻，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丰满，是一部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史诗式作品。
1889年，伐佐夫回国担任教育部长。到二十世纪初，他发表了短篇集《花花世界》、长篇《新的大地》和《卡扎拉尔女皇》、喜剧《升官图》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伐佐夫对政府的腐败黑暗、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而把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巴尔干战争后，伐佐夫写了五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他一生共写有六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是保加利亚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1863—1897）为著名讽刺作家。曾任检查官和律师，由于刚直不阿，遭到解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犀利的笔锋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猛烈的抨击，因而遭暗害。
康斯坦丁诺夫写有不少杂文和游记。讽刺小说《甘纽大叔》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主人公甘纽是个野心勃勃、粗俗不堪的玫瑰油商人。他自称跑遍了整个欧洲，但无论到哪里都闹笑话，出尽了洋相。他对异国的文明开化、社会习俗很不买帐，称其为装腔作势。然而，他回国后对周围的人却十分自负，处处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他从欧洲回国后，见到国内政局变化不定，居然趋时髦、赶浪头，决心投身政界。他纠集了同伙同道，参加竟选。为了攫取权力，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并控制选举。他还挤进新闻界，创办报纸，无耻吹拜执政党党魁，而该党魁下台后，他又极尽漫骂之能事。《甘纽大叔》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由十八个独立成篇而又有连续性的小品组成。它成功地塑了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集中表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新兴资产者的典型特征。作品的前半部，甘纽大叔在欧洲做玫瑰油买卖，还刚蜕去农民、小资产者的外皮，身上既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吝啬贪婪的一面，又有小生产者眼光短浅、保守固执、缺乏教养的一面，因此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经常陷入可笑可悲的境地。但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在作品后半部展现出来的。出洋归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对自己发财的重要性，从小商人变成了企业家、政客。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他十足显示出一副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变色龙形象。作者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夸张对比等手法，刻划了主人公多层次的个性特征，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恨。
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1872—1937）是曾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但其主要倾向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着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困苦和独裁政府的专横跋扈。主要作品为短篇小说集《笑与泪》、《十字路口》、 《霍罗舞》（长篇小说）及剧本《幽灵》、《婆母》等。斯特拉希米罗夫的 《笑与泪》中最杰出的短篇为《科恰洛沃的纠纷》、《在田野》、《走上宽阔的路》等，这些作品较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矛盾。《科恰洛沃的纠纷》写财主塔修和神甫瓦西尔从逃离的土耳其人手中廉价购买了大宗财产，而神甫死后塔修又夺占他的土地，由此引发了神甫继承人与塔修之间的争斗。作者描写这一争斗时，也表现了农民的痛苦，满腔愤怒地抨击了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农村的黑暗现实。
长篇小说《霍罗舞》（1923）以1923年无产阶级9月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起义被镇压的血泪现实。起义烈火被扑灭后，区长伊凡诺夫强占一位烈士的妹妹米巧为妻。米巧趁婚宴之机与心上人逃出虎口，由此引起一场新的逮捕和屠杀。法西斯分子居然强迫死者家属围着尸体跳霍罗舞。作品揭露了法西斯统治者凶残暴虐和惨无人道的嗜血本性，富于教育意义。
格奥尔吉·斯塔玛托夫 （1869—1942）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他一生任法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有透彻的了解。作品有《短篇小说选》、《特写集》、《短篇小说集》（二卷）等。
短篇小说《勤务兵迪莫》通过一个正直、活泼、质朴的农村青年遭受长官的压迫、欺凌乃至被折磨至死的悲惨遭遇，抨击了资产阶级军队中存在的压迫制度和军官的残忍腐败。短篇 《两种才能》刻画了一个踌躇志满的资产者的形象典型。他是个行骗能手，靠制造假护照捞取钱财，在外省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能干卑鄙勾当也是一种才能，自吹自擂地标榜自己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短篇《小索多玛》以第一次大战为背景，写企业家阿巴罗夫利用投机倒把、夺占土地等不正当手段大发横财，并让自己女儿与占领军军官成婚，儿媳妇与占领军厮混。阿巴罗夫的儿子从战俘营归来，见到这种情景，大为惊诧与失望，最后在绝望中自杀。在《维梁诺夫》中，作者写主人公维梁诺夫带着美好的理想来到首都。他想当一名对人民有益的作家，并很快被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吸收，成为该党党报的编辑。但他的地位的变化使他忘了自己贫穷的出身，忘了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一个贪婪自私、道德败坏的人。
斯塔玛托夫善于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作品文笔简练，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作者偏重于揭露人性中恶的一面。因而作品正面表现社会中积极力量有所不足。
埃林·彼林 （1877—1949）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一生写有诗歌、杂文、小说和儿童读物等作品。其中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写于第一次大战前。如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格拉克一家》。这些作品主要以本世纪初的农村生活为题材，无情地鞭挞了压榨农民的富农，高利贷者、税吏和宪兵。作品的正面人物是贫苦农民、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和进步的乡村教师。
埃林·彼林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 《天灾》、《在另一个世界》、《安德列什科》、《未收的麦田》、《罪行》等。《在另一个世界》借写农民马特科死后幸入“天国”的见闻和感受，反衬出充斥税吏、高利贷者的人间世界的黑暗。作品对比鲜明，饱含讽刺意味，传神地描写了破产农民的心态。《天灾》中一名进步教师在农村青年的支持下，经过一番斗争，填塞了一口名为消灾赐福、实则传播疾病的死井。小说揭露了神甫欺诈乡民的伪善嘴脸，描写天灾人祸及教师的斗争都较真实感人。《安德列什科》写一个法庭执事去农村惩办“漏税者”，反遭青年农民安德列什科作弄与惩罚的故事。小说通过两个人物看似幽默轻松的对话，谴责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搜刮政策，歌颂了农民群众的阶级友爱与沉着机智的斗争精神。作品笔调诙谐，对话生动，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跃然纸上。《未收的麦田》则以沉郁的笔触写青年农妇拉扎琳卡对压迫、凌辱她一家的统治者所进行的沉默无言而又坚强不屈的反抗；《罪行》中这种反抗采取了激烈的形式：青年农民利波愤然杀死夺走他家财产、蹂躏他妹妹的财主，虽则这种反抗是单枪匹马的。埃林·彼林还写有不少表现青春、爱情和幸福的饶有情趣的短篇小说，它们深受读者喜爱。
《格拉克一家》（1911）通过对一个富裕大家庭兴衰过程的描写，表现了资本主义关系侵蚀下农村宗法制的崩溃。约尔丹·格拉克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建立起一个殷实富足的大家庭。然而，他的大儿子鲍让贪婪、狡诈，偷窃父亲的钱财；二儿子彼得喜爱喝酒，不善经营；小儿子帕维尔在城里当兵，寻花问柳，不断向家里要钱。于是，财产引起的利害冲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作品中对家庭纠纷中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细致入微。第一次大战后埃林·彼林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土地》，主要揭露了富农阶级卑鄙贪婪的财产意识表现了他们的道德沦丧，具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
埃林·彼林善于用简练而集中的手法描写人物和事件，对民间风俗和田园景色擅长作独到的描写。因而作品别具风格，散发出保加利亚农村浓郁的乡土气味。
格奥尔吉·基尔科夫（1867—1919）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散文的奠基人。曾在俄国、维也维求学。后为工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主编《工人报》，并在该报发表自己的杂文。
基尔科夫为配合革命斗争写了不少杂文，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形势，讽刺矛头直指斐迪南皇帝和资产阶级政党，刻画了政客、阴谋家、投机商、拜金狂、虚伪的神甫等反面人物的丑恶形象。他在著名小品《政治动物园》中，对资产阶级保守党作了如此辛辣的嘲讽：“保守党有两只手，一只用来画十字，另一只用来偷窃。保守党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它不是用来打苍蝇，而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摆动。自由党平时有两条腿，只在走出酒馆和走进皇宫时有四条腿。”对于斐迪南皇帝，基尔科夫也敢于进行单刀直入的嘲讽，揭露他傲视、蔑视保加利亚人民并对其实行野蛮统治的反动本质（《狼的头目》、《狼与羊》等）。讽刺小品《蜘蛛狩猎》刻画了玫瑰油收购商、资产者斯坦乔的典型形象。他逢人“露出一副年老心慈和基督教的虔诚”模样，而他的心却象一口枯井，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作者撕破了他的面纱，揭露了他对农民敲诈勒索的贪婪本性。
基尔科夫的杂文继承了康斯坦丁诺夫的讽刺传统，同时又给讽刺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和思想，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嘲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具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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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独立后的诗坛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民族解放斗争题材在诗歌创作中不象在散文中那样受到重视。由于诗歌对现实生活较为敏感，诗人把自己的视野转向了时代和社会的新问题。九十年代后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资产阶级统治同新兴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诗人们继承波特夫诗歌的革命传统，在诗作中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代表性的诗人主要是伐佐夫、米哈依洛夫斯基、斯拉维伊科夫、雅沃罗夫、德贝梁诺夫等。
斯托扬·米哈依洛夫斯基 （1856—1927），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诗人，以写讽刺诗和寓言著称。最有讽刺力的作品是长诗《保加利亚人民之书》 （1896）。诗集中，作者借讽刺一个虚拟的土耳其君主以影射现实。阿卜杜尔拉赫曼是个凶残的暴君。他把一群乞丐任命为大臣，视为亲信，任由他们穷凶极恶地统治人民。他们中有的是制造阴谋与纠纷的专家，有的是实行警察统治的的天才。他们对主子都俯首贴耳，恭顺地为其卖命。阿卜拉赫杜尔曼还向其侄子面授治理国家的诀窃：
财产可以赐人，健康可以损害，
信念、荣誉不屑一顾，生命在所不惜，
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可以抛开，
唯有权柄万万不可放弃。
作品的讽刺矛头十分明显：直指皇帝和政府。诗人以非凡的胆略告诉人民谁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因而长诗在人民反君主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鼓舞作用。
潘乔·斯拉维伊科夫 （1866—1912）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曾在德国学习哲学与文学。因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宣扬“纯艺术”理论。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他的创作以巨大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重大问题。对斐迪南独裁政权的抨击，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主题。诗人称自己的祖国是“充满眼泪、苦难和煎熬的国家”（《祖国》）。在这里，自由遭受践踏，“一切按皇帝刁钻古怪的意愿行事”（《古怪的国家》）。1907年出版的《叙事诗集》中的许多诗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愤怒抗议。在《曼戈与熊》中，诗人把皇帝耍弄人民比喻为茨冈人耍熊。在《达维特皇帝》中，残暴的皇帝唆使儿子用暴力与掠夺来治理国家。在著名讽刺诗《真理之斧》中，诗人把人民的反抗称之为借助于“真理之斧”进行的“神意裁判”。在长诗《血之歌》中，诗人则把对斐迪南的愤恨倾泄在土耳其统治时代的暴君身上，并把1876年人民起义视为暴君应得的历史报应。
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环境的厌恶，使他转而希望回到故乡和大自然中去。他的这种向往常常化作一首首回忆故乡的温馨的小诗：
草地上万物屏住了气息，
树林中枝叶静静地伫立，
天空以爽朗的容颜俯瞰着
那珍珠般的朝露和海洋。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叙事长诗。其中，《拉利查》（1907）最为著名。它描写村姑拉利查和小伙子伊沃由真诚相爱到结成美满夫妻。但垂涎于拉利查美色的财主之子弗拉哈由于嫉恨而杀死了伊沃。然而拉利查坚贞不屈，茹苦含辛地侍奉婆母和养育幼小的孩子，表现了保加利亚妇女的优良品德。长诗以民歌风格写成，牧歌似的恬静与悲剧的沉郁形成强烈的反差，寄寓了诗人对善恶的道德评判。
佩约·雅沃罗夫（1878—1914）是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诗人。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创作主要表现社会和政治生活，即使爱情诗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诗中对贫苦农民的困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把农民身受压迫而又见不到出路的处境比喻为“在黑暗中盲目摸索”，呼唤有识之士用知识唤醒他们起来斗争 （《致一个悲观主义者》）。农民沉重艰辛的劳作、秋收时节的欢乐、天灾人祸带来的困窘，使诗人感同身受。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凝聚在《五月》、《田野》、《冰雹》等诗中。在诗人笔下，春天花草芬芳、百鸟歌唱、羊群嬉戏的田园美景引不起穷苦农民的真正欢乐：
你看着、听着，感到厌恶，
周围怎么这样荒疏？
我们的胸中象被什么堵住；
我们心头的血停止了涌流！
反映马其顿人和亚美尼亚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雅沃罗夫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在为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戈茨·德尔切夫写的散文诗和《流亡的囚徒》、《海杜特之歌》等诗中，作者热情地讴歌了马其顿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
雅沃罗夫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炽烈，韵律柔美，风格独特，深受保加利亚读者喜爱。
1903年后，雅沃罗夫受到象征派的影响，写出的诗歌偏离社会生活，表现个人感情的诗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迪米特尔·波梁诺夫（1876—1953）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他在法国攻读医学时，即写诗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回国后主编党的文学刊物 《红笑》、《铁砧》等。最初的诗集《滴滴海水》、《从东方到西方》的问世，给当时文坛吹来了一阵锐利进取的新风。
波梁诺夫第一首著名的诗歌是《被摧毁的偶象》（1895）。在诗中，诗人宣告：已经沉醒的无产者将摧毁那赖以支持剥削制度的三重梯子——宗教、君主和资本主义。这首诗被评论界称为社会民主党宣言的诗意表白，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诵甚广。在另一首名诗 《死亡之树》中，诗人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为一棵死气沉沉的大树。它的根须已钻进人民群众的肌肤之中，汲吮他们生命的汁液。在死亡之树的阴影下，阳光无法渗入，什么也不生长，一切都将归于灭亡。诗人号召人民齐心合力将它砍倒：
你们甩开臂膀，扬起利斧，
一齐动手，砍倒这死亡之树。
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呼唤，也是对独裁政府末日来临的暗示。诗人相信真理必将胜利，社会主义终将实现。他在不少诗中都体现了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思想。如《劳动》、《生活的脉博》、《扳道工》等诗。虽然诗中对革命前景的展望还比较模糊遥远，但它们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不甘忍受压迫剥削的群众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波良诺夫写了讽刺诗集《红鹤》。它比诗人以往的诗歌更具鲜明的浪漫色彩和更尖锐的政治讽刺锋芒，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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