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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波兰解放后，许多战时流亡国外的新老作家都回到了祖国，参加了波兰的文化建设。除回国的新老作家外，这时国内又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使战后波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波兰战后文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4年到1948年，这时期作家都热衷于写反映战争和法西斯侵略罪行的散文作品。纳乌科夫斯卡的报告文学集《颈饰》（1946）是根据她参加国际调查希特勒罪行委员会的见闻写的。沃伊切赫·茹克罗夫斯基 （1916—）的短篇小说集 《来自沉默的国度》（1946）主要反映波兰军队在祖国沦亡时期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斗争。塔杜施·波罗夫斯基（1922—1951）的《和玛丽娅告别》 （1948）和《石头世界》（1948）揭示了占领时期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以上外，还出现了所谓“知识分子清算文学”，如耶·安杰耶夫斯基 （1990—1983）的《夜》（1945）、卡齐米 日·布兰迪斯（1916—）的《木马》（1946）、《战争之间》（1948—1951）、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 （1914—1978）的《波登湖》（1946）等，这些作品写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过坎坷的经历，战后在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有过转变。第三类小说侧重揭露战后初期的阶级斗争，如安杰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灰烬和钻石》（1948），写的是一些参加过反法西斯战斗的国家军分子，他们战后留在波兰，因不适应新的环境，便大肆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战后初期还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涉及题材广泛，如塔杜施·布列扎 （1905—1970）的《耶赫雷的城墙》（1946）和《天和地》 （1949）、纳乌科夫斯卡的《生活的交结点（1948）等，反映了战前萨纳奇亚政府机构的内部斗争。卢齐杨·鲁德尼茨基 （1882—1968）战前参加过波兰工人运动，他的自传体小说《旧的和新的》（1948）主要描写他的革命生涯，也真实地记载了十九世纪末至今的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
在战后初期的诗歌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罗涅夫斯基的《爱情之歌》、《五月的歌》、《波尼亚托夫斯基桥》，它们表现了诗人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的妻子和战友的怀念，歌颂了波兰战后的建设。密齐斯瓦夫·雅斯特隆（1903—1983）的诗也充满了乐观精神，为祖国人民战胜法西斯，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而欢呼。康斯坦丁·高尔钦斯基 （1905—1953）的诗歌主要讽刺波兰现实中的市侩和官僚主义。在戏剧创作中，克鲁奇科夫斯基这时发表的《德国人》影响很大。它以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第三帝国为背景，写一个生物学教授不关心政治，但他的研究成果却被法西斯当局用来屠杀人民。剧中生动刻画了包括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员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指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谁也脱离不了政治斗争。耶日·沙尼亚夫斯（1886— 1970）的《两个剧院》（1946）的形式独特。剧作者企图通过对戏剧的两种不同理解，来说明它的社会作用：一种剧客观地反映现实，不加虚构，另一种剧表现一个想象的世界，富于哲理的内涵。
1949年1月，波兰作家协会在什切青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波兰作家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作家及时反映现实中的阶级矛盾，歌颂战后社会主义建设，担负起教育人民的使命。一些作家在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写了些反映国内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建设热潮，但也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表现是：它们写的都是工农业生产的过程，敌人搞破坏，工人农民与之斗争，最后取得胜利，主题千篇一律。它们刻画的人物不是生产积极分子就是国际间谍和国内其他破坏分子，千人一面。这样，它们就成了对当前政策的图解，后被称为生产文学。在它们中也有写得好一点的，但是不多。除生产文学外，还有一些作家由于深入生活，研究历史，也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耶日·普特拉门特（1910—1986）的长篇小说《九月》（1952），它揭示了波兰1939年9月的失败是萨纳齐亚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茹克罗夫斯在小说《失败的日子》 （1952）中，揭露了一些军官在战场上胆小无能。博格丹·切什科 （1923—）的 《人民近卫军》（1951）再现了人民近卫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阿多尔夫·鲁德尼茨基（1912—）的短篇小说集《活海和死海》（1952）描写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的悲惨命运。伊戈尔·内维尔利 （1903—）的小说 《一个人的道路》写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人的斗争生活。
1954年，由于波兰政局发生变化，在六月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上，有的作家重申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提出的解冻文学。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克鲁奇科夫斯基号召作家扩大创作题材。 1955年，在一些报刊上，许多作家提出了创作自由的要求，指出对文艺中的各种流派不应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限制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一些观点新颖的作品，如斯坦尼斯瓦夫·斯塔文斯基（1921—）的 《下水道》（1955），描写1944年爆发的反抗德国法西斯压迫的华沙起义，参加者有国家军、人民近卫军官兵和数以万计的华沙市民。起义失败后，他们从华沙老城的下水道中撤走，但最后全都落入在道口等着他们的法西斯匪徒之手。作者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同政治派别的波兰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御外敌。东布罗夫斯卡的中篇小说《乡村婚礼》以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波兰农村为背景，表现了农民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不同态度。
在诗歌创作中，这一时期仍以布罗涅夫斯基、杜维姆和康斯坦丁·高尔钦斯基和亚当·瓦日克 （1905—1982）等最有成就。布罗涅夫斯基在《职工联盟》、《希望》和《我们的五月》等诗篇中，歌颂了波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祖国建设中的劳动热情和献身精神。高尔钦斯基的 《结婚戒指》 （1949）、《歌》（1953）、《纽贝》（1951）等告诉人们应当敬仰英雄、同情牺牲。杜维姆的诗集《玫瑰》指出了报刊上的官样文章空洞无物。瓦日克的《给成年人的长诗》（1955）讽刺了波兰社会中谎报事实的宣传和空洞的口号，指出这里的事情都得按教条办，工人劳累过度，可是没有人敢说话，这首诗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戏剧创作中，安娜·希维尔什钦斯卡 （1909—）的 《对着墙壁呼唤》（1951）描写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瓦林斯基在他被捕之后，工人运动如何加强了团结，坚持了罢工斗争。耶日·卢托夫斯基（1923—）的 《急诊值班》（1955）刻画了一个为人正直、医术高超的医生因为在占领时期参加过国家军，战后被投入监狱。这时有位党的领导人生了病，在让不让他治病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样又给医生在精神上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个剧和小说 《下水道》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国家军军人和过去和现在。
1956年，在波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于十月召开第八届中央全会，制定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社会各界对波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十分关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文艺方面，人们首先接触的，是对欧美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如何评价，作家们一致肯定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审美和借鉴价值，指出波兰党前一阶段的文化政策因为否定现代派文学，使波兰文坛和欧美现代文学长期隔绝，从而失去了同西方文化思想，创作经验交流的机会。此后一段时期，欧美二十世纪各种流派代表作家的许多作品在波兰相继得到了翻译出版。
在创作中，一些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如马列克·赫瓦斯科（1934—1969）、斯坦尼斯瓦夫·格罗霍维亚克 （1934—1976），弗瓦迪斯瓦夫·泰尔列茨基 （1933—）、艾乌盖纽什·卡巴茨（1930—）、伊列内乌什·伊列登斯基（1933—）等。他们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可是看到国家建设中的困难，就产生悲观，表示怨愤。他们的作品热衷于揭露1956年以前波兰社会中的阴暗面，后被称为“清算文学”。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末，除了政治性较强的清算文学外，当然不乏有声望的作家和杰作，但这些年出版的大部分反映现实的作品却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与群体的对立，说明个人必须摆脱群体的控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散文创作的体裁而论，除小说外，许多作家热衷于写随笔、报告文学、政论、特写、和回忆录等，因为这些形式便于直截了当地表达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看法，一作家甚至将随笔、报告文学、政论、特写、小说这些不同的创作形式拼凑在一部作品里，在这种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情节时，往往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他个人的人生哲理，而小说情节的本身，也十分零乱和有头无尾，这就是当时在波兰风行的所谓“反小说”。在戏剧创作中，除了传统模式的现实主义剧作外，这些年又出现了荒诞派戏剧。这时期的荒诞派戏剧的内容与形式和西方五十年代出现的荒诞派戏剧有相似之处，也继承了波兰两次大战之间荒诞派戏剧的艺术传统，但也表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此同时，文学中还出现了所谓“新浪潮”派。它在诗歌中的代表是斯坦尼斯瓦夫·巴兰哈克、雷沙尔德·克雷尼茨基、艾娃·利普斯卡等。这些青年诗人富于革新精神，表示要以不加修饰、简洁明快的语言揭露现实中所谓长期隐蔽的矛盾和不安，展示检查机关禁止公开的社会真情，实际上他们否定现实中的一切。这一派在小说中的代表是马列克·诺瓦科夫斯基、卡齐米日·奥尔沃希和弗沃齐米日·奥多耶夫斯基等。这些作家认为波兰文学至今所描写的社会是所谓“官方的”，不典型，只有那些罪犯，社会渣滓生活的世界才是最真实和最典型的。他们观照的是一个腐朽堕落的黑社会，流氓、小偷，醉鬼和妓女主宰的社会，这种小说当时被称为“黑色文学”。
此后，一些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国家书刊检查机关的干涉，得不到出版而表示不满，于是组织秘密出版，社会上的反对派对官方执行的各项政策进行猛烈的攻击。1980年，又出现了团结工会掀起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许多作家都参加了团结工会，另一批作家因不满现实而奔走国外，作家协会和它在各地的分会也掌握在反对派手中，作家队伍因此分化和改组。后来，由于团结大会力量的继续扩大，终于在1989年在波兰议会的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开始掌握国家政权。
1956年以后至今的几十年，除了清算文学、黑色文学和其他直接观照国内政局的文学外，还有许多新老作家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创作了大量作品，是波兰当代文学创作的丰收。在小说创作中，有成就的首推伊瓦什凯维奇。伊瓦什凯维奇早在三十年代就创作诗歌、战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集，题材广泛，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名望和光荣》（1956—1962）。这部小说通过原先生活在乌克兰的三个波兰家庭的三代人的遭遇，从广阔的背景，再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47年间波兰的社会生活。作者以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展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揭示了在十月革命爆发时乌克兰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波兰独立后各阶层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小说在描写波兰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失败之后的状况时，也热情地歌颂了波兰士兵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因此它的种种人物的命运是和波兰民族历史的变迁紧密联在一起的。这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它在战后的波兰文学史中，被誉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罗曼·布拉特内（1921—）的小说 《哥伦布们，即二十岁的一代》（1957）描写包括国家军军人在内的波兰青年和占领者的斗争以及他们在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不幸遭遇。
普特拉门特这时期出版了一系“政治小说”，如《不忠实的人们》（1967）以1956年以前波兰社会中的一些政治事件为题材，《年青的一代》（1963）写政府机关中的个人崇拜，以及年青一代和它进行的斗争。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1921—）是波兰战后科学幻想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告诉人们：人类在各种科学领域中，总是不断的探索，发现，努力认识自己以往不曾认识的东西，不可墨守陈规，也不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的小说《旅行家》（1858）企图说明一个道理，夙愿和它的不能实现之间可悲的矛盾，在一个人身上是永远存在的，每个实现个人夙愿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安杰耶夫斯基的《渣滓》（1981）展现了六十年代华沙文艺界的情况，官方要求艺术为它的利益服务，艺术家反对控制。塔杜施·诺瓦克（1930—）的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当代农民的思想感情，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及农村的风俗习惯。威廉·马赫（1917—1965）的《黑海滨的群山》（1961）被认为是波兰“反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人们之间的仇杀为主题，但作者在某些章节中，干脆脱离故事情节，以主人公或作者与小说中讲故事的人对话的方式，发表对当代文学、社会和人的看法。他们认为，由于二十世纪的战争灾祸和科技进步的影响，人类的生活变得纷纭复杂，因此作家需要探索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对小说中的时空观念应有新的理解，他们笔下人物的流动也可违背正常的逻辑，这种表面上看来的混乱和荒谬正是生活的真实。塔杜施·孔维茨基 （1926—）的 《当代圆梦书》（1971）写一群人在某个地方的巧遇，而这中间又穿插着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各种叙事交替出现，结构奇特。卡齐米日·布兰迪斯的 《浪漫情调》（1960）、《生活方式》（1963）和《市场》（1968）也是对于小说形式的新的探索的一种表现。
这一时期写战争和占领时期的作品数量很多。塔杜施·霍乌伊（1916—）的《我们世界的末日》（1951）描写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和他们的反抗。《天堂》（1972）揭露希特勒匪徒的杀人实验。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 （1913—）的小说反映集中营囚徒的各种感受，揭露一些至今逍遥法外的希特勒刽子手的罪恶心理。切什科的《哀诗》描写在波兰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几个礼拜，人民军某部一段痛苦的行军的过程。茹克罗夫斯基的《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1961）写一群人民军战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后，和一伙成了武装土匪的国家军分子展开的一场激战。海伦娜·阿乌德尔斯卡的《鸟道》 （1973）和《晴和的秋天》（1974）反映占领时期旅居苏联的波兰侨民对祖国的怀念和他们返回祖国旅途的艰辛。
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泰奥多尔·怕尔尼茨基（1908）甚为多产。他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的历史，但他有时凭主观想象再现历史，和真实相去甚远。泰尔列茨基也是个多产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主要反映波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霍乌伊的 《玫瑰和燃烧的森林》 （1973）写革命领袖瓦林斯基在沙皇监狱中最后几天的生活，他想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他的同志和朋友。安杰伊·库希涅维奇（1904—1993）的历史小说《第三王国》（1975）颇为著名，它写的是战后德国的一场政治斗争，一个共产党员过去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战后却为德国战犯辩护，因而遭到年轻一代的谴责。
在1956年以后的诗歌中，最有成就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 （1911—），米沃什早在战前就写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华沙秘密编辑出版反法西斯诗歌，战后曾在波兰外交部供职，1951年留居国外，先在巴黎，1960年迁居美国。从五十年代起，他在国外发表了二十多部诗集和小说，主要的有《白画之光》（1953）、诗的论文》 （1957）、波别尔王和其它的诗》 （1962）、《中了魔的古乔》（1964）、《没有名字的城市》（1969）、《日出日落之地》（1974）、（诗歌集）（1977）及长篇小说《权力的年龄攫取》 （1955）和《伊斯塞谷》（1955）等。这些作品深入到了战后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诸方面的题材，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虚伪、空谈、浮华、欺骗、不求实际，吵吵闹闹的现象。他认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个人不能表现自己的真诚和坦荡，因而失去了自由，成为“历史和生物本能的看不见的力量和俘虏。”米沃什因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于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国内，许多诗人这时期都热衷于写农村题材，但风格各异。斯坦尼斯瓦夫·卡塔克这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写的是农村的生产劳动和自然风光，常将现实和梦幻连在一起，富于童话色彩。杨·波列斯瓦夫·奥若格（1913—）的诗也描绘农村的大自然，他把自己看成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欢乐，也给他带来痛苦。耶日·哈拉塞姆维奇 （1933—）热衷于在诗中叙述优美的民间故事，描绘农村绚丽多姿的景色。米龙·比雅沃谢夫斯基 （1922—1983）的诗大都反映城市郊区穷人的艰难处境。还有一些诗人涉猎题材较为广泛，如博格坦·德罗兹多夫斯基 （1931—）的诗歌继承了布罗涅夫斯基革命诗歌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塔杜施·鲁热维奇（1921—）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上人情淡薄，他希望人们克服自私，增强团结。安娜·卡明斯卡（1920—）的诗以家庭生活为题材，她认为社会上充满了矛盾，只有在家庭里才能找到温馨和和谐。斯坦尼斯瓦夫·格罗霍维亚克的 诗描绘了一个肮脏和下流的世界，有讽刺意味。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 923—）的诗反映了人在世界上的孤独。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因而不能达到相互理解，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也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可克服，他对他所处的不幸无力抵抗。兹比格涅夫·赫尔贝尔特 （1924—）的诗揭露了现实社会的冷酷，表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
1956年以后的戏剧形式多样，影响较大的剧作家有斯瓦沃米尔·莫罗热克（1930—）。他是波兰战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剧作通过一些荒诞可笑的情节，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虚假、荒谬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有的剧作富于政治色彩，其中以《探戈舞》最著名。剧本写几代人都在为更新规矩礼性而努力，但最年轻的一代又认为这种努力已经够了，他们要求获得一个安稳的局面，结果他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只有那些讲究实际利益的人才获得了成功。鲁热维奇除创作诗歌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卡片集》（1961）的形式独特，剧中主人公在他的亲属和朋友看来，既是个孩子，又是个成年人，既是歌剧院老板，又是企业家，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代表了一代人的经历。《见证人——我们的小稳定》 （1962）写一些人由于追求物质享受，忘了别人的痛苦。《干净夫妻》 （1975）意在揭示夫妻性爱的意义，可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却表现得十分怪异和荒诞。
（张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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