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古越南文学

   第一节 概述
  越南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东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越南的古典文学,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反映了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的越南社会的面貌。在十世纪以前尚未发现有成文文学,但流传下来的民间口头文学却相当丰富。最初的口头文学是一系列的神话传说,如关于世界起源的《天柱神》,关于种族起源的《龙子龙孙的故事》,表现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山精水精》等。这类作品反映了越南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丰富优美的想象。越南古代大量的民歌、民谣也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较早的文学作品,它们原以口头文学形式在民间流传,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内容大都为歌咏劳动与爱情,反抗剥削压迫,反对封建混战,反对包办婚姻,揭发贪官污吏等等。这些歌谣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爱憎感情,体现出越南劳动人民的勤劳、活泼、开朗的性格,对后来越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十世纪以后越南才建立起第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李朝。李朝定佛教为国教,大力提倡儒学,定汉文为全国通用文字,仿效汉制,开科取士,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李公蕴建朝后于1010年颁布的迁都升龙(今河内)的诏书就是用汉文写成的,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越南文学的开端。从这个时期起至二十世纪初,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越南文学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宗。李朝时期尚无长篇著作,流传越多的是诗歌书启。
  十三世纪陈朝时期,民族意识有所增强,民族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传朝臣韩铨首先创造越南国音字“字喃”来代替汉字。这是借用汉字来标识越南音的文字,但有些比汉字还要复杂,不易在群众中普及和推广。尽管如此,字喃的产生仍不失为越南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越南国音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许多文人逐渐使用字喃进行创作,阮铨的《祭鳄鱼赋》开创了字喃律诗的先河。之后,相继出现了陈光启的《卖炭翁》、阮士固的《国音诗赋》、朱文安的《国音诗集》和无名氏的《王嫱传》等国音文学代表作品,它们为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字喃的产生直接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过去仅在劳动人民中间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现在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且传播开去。一些思想进步的作家,也得以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滋养。他们逐渐感到封建文人学士所恪守遵循的格律音韵过于刻板、拘谨,不利于表现新鲜、活泼的思想感情,于是大胆尝试,依据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结合越南的民歌、民谣,创造出一种新的诗体,即六八体诗。这种诗体,结构简单,字数六八相间,句句押韵。由于它形式灵活,易学易记,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很快就普及开来,成为越南文学中的一种主要诗歌体裁。六八体诗适宜于叙述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因此,长篇叙事诗也应运而生。根据民间传说整理改编的《贞鼠》和《石生》,便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六八体诗。后来,又将汉文七言诗与六八体诗组合成一种新的诗体,即双七六八体诗(四句一组,每句字数为七、七、六、八)。由于它比较讲究文字和声韵,所以在文人之间较为流行。此外,赋这一文体也被采用,十九世纪后,更发展为用字喃写赋。
  与此同时,作为越南文学另一个颇为重要的方面,是利用汉字和汉文学形式所进行的创作,即汉语文学。越南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汉族语言、文学艺术的熏陶和影响。在这时候,越南文坛涌现出一批诗人和作家,如陈光启、范伍老、陈光朝、阮忠彦、张汉超和朱文安等。他们运用诗、词、歌、赋等多种汉文学体裁进行创作,在表现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和认识的同时,抒发出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理想抱负。
  十五世纪的阮鹰(1380-1442),是越南杰出的民族诗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方面用汉语,同时也用字喃进行创作。他遗留下来的主要著作,既有历史文献性的《平吴大诰》、《军中词命集》、《兰山实录》等散文作品;又有优秀的诗歌作品《抑斋遗集》(注:《抑斋遗集》是后人搜集、整理阮鹰所有的诗文而编汇成的总集。书成于阮朝初期(十九世纪中叶),编纂者为阮能静、杨伯宫和吴世荣。)和《抑斋诗集》;还有描述越南地理和风土人情的《抑斋舆地志》。阮鹰的《国音诗集》收有254首字喃诗,是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字喃诗集。阮鹰的作品感情饱满,语言平易清新、活泼流畅,因而开一代新风,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黎思诚(1442-1497)也是十五世纪的主要诗人。他是黎朝皇帝(黎圣宗),提倡运用字喃进行创作。他不仅精于国音文学,更工于汉语文学。他的字喃作品有《洪德国音诗集》、《十界孤魂语文》等,主题多属歌颂封建王朝,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但他的诗声律严谨,风格清新,对越南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十六世纪以后,越南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社会矛盾随之尖锐起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瓦解着落后的封建经济关系。封建统治阶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作家逐渐认识到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加强了自己作品的揭露性和批判性。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即帝国主义入侵越南前),是越南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崩溃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期间,越南的古典文学既丰富而又复杂,涌现一批重要作家,如阮攸、邓陈琨等,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
  邓陈琨(1710-1745)的《征妇吟曲》是这时期著名的汉语文学作品。这篇长达四百七十七句的乐府诗,通过描写一个征人妻子的孤寂和哀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混战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灾难。诗中写道:“使星天门催晓发,行人重法轻别离。弓箭兮在腰,妻孥兮别袂。”封建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破坏了劳动人民的和平生活,逼得他们妻离子散,亡命沙场。在浓烟滚滚的战争烽火中,士兵的“性命轻如草”,随时都有葬身荒原的危险;而在家的征妇,她们的命运,同样悲苦、凄凉。她们向着远征他乡、一去不返、音讯杳然的丈夫哭诉道:“君有老亲鬓如霜,君有婴儿年且孺。老亲兮倚门,婴儿兮待哺。供亲食兮妾如男,课儿书兮妾如父。供亲课子此一身,伤妾思君今几度。”这悲痛的哀号,是对封建兵役制和封建制度的血泪控诉,表现出广大人民对于当时连绵无止的封建混战的强烈不满。
  黎贵惇(1726-1784)是黎朝的著名学者,敢于打破成规,在应举时第一个采用字喃写散文。这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冲击。他的字喃诗《妈妈我想嫁人》,以大胆泼辣的风格,揭露和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和禁锢。他勇于接受新事物,对越南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起了先驱的作用。
  阮嘉韶(1741-1798)是黎朝末期的诗人,他的代表作《宫怨吟曲》用双七六八体写成,全诗三百六十五行。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宫廷对许多无辜宫女的摧残和迫害,从宫女的悲惨命运中,反映出当时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和封建制度下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虽然还有一些缺点,但它一直被视为越南十八世纪的一部伟大作品,是继《征妇吟曲》之后又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妇女痛苦的优秀作品。
  胡春香是十九世纪初的女诗人,她的诗大部失散,仅存五十首,收集在《春香诗集》中。她擅长字喃律诗,她的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越南评论界认为她的诗使字喃诗达到一个顶峰。她的诗战斗性强,如《扇字咏》、《织布机》等诗作,敢于大胆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丑恶和伪善,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进行鞭挞。
  阮攸(详见本章第二节)及其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最突出的标志。
  在这期间,故事和传奇性小说也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字喃长篇传记——“字喃传记”(较早的作品有《塘虱虾蟆传》、《贞鼠传》、《白园孔阁传》等)。随着社会生活的向前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初叶,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言,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如《方花》、《范载玉花》、《范公菊花》、《观音氏敬》、《宋珍菊花》、《李公》、《二度梅》、《初镜新妆传》等。它们都以细腻的笔触,反映出崩溃中的封建社会的动乱与不安,不仅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虐与荒淫,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的深厚同情。
  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自有文字以来,到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越南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面貌,并为近现代越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阮攸
  阮攸(1765-1820)字素如,号清轩,河静省宜春县仙田乡人。他的家庭是黎氏王朝的显赫贵族,不仅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越南文坛上也负有盛名。他的父兄叔侄,多有作品问世,形成“鸿山文派”。阮攸自幼在“重忠义,擅文章”的家庭传统的熏陶下,立志效忠封建王朝,重视文学修养。
  阮攸二十岁时中乡试三场(秀才),承父荫出仕“正首校”。这时,正值黎氏王朝衰败腐朽之际,西山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直逼黎氏巢穴,封建王朝岌岌可危。阮攸站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但终究未能挽救黎氏王朝必然覆灭的命运。严峻的现实使他逐渐意识到封建王朝的腐朽无能,“兴邦复国”的前途渺茫,感到时代的巨大变迁,非人力所能挽回。他内心忧虑颓丧,徬徨无着。他经过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集的生活之后,终于隐居故乡,放迹山水,寄情吟咏,成为一个“国破家败”的落魄政客。正是在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亲眼目睹了人民的疾苦,使他痛感社会的动乱,权势的专横。这一切,对于诗人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802年,阮福映在法国资本势力的支持下,击败了西山农民起义军,称帝越南。阮攸被迫应召,勉强出仕。任职期间,面对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他采取了明哲保身、避而远之的态度;因此,虽然身居高位,处境却十分孤独,抱负也无从施展。他曾一再托病辞官,返回故里,然而均被召回,最终未能如愿。
  1812年,阮攸出使中国。在这期间,他进一步接触到中国的古典文学,并对当时流行颇广的“才子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即有《金云翘传》的原本。由于这些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的中国(明代)封建社会的现实,与当时越南的社会状况,极为相似。所以,阮攸回国后,即借用中国《金云翘传》的题材,以具有民族特色的六八体诗的形式,写出了反映越南封建社会面貌、熔铸了他大半生坎坷际遇的越南的《金云翘传》。
  1820年,阮攸再度奉使中国,未及启程即患重病,于同年去世。
  阮攸遗留下来的作品,除《金云翘传》外,尚有诗文集《众生十类祭文》、《清轩前后集》等,但以《金云翘传》最为完整,也最为著名。《金云翘传》全诗凡三千二百五十二行,分为十二卷,是名符其实的长篇叙事诗。就它的组织结构、情节发展而言,可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卷至第三卷,描述作品女主人公翠翘的家世、才艺和性格。出身员外府第的翠翘,才貌出众,知书识礼,性格温顺。她与书生金重相识,互相倾慕,私订终身。不幸金重父死,回乡奔丧,翠翘与他忍痛相别。这是全诗开端。
  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翠翘的幸福家庭,如何在贪得无厌的奸商和横暴无忌的官吏衙门的串通谋害下,惨遭破坏的经过。翠翘父兄含冤入狱,翠翘卖身赎救,受人欺骗,沦为娼妓。故事从家庭描写入手,逐步转向社会,揭开了罪恶的封建社会的帷幕。
  第七卷至第八卷,描写翠翘怎样地挣扎反抗,要冲决罗网,跳出火坑,争取新的生活。结果,她嫁给一个懦弱无能的纨袴子弟束生为妾,受尽了官僚地主家庭加予她的种种侮辱和折磨,其间虽然得到女管家和女尼觉缘的同情和帮助,但终究摆脱不掉社会邪恶势力的重重包围,再一次落入陷阱。随着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曲折变化,作品进一步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层层黑幕。一个善良的女子,在那虎豹当道、豺狼成群的社会里,是如何地备受摧残,如何地走投无路,欲生不能。
  第九卷,叙述翠翘生活的突然转变。一个揭竿而起、重整乾坤的英雄好汉徐海,持义除奸,横扫人间污浊,不仅帮助翠翘跳出火坑摆脱非人处境,而且为她报仇雪恨,严惩贪官污吏、奸夫毒妇。人民的希望得到了实现。这当然是作者对于社会出路的一种探索,但它清楚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们渴求解放和幸福,并把它的实现寄托到强有力的英雄人物身上,寄托到坚决有力的斗争道路上。在这里,作者以爱憎分明的感情,淋漓酣畅的笔触,把全诗推向了高潮。
  第十卷,描写翠翘在“夫荣妻贵”的封建观念支配下,力劝丈夫徐海“归顺”官军,结果双双受骗。徐海中计被围,身列战场;翠翘受尽凌辱,终于投江自尽。全诗至此基本结束。
  第十卷至第十二卷,尾声部分。回应全诗开首,补叙金重办过丧事,再寻翠翘不得;后“会试”高中,补官上任,沿途查访翠翘下落,在江边得知“死耗”,于是设台祭奠。最后,在觉缘指引下,见到了已被搭救脱险、隐居庵堂的翠翘。经过十五年的颠沛流离、千辛万苦之后,翠翘与金重终于欢聚团圆。这一喜剧性的收场,显然带有浪漫色彩,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念。
  从《金云翘传》所描写的整个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通过生动的艺术手法,具体地描绘了一幅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的越南封建社会末期的图画。通过翠翘这一典型人物的一生,反映出当时越南广大妇女和被压迫群众的悲惨命运。全诗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它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金云翘传》所选择的题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以出身“书香门第”的翠翘作为全书的主人公,以她的“员外”家庭的破产、没落为背景,细致地描绘了她所遭到的种种苦难与不幸。由于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矛盾纷乱、复杂,社会罪恶深重、弥漫,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是“劫数”难逃,“命运”莫测。所以,具体描绘一个封建家庭及其成员遭殃蒙难的过程,也就富有特色地反映出气数已尽,崩溃在即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
  《金云翘传》从多方面揭示了造成翠翘悲惨命运的社会因素。这里既有封建官僚的专横暴虐、营私舞弊,又有新兴商人的贪婪狠毒、恣意妄为;既有贵族豪门的倚势凌弱、欺压善良,又有花街柳巷的淫荡堕落、乌烟瘴气……正是在地主、官吏、商人、纨袴子弟、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接连不断、串通一气的残酷迫害下,翠翘才从一个“名门闺秀”一步步地沦为被侮辱、被迫害的妓女、侍妾、奴仆和尼姑,从精神到肉体,无不横遭摧残。黑暗、残暴的封建社会环境,决定了翠翘不可逃避的悲惨命运。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有力地揭发、批判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
  作品对于翠翘沦落作娼、被迫为妾的痛苦生活,作了比较集中、细致的描绘。翠翘两入青楼,两作婢妾,备受蹂躏和压迫;她那“风尘堕落”、“一生含垢”的苦难生涯,正是当时处在封建制度下广大越南人民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对于当时人民的苦难,倾注了忧愤悲慨之情,流露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品在描绘翠翘苦难命运的同时,还描绘了她性格和品质的某些特点:她心地善良,聪敏贤慧,不仅尊老怜幼,而且忠于爱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在封建邪恶势力的横暴迫害下,她虽忍气吞声,反抗不力,但始终没有消沉颓丧,而是热切地期望跳出火坑,盼望出头之日。徐海聚众起义,横扫妖魔鬼怪,她敢于跟着他去报仇雪恨。即使到了徐海不幸身亡,自己受骗被辱之后,也没有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而是悔恨交加地投江自尽,表明了她与邪恶社会的势不两立。这一切,显示出翠翘性格中坚毅顽强的一面,反映出人民群众精神品质的某些本质方面。
  但是,翠翘的性格也有软弱和不足之处。在她身上,不时流露出“三从四德”、“夫贵妻荣”、“忠君报国”、“逆来顺受”等封建传统观念,它们有时甚至支配了她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这固然有符合历史真实、符合人物的出身和教养状况的一面,但它毕竟有损于人物性格的光辉;这是作者思想深处封建道德观念的自然流露。此外,作品在揭示翠翘苦难命运的根源时,诗人唯心地把它归结为是“天命注就”、“祸由情起”,而抹煞了社会历史的必然因素。
  徐海,是作者着力刻画和歌颂的英雄形象。他在乱世之秋、民怨沸腾之际,揭竿而起,锄强济弱,严惩奸顽,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当权阶级,表现出罕有的斗争热情和英雄气概。在他身上,寄托着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出人民的斗争精神。这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里,显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形象也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他经常脱离群众,单枪匹马进行战斗,带有明显的草莽英雄色彩。更其严重的是,他在起义斗争频频获胜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光宗耀祖,图取个人功名利禄,竟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弃甲“归顺”官军,走上了背弃农民起义的投降道路。这一切,清楚地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缺乏认识。
  不过,我们仍然必须肯定《金云翘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同时,还要看到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整部长诗结构严谨,不仅卷卷相接,联系紧凑,而且首尾呼应,构思完整。人物形象刻画生动,性格鲜明,既有个性特色的肖像描绘,又有细致深刻的心理分析。语言简洁凝炼,用词贴切自然,音调铿锵动听,富于音乐美感。《金云翘传》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体现了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