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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于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莫斯科以南、离图拉城不远的亚斯纳雅·波良纳贵族庄园。这里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后来成为托尔斯泰的领地。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性格开朗，为人善良。托尔斯泰的母亲极有才华和艺术修养，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托尔斯泰将近2岁时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监护长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后转法律系。大学期间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的影响，对传统教育不满，1847年自动退学回到亚斯纳雅·波良纳。回家后．他决心通过慈善工作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农民对他的任何做法都不信任，改革失败了。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从1848年10月到1851年春，这是托尔斯泰探索生活道路的时期。他有过许多计划和设想，但都没能实现。他被上流社会的“欢乐”所吸引，过着懒散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放荡的年月”。这段生活促使他不断地分析、批判自己，向往道德上的纯洁。
1851年春，他随同长兄尼古拉到高加索服役。军务之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开始创作中篇小说《童年》。这部小说和后来创作的《少年》（1854）、《青年》（1857年）组成自传性三部曲。三部曲描写了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种种内心感受，是托尔斯泰创作中贵族青年精神探索主题的开端。尼古连卡的童年充满了温暖与爱，他生活在贵族庄园，不知道世界上有贫困和痛苦，天真地爱着周围的人。少年时期随着视野的扩大，他开始认识社会，看见了掩盖在幸福外衣之下的阶级对立和贵族生活中坏的一面，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青年时期的尼古连卡产生了精神危机，他既欣赏自己的生活环境又逐步发现家庭与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虚伪，对于自己在这个环境影响下所沾染的恶习感到不满，他开始了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探索，并力图用仟海来使自己在道德上得到完善。三部曲表现了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表现出民主思想。同时，他的“博爱”思想和“道德自我完善”思想以及心理分析才能，也已明显地体现在最初的创作中。
1854——1855年，托尔斯泰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在战斗中，他有感于普通士兵的英勇无畏，怀着对贵族军官的蔑视，写了三篇具有特写性质的短篇小说，统称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在高加索服役的这段生活，军队的放荡与当地人民的质朴形成鲜明的对照，激起了他对平民生活的向往和对贵族生活的反感，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后来创作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中。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在彼得堡《现代人》杂志作家们的邀请下到了彼得堡，进入文学界。翌年退役，致力于文学活动。1856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首次表现了他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小说描写青年地主涅赫留朵夫在大学三年级时申请退学，回到自己的庄园搞农事改革，试图帮助农民改善贫困的生活，但遭到了农民的拒绝。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与鸿沟，表现了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涅赫留朵夫的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这个时期思想的主要特征，体现了他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同情农民，真心实意地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站在地主立场上，不肯放弃土地所有权。涅赫留朵夫幻想成为伊柳什卡那样自然、纯真、高尚的人，这显示了托尔斯泰的平民化思想。
1857年他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在瑞士小城琉森，他对“文明人”欺侮“下等人”感到非常气愤，写成了著名短篇小说《琉森》，痛斥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虚伪。
50年代末，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派在农奴制问题和艺术观点上产生分歧，导致他1859年退出《现代人》杂志，离开彼得堡回到亚斯纳雅·波良纳。这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教育工作上，企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1860——1861年他再度出国，到德、法、英、意和比利时做教育考察。回国后创办了教育杂志《亚斯纳雅·波良纳》。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托尔斯泰非常反感，他认为“农奴制改革法令”是毫无用处的空话。改革后他担任了农村和平调解人，在调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纠纷时尽力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招致地主的忌恨。沙皇政府于1862年派宪兵搜查了他的住宅，此事使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了剧烈震动，促使他更加坚决地否定专制制度，更加注意研究宗法制农民的“道德生活”。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和一个医生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结婚，婚后生活幸福，这使他重新燃起了创作热情。186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和《波利库什卡》。在《哥萨克》中，作家赋予贵族思想探索者形象以新的社会心理内容，即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进行考察。主人公奥列宁厌恶贵族的腐化生活和都市文明，从上流社会摆脱出来追求理想生活，到高加索古朴的山民中去过“平民化”的生活。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民主主义倾向。但他把宗法制的哥萨克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境界，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小说在对壮丽的高加索自然风光的描绘和对当地居民生活习俗的真实再现方面，表现了作家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同时，他还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内在和谐对主人公道德的净化作用。深刻地从人物心理状态和整个人生观转变的角度来描写自然风景，是托尔斯泰对文学的卓越贡献。
《波利库什卡》是以农民为主人公的一部重要作品，表现了农奴制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并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女地主可怜波利库什卡的几个衣衫褴楼的孩子，不忍心把他送去当兵，然而她的“仁慈”却导致了波利库什卡的自杀。波利库什卡抵住了金钱的诱惑，却逃不出金钱对他的迫害。他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农奴制度造成的，靠某个善良的地主是不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小说突出的特点是真实，可怕的真实。
面临60年代复杂的社会矛盾，托尔斯泰企图从历史中找寻答案，他潜心研究史料，于1863年一1869年写成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剧变，这种现实引起托尔斯泰思考许多社会问题，并于1873——1877年写成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下，托尔斯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宗教、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探索。他读了大量关于社会、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访问教堂、寺院、监狱、法庭，了解大灾荒中农民的悲惨生活，并参加了1881年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在贫民窟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反动以及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使他彻底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1879——1882年，他写成了《仟悔录》，这是他世界观转变的标志。此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用仆人服侍，努力参加体力劳动，并帮助贫苦农民干活，但内心依然痛苦，因为他无法使富人结束寄生生活。
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文艺观也随之改变。他认为过去的文艺都是为了满足有闲阶级，而不是为了人民。他甚至把自己过去的创作也全都否定了，开始创作一些以在广大人民中间宣传他的学说为目的的民间故事、传说、寓言以及政论性文章，同时还创作了一些“人民戏剧”，重要的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86——1890）、《活尸》（1891）等。
《黑暗的势力》揭露了资本主义侵入宗法制农村以后，农民生活被腐化的情况，具有时代特征。《活尸》讥讽了被贵族资产阶级道德宗教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的虚伪，对沙俄的政治、法律和教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80年代，托尔斯泰还创作了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等优秀作品。《克莱采奏鸣曲》又回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尖锐地提出过的婚姻和家庭的主题上来。托尔斯泰通过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猛烈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表述了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观点：如果男女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肉欲和买卖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婚姻必酿成悲剧。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宣扬了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节欲，节制生育，“以节制和纯洁来达到善的理想”。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中，在厨房里。他甚至否定了科学、医学和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为医学只是医治卖淫制度的后果，而工业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只能刺激人们的性欲。
1891——1892年间，俄国发生了大饥荒，托尔斯泰参加了赈济贫民的工作。事后写了《关于饥荒的通信》，驳斥了贵族资产阶级对人民的诽谤。1897年写成《艺术论》。1889——1899年完成了杰作《复活》。1900年托尔斯泰被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他反对压迫，反对奴役，这一年写的《不许杀人》一文，对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在随后写的《爱国主义与政府》、《我们时代的奴役》等文章中，对沙俄反动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01年2月24日，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写了著名文章《我不能沉默》（1908），对沙皇政府大肆屠杀人民作了愤怒抗议。
托尔斯泰晚年～直致力于“平民化”，努力从事体力劳动，生活简朴，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而与家里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这个82岁高龄的老人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感冒，于1910年11月7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托尔斯泰虽然出身贵族，但他身上永远有一种使贵族社会的人感到古怪的特点。托尔斯泰继承了母亲的高贵、坦率和父亲的善良、独立不羁。他从小又受到达吉亚娜姑妈温柔善良的熏陶，他们的家庭充满温暖和睦的气氛，家庭教师心地善良，弟兄之间亲密无间，同仆人、农民关系融洽，这一切形成了他善良、诚恳、朴素、率直的性格，培养了他的同情心、爱心、正义感和道德感。而托尔斯泰那贵族式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又培养了他的妄自尊大和骄傲虚荣，以及对下等人的蔑视和偏见。由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乡间度过，他接触最多了解最多的是农民。他多次进行农事改革的经历，他在高加索服役的经历，以及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使他越来越接近朴实的农民，厌恶腐化和虚伪的贵族。他那自己也承认的天生的反叛意识，使他时时处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诈和谎骗。他经常进行内心反省，坦率真诚而执著。他天性中还有一点是痴顽，这使他总是童心不泯，充满幻想，而且总是按照认定的道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一生都不改变初衷。
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变化的。他一生都处在紧张的精神探索中。50年代，他站在自由贵族立场，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幻想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协调贵族与农民的关系，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六七十年代，其思想上民主主义因素随着革命高潮的冲击而增长，世界观矛盾加深。他更加同情劳动人民，疏远贵族阶级，表现出同本阶级决裂的意向，提出贵族“平化民”思想。与此同时，宿命论、不抗恶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作品中也日益明显。80年代，他由贵族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立场，与贵族传统观念决裂。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是他长期精神探索的结果，也是俄国社会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列宁曾深刻地阐明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特点。他写道：“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了。”
托尔斯泰转变后的观点仍然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一方面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最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宣传他的道德说教。这些矛盾正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革命性和软弱性。因此，列宁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所在。
托尔斯泰的创作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主题思想严肃深沉。多用自传体手法表现作者对道德、宗教、社会、人生归宿问题的探索。50年代，主要是对贵族青年的精神探索和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六七十年代，开始探讨俄国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探讨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宗教道德、农村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一方面对沙俄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方面作了最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更热切地鼓吹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修养”等托尔斯泰主义。
第二，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更高的水平上更充分地挖掘了文学的真实性。他从一开始就把真实奉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他在创作中摒弃一切偶然的和幻想的因素，一切都是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加粉饰地、如实地反映出来。他的创作往往被认为是“可怕的真实”、“惊人的真实”、“极度的真实”。他善于观察生活并从自己的观察中抓住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如实地描写现实，揭露现实的矛盾。因此，列宁认为，托尔斯泰创作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像一个威严正义的法官，无情地撕下一切假面具。托尔斯泰认为真诚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除此之外，还要具备对所描写的事物的真实的爱憎感情。正因为这些，他创作中的抗议和批判具有一种突出的热情、新鲜和诚恳的特点。
第三，对现实主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大大地发展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他始终注意通过心理变化反映人的性格思想的变化。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的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他注重一些感情和思想如何从另一些感情和思想演变而来，注意心理活动形态的多样性和内在的有机性。他善于捕捉心灵中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和意念，善于发掘内心深处难以捉摸的、微妙的意识。他认为艺术创作“主要在于描写人的内部的、心灵的运动，要加以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结果，而是实际的运动过程。”为表现人物的“心灵的运动”，他调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第一，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心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掘促使人物心理矛盾发展的各种因素，从而把人物心灵的运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第二，他喜欢描写自我反省、心灵的彻悟和激情状态等独特的心灵运动形态。在描写人物心灵的彻悟中，往往将浓郁的抒情、突变的戏剧性与深邃的哲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耐人寻味，引人共鸣。第三，他喜欢通过人物的各种表情、动作、音调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作品中人物一颦一笑，一嗔一盼，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内容。
除了擅长表现“心灵的运动”以外，他还善于对人类灵魂深处的隐秘世界进行探索，开掘人物内心深层潜在的情感和愿望。而且不只限于描写被意识到的感情，还能深入到潜意识或无意识领域中去，时常用梦来揭示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
第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他注意写具有多方面性格的人物，而不写单一化性格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即使是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他也不美化他们，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写出他们身上的某种缺点，从不把人物性格绝对化。
第五，善于运用对比、讽刺、隐喻手法；注意细节描写与人物肖像的刻画；重视语言的鲜明、准确，尤其是朴素；他笔下的自然风景真实、准确、富有生命力，是影响人物思想感情变化和性格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都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一些重要特点。
《战争与和平》（1863——1869）是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之一，最初构思是在1856年，当时作者心目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他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探索贵族的历史作用。60年代初，俄国反农奴制斗争日益激烈，托尔斯泰逐渐认识到人民在历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力图通过创作揭示俄罗斯人民中蕴藏的巨大精神力量，解决60年代的迫切问题——人民的历史命运问题。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构思，决心写出一部反映祖国在伟大历史转变时期的命运和对许多社会哲理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长篇巨著，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心思想是“人民的思想”。它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奥斯特理兹战役、法军入侵莫斯科、保罗既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游击战的展开、法军的全面溃退等。通过这些描写，作者肯定了卫国战争的决定力量——俄国人民，赞扬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展示了战争的全民性。
作品描绘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四个贵族家庭的历史及其成员间的关系和纠葛。外省贵族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和别素号夫家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贵族性格特征。他们保持着俄罗斯民族风尚习惯的纯朴的宗法制关系，热爱祖国，接近人民，品德高尚，体现着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是作者理想的贵族优秀人物。而极端自私虚伪的宫廷贵族库拉根家族和卑躬屈膝、谄媚成性的德路别兹考家族则是作者所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他们道德沦丧，精神堕落。作品还表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作者通过农民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宣传了自己的宿命论观点。
作品着重突出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来·包尔康斯基、彼俟尔·别素号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安德来和彼俟尔都是精神探索型人物。安德来坦率正直，性格坚强，喜欢作严肃的思考和自我分析，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研究社会问题，是一个有胆略有理想的优秀贵族青年。他曾渴望荣誉，想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他曾为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农事改革，曾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卫国战争时他投身保罗既诺战役，在战场上感受到士兵的英勇和爱国精神，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道理，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人民、同情人民，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爱。彼俟尔是个感情冲动意志薄弱的人，他在探讨一种道德的理想，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得到满足的生活。他最后接受了卜拉东·卡拉他耶夫的宿命论的世界观，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对别人的爱。娜塔莎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她热爱生活，接近人民，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这个形象反映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观点。
小说结构宏伟，布局严整，以四个家庭的命运为主要情节线索，以战争与和平为两个中心，全部材料围绕着这两个中心组织起来。作品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上至沙皇、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工人、士兵、农民近600个人物，广泛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及人们的道德精神面貌。作品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其中许多精彩篇章和场面，使人叹为观止。心理描写，肖像刻画，景物描绘等，都表现出极高的造诣。另外，小说在体裁方面是一种革新，它结合了小说和史诗的特点，是一部新型的长篇史诗性质的小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代表作《复活）（1889——1899），是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作者原想写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很大变化。作者参加1891年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到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农民的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作者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对现存制度的揭露上，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作品。
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法律制度的虚伪和反人民的本质。小说批判了整个官僚机构，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揭露了官方教会的虚伪，暴露了神父们的市侩嘴脸和宗教仪式的荒诞无稽，表现了长期受教会欺骗和敲诈的农民对它的深刻仇恨。小说还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提出了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的看法，表明了作者对土地问题的正确认识，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农民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愤怒抗议。但是，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小说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小说大力宣传“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和“爱”等一整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甚至照抄《福音书》的“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的教义。托尔斯泰是反映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小说主要塑造了一个“仟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他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烙印。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放荡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又抛弃她。10年后，他在法庭上再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向玛丝洛娃赎罪，并决心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弊病。通过访问贫苦农民，认识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人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诉失败后，他放弃财产和贵族生活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作者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中的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她先是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诱骗，继而被主人驱赶，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沦为心灵麻木、卖弄风情的妓女。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侮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后来她被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放弃了旧的恶习。而高尚的政治犯西蒙松促使她走向新生，促成了她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小说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线索写贵族妇女安娜不爱她的丈夫卡列宁，同贵族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相爱而离开家庭，为此她遭到上流社会的鄙弃，后来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绝望而卧轨自杀。这条线索表现了城市贵族生活的状况。另一条线索写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以及列文的经济改革和精神探索。这条线索反映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农村的动向，也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经济改革、精神探索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新旧两种制度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苦苦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构思于1870年，1873年初动笔，1877年完成。他最初是想写一个堕落的贵妇人的故事，题材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原作只有一条情节线索，故事紧紧围绕女主人公的风流韵事展开。但写作过程中，他发现，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扼杀了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越来越同情女主人公，最后，改变了初衷，选取他最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为安娜的原型，使主人公由原来的轻优粗俗的放荡女人变为一个有惊人的美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小说由女主人公单一发展的情节线，变成了两条平行发展又相互对照的情节线（加进了列文的情节线），从而加大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历时五载，数易其稿，最后把一部私生活性质的小说变成了一部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性、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书中人物列文的一句话概括出了这个特征：“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那“翻了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度以及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乃是人们完全陌生的、不了解的、连托尔斯泰也感到十分可怕的怪物——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未来的看法。托尔斯泰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为自己的阶级寻找出路，幻想让贵族过一种健康的生活以避免腐化和衰亡。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妇形象，一个被虚伪道德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是她独特的个性。托尔斯泰赋予安娜的性格很大的魅力，特别强调她精神上的美。她的感情强烈而真挚，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美好的素质却一直被封建婚姻束缚着。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由姑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枯燥乏味，感情贫乏，主要兴趣在官场。对她来说，妻子不过是件附属品。安娜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这种牢狱般的生活窒息了她生命中隐伏的爱情。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起了她那长期受压抑的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舞会再遇时，安娜已无法抵抗这激情的洪流，她大胆地用动人的眼睛和含有柔情蜜意的微笑向渥伦斯基传达着火一样的热情。与渥伦斯基小站重逢，“她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可怕”，因为这爱情是真的，是悲剧性的。然而她没有却步，她看到了生命的新的意义。在卡列宁与渥伦斯基的对比中，她再也无法同卡列宁生活下去了，她的天性决定了她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过那种虚伪的生活，“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一条毁灭的路，然而她高傲地抬起那惊人的头，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她对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
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安娜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她并不为失去上流社会的地位而遗憾，只是感到愤恨，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抵抗上流社会的诽谤和侮辱。她不为离开卡列宁而苦恼，但却受着负罪感的折磨。她尤其重视儿子对她的评价，惧怕儿子对她的谴责。她只爱儿子和握伦斯基，但是难以两全。她已经破釜沉舟，把感情给了所爱的人，天性的痴顽，使她的爱认真执著到疯狂和神经质的地步。最后，失去了一切的安娜绝望地想找回握伦斯基最初的激情，找回那种不顾一切的爱，而渥伦斯基对安娜的“反常”越来越反感，安娜的感情受到极为惨重的打击，这使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更加炽热真诚，发狂到了极点。她的独特的个性是把爱当作生命，她的生是为了爱，她的死也是为了爱，她想以死唤回爱的生，这是由她的性格所决定的。
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外在因素，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在上流社会，妻子欺骗丈夫，丈夫欺骗妻子的事屡见不鲜，但只要表面上保持“体面”，即丈夫和妻子保持虚伪的“正常”关系，就算合乎常规和体统。安娜是个感情真挚的人，她不愿也不能过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生活，所以毅然离开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同居了。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于公开这种爱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挑战。上流社会不能容忍安娜公开与丈夫决裂和不“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敌视她、侮辱她。卡列宁为了折磨她，拒绝离婚，并且剥夺了她心爱的儿子。在失去了一切之后，安娜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便是渥伦斯基的爱情了。而渥伦斯基认为，为了安娜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不能放弃独立性。他不可能因为安娜同上流社会决裂，他也不可能设身处地地为安娜着想，不可能理解安娜的爱情和悲苦心境。爱情的破裂使安娜失去了生存的精神依据，上流社会通过握伦斯基的手杀死了她。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安娜自杀前的绝望和醒悟，她看透了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人，对它再也不留恋了。临死前，她恨恨地说：“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这也是托尔斯泰对那个社会所作的结论。
托尔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愤怒地谴责了压抑她、摧残她并造成她惨死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势力。安娜的悲剧结局，既体现了安娜性格发展的逻辑，也体现了俄国生活发展的逻辑，体现了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力量。作者既对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对她的道德原则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有所谴责。但同时又认为，世人无权谴责她，只有上帝才有权指责她破坏了家庭和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列文是一个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小说描写了他的紧张的精神探索和对社会出路的寻求。列文是在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已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农村关系的一个开明地主。他对于农村旧基础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崩溃感到极大的恐惧和忧虑，努力寻求一条出路。他认为城市是社会邪恶的体现者，是腐蚀农村的毒源。因此他对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关系抱着公开的敌视态度，他力图维持和巩固贵族地主的经济地位，但苦于不知如何做。他对废除农奴制并不惋惜，不同意保守派关于用权力和鞭子统治农民的主张；同时，他又反对自由主义者模仿西欧，搬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做法。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列文感到特别苦恼的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农民与地主的对立，看到农民不愿为地主劳动。他幻想在保持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出地，农民出力，双方以股东身份共同参加生产。“以人人的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显然这是代表地主利益的、不可实现的空想。农民们不相信地主老爷的善心，他所推行的各种改良计划都失败了。他开始悲观失望，怀疑人生的意义，甚至想以自杀求取解脱。他接受了敬畏上帝、博爱宽容的思想，力求道德自我完善，认为照上帝的意旨活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列文的痛苦探索和最后的出路，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局限，这是一个自传性人物。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人物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辩证过程。安娜最初的爱情萌发就充满了矛盾的心理。她渴求爱情又理智地回避，但终究被激情吞没了。她对丈夫的厌恶和负罪感，她对儿子的爱和失去儿子的痛苦和羞耻感，她对上流社会的留恋和憎恶，她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和内心的软弱无力，尤其是关于她和渥伦斯基最后阶段的矛盾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心理矛盾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托尔斯泰把安娜内心的爱与恨、信任与猜疑、绝望与期待、自尊与妥协等种种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感情写得惟妙惟肖。
第二，肖像描写富有独创性。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的肖像描写不仅展示了人物一般性格特征，而且还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对安娜肖像的描写，贯穿安娜活动的始终。对握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她的描写，展现了她受压抑的爱的萌动；舞会上吉提眼中的安娜，体现了她那可怕的爱的激情；安娜的惊人的美丽，每次都使渥伦斯基倾倒，直到最后她有了眯起眼睛的习惯。在安娜死后，作者还写了她的遗容，安娜的肖像系列体现着安娜性格的发展，体现着安娜爱情故事的起伏，记载着安娜的幸福和悲哀，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方面的威力。
第三，结构完整统一，拱形衔接天衣无缝，两条平行的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不愿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与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安娜的人生追求以实现个人的爱、幸福为目标，列文的生活道路则以追求普遍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为止境。在这种深层意义的对照上，列文的情节线可以说是安娜情节线的继续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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