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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西论以为中用的做法，促成了中西历代文学的广泛比较，使各自的特质益加彰明，益加生动。因此，它的宝贵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价值体现在中国文学研究和西方文学研究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所采用的多学科联姻、多角度透视、多层次剖析，为改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深入开展中外文学的比较，为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借鉴。
第一节 开辟检验西论的新途径
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自西方的文学和文化，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汉学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古典文学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与西方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如果移西阐中，便为检验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检验的尺度，就应该具备应有的知识。但它已有三四千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尚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想了解它殊非易事。所以，西方学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和认识，必然与他们从事的专业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此相应，他们就方法论述及中国文学时，在一致肯定其参考价值的共识之下，关于其验证西论的价值，还大致形成了三种深浅不一的见解。
在西方专门研究欧美文学而能放眼世界的学者，自歌德以降代不乏人，尤其是在比较文学兴起以后，瞩目东方已渐渐演为一种时尚。但一般说来，他们只不过是通过西方汉学而接触到中国文学，朦胧得知其宝贵价值，却不一定了解或者较少了解它还有检验西论的功用。法国学者艾田蒲是个例外，他的中国文学观显然要深刻些。在六十年代这个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坚决主张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了解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文学。法国学派局限于影响研究，表现出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却提倡平行研究以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
另一种倾向考虑的是，即使两种文学没有历史联系，比较它们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为己所用的文学类型，也是合情合理的。借用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海陶玮的话说，“即使排除掉直接影响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也不仅依然能够开展下去，而且依然特别诱人。1
汉学家的中西文学平行比较的理论或实践，引起了艾氏的重视。但他并未停留在一般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上，而是触及到了更具体的问题。他诘问道：“欧洲浪漫主义之前的所有主题，均见于古代中国和唐代中国，这如何从历史上做出解释？”在他看来，从历史上找原因是行不通的，人们应该从美学上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也就是以西方的浪漫主义美学对中国文学进行审视。这样一来，研究者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了：“我们不得不加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一词究竟是否合理。”2
西方学者的专业如果是东方文学，或者是东西文学比较，就可能对中国文学有更多的了解，其眼光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切合实际。在东方学兴起后，这样的学者占有一定的数量。试以孔雅瑟（ Arthur Kunst ）的意见说明之。在一篇名为《亚洲文学》的文章里，他批评西方习惯于“单线论证”（即只考虑从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向欧美现代文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参考作用，更强调东方文学检验西方理论的特殊价值。他说：
……正因为大多数亚洲文学与西方没有一般的联系，所以，它们可以充作矫正之物，修正我们在一方天地关于西方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论和艺术技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想。3
他把独具风姿的亚洲文学当作西方理论设想的“矫正之物”，毫无疑问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真知灼见。
专攻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则是另一种情形。他们的研究深入而又细致，接触到了许多实际问题，展开了比较深沉的思考，因此他们对中西结合、以中验西的认识显然要深刻得多。根据他们的实践或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检验着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首先，西方汉学家在确定和选取研究方向、研究对象时，必然会想到中国古今学者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必然对此十分重视。试举例说明之。陈世骧为了比较中西诗歌的根本性质，借鉴了上至刘勰、锺嵘、朱熹、严羽，下至阮元、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成说与发现，才使自己得以从文类学角度深入地加以剖析（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所引陈文）。魏玛莎（ Marsha L. Wagner ）的词学研究也是在王重民和任二北的敦煌歌辞研究的基础上 ，开始考虑灵活运用帕里-劳德理论的。4 这里貌似单纯的借鉴，其实包含着中西观点碰撞，更准确地说包含着西为中用的观照。因此，从上述两例来看，正像中西文学之比较发生在移植西论的初始阶段一样，中国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学术传统也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是一种未曾明言以中验西而实际验之的情况。
中西文学的直接碰撞使得检验作用在具体研究中趋于表面化、尖锐化，则属于另一种多见的情况。诚如刘若愚所说，“运用西方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必然会遇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照他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是：所移西论“究竟用到哪种地步方才有效”，“是否应当全然无视中国传统的批评概念和标准”，以及是否存在“普遍的文学性质和特点、普遍适用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参见第一章第三节）。实际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只包含着两个要点，即修正西方理论和寻求共同诗学。
关于修正西方理论，其例比比皆是，上文述及的几个例子即很类型：
（一）补充帕里-劳德理论。在研究《诗经》时 ，王靖献采用了“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以补西论之缺（第十六章第一节）；后来，魏玛莎研究词史时，也肯定了“过渡时期”的存在（参见上引魏文）。
（二）订正雅可布森的对等原则。在唐代近体诗研究中，高友工、梅祖麟发现雅氏理论含有错误论断，于是做了如下订正：意象语言与命题语言的划分并等于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划分（参见第五章第五节）。5
（三）修改阿伯拉姆斯艺术四要素说的理论框架。在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划分类型时，刘若愚感到阿氏以作品为中心的辐射型框架，不如既可正向又可逆向联系的圆状循环型框架更符合实际，便对它做了修改（参见本丛书《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第二章第三节）。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公开声称西方文论有所缺陷，有所偏颇，需要加以修正，方可有效地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关于寻求共同诗学，只是偶有所见，其例相对而少，这种探索是中西文学理论相互碰撞的产物。尽管有的学者强调中西理论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有一些学者不仅发现它们之间不无相通之处，而且发现中国古典文论也有不少论述独到之处，因此主张建立一种涵盖全面、中西咸宜的总体性文学理论。浦安迪在说明如何读中国小说时，即做如是观：
……虽然关于中国小说艺术的某些批评观点——强调本文的联结、形象的类似、结构的重现等等——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美学家的某些特殊趣尚，但我们也发现与西方的结构理论、人物刻画理论和阐释理论，有颇多的叠合之处。鉴于近来西方小说批评和实践的多种趋向，与中国明清两代批评家所阐述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的事实，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些有价值的资料并入总体性叙事理论的结构之中。6
共同诗学是个美好的前景，目前尚无人宣称已经发现或建立了这种诗学，但从理论上讲，它肯定是存在的。应该指出，汉学家在提倡建立共同诗学时，无一例外地均以西方理论为本位，这是由西方汉学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与中国传统理论的特质也不无关系。
一旦使西方的文学理论触及中国的传统文学，搞比较文学的，就会感到西方的比较研究视野狭隘，搞唐代近体诗的，就会感到西方的对等原则应该订正，搞叙事研究的，就会感到西方的叙事理论需要补充，需要扩展……。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文学可充作检验西论之适用性的新尺度，实质上是它作为被考察的对象，并且通过相应的移植研究，才预示着、并且有效地发挥着这种功用。
第二节 充作古典文学研究的借鉴
检验西论是出于发展西方学术的考虑，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移植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学术有何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是两种天迥地远的事物，而在相互碰撞之时，却显示出了一定的亲合性。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即便是异质文学彼此间也有着相互沟通的地方。正如郑振铎所说，文学是人类崇高情思的产物，而且“‘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7 再加上文学是人类与社会、与自然、甚至与自身密切联系的反映，而人类又有着大体相近的客观存在，有着追求崇高情思的共同愿望，这便决定了作家的审美活动、艺术构思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的追求和规律，同时也决定了借此而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多种相同的结构和蕴含。总之，人类情思的同一，艺术匠心的相通，作品因素的近似等等，是移植研究之可行性的物质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它的许多尝试得以顺利操作，就不足为怪了。它那些灵活的视角，成功的探索，向我们展示着现代学术的广阔前景。我们把这些信息反馈过来，主要目的就是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借鉴，推动它不断向前发展。
然后我们还应该看到，认识和把握研究方法，也有一个从何着手的问题：具体关注某一特定的方法如何运用是一种方策，而从方法论角度加以考察，寻求更为有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或者寻求洞察和总揽研究方法的方法，则是另一种方策。我们不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后一种方策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所说：“批评家不应该仅仅试图构建一种方法 ，而应该构建一种方法论，——而且应该时时想到批评遗产的‘共同启示’以构建这种方法论。”8 上面各章的小结已经针对具体方法分别做了评介，现在我们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总括地考察一下整个西论中用的实践，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究竟有什么借鉴意义。
（一）关于建立开放型学术研究问题
如上所述，在我国历史上，大凡出现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激烈碰撞，学术研究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所以历来有识之士无不主张吸收外来的事物，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时至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更应该放眼世界，关注国外学术的新动向、新发展。如果说纯粹与外国有关的学术距离我们较远的话，那么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因有我们自己的文学参与其间，恐怕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更重要的是，这些碰撞不仅大多先我而行，勇于探索，而且规模宏大，底蕴丰富。介绍它们以提供信息，了解它们以开阔视野，借鉴它们以革新学术，应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者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消除“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的被动局面。我们应该效法文学革新的先驱，放眼世界，不事闭关，既善审己，又能知人（参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是开放型学术的主要内容。
其次，文学研究还应该向其他学科、其他知识领域开放。在西方，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迎合了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而汉学家的探索，又进一步显示了这一研究的潜在力量。上文说过，他们移植的西论有不少来自其他学科（参见上一章第三节），这些理论由于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之交，我国学者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王国维语），不过，“纯文学”概念舶来后文学研究坚立壁垒，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并未响亮地提出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或交融的必要。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也对文化研究热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来甚至出现了打破学科界限的趋势（如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相提并论、乃至等量齐观）。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重点仍然应该是如何运用文化知识来解决文学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汉学也有不少范例足资借鉴。
（二）关于辨明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
如上所述，实现文学批评的科学化，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为之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而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地推动着文学批评向现代学术转化。然而，现代学术的终极目标是否就是像数学般地来测定、衡量或表述文学现象？这样做是否能够行得通？就拿本书所引统计风格学的实例来说，尽管论者声称其方法是“科学的、客观的、定量（分析）的”，9 但欲图借此详述《红楼梦》那种极其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并进而确定后四十回的作者为谁，终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就说明，人们不能回避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主张文学批评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 10 是比较公允的见解。因此，一味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反而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有趣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话、词话之类）大多向有“印象式批评”之讥，但这种批评承认有着难以探及的深奥微妙之处，那是一种“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五回回末评语）的境界，因而采取了“点到即止”的态度，以此来调动读者的想象。批评家在“点”的时候，是否只是寻觅浅表的印象，是否须有艺术科学的眼光，乃至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文学批评的要求，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各自体现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未始不值得认真探索。
只有明确了解文学批评的性质，才有利于正确选择和运用研究方法，才不至于落到盲目从事的地步。
（三）关于具体借鉴移植研究的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我国翻译界大量介绍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竟至一时演为方法论热。译介西论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文学（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借鉴。从了解理论、掌握理论到付诸实践，到运用自如，尚须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而西方汉学家的移植研究，却正是这一过程终结之后的产物，因此显得更直观、更具体。通过他们的探索，我们也更容易辨明“洋”是否可为“中”用，哪些可为“中”用，“洋为中用”的实践还须解决哪些问题。在清理这些形形色色的移植实践时，坚持两分法，坚持辩证的观点，认真加以甄别、筛选，摈粗取精，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们应该尽多吸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可资借鉴的论点。他山之石，可以攻吾之玉，移植研究这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无疑可以成为补充我们现用方法的重要来源。例如，就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剖析而言，意象研究之于比兴研究、语言学和新批评的诗语研究之于一般的诗语研究、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模式的构建之于一般的篇章结构研究等等，均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新兴流派关于“形式”与“内容”两者关系的阐述，向“两者分立”、“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为说明两者如何有机地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再如流行已久的决定论文学史观（如泰纳的三要素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诚然还是撰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但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明显需要新的补充。文本在形式主义流派手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即是来自新思潮的冲击之一。因此，汉学家提倡撰写史著时“密切注意文学类型的性质、定义、演变、范畴和效果”，以消除“局限于传记资料，局限于简述‘代表作品’”的缺点。11 而且文本因素的辨析 ，也使共时研究及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落到了实处。譬如说小说探源，常见有“某某为小说之祖”的说法。若视之为学界口碑则已，若做科学考证，则须采取共时与历时两种视角（即横向看文本因素的转借与衍生，和纵向看文本因素的传承与变化）一并加以考察。此外，比较文学视野阔大，特别重视国际间的文学交流，这也为撰史工作提供了一条思路。诸如佛教故事经我国向日本的传播，政治小说经日本向我国的引进，古典诗歌外播欧美继而对我国的回返影响等等，均在此列。即使撰写中国文学史，亦应注意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否则，便不能勾勒它们的全貌，便不能深刻了解它们的本质。毫无疑问，理论及其方法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它能够为某种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促发新的生长点。
新方法的使用也必然会形成新的论点，这在第二编各章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对于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自然还有一个辩明其正确或错误、全面或片面、公允或偏颇、积极或消极的问题。一般说来，研究方法选择、运用得恰当，所形成的论点就合理、稳妥。因此辨识方法的过程，也就包括辨识论点在内了。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西文学的直接比较无不是明确揭示比较对象间的相同点或相异点，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而在移植研究的间接比较中，比较对象间的异同之点便折射为理论移植的顺与逆，阐释与鉴赏的隔与不隔。学者们满可以用西方的意象论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因为中西诗歌里的意象世界同样丰富多彩，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诗歌尤胜一筹。但是，如果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说中国古典戏剧或小说，譬如说关于薛仁贵父子的故事（有人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便会令人觉得有如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弗洛伊德提出的这种观点，尽管在西方颇得学术界的青睐——因为古有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幕弑父娶母的悲剧）作为样板，今有莎剧《哈姆雷特》研究 12 作为证据——但似乎难以用于道德伦理观全然不同的中国作品。如果生搬硬套，操作起来便会逆而不顺，说出的道理也会令人觉得终隔一层。众所周知，方法只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套用，重心在方法，难免扭曲对象以迁就方法；化用则不然，重心全在目的，它以此为指归，并根据对象特点来选择方法。我们应该从那些生吞活剥、泥洋不化的尝试中汲取教训，而期待一种适应客体的移植的化境。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汉学家的尝试，并不是移植研究的终点，而是它新的起点。这就是说，中国学者不应该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在移植西论中积极作为。其实，我们一旦掌握一种新的方法，就会凭借厚实的功力，使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就拿撰写文学史来说，世纪之初，西人翟理斯的著作传入我国，未及百年，一种种多卷巨著相继问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超过了西方。我们如果再进一步，从移植研究顺藤摸瓜，彻底了解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奥义宏旨，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更有利于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理论和方法犹如装在口袋里的工具，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它们，但不能不了解它们，而且这种工具越多，就越好。
第三节 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
考虑到移植研究的根本性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本书介绍的所有研究实例统统在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这样看来，这些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的开展，也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我国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它大约滥觞于上个世纪末，而在本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初步成长，后经数十年的停顿，至文学新时期才又重见中兴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比较文学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亟待进一步发展壮大。近十几年，西方学术汹涌而来，比较文学获得了多种多样复兴的借鉴和触媒，其中自然包括汉学家的移植研究。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它似乎还仅仅限于译介和纂辑。其实，认真研究一下它的性质、特点和探索，可以大大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下面试做些分析。
第一，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西播的重任。
西方汉学家一般用西文著述，其传播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换句话说，西方汉学置根于西方传统的不涉及中国文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因此他们的移植研究，再加上他们所做的翻译、介绍，更能引起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在当今世界文学与文化频繁交流的大潮中，要求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呼声日高，重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识者日多，西方汉学家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有见于此，我们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伟业中，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如何作为？是关门闭户做文章，还是采取积极态度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以介绍中国文学，播扬中国文化？自不待言，我们应该像西方汉学家那样，以后者为己任，直接沟通纯西方传统的学术研究。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登载中国文学的西文刊物、以及印行的有关书籍都还不多，整个西译的规模不算大，古典文学的西译就更薄弱些，而且还有重译介而轻研究的弊端……。因此，我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西文书刊，在西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应有的影响。事实上，国内学者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情况：
近代以来迄今，如果说西方文学涌入中国是滔滔洪流的话，那么中国文学流入西方的只能算是涓涓细流。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双边交流极不平衡、双方对话相当困难的背景下展开的。13
这显然与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现状、与我们应负的天职，很不相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应该调整力量，创造条件，更好地担负起促使中国文学西播的大任。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沟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
欲图播扬于西方，必先沟通学术，欲图沟通学术，必先通过“语言”关。这里所说的“语言”，主要不是日常运用的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尽管它也十分重要，甚至是翻译学的重要内容），而是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学术语言。西方每一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术语，不去掌握它们，就难以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就难以顺利而有效地介绍中国文学。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种以西解中的深刻矛盾。怎么办？不妨先看看西方汉学家的做法。刘若愚说：
我一方面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运用现代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来研究中国诗歌，另一方面也不同意走向另一极端，坚持认为只有采取中国的传统方法才能研究这种诗歌……。14
他所寻找的显然是一种中西结合的途径，一条真正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途径。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妥当的，百余年来许多新学先驱都主张这么做，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汉学家修订、改造并且引申西方理论，其目的也是在于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学。看来要想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到它的真质与真貌，坚持中西结合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沟通学术的另一内容是向国内学术界传达西方的学术信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西方文艺理论益加状如洪流，滔滔而至，我国比较文学学者（广义上的）辛勤译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不过，在运用这些新引进的理论、概念、术语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时，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满纸新语，泥洋不化，以致写到令人不解的地步，这固然是一种极端现象，但真正能够达到运用自如、水到渠成这一境界的，似乎也不多见。移植研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运用西方理论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在深入浅出（而不是故弄玄虚）地讲明西论要旨和概念的基础上，像西方汉学家那样强调一下中西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开展。
第三，由此可以看到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
从表面上看，比较诗学纯属理论研究者的专业领域，其实不然，比较文学的许多研究分支都与它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譬如说平行比较中西文学作品、从事以西解中的尝试、译介西方文艺理论等等，就不可能避开中西诗学的比较。前两种情况在西方的移植研究中，显然是有大量事实可以充作佐证的，此处不再赘述。现在来看一下译介西论与比较诗学的关系。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译介或者评述而很少过问自己文学遗产的情况。譬如说介绍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新近流行的文化研究，就止于介绍而已，几乎无人考察我国从古至今有什么与之相关的说法。诚然，西论新颖处颇多，决不可能求得一一对应，但忽略这一步骤，往往会造成唯“洋”是从的偏向。诚然，盲目地说人有之者我亦有之，或者虚荣地说人有之者皆出于我（如“西学中源”说之类），是一种不足取的态度，不过，人家有的我们自家确实也有，反倒视而不见，不问不闻，这种态度恐怕也不值得称道。且不说我国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名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闻一多、钱锺书等，无不着意于中西结合；即使就西方汉学家而言，他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或文论时，也每每做些中西诗学的比较，向人揭示中国古人的先见与创见（参见下一节的实例），证明修正并发展西论实乃客观之必需。这与我国多少有点一味求洋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能要求翻译家人人去做中西诗学的比较，但起码应该在整个比较文学研究力量中有一部分人去做这项工作。只有深刻地了解自己，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才能知道人家东西的优劣短长，才能更好地运用借来的东西。所谓“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鲁迅《摩罗诗力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移植研究中已有大量事实说明，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是推动比较文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一。
第四，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学派应该有恢弘的气概。
一个学派的名称，多半是后人的赐予。这诚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走得很坚实，好事者便会赐之以名。自己宣布为某某学派的先例，历史上并非没有，但相对较少。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称“中国学派”，倒也是显示非凡气概、增强凝聚力的好事。不过关键不在于名谓之争，而在于实际工作。于是便有了“阐发法”为其一个特点等等策略。西方汉学家由于专攻中国文学研究，从广义上说，也可算做“中国学派”。单就他们的移植研究及其预示的前景来看，“中国学派”起码在下述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⑴梳理中外文学关系史；
⑵开展以中外比较文化为根基的文学研究；
⑶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⑷开辟新的平行比较研究领域，如中西间的比较修辞学、比较风格学、比较文类学、比较主题学、比较叙事学等；
⑸移植西论（但不强调模仿和套用，而强调修正和发展）以研究中国文学；
⑹清理遗产，兼取西学，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
这些研究均与中国文学有关，足可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很值得深入持久地探索下去。事实上，在某些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或者已经着手进行探索，或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甚至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如果我们做出了更加出色的成绩，那么“中国学派”也就会名副其实地自立于国际学派之林了。
第四节 启发理论建设的思路
上一节提到的“清理遗产，兼取西学，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理论家长期以来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古代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而珍贵的遗产，公认堪与西方文论相媲美；近、现代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多少带有中西合璧特点的理论主张；而到了当代，我国理论家虽然仍有建树，但显然自己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起来；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多年，由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我们自己的声音似乎已经汩没无闻了。对此，钱中文先生不无忧虑地说：“本世纪我国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外国，它的基本术语同样来自外国。80年代前主要使用苏联的一套，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使用欧美的一套。这倒不是说这些观念、概念不能用，看来那些有用的东西还要继续使用下去，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观念、概念。”15 于是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界“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16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理论界在发出殷忧之余，也开始了深沉的反思，以寻求摆脱当前被动局面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西方汉学界的移植研究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因为移植研究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学、哪怕是中国古典文学也具有营建新理论的活力和质料。
证据之一：由上述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碰撞方式可知，西方学者在创建或推阐新论的过程中，有时完全基于中国语言文学，有时则援引之（尽管规模不大）以为立论的基石。
证据之二：把中国古典文学当作“补益之物”或“矫正之物”，据以修订、引申或改造西方理论，以便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关于以上两点，均可参见第十六章第一节。）
证据之三：在本书稍微涉及却未予详述的另一范畴——中西比较诗学内，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新兴文论相互认同的情况。根据汉学家的辨识，中西理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试举数例于下：
⑴庄子的“道”与现象学的“意义之存在”（ un etre du sense ），庄子的“心斋”说与现象学的“判断悬止”说；17
⑵金圣叹提倡“精严”、沉思作品细节与新批评的细读法；18
⑶李东阳等人的诗高于文、格律音韵乃诗歌两大要素的观点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观；19
⑷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与西方现代的叙事学（参见本章第一节浦氏所论）。
⑸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某一论点和解读方式与西方现代批评流派的术语“经验型态”和“显微结构”。20
在此，我们故意选来一些中国古人之说与西方今人之说相互认同的例子（中西古人之说相互认同者也不少），以增强说服力。
证据之四：融合中西旧说，而创建新论。刘若愚根据严羽、王夫之、王国维和马拉美、艾略特等人的见解，提出了诗歌乃语言和境界之双重探索的理论，并且指出其适用对象是东西方所有的诗歌。21 （关于以上两点的大多例证 ，均可参见本丛书之一《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第三章。）这一见解并非是宏大的理论，这种尝试也为数不多，但它代表着一种极其光明的前景。
这些实例尽管在中国文学中所占比重极其微小，但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据以建立新理论的活力，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也蕴藏着现代文学理论的质料和神髓。这就等于说，根据中国文学来建立新的理论，并不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既然我们具备了营建新论的物质基础，又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于实于虚，应有者，已皆有之，那么理论建设的步履何以如此沉重而艰难呢？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这很值得深思，很值得理论家去做专门的探讨。
透过移植研究，还可以部分地看到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如果另做考察，当可全面地把握这一现象。）近百年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说纷呈，派别林立，各执己见，百家争鸣，可谓盛极一时矣。这些理论流派的生存期、规模和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细察它们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其间兴衰交替的形态。就其产生的渊源而言，有的来自文学创作（通过实地考察），如帕里-劳德理论；有的来自文学作品 ，如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而大多是基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如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巴罗克风格研究、心理学研究等等。就其相互间的关系而言，有的是旧有理论的延伸，如新批评扩展了传统的诗语研究；有的是旧有理论的否定，如解构主义颠覆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法国诸家的结构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分析；有的则广采博收，以丰富自己，如文类学、叙事学。就其生长点而言，有的在文本（或是类型、或是主题、或是形式），有的在作者心态，有的在读者接受，有的在创作过程，有的在某一文学现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情况，在考虑以哪种方式创建新理论时，我们都是可取作参考的。
中西结合的原则，对于理论建设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短处，也有长处，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精通国学而兼知西学的华裔汉学家，对此体会得更深刻些，譬如叶嘉莹声称：
中国传统的批评著述，虽一向缺乏今日新批评所重视的理论体系，然而其对旧诗鉴赏的深刻之处，却也不是借自西方的新理论及新观点所可完全取代的。
她还认为，如果具备了中西学术的素养，“则传统的批评著作便确实能予人不少启发与印证的光照”。22 参照以上这些看法 ，我们便可对所谓中西结合以创建新理论的设想，做出更加具体的说明：第一，整理古代的理论典籍，挖掘其中闪光的思想，使之更好地为后人参考、借鉴；第二，融合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进而铸造广泛适用的新理论；第三，根据自己的传统文论，发展适合本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鉴赏与研究的新理论。
总之，如果考察一下中国文学与文论在西方的际遇和影响，考察一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碰撞的过程和终结，理论研究者也一定能够从中得到许多启发。
注释：
1 艾田蒲《比较文学的危机》（赫伯特·韦辛格和乔治·儒伊奥英译本；东兰辛，1966），第35页。
2 上引书，第40页。
3 孔雅瑟《亚洲文学》，原载牛顿·斯托奈赫特（ Newton P.Stallknecht ）等人编《比较文学：方法与透视》（卡本代尔，1971）；转引自杨立宇等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著作；波士顿，1978），第156页。
4 参见魏玛莎《莲舟——词在唐代民间文化中的起源》（纽约，1984）。
5 高、梅二人在其《唐诗的意义、比喻与典故》（见第十一章注 13 ）一文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6 引自浦安迪《术语与主要概念》，载于戴维·罗尔斯顿（David L. Rolston）编《如何读中国小说》（ 普林斯顿，1990），第123页。
7 参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8 肯尼斯·勃克《关于文学形式的哲学》（纽约，1957年版），第58页。
9 陈炳藻《电脑红学》，第85页；参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10 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 ，学术界颇有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学批评兼具科学和艺术两种性质，今从其说。参见斯塔米里斯（ Yiannis Stamiris ）所编《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流》（纽约，1986）一书序言。
11 语出白之所撰《中国各体文学研究》序言，见第三章注 34 。
12 参见第十五章第一节。
13 引自代迅《世纪回眸：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由来和发展》，载于 《中外文化与文论》创刊号（1996）。应该指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勤于译述，译文准确而雅致，在西方影响较大；另外，几位来华工作的西方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相对而言，我国整个翻译力量不是很强。
14 引自刘若愚《语际批评家》（布鲁明顿，1982）导言，第Ⅺ页。
15 参见钱中文《在夕照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中》一文，出处同注 13 。
16 参见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出处同上。
17 详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第2章。
18 详见王靖宇《金圣叹》（纽约，1972）第3章。
19 详见余宝琳《中国文学理论里的形式区分说》,载于苏珊·布什（Susan Bush）和克里斯琴·默克（ Christian Murck ）合编《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
20 详见叶嘉莹的论文集 《中国词学的现代观》（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2～50页、第112～113页。
21 详见刘若愚《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载于 《中国哲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77）。
22 上引叶著（注 20 ），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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