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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祥先生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即将问世，他嘱我为它写篇序言。由于我是看着他写成此书的，我欣然答应了。
90年代初，周君正好同傅旋琮先生共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走向世界》这一课题。我对这一课题十分赞成，认为这可是一项大型的基本建设。当时周君设想分为5卷，后经他多次策划与组织，遂扩成了目前的这一规模：10卷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书系。它构思宏大，史论并重。有中国文学在东西方的史的传播研究，有体裁的分类专门研究和理论的专题研究，它纵横交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展示了这一课题的精巧构思。
如今周君的著作面世，其它各卷也将相继出版，它们将为学界提供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信息，包括它在国外传播的际遇和影响，世界各国汉学家对之研究的精采论点，或可备一说的论点。这使我由衷感到高兴。
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使文化自身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也是如此。我国古典文学以其丰富的东方意韵、独特的民族风格早就流播于世界，而被他民族所吸收，融入他民族的文学之中，成为他民族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可是作为一个过程，别的国家、民族是如何接受我国的古典文学的？这正是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
这里有不同的文化语境，包括接受中不同时代、社会、风尚的影响，有接受者的不同文化素质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侧重和取舍，也有接受者使用不同理论、方法，而形成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多姿多彩的阐述。无疑，周君的论著偏重于对后者的梳理和探索。读过他的著作之后，我以为这一梳理与探索是颇为成功的。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外国人接受我国古典文学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他们的研究与理解。我们看到，他们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承袭我国传统方法的。但毕竟由于民族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方法、理论的不同。近百年来，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理论、方法上时有新变，它们显示了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表现了理论、方法的多样。本世纪来兴起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几乎都被外国学者、华裔学人运用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例如汉字诗学、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巴罗克风格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文类学、比较文学、心理学、主题学研究等等，古代是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多种理论、方法指导下的阐述，大大地丰富了对我国古典文学的了解，更深、更广地发掘其中深层意蕴，从而扩大了对它的传播。我国不少理论工作者由于不大接触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产生的种种效果，往往缺乏感性的认识。本书收集了各种理论应用的实例，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
自然，在西方学者研究我国古典文学方面，各种理论、方法的使用，并不平衡，有的用得频繁，涉及面广，有的只有极少数人偶而为之。从接受理论来说，接受本质上总是一种有着种种差异的阅读，即所谓“误读”，这在本国、本民族中就已如此，更不用说是它国异乡人的阅读了。西方文论中的不少理论与方法，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分析的多种途径，有时真会使人惊讶，发觉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来欣赏、分析与理解的，而惊讶往往伴随惊喜，惊喜于它们确是独具只眼，而于我们则是多了一种视角、一种知识。
周君的著作在介绍这些方法的同时，表现了一种应有的辨别能力，这正是目前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论述中所缺乏的品格。可以看到，不少外国文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的确使我们大开眼界，但也要看到，有的理论与方法虽很新奇，运作起来自有特色，但仔细考究，也有它们的牵强附会之处，例如汉字诗学。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形声、会意的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确有它的独特之处，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研究，可能会总结出很有意义的诗学规律来。但像现在本书中所介绍的汉字诗学研究，虽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外国学者从文字上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特征，极想在研究中开掘出一些新意，但也确如作者所说，这一探索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而缺乏科学性就会失去说服力。作者把它当作“准学术研究”，我看还是比较贴切的。善于辨析，出于对对象的深入把握，善分优劣，则出自评者学术观点的高低。当然，在我看来，学术进步是在探索中实现的。在西方学者探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即使是少数人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即使是并不成功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尝试，也是值得称道的，它往往会使人耳目一新而不失其借鉴意义，使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在资料收集方面极花工夫。中国古典文学在各种西方理论、方法中多种演绎和阐述，并无蓝本可依，形成现在的规模，完全靠作者一点一滴地收集资料。我深知周君在这方面用力颇勤，多年如一日，目不旁鹜，孜孜以求，十分执着，中外求索，从无间断。在资料方面，读者从本书的各种注释中可见其搜罗之广。可以这样说，本书是他多年积累的成果，同时也表现了周君缜密、细致的思维作风。除此之外，他还在本丛书其它著作中，撰写不了少专章。他的著作显示了作者理论上的成熟与丰收，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添砖加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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