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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
正当丈夫和儿女们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之中，又强压的痛苦操办丧事之时，母亲早已经深思熟虑写成的遗嘱和似乎是偶然发现的母亲的日记，却给这个表面上其乐融融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给家庭中每一个各怀心事的成员，将往日的伤痕再度撕裂的重创剧痛。这就是《去日留痕》的非常富有叙事挑战性的开端。在当下满篇满纸的风花雪月、恩怨尔汝中，《去日留痕》严酷得令人难以直面；在整日里充塞着漫天飘舞的一地鸡毛般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去日留痕》沉重得使人感受到深切的悲怆。这种痛入骨髓的血泪文字，有真的生命，有血的流淌，有死者耿耿不眠的双眼逼视着后来人的身心，有后人穿越历史的尘封与父母兄长的撕心裂肺的对话。拷问心灵的烈焰熊熊，在皮焦肉烂面目全非的形象面前却让人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痛苦和凄凉，大死亡，大崩溃，大解脱……当然，阅读之中，我还在做着一种顽强的抗拒，抗拒作者燕燕力求让读者接受的情感和引导，抗拒作品中那种裹挟着历史的泥沙、翻腾着人生的漩涡、奔泻着火山迸发般的情感的叙述语流，以保持一个职业的文学读者独立的判断和思维能力。说实在的，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戏剧剧本创作的作家，燕燕是非常关照她的读者的，她经常将正在进行中的沉重悲凉的故事暂时搁置，去讨论琴棋书画、烟酒糖茶、花鸟鱼虫、笔墨纸砚的话题，以求横云断岭、杂树生花之妙，以调谐读者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心灵，但是，作品中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主观情致，仍然贯注在字里行间，牵扯着读者的不忍卒读又不能不往下读的敏感心弦。
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作品中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我”所讲述的苑氏家族一家三代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恋人，不管出场早晚，无论笔墨多少，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心灵冲击以致令人震撼。“我”的母亲柏香茗和姑姑苑菁，曾经是威震一方的抗日双侠“白莲”、“红霞”；谁能想到，不是由于敌人的围剿追杀而受难，却是因为一位暂时替代红霞角色的男警卫员“影子红霞”曹迪的被捕叛变，让红霞身背恶名，人人侧目，假红霞戏弄了真红霞，毁灭了真红霞；在乡亲们和同志们的误解、仇视和追杀中，负伤休养的真红霞难以再存活下去，在绝望中莫名地死去，也让白莲最终被逼得远走延安，并且要接受漫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审查交代。“我”的爷爷心如居士，作为一个开明而进步的地方士绅，在投身抗战中与子女一样加入共产党，传递情报；因遭受牢狱之灾，接到上级的指示保存实力自首出狱，可是，走出牢房后，却无法证明履行自首手续的指示来自何人，此后便只能以叛徒的身份苟活于人间。“我”的哥哥苑凯，一位意气风发、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先是苦于父亲的残暴管束，逼出他的叛逆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中，又因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不合时宜的爱情，被迫走向了死亡，他用来自杀的，竟然是当年用来给他接生的那把手术刀，“我”父亲的珍藏之物，从生到死的距离，不过是一把几寸长的手术刀！还有那位邹大伦，和“我”的父母亲当年一道走向革命的老同学老战友，本来有着骄人的革命经历，又人如其名地恪守中国文人的伦理品格，一路风尘仆仆地护送战友之妻抵达延安，忠实于朋友的情谊而大义灭亲，不顾自身的困窘处境而长期接济心如居士；可是，他先是被审干运动逼得断指明志，后来又在战斗中负伤而脱离革命队伍，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寄身于戏剧表演的草台班子，以擅演丑角而著称，让人分不清是时势嘲弄人，还是喜剧嘲弄现实。还有姚耀，柏涛，夏天庚们，每一个人物都不佩有美好的生活，每一个人物都饱经命运的蹂躏。历史的残酷，天地的不仁，果真是以万物为刍狗吗？
如果说，这些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没落和死亡，构成了作品的沉郁悲剧氛围，那么，作品中的“我”的父亲苑志豪，母亲柏香茗、他们数十年间的恩恩怨怨，母亲死后留下的遗书和日记，就更加显得触目惊心。既是作品中的也是苑氏一家人中的男主人公的苑志豪，从战争风云中走过来的革命干部，一方面充满了奇思妙想、闲情逸致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体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修养，一方面又是家中的混世魔王，为所欲为，肆意横行，摧残子女，虐待妻子，以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一方面，在人生数十年的浮浮沉沉中，他饱尝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也失去了同甘共苦的伙伴，一方面，他又对在险风恶浪中先后落难的父亲心如居士和老战友邹大伦，以反目无情、斩尽杀绝的冷酷，这种冷酷，远远超出了自我保护的需要；一方面，他是廉洁奉公、决不用任何权利为子女亲友谋取利益，乃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无父无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方面，这般铁石心肠的人，又会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为那些为支援三线建设而离开上海的人们主持公道，解决返沪问题，进而演绎出一段可笑而又可叹的婚外情；他曾经对违背自己意愿的儿子苑凯深恶痛绝，不但自己拒绝承认这个正在遭受沉重迫害的“不肖”的儿子，还“除恶务尽”地断绝了他的战友们可能对苑凯提供的任何援救，可以说，苑凯的死亡，与他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在苑凯死后他都坚持与苑凯划清界限；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也确实流露过对儿子的伤痛之情——就在他表达对刚刚死去的儿子的尸体拒绝接收的同时，他却被这猝然打击惊骇地瘫在座椅上站不起来，在看到苑凯曾经参与演出的样板戏剧目广告时，他也曾黯然神伤。最为可叹的是，这位一生对书法、对笔墨纸砚充满激赏之情的苑志豪的文人情怀，却只能是经常地用训练有素的毛笔字书写自己的检查交代和斥责父亲和儿子的绝情书。母亲柏香茗，与他是“自由恋爱，革命伴侣”，数十年间一道走过了并不平静的人生历程。但是，在这金色的光环背后，却是几十年的含羞忍辱，创伤累累，如柏香茗后来总括的那样，“十七乃相识，七十不相知”。如果说，苑志豪是把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压抑和扭曲，转嫁到家庭内部，发泄在妻子儿女身上，柏香茗呢，在战争年代，曾经女扮男装，锄奸杀敌，曾经遭受过莫须有般的诛心有术的政治审查，除此之外，在漫漫人生中，她还遭受了女性所特有的人生苦难：在战火纷飞中生儿育女并抚养他们长大，而丈夫又往往不在身边，其困难可想而知；在家庭生活中蒙受丈夫对自己对儿女的残暴态度和冷漠无情，不但为自己、更为孩子们的遭遇椎心泣血；为了接济被苑志豪驱逐在外的儿子苑凯，她被丈夫剥夺了家庭经济大权，只能以自己的节衣缩食为孩子们提供有限帮助，自己却因为营养不良而致病；当她终于做出要与苑志豪离婚的决定，却遭到丈夫先发制人的屡次出走，再次蒙受耻辱。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可能和机会对抗自己的丈夫，她把积淀已久的怨恨倾诉在死后才为丈夫和家人得知的日记中，在自己身后给家庭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终于在漫长的对抗中赢了丈夫一局。在这里，我再一次感到了人生的荒谬，母亲最后一搏的“惨胜”，不也同时是一次彻底的惨败吗？
世事如烟，去日留痕，如烟散去的是什么，挥之不去而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如果人生都如《去日留痕》所描述这样不堪其沉重，那么，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的荒诞和悖谬，让我们难以想像更难以接受，那么，人们能否走出这种怪圈，抑或说，无望的人生，这干脆就是一种无解的死结呢？如果能够将具象的人物和场景生发到形而上的悲剧性思考，我们才不会辜负作家燕燕的煞费苦心，以血为书吧。去日留痕，留下的是淡淡的血痕，累累的伤痕啊。
(原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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