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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
《万物花开》的前言就是一句话：“无论如何，我就是大头。”我更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有些奇怪的小说。
大头是《万物花开》之中的主人公，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他在一百多页的小说里逛来逛去，最终逛进了监狱。很久以前，大头这个位置上通常呆着一个不无神经质的女人。古怪，神秘，魅惑；窗帘背后传来一阵阵尖叫、呻吟和呼喊。现在，林白把这个女人支开了。“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林白擅长种种妙喻，她把那些古怪的女人比拟为阳光之下蒸发的水汽，这的确颇为传神。人们立即明白，《万物花开》不同寻常。那些女人走了，大头来了。
那一批女人做了些什么？《一个人的战争》。独自在房间里。《说吧，房间》。古古怪怪的梦。飞翔。《守望空心岁月》或者《致命的飞翔》。城市里曲曲折折的街道和某一扇谜一样的大门。或许有一条马路通向郊外，但那里是地下河进入冥界的入口。总之，逼仄的空间，神秘的声音，不明的惊恐或者血腥的对决，任何时刻都存有一种紧张。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或者一个风度优雅的女人，她们无一例外地向男性背过脸去——她们宁可凝视镜子里的另一个自我。男性中心的文化氛围之中，女人的形象警觉地绷得紧紧的。
然而，《万物花开》到来了。一根无形的弦突然松弛了下来。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是“游荡”——“游荡”的脚步声也适合于形容回响在小说内部的不紧不慢的节拍。大部分事情发生于乡村野地，浓郁的油菜花气味冲淡了迫不及待的心情。大头是一个脑子长瘤的男孩，朝不保夕；于是，他可以坦然地徘徊在功名利禄的枷锁之外。简言之，大头是一个不被现代社会所接纳的局外人。他眼里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紧迫的事情。大头居住的地方称作王榨村。这个村里的人只会偶尔地杀入现代城市，打一阵子工，做一做妓女，偶尔有一单生意，捞到些许便宜就撤出来。他们不习惯现代社会的严密结构和不可逾越的科层制度，不习惯法律条规和人人遵循的作息时间表。王榨人生活在自己的日子里。“在王榨，好玩就行。”王榨人的乐趣是打架，闲逛，骂仗，制造一些风流韵事，或者几天几夜不歇气地打麻将。他们对于生命保持了某种任其自然的轻松。知识分子的追问、思辨、科学精神以及各种沉重的社会问题与王榨无关。大头脑子里的瘤子发作的时候，他会痛得在地上打滚。这时，他奶奶只能拉长声音喊一阵：——哎哟喂——我伢伤心——我伢痛死了——她相信算命先生的活：大头是神仙的道童，到人间托生转劫，花完三万块钱就会死去。神仙，冥界，万物有灵，轮回报应，这些古老的想像仍然很大程度地主宰王榨人。
什么叫做任其自然？这就是坦然地认同自然的节拍、韵律、生长成熟的方式和演变之道，放弃种种人为的改造或者形形色色的严苛规范和纪律。人们曾经把社会和历史搬到各种理论实验室给予解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阶层、资本、市场、左派或者右派以及革命或者保守主义者均是解剖所依据的一系列著名概念。任其自然就是退出这些概念，承认诸多现象的天然形态，宠辱不惊。
毋庸讳言，《万物花开》的一个集中主题是——性。性历来是社会文化的聚集点。迄今为止，道德、伦理、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一系列规范严密地控制了性的解释、交流、快感和义务。性的禁忌曾经是历史上最为严厉的条款。某种意义上，性的禁忌是人类脱离动物、走出自然的重要条件。然而，《万物花开》隐含了一个相反的顺向：把性归还自然——把性视为一个自然的范畴。性嵌镶在自然的蓬勃生机之中；性是繁殖，是快感，是诱惑和吸引，是万物生长的激素。风起云涌，花开花落，自然拒绝种种人为的封锁。
人类正在锲而不舍地把自然改造成人工世界；另一方面，人类又时常察觉理性的乏味，不断地用间歇性的放纵和狂欢温习自然的脉动。性始终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也始终是一个反抗改造的对象。《万物花开》又一次发出了反抗的呼吁。
《万物花开》的许多段落赤裸裸地写到了性的身体、性生活、性器官。一个有趣的修辞现象是，大自然的植物时常在性话语之中充当比拟。山上的枫树见了木匠就扑通扑通地倒在地上，争先恐后地让木匠制作成婚床。“床板夜夜不息。响得吱吱咯咯的，好像是一片欢呼和鼓掌。”形容婚床上新娘、新郎的身体，种种充满液汁的瓜果蔬菜构成了一系列气息清新的比喻。一截长莲藕，半截南瓜，两只白梨，胡萝卜，大白菜，微红的樱桃，裂开的石榴，如此等等。这时，性或者交媾不再是卧室里的一种鬼鬼祟祟的秘密活动，不再是排场的婚礼包裹的政治、财富交易。性成为大自然之中万物生长、拔节、开花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解放，一种天然之举。油菜花开的时节，村里一个得了花痴的女人钻进了油菜地里，在肥沃的土地和繁茂的植物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性快感。“春天的风从大河一路吹过来，裹挟着广大的油菜花，浩浩荡荡。从她下体的开口进入，犹如千军万马。春气使她的肉体胀鼓鼓的，一会飘到了天上，一会又颤抖着坠地。”尽管这种露骨的描述可能使许多人感到不适，但是，人们必须看到，《万物花开》之中的性点缀在土地、油菜花、春天的节气以及多汁的果实之间，欣欣向荣。以往，林白笔下的性常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暗疆域，这里包含了对抗、阴谋和勾心斗角。现在，性成了自然，成了阳光下的产物。
自然是博大广阔的。这意味了性无所不在。《万物花开》之中出现了各种动物的性活动。狗，蜻蜓，蚂蚁，猪，鸡或者麻雀，它们都在自由自在地交媾，繁衍不息。人们甚至会惊奇地看到，小说之中居然出现了一张男凳子和一张女凳子。“一只小小的马鞍凳从刨花中跳出来，它长着腿。两腿之间有一节长出来的东西。……它那长出来的一点正是它的木鸡鸡。”“刨花从顶部分开，一只凳子弹了出来，它一头的凳面裂了一道小小的缝，当然，这就是女凳子了。”“男凳子踩上了女凳子，它们叠在一起呆了一小会儿，然后男凳子跳了下来，重新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显然，这时的性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自然节奏。只有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能接受一个不无诡异的片断——黯淡的月光之下，大头在晒场上与一只小母牛交媾。
林白肯定意识到，她曾经被视为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林白或许有意改变视域——她不愿意再对那一批古怪的女人言听计从了。这部小说的许多段落有意转达了男性的基本感觉，特别是一些与性有关的动作和体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母性的。这里的性与繁殖、丰饶、肥沃联系在一起。小说之中有一节专门写“各种花”。《万物花开》——如同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花”在某些场合被看作女性性器官的原型。
既然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个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在性爱方面就不会那么严谨。他们似乎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村子里有著名的四大婊子，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已经不可能还是童男子。男女之间可以随时扯出被窝里的事情开玩笑，斗一斗嘴皮；一时兴起，找个地方苟合一回也算不了什么。丈夫或者妻子发现了对方的私情，通常也就是骂一场或者打一架就算完事——这不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家庭危机。如果性没有纳入忠诚或者坚贞这一批深奥的文化观念，如果性的背后没有家族的荣誉或者财产纠纷，那么，谁与谁睡了一觉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当事人愿意。谁会计较树上的花朵落到了地上或者溪里的一条鱼有了外遇呢？“大家喜欢堵门口，抓着了一对男女就像过节一样，全村都喜气洋洋的。”按照《万物花开》的叙述，王榨这个地方没有人像知识分子那样一本正经地谈论“爱情”，也没有非谁不嫁或者非谁不娶的旷男怨女。人们在性爱方面保持一种乐天的做派，一种游戏的兴致。几个风流女子利用床笫之事收取少许费用，这也没有引起多少反感。这些费用是爱意的表示，还是算出售商品的价格？王榨的人似乎还没有耐心到详细地分辨这种问题的时候。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抵达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各种观念、含义稀薄，或者走样曲解。王榨人只是随手拾起几个观念，根据自己的心意给予改造，解释、描述或者创造他们的生活。例如，那些生活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肯定没有料到，他们发明的农药竟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甲胺磷是王榨的失意者自杀的称手工具。
当然，我有时不免会产生一线疑惑：性爱方面的乐天作派和游戏兴致肯定不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吗？王大钱发财之后，四丫姨的位置——他的妻子——被五丫姨取代了。三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如此轻易地了结吗？这一幅桃花源式的图景会不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像？或者，这仅仅是大头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承认，《万物花开》纠正了一种传统的描述：某些乡村的性关系并未遭受封建思想的严格约束，许多女人并没有祥林嫂式的苦恼——她死后要锯成两半分给嫁过的两个男人。至少在王榨这个地方，男女之间存在一种混沌的自由精神。
显然，对于王榨人说来，乐天和游戏风格肯定会扩张到各个方面。例如，他们对于权力、法规以及“公家人”的态度即是如此。然而，这种风格肯定会连连碰壁。二皮叔私宰生猪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围捕，利用鹅毛做的翅膀或者踩高跷逃跑仅仅是大头饶有兴味的幻想。《万物花开》之中另一场围捕的结局是：警车来了，警察到了，可是他们又被村民吵吵闹闹地轰回去了。这是真的吗？这种游戏可能奏效吗？如果以为乡下人的一阵起哄就可以对付威严的权力机构，那就太天真了。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国家机器的完善。国家机器的强大程度已经足以轻而易举地征服诸如王榨这样的地方。这种村落无非是现代性即将格式化的区域。《万物花开》在附录“妇女闲聊录”之中公布了权力机构在乡村强行收取的费用：“每年要交一千多块钱。”这些费用的收取不仅得到了现代性方案的支持，并且由国家机器强制执行。如果没有意识到现代性方案的权威以及国家机器的钢铁意志，那么，人们就会对于现今历史的基本特征认识不足——即使性的考察也是如此。
性是一种生理属性，也是一种文化属性——如同福科所示，特定的历史文化规定了何谓性，规定了性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如果说生理学对于性的解释——如第一性征、第二性征——没有多少歧义，那么，文化对于性的规定却不断的改写。性取向、性区域、常态与病态、性爱示意系统、性话语、性用品、性快感的获取方式、性的社会学、电子版的性爱，诸如此类的问题源源不断地加入。“性是自然”成了一个备受质疑的观念。情况恰好颠倒过来：现今的倾向是，各种文化观念纷纷加入性的抢夺——根据不同的理念诠释、规范、限定或者扩展性的主题。这个意义上，《万物花开》的第三部分“七姐妹”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逆转。
“七姐妹”的梗概是：大头和细胖相约到另一个村庄观看脱衣舞。细胖勾搭上一个跳脱衣舞的女演员。俩人约会的一次拉拉扯扯之中，女演员摔倒在地被锋利的竹茬扎死了。细胖给了大头一笔钱，让大头顶罪去蹲临狱。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部分的性已经脱离了自然的范畴而成为各种文化产品。黄色录像无疑是科技和商业对于性的改造。性被制作成电子产品进入商业网络，扩散到卧室之外的公共场合。脱衣舞的舞台之上，性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商品；脱衣舞表演被取缔，性又成了法律的惩处对象。脱衣舞女演员出场时，胸前扑了些金粉，灯光暗一阵亮一阵，口哨、尖叫或者嘘声此起彼伏，女演员模仿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一脸傲岸，她的头发束起高高竖在脑后，戴一顶硬纸糊成的、贴着闪闪发光金纸的皇冠——这时，矫揉造作的性已经离自然十分遥远了。如果说，锋利的竹茬象征了自然的决绝尖锐反击，那么，监狱的惩罚反讽地制造出一种畸形的牢狱性文化：下流话的想像性满足和鸡奸。这个意义上可以承认一个结论：性的确是从自然开始，但是，现在的性已经回不去了。
《万物花开》就结束在这个地方。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分裂再也不可能弥合。显然，《万物花开》更倾心于前者，但是，后者的颓废、堕落同时又丰富奇异具有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前者是一种以回顾为形式的理想，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得不栖身于历史指定的环境之中。
(原载《当代作出评论》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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