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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昆体与宋初诗文
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帝国建立，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局面。北宋的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文化建设给予相当的重视。然而文化建设需要一个涵育、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苏轼说：“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祜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所谓“七十馀年”，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以及仁宗朝的初期，也就是本章所说的“宋初”。在这段时间里，宋代文学尚未取得足以与前代相媲美的成就，但它在沿续五代文风的同时也已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有些方面昭示出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王禹偁与宋初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
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其中如李昉、陶谷原是后周的词臣，徐铉、刁衎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与五代时如出一辙。稍后虽有柳开、梁周翰等人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未能取得相应的创作实绩。宋初在散文创作上成就较高的作家是王禹偁。
王禹偁（９５４－１００１），出身贫寒，入仕后多次遭贬谪。这使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思想都迥异于那些馆阁词臣。首先，王禹偁信从儒家政治理想，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小畜集》，就是表示有“兼济天下”
之志。其次，王禹偁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糜文风，曾说：“咸通以来，诗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例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写景的一节：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骈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畅，也不废骈体文字对称、音调铿锵的优点。此节中对闲情逸趣的赞美和末段对贬谪生涯的感慨前后照应，更增强了全文的抒情意味，堪称欧、苏散文的先导。此外，王禹偁的议论文如《待漏院记》，叙事文如《唐河店妪传》等，都是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
宋初诗风可归为三体，白体、昆体、晚唐体。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宋初朝廷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酬唱，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唱酬成风，且编成了许多唱酬诗集，例如李昉与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李昉等人的《禁林宴会集》、徐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等。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人却同中有异。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早年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然而他学习白诗并未囿于闲适诗，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尤其是在谪居商州时期，他相当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如《畬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其中《感流亡》一诗写“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的不幸，对他们“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更可贵的是，他在诗中还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这样，对他人的同情与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在一想，思想境界远胜于当时诗坛上常见的无病呻吟之作。
与白居易早年多写讽谕诗、晚年退而写闲适诗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的闲适唱和诗大多作于早年，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是对这类诗收录很少，表现出深刻的自省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从宋初白体诗人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也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了“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见《蔡宽夫诗话》），他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例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晓畅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体现出杜诗风格因素向白体诗风的渗透。
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清人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这个评价是合乎事实的。
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地提出复古主张的，首推柳开（９４８－１００１）。柳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柳开之后，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等人继续倡导韩、柳的古文。当时西昆派的骈体已风行一时，穆修以刊刻韩、柳文集来与之对抗，并亲自在东京大相国寺出售。姚铉（９６８－１０２０）则编选《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弃骈体，专录古文。虽然响应他们的人仍然不多，但穆修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写作古文的弟子，其中如祖无择、尹洙、苏舜钦等人后来都成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
二、宋初的晚唐体诗人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们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鉥字的苦心孤诣。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诗的主要内容是吟咏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如《秋日西湖闲泛》：
水气并山景，苍茫已作秋。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疏苇先寒折，残红带夕收。吾庐在何处？归兴起渔讴。
写景精细，字句精炼，略同于九僧诗。而完整的意境、活泼的情趣，则是九僧诗所缺乏的。林逋的咏梅诗十分著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两句向称咏梅绝唱，为欧阳修所激赏。而同题之二中
“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过篱落忽横枝”一联则因遗貌取神则受到黄庭坚的盛赞。可见林逋诗的风格比较丰富，已经对贾、姚诗风的藩篱有所突破了。
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是寇准（９６１－１０２３）。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寇准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逐，以风节著称于时。但他写诗却绝少涉及上述生活内容，反与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辙，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惋。例如《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宦情羁思，感慨深切，但整体上的格调仍近于林逋诗。
三、西昆体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因白体和晚唐体是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其诗风并未主宰整个诗坛。
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翰林学士杨亿等奉命编纂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的大类书，至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成书，诏题作《册府元龟》。当时参加编书的共１８人，其中如钱惟演、刘筠等都是著名的诗人。这么多的馆阁文士集中在一起编书，自然不免要作诗唱酬。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杨亿将他们的唱酬之作编成一集。由于这三年的唱酬活动主要是在皇家图书馆－－秘阁中进行的，所以杨亿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１７位诗人的２４７首诗，这些诗人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刁衎、陈越、李维、李宗谔、刘Ａ１、丁谓、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李宗谔以下１１人没有参加《册府元龟》的编纂，但也参加了唱酬活动，所以《西昆酬唱集》作者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
《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欧阳修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六一诗话》）便是对当时盛况的追忆。
西昆体诗人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成就较高的只有杨亿（９７４－１０２０）、刘筠（９７０－１０３０）、钱惟演（９７７－１０３４）三人。杨亿等三人不但是西昆体中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在当时的唱酬活动中领导风气的盟主。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这种观点指导下写出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全集７０个诗题中，主要有三类题才：一是怀古咏史。当时他们正在编纂《历代君臣事迹》，汗牛充栋的史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便成为诗材的渊薮，如《始皇》、《汉武》、《明皇》等皆属此类。二是咏物。咏物诗本是闭门觅句的诗人最喜爱的题材，即使缺乏诗情也能从周围事物中找到无穷的诗题，所以西昆集中此类题目甚多，如《鹤》、《梨》、《柳絮》、《萤》、《泪》等。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由于馆阁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此类诗题不外是《直夜》、《夜燕》、《别墅》等。此外西昆集中偶有闺情题材如《无题》、《阙题》等，但为数很少。后人或责备西昆体“淫靡”，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西昆体诗在内容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例如刘筠的《汉武》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咏汉武而不写其尊儒术、破匈奴等功业，反而集中咏其晚年好神仙、求长生的事迹，语带讥刺。这对宋真宗在咸平、景德年间崇信符瑞、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显然有旁敲侧击的讽谕意味，故而体现了批判时政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
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艺术特征。杨亿等人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不但《无题》、《阙题》一类诗直接模拟李商隐诗，而且《汉武》、《明皇》等作也是脱胎于李的咏史诗。西昆集中诗体多为近体，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
西昆诗人学习李商隐的艺术有得有失，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西昆体虽然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艺术境界，但是相对于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这种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的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这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西昆体在艺术上也有严重的缺点。由于西昆体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就像泥塑木雕的美人总是少有神采一样。至于模仿得不很成功的诗更是雕缋满眼而支离破碎。而且西昆体诗人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所以虽然风行一时而终难在文学史长河中得以自立。至真宗天禧年间，就有伶人扮演成李商隐而身穿破烂衣服，讽刺西昆诗人说：“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刘分攵《中山诗话》）可见这种专事模仿的诗风不久就被人看作是剽窃了。
B．欧阳修的诗文创作与诗文革新运动
一、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更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立国已经数朝，在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已取得相当成就的北宋帝国也急需建设足以自立的一代文学，所以不但欧、梅等人对此大声疾呼，朝廷也一再发出矫正文章之弊的诏令。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下反映了当时文坛的必然趋势。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亲自教他读书，以芦杆代笔，在沙上写字。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２４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到４８岁方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６５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
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动了宋代文学的发展，欧阳修是这北宋文学革新的倡导者和领袖。
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扩大影响，推行他们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还有一个直接和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扬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同时，欧阳修他们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僻怪险涩的文学风气。尊韩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主张，据其《记旧本韩文后》，韩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关。但这恐怕主要着眼于提倡“古文”和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文那种个性发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险怪僻涩的风格，未必为欧阳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风气，和宋人儒雅敛束的个性很难投合。所以欧阳修他们倡导的“古文”，需要走一条不同于唐人的道路。当时有所谓“太学体”（国子学中流行的文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幾，据说其文使“学者歙然效之”（《梦溪笔谈》）。它的面貌现在已无法看到，据《梦溪笔谈》所引片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句。倘以韩愈及其周围文人的怪诞之语相比，这实在不算怎么奇特。但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嘉祐二年主持科举时，将刘幾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纰缪字榜之”，并将“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同上）。这激起举子哗变，群聚嘲骂，甚至在大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阳修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通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的努力，北宋中叶的这一场文学变革终于获得成功，并由此主要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
二、欧阳修的诗文创作
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以荒远山城的凄凉春景衬托自己的落寞情怀，篇末故作宽解之言，委婉地倾吐了内心的感触，真切感人。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中“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及“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比诗歌更显著。当时人吴充《欧阳公行状》中说他“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指出了他的散文创作的一些主要特点，即第一，文体多样，有各种类型的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第二，兼采“古文”与骈文之长，根据内容需要熔铸剪裁，形成新的散文风格；第三，变化多端，开阖自如，气脉流动，富于内在节奏感与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性的文章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传统“古文”中的名篇，对结构和文采都颇有讲究，但并不是文学性的作品，故不予多论。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技巧与艺术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散文。在这一类文章中，他尤其不持狭隘的“古文”观念，在注意散体文意脉结构、句法上的特点的同时，又汲取骈体文在音律、辞采方面的长处，并且重视文中情绪变化与文章节奏变化的协调，时而舒展，时而收敛，呈现一种纡徐流转、抒情性和音乐感都很强的风格特点。例如《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泷岗阡表》等都是如此。而最著名的《醉翁亭记》，从“环滁皆山”的扫视开始，将读者的视线逐渐引向西南诸峰，推近到琅琊山，入山中溪泉旁，随峰回路转，又引人抬头看见泉上小亭，再从作亭者为谁、命名为谁的设问，推出主人公——号“醉翁”的太守，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的感慨议论，趁势导向山中四时之景，收转来写“醉翁”的酒宴和醉态，酒宴散后的情景，“醉翁”与人不同的心境，最后点明太守为“庐陵欧阳修”即作者本人。全文既萦回曲折，又连绵不绝，无一句跳脱。文中每一个意义完足的句子都用叹词“也”结束，共出现二十一次，构成咏叹的声调；又把骈文中对偶相映的句法变化使用，时散时偶，句子的字数时齐时不齐，这样，既有明晰的节奏感，又流动摇曳，作者内心淡淡的孤独、怅惘之情在这种咏叹的节奏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传统上用骈体写作的抒情小赋，在欧阳修笔下虽仍较一般散文为整齐，保持着骈文外在形式上注重声律辞采而浏亮鲜明的特点，却又多掺杂散体句法，并注意气脉的连贯流动。如《鸣蝉赋》、《秋声赋》都是这样。后一篇的首节如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把无形的秋声作了形象的描绘。他用排比对偶句法构成三次短促的节奏，写得秋声有惊天动地之感，而因此，末几句的写景越发显得萧瑟平静，丝毫不为秋声所动。在两相映衬而合成的整体意境中，突出了作者内心对秋天衰飒气氛的敏感和悲哀。
三、苏洵等人的文章
当时受欧阳修延誉推举而走上仕途或获得文名的一批文学家，也同时活跃在文坛上，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苏辙之父，人称“老苏”。擅长于史论、政论，文章风格略带纵横家气，文笔老练而简洁，有《嘉祐集》，《六国论》为其名篇。苏辙（1039—1112），字子由。他将自己的文章与兄苏轼相比，称“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有《栾城集》，《黄州快哉亭记》为其名篇。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川（今属江西）人，有《元丰类稿》。他的思想比较正统，文章以政论为主，风格淳正厚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四、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达二千八百多首。
梅尧臣虽然沉沦下僚，却非常关心时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他总爱在诗中予以反映，这些诗或以寓言的形式来抨击邪恶势力，如《彼䴕吟》、《猛虎行》讥刺吕夷简；或干脆直书其事，如《书窜》为弹劾大臣而身遭贬窜的唐介鸣不平。梅尧臣也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的揭露，如《汝坟贫女》、《田家语》等，秉笔直书，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甚至在他的写景律诗中都有《小村》这样的作品：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然而梅诗更值得注意的题材走向是写日常生活琐事，因为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从六朝到盛唐，诗人们对生活中凡俗的内容不屑一顾。从中晚唐开始，虽然诗歌不再回避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但尚未形成风气。梅尧臣则常常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写了《食荠》、《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等诗。所谓“古未有诗”，正表明此类题材是初次进入诗歌的殿堂。梅尧臣的尝试有时不很成功，例如《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凡庸且陋，缺乏情韵，但这是他作为一位尝试者难免要付出的代价。梅诗中更多的作品则成功地实现了题材的开拓，把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写得饶有兴味，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写值夜时想念妻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描写味美而有毒的河豚等，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
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平淡”为终极目标。梅尧臣论诗，推崇平淡之美，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他说的“平淡”不是指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而是指一种炉火纯清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梅尧臣的创作实践表明了他追求这种风格的过程，例如他的《鲁山山行》和《东溪》这两首名作：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两首诗分别作于３９岁和５４岁时，都体现了“平淡”的风格倾向。然而前者“平淡”之中带有几分清丽，结尾尤为蕴藉，以情韵见长。而后者则“平淡”
之中颇见老健，结尾意随言尽，且故作枯涩之笔，全诗以思理取胜，可见梅尧臣诗风的演变是以偏离唐诗丰神情韵的风格为方向的。虽说这种尝试有时给梅诗带来了词句枯涩、缺乏韵味的缺点，但它最终导致了新诗风的形成。欧阳修在梅尧臣卒后评其诗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馀，益老以劲。”（《梅圣愈墓志铭》）这个概括是相当准确的。
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后人评之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正是着眼于此，从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都对梅诗赞叹不已，这也正是宋人对这位一代诗风开创者的公正评价。
与梅、欧共同革新诗风的重要诗人还有苏舜钦（１００８－１０４９）。苏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例如《庆州败》对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将昧士怯终致丧师辱国的丑闻的抨击，《城南感怀呈永叔》对达官贵人坐视民瘼空发高论的行径的揭露，都是直言痛斥，毫无顾忌。他被逐后的诗多抒写心中的愤懑之情，例如《维舟野步呈子履》：“四顾不见人，高歌免惊众。”《天平山》：
“庶得耳目清，终甘死于虎。”虽牢骚满纸，却仍然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蔑视，同样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苏舜钦的另一类诗是写景诗，他喜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如《大风》、《城南归值大风雪》等。这些词同样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
苏舜钦诗直率自然，意境开阔，以雄豪奔放的风格见长。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于他的长篇古诗，例如《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中的一段：“长空无瑕露表里，拂拂渐上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遁鱼龙忧。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触斗牛。”想象奇特，笔力酣畅，本是宁静柔和的月夜也被赋予开阔的意境，风格奔放。苏舜钦的短诗也有相似的风格倾向，但是语言更为凝练，例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里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由于苏舜钦作诗往往是落笔疾书，所以推敲、剪裁的功夫略嫌不足，有些作品有不够含蓄、不够精练的缺点。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舜钦诗中已见端倪。
欧、梅、苏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C．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内容及艺术特色
比欧阳修稍晚，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活跃于文坛，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轼、苏辙。他们连同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齐名，被后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一、王安石的散文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早年在鄞县、舒州等地作地方官，积累了外任的从政经验。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他力图通过新法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由于变法的程度很激烈，所以尽管得到神宗的支持，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乃至主张稳健改革的苏轼等人的反对，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新旧党争。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王安石罢相退居江宁，从此退出了政坛。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在旧党东山再起、新政被全部废除后，王安石卒于江宁。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说：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可见王安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
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服务的，这此作品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对宋王朝的现实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证明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堪称新法的纲领。又如他的学术论文《周礼义序》、《诗义序》等，都是为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学而作，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王安石的短文更能体现其散文的个性风格，那就是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以３０００字的篇幅指责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以３８０字的短书作答，集中笔墨对司马光信中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怨”的五点指责逐条批驳，语意廉悍，文笔犀利。比如对“征利”的反驳仅用一句话：“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一针见血，语约义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极度的简洁和周密的说理相结合，便形成了被清人刘熙载称为“瘦硬通神”（《艺概》）的独特风貌。又如史论《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以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全文不足五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从而提高了这种文体的实用价值，这对古文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点，他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例如他的游记名篇《游褒禅山记》，议论透辟精警，但写景寥寥数笔，形象性稍嫌不足。
二、王安石的诗歌（一）早期诗风的特点
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
王安石的诗风在５６岁退居江宁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创作历程可以此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的王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界地区人民在灾年的悲惨生活，《兼并》、《发廪》等批判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王安石也写了许多抒情诗，其中颇有思亲怀友的名作，如《思王逢原》三首怀念德才兼备却不幸早逝的好友王令，《示长安君》写岁月流逝、兄妹离别之情，语淡情深，十分感人，表现了这位严肃、刚强的政治家的另外一面。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如《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前人咏贾谊，多着眼于其才高位下的悲剧命运，王诗却独排众议，认为贾谊的政治主张多被汉廷采纳，其作为政治家的命运远胜于那些徒得高官厚禄者。此诗借咏史以明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王安石本的人政治家风采。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试看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唐人咏王昭君多骂毛延寿，多写王之顾恋君恩，而此诗却说王之美貌本非画像所能传达，王昭君流落异域的命运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都体现了在唐诗之外求新求变的精神。而结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剧乃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之精警突过前人，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
（二）王荆公体及晚年诗风
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虽然后期王诗中仍有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情形，如《北陂杏花》中“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两句，无疑寓有对自己高尚情操的孤芳自赏之意。但如果与早期所作《华藏院此君亭》中的咏竹名句“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相比，则诗风显然已从直截刻露变为深婉不迫了。
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石林诗话》卷上）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
“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如《雪干》和《书湖阴先生壁》：
雪干云净风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东风吹柳万黄金。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些诗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如果说王安石早期的诗风显示了直截刻露的宋诗特征，那么其晚期诗则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所以王诗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其艺术成就也足以列于宋诗大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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