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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变文、俗赋、词文
２０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近五万卷遗书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五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史地、民族、宗教、哲学、文化、艺术、语言、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由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研究敦煌学。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讲经文与变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两类作品。
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尚有“转变”。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当时极为盛行，上自宫廷，下至闹市，都有演出，且出现了演出的专门场所 “变场”。
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此外，尚有题残佚，据其体制也应属变文一类者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目连变文》等数种。上述作品，除《舜子变》基本为六言韵语、体近赋文，《刘家太子变》全为散说、体近话本外，其馀共同特点是：一、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讲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这种体制，虽与讲经文相似，但变文一般不引原经文，唱辞末句也无催经套语，不标“平”、“断”、“侧”。这说明唱腔与讲经文也不同。
二、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每有习用的过阶语作提示，如“……处若为陈说”，“……时有何言语”之类。有人说这是演唱前指示图画的套语。讲经文没有这类过阶语。
三、变文演出，或辅以图画。这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目以及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伯４２５４卷《降魔变文》正面为图六幅，背面抄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辞六段，是转变配有画图的证明。这种文图相配形式，是后世小说
“全相”、“绘图”本的滥觞。
转变与变文中“变”字的含义与渊源，一直是中外学者试图解释而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变文是说唱艺术，适应普遍民众的审美趣味，当然有民族文艺的基础。我国古代有讲故事、唱歌谣，散韵夹用的叙事传统。这从《逸周书·太子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可见大概。当然也有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传入，改梵为华，保存相当多的原典语汇、文法与风格；“十二部经”内又有长行（契经）散文直说义理，重颂（应颂）以诗重述长行之义，伽陀偈（偈、讽颂、孤起颂）不依长行而以诗直说教义等文体，通过六朝以来佛教通俗化的传教方式，如唱导、转读、赞呗等，深入民间，这对正在形成中的转变与变文，无疑起了催生的作用。
现存敦煌变文，以题材分，大体有四类：一是宗教性变文，如《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这类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二是讲史性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它们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梁。“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伍子胥变文》现存四个残卷，拼合后尚有一万六七千字。它叙述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无道，杀害伍奢，奢子子胥亡命入吴，佐吴王灭楚复仇；后来子胥忠谏获罪，又被吴王夫差杀害。它赞美了伍子胥机智勇敢、临难不惧、忧国忧民、恩怨分明的品格。在这类历史题材的变文中，取材于汉代的故事为多。如据《史记·
陈丞相世家》演绎的《汉将王陵变》，据《汉书·李广苏建传附李陵传》编写的《李陵变文》，据《汉书·元帝纪》、《西京杂记》和民间传说编成的《王昭君变文》等。这类变文多表现对故国的眷恋与对乡土的思念。在晚唐五代内忧外患、河西地区沦于异族统治的形势下，传唱这些故事，是寄寓着无限感慨的。第三类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有《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等。这类变文虽假借历史人物，而所讲故事了无历史根据。最后一类取材于当地当时重大事件与人物，这就是《张议潮变文》与《张淮深变文》。虽仅两篇，且残缺过甚，但仍可看出，当时民间艺人如何通过变文说唱，热情讴歌张议潮叔侄及其率领下的归义军民艰苦卓绝，英勇奋战抵御异族侵扰、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
敦煌变文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形象，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变文作为转变的底本，本不是案头读物。它是供艺人说唱用的。根据说唱的需要，说表与唱诵结合，叙事与代言并用，融文学、音乐、表演为一体。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地演述故事，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变文的想象极为丰富，往往使一些比较简略粗疏的故事，通过扩充细节，夸张渲染，驰骋想象，大大充实丰富起来。如《史记·伍子胥列传》记子胥逃亡途中遇渔父一节，仅１６字，在《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扩展为４０９字，而《伍子胥变文》却用了２５００字。《史记》、《吴越春秋》中“至江”
二字，《变文》中加以发挥，刻划江边荒凉萧索，人物内心焦虑不安的情境，加强了仓皇逃亡途中伍子胥的慌恐、紧张和英雄末路的悲愤之情。在艺术结构上，变文大多能注意故事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同时又注意情节波澜起伏，留下悬念，以吸引听众。如《降魔变文》写舍利佛与劳度叉斗胜一节，六师先后化出宝山、水牛、毒龙等物，舍利佛从容镇定，变出金刚、狮子和鸟王，一一战胜魔道。情节连峰叠嶂，扣人心弦，让人想起后世《西游记》中斗法的描写，可见变文在精神上如何哺育了后世的神魔小说。优秀的变文作品，能在故事的矛盾冲突中刻划出生动的人物性格。伍子胥的智谋勇毅，王陵母的大义凛然，张议潮叔侄的卫国忠心，都是在情节的曲折展开中刻划的。变文的语言无论是口语或是浅显的骈体，大都能作到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又杂用俚语方言、谚语成语，新鲜活泼，流畅明快，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在修辞上，还常用比兴、夸张、排比、对偶、反复、问对、谐音、隐语等手法，加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变文散韵结合演唱故事的体制，影响到唐人传奇。宋元以后，各类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若追根溯源，也都与变文有些血缘关系。变文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往往为后世小说、戏剧所吸收，如《伍子胥变文》故事，在后世《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春秋列国志传》等演义中，皆成为大关目。《汉将王陵变》故事，在元杂剧《陵母伏剑》、明小说《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中，也都有演述。《王昭君变文》故事，自元马致远《汉宫秋》杂居、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明无名氏《和戎记》、《青冢记》等传奇，至近代的话剧《王昭君》，不下二十四五部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在宋代已搬演为杂剧，至明初，有郑之珍编《目连救母行孝戏文》一百出，万历间佚名《目连救母劝善记》戏文一百零二折，清张照编《劝善金科》十本二百四十出；而民间目连戏，更为流行。
敦煌写本中的词文和俗赋，基本上纯为韵文，多数句式整齐，或七言，或四言、六言，很可能是以特有的声调、节奏吟诵的，应该也是民间讲唱文学的支派。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韩朋赋》、《燕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季布骂阵词文》、《下女夫词》等等。
《韩朋赋》的本事原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叙述韩朋、贞夫夫妇在宋王迫害下坚贞不屈，双双殉情而死，化为连理树、鸳鸯，并杀宋王报仇的故事。赋中对他们夫妻感情之虽死不泯作了比原作更多的富于幻想的描写。此赋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研究者或认为是隋以前流传下来的。《燕子赋》是一则动物寓言，写黄雀强占燕子之巢，燕子向鸟王凤凰控诉，凤凰遂拘来黄雀杖责囚禁。此赋上承六朝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等杂赋，以鸟类拟人为俳谐寓言。赋中对黄雀的欺软怕硬和油嘴滑舌有生动的描写。
《孔子项托相问书》写孔子途遇七岁小儿项托，两人问答辩论，最后项托凭自己的聪明机智难倒了孔子。在《战国策·秦策》等古籍中，已记载了“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的传说。这一写本则是此种传说流传到唐代所具的面貌。直到近代，坊间翻印的《新编小儿难孔子》与它在文字上仍多有相同，可见这一民间传说流传之深远。在这篇上半类俗赋，下半近词文的作品中，虽然颇有荒诞不经的地方，但也反映出民间对自身的智慧所具有的信心。
在俗赋、词文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季布骂阵词文》，亦题作《捉季布传文》，通篇为一韵到底的七言诗，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我国至唐代为止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这篇词文述季布在战阵之上痛骂汉王，后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捉拿他，他历尽艰险，终于依靠自己的机智逃过厄运，还被封为乔州太守。全诗故事曲折，铺叙细致周密，并且不带丝毫神怪色彩，是敦煌说唱文学中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下女夫词》以一男子与一女子的对答及男子入门登堂、撒帐去扇等等时所咏的诗构成，叙述了一男子投宿，与女子言辞挑逗而后留宿的故事。所咏诗歌及所发言辞与张鷟《游仙窟》颇相类似，可见《游仙窟》的体裁并非凭空而来。这篇作品没有叙事的文字，通篇以男、女两个人物的对答、诗歌构成，形式相当特殊，表现出我国当时说唱文学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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