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A.南朝乐府民歌
  一、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内容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子夜歌》)。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还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更指明“江东”即建业:“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乐府诗集》还说:“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建业是当时的首都,荆、郢、樊、邓也是当时的重镇,商业都非常发达。由此可见,这些民歌其实是“都市之歌”。这也就规定了它的狭隘性,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面貌,并难免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梁裴子野《宋略》说当时“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层社会这种声色生活的影响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其次,也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南朝统治阶级是腐朽透顶的土族地主,他们采集民歌,丝毫也没有“观风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趣味、享乐要求,来加以选择和集中。他们不但爱好民间的风情小调,而且自己能唱,如《晋书·王恭传》:“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晋中兴书》说“为吴歌”)。”又《南史·王俭传》也有“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的记载。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凡有反抗性的民歌自然在排摈之列。如《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又如《将士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同是五言四句的民歌,但前者反抗皇帝的迁都,后者控诉将官的残忍,所以他们便不爱听。这就是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的关键。
  尽管如此,但基本上南朝民歌还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爱情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是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这在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反映。这里有失败者的哀鸣,如《华山畿》: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
  为什么要上吊呢·《懊侬歌》回答了这一问题: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也有胜利者的喜悦。这类作品往往对爱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胆的抒写,最能显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种“相乐相得”的喜悦心情,真是跃然纸上,这类情歌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另一罪恶,是男女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因此在这些情歌中虽有少女们青春的欢笑,但更多的却是对男子负心背约的猜疑和哀怨。如:
  渊冰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子夜冬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
  ——《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懊侬歌》
  从这些歌词中,不仅可以看出女子的坚贞爱情,而且可以看出她们的悲惨命运。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男子负心,女子固然是伤心,即使男子倾心,她们也不免提心吊胆。这就是为什么当别离时或离别后她们总是“泪落便如泻”的根本原因。如《华山畿》:“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这眼泪中,有胶漆般的爱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的忧虑。
  南朝民歌既多来自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因而其中还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们的悲诉。如《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夜度娘》和《长乐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诉说了她们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数反映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的。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有的是女子独唱,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有的则是男女对唱,如《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前一首为女子所唱,后一首是男子的回答。 “各自是官人”,语极幽默。一种应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愤慨,自在言外。《采桑度》也是和劳动结合的情歌。
  南朝民歌除吴歌、西曲外,尚有“神弦曲”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这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夏统传》,当时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青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蒋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 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鬼”,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鬼”,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
  二、南朝乐府的艺术特点
  在艺术形式方面,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汉民歌不同。其次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第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双关相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燃灯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这一句的“明”字却又属于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是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的“匹”。这些巧妙的双关语,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歌作者的丰富想象。
  三、《西洲曲》的艺术特色
  这是一首“依亦吐芳词”的闺情诗,一个少女倾诉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诗中虽没有出现春夏秋冬等字样,但通过“折梅”、“采莲”、“望飞鸿”这类带有季节特征的人物活动,时序的变迁还是非常清楚的。此诗表情细腻,如:“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两句,结合眼前景色,作自我写照,言外便含有无限自怜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颖,属对自然。又如从“采莲”,更生出“弄莲”“杯莲”等事,便觉一往情深,无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则此处“莲”字亦属双关,有望“怜”意。又此诗运用了民歌惯用的“接字”法,首尾相衔,蝉联而下,更加强了诗的节奏美,声情摇曳,语语动人。结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馀味无穷。范云《闺思》诗:“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又李白的名句:“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都是从此化出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

  B.北朝乐府民歌

  一、北朝乐府的思想内容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所谓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横吹曲”。这些歌词的作者也主要是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
  鼓角横吹曲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远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战斗性也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的反映得到证实。
  (一)反映战争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终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战争尤为频繁。统治族与被统治族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更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各族统治阶级用来进行争夺战的牺牲品。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从这首短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这是由当时战争的罪恶性质决定的。为了保存实力,少数族(尤其是鲜卑族)的统治者还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冲锋陷阵,甚至迫使汉人和汉人作战。对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写道: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按慕容垂(鲜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晋遣刘牢之救丕,垂逆战败绩,退守新城。
  “吴军”即指晋军,“我”是代慕容垂自称,实际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汉”指被迫在城外抵御晋军的汉人。当时少数族每自称国人,而称汉族人民为汉人或汉儿、汉辈。在这种野蛮的大混战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据者的驱迫而处于互相攻杀的敌对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这种惨象和沉痛的呼救声,也是历来战争中所罕有的。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北朝社会的另一特殊现象,是和上述那种野蛮战争相辅而行的人口掳掠。几乎是每一次战争,也不论胜负,各族统治者都照例要进行一次人口掠夺。大批的人民被迫离开本土,转徙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体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愤激,不同于一般的游子诗。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风吹叶落,一去数千,正是被俘远徙的人民的自我写照。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
  《陇头流水歌》更写到流离道路的苦况:
  西上陇坂,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写得最悲壮动人的是《陇头歌》三首: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遥望秦川”也就是遥望故乡。想到生还故处已无指望,那能不“心肝断绝”·这些都不像一般的羁旅行役之词。
  有些民歌还反映了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接触到阶级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问题。如《雀劳利歌》: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这里的“长嘴”和“短嘴”便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象征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马客吟》: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
  通过尖锐的对比揭露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有钱始作人”,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鄙视。在北朝,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同时存在,不少被俘的人民沦为奴隶,阶级对立特别明显,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识。
  (三)反映北方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北方诸民族向以能骑善射、好勇尚武著称,这种民族特性在北朝民歌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如《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欲作健”就是说要作健儿。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敌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他们那种“以刚猛为强”的本色。他们也爱美丽的姑娘,然而却更爱“大刀”和“快马”。如《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又如《折杨柳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珌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在南歌中我们常常碰到汪汪的眼泪,但在北歌中却打不到一个泪字。有时情人失约不来,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
  对男女相悦的看法,北朝情歌也表现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衤夹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又如《地驱乐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和南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 “老女不嫁”可能和战争频繁、丁壮死亡过多有关。
  除上述四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地画出了辽阔苍茫孤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的确是“千古绝唱”。
  《杂歌谣辞》的另一首《陇上歌》,则是汉族人民歌颂陈安为反抗刘曜(匈奴族)的压迫而壮烈牺牲的挽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蹑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蹑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二、北朝乐府的艺术特色

  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它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风格是豪放刚健的。在这里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所谓一唱三叹的袅袅馀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些,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方面,北歌虽亦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也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三、《木兰辞》的思想艺术成就
  《木兰诗》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它和《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后先辉映。它是北朝的产品,大约作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东、西魏分裂以前。在流传过程中,它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以致“中杂唐调”,如“万里赴戎机”六句。但全诗看,仍然保持着北朝民歌的特色。
  木兰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的。她是一个勤劳织布的普通姑娘,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竟自勇敢地承担起一般妇女所不能承担的代父从军的任务,买了“骏马”“长鞭”,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凯旋归来后,功成不受赏,气概又表现得如此的磊落轩昂。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她“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同行的伙伴才惊讶地认出这个转战十年,功勋卓越的“壮士”,竟是一个“女郎”。扑朔迷离的传奇色采,更使这个勇敢、坚毅、纯洁的姑娘显出了天真、活泼、机智的本来面目。
  《木兰诗》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妇女中出现像木兰这样勇敢善战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个武艺卓越的妇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兰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却有本质的差别。李波小妹是残害人民的豪强地主家庭的妇女,而木兰却自始至终都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牺牲,也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作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边疆。由于故事本身的正义性、传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兰身上集中地体现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把她塑造成一个压倒须眉的女英雄,为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妇女扬眉吐气。这点在封建社会具有崭新的教育意义。
  在表现手法上,《木兰诗》也具有两结合的因素。繁则极繁,简则极简。如开头一段写木兰的问答和买马都很繁。但不如此夸张铺叙就无法渲染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战争气氛。谢榛《四溟诗话》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写木兰还家,也很繁。但这里却不是夸张,而是精雕细琢,通过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艰苦备尝,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却写得极简,只用“万里赴戎机”六句三十个字就包举无遗。作为繁简的标准的是人物的特征。从全诗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扣紧“木兰是女郎”这一特点来进行剪裁和描写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数句之所以动人,主要即由于切合木兰的身份,挪用不得。《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但它们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长短错综,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