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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经各种历史变动，经历多种多样的潮流和高潮，如果说有什么最根本的变动的话，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这一趋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也没有真正停息。
现代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声势浩大的艺术运动，自十九世纪后半期前后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关于现代主义运动的时限问题一直没有定论。现代主义被认为是一次剧烈的艺术史革命。现代主义兴起于资本主义剧烈变革的时期，反映了经济高度发展，传统社会解体后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体系而面对的精神危机。现代主义崇尚个人表现，追求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强调艺术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以反传统的抽象、象征和变形等实验形式加以表现。因而现代主义往往具有先锋派的性质，它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人类意识进行不懈的革命性探索。
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时兴，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资源，以及文学史内部的创新压力相关，现代主义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变革。从其最初的源头来说，可以分为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二股源流，它们之间在最初的阶段几乎不发生直接的关联或呼应关系。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框架内加以表现的，这就不奇怪它不具有真正的叛逆性，而更象是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作出的一种创新努力。现代主义文学也从来没有越过主导文化的边界，它一直在正统文学史的叙事中，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新动向”的一个最有活力的侧面中以叙述，也可以看出当代现代主义的历史性质。正是对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发掘，相当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去思考“文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才开始崭露头角。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引介与争论
现代主义的引介并不一帆风顺。在八十年代初期，现代派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对于当时还相当有势力的正统派理论家来说，现代主义显然冒犯了现实主义的权威性。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构成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部分，企图用西方现代主义来冲击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艺术创新，而是把当代中国文学引入西方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歧途。文学界的左／右思想斗争，不过是政治领域斗争的反映。现代主义无疑与主导文化倡导的现实主义构成矛盾，它能在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频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借助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倡导者敢于提出探索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其重要的理由建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既然中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国家的最高理想，那么文学方面也有必要考虑“现代化”的问题，而文学的“现代化”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实现现代化不能忽略文学的现代化，而文学的现代化不借鉴“现代派”则无从谈起。
每一种新的思想主张或创作主张，都要试图从时代的总体性要求中去寻求自身的依据。主导文化是这样，新兴的创生文化也是如此。倡导现代主义的人们也同样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作文章。
尽管在整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始终是主导文化倡导的主流，但“现代派”却在思想上和创作实践方面，构成一种不可遏止的探索力量。对于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八十年代正值开放初期，禁闭多年的思想有所松动，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掌握新的知识与思想方法。这一切都是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激励之下的历史动向，追求现代派虽然被视为异端，与主导文化不协调，但它同样从时代的创新要求方面获得动力，因而，多次的政治批判运动，始终无法阻止这一潮流向前涌动。某种意义上，新的思想构成崛起的创生文化，它与主导文化产生冲突，也作为主导文化可容忍的新兴文化，推动时代思想前进。因为，主导文化内部也有一股力量需要借助新兴的文化冲击原有的保守文化体系，这就使现代派这种显而易见的异端文化，居然也可大肆传播。当然是多种合力的作用下，现代主义成为八十年代最有争议，又最有影响的文化潮流。
总而言之，文学的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兴起，根源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它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试图运用新的思想资源的努力，尽管它引起广泛的争议，但它终究创造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情势。不管如何，八十年代终究还是改革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不可动摇的方针政策，中国进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乃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趋势，这就使封闭保守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全面控制当代思想意识。文学界长期为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统治，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审美观念实际上明显偏向于左倾，其僵化和保守是显而易见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普遍寻求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现代主义预示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它给作家提示了创新的经验，因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也就成了难以压制的新生力量。
第三节 现代主义在叙事方学方面的表现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有纲领的文学运动，它是创作界自发的对西方现代派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虽然较早的理论倡导发生在1978年（徐迟文），但创作方面也几乎是是在同时就开始尝试，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作为自发的非团体性的个人借鉴，中国的现代派在其初始阶段无疑是幼稚的，但它也无疑表现了当代文学努力探索的勇气。就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创新动向而言，在强调叙述的主观视点方面；在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活动方面；在表达偏激的自我意识方面；在运用象征等修辞方法方面，都显示出创新的意义。
王蒙显然是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主张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派的是剧作家高行健。高行健1981年在《随笔》上连载多篇短文介绍西方现代派，随后结集出版。这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先是王蒙在《小说界》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高行健，随后刘心武在《读书》上又加以推荐，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这本小册子的通信，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批评。
创作界的实践也逐渐在推进，除王蒙进行意识流实验外，李陀也相继发表《七奶奶》、《自由落体》等作品，虽然比较生硬，但实验倾向却更明确，高行健的几部戏剧如《绝对信号》《车站》等，已经摆一阵势要向现代派迈进。其他一些作品虽然未标明是现代派，但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已经侧重于向怪戾方面发展。关于“现代人”的设想呈现二极分化：其一是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另一种是性格与情感都具有某些怪诞的违反社会的常规现代人，而后者似乎更具有文学的“现代人”的特征。对这种人物的表现，当然也就有了“现代派”的部分特征。张洁的《方舟》（1983）写了一群独身女人，她们追逐事业和个性而拙于爱情，这使她们纷纷陷入性苦闷的境地。张洁当年的感伤与温情，现在已经为尖锐怪戾的性意识所替代，人格分裂，对生活过激的反应，一些怪诞的生活行径被张洁刻划得有棱有角。而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1984）是早涉及到城市中男女的个性冲突问题，小说探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与家庭的冲突。那个“孟加拉虎”被设想成富有个性的现代人，他以困兽的姿态与社会搏斗，并且不屑于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寻找平衡。这篇小说可能是“新时期”以来的最早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品，张辛欣的叙事一向犀利而硬气，敏感而富有张力。
就叙事文学而言，现代派的高潮直到1985年才到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1985），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1985）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横空出世。《你别无选择》描写一群大学生对个性的狂热表现。这篇小说抓住了当时青年急于认同自我的社会心理，表现出反社会和反传统的激烈情绪。小说的叙事落拓不羁，挥洒自如，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特别是对那种无聊感和荒诞感的处理，显示了某种反讽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
《无主题变奏》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斥之以鼻。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感，无聊和空虚组合成的“多余人”或“局外人”的态度。而刘索拉和徐星在叙事上都表现出对主观叙述视点的强调，把自我感觉放在叙事的中心。这与强调客观反映对象事物的现实主义构成明显反差，小说叙事被看成是作者直接表达对生活现实的看法，与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对话。当然，说到底，这些被称之为“典型的”现代派的小说，其实质还是表达了一种“现代派”的生活观念，张扬了一种个性至上与个人主义，这些思想观念构成这些小说的思想底蕴，使之具有现代派的风格。实际上，现代派小说并不十分强调文体实验，更侧重于表达一种世界观，表达对生存的独特感受。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源起及其代表作
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的实践都是历史主流要求的反映，这一切都源自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 “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 “寻根”也依然是一种命名，在这个名义之下，历史实践则要依据它直接的现实前提，“寻根派”由知青群体构成则是这一现实前提的基本事实。
酿就“寻根”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一所疗养院里的聚会，随后（1985年）有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这些文章引起热烈反响，标志“寻根文学”形成阵势。虽然“寻根派”在1985年底打出旗号，而事实上被推举为“寻根派”的代表作品不少是在此之前面世，甚至更早些的知青文学在“大自然主题”中就蕴含了那些异域文化风情。寻根的基本意义如韩少功所说：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但事实上，“寻根派”的写作不是遵循“寻根”的宗旨（寻根本来就没有宗旨），而是遵循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那些记忆中的贫困山村，那些异域风情，那些人伦习俗，原来不过是作为找回失去青春年华的背景，作为蹉跎岁月的精神磨难的陪衬，现在却浮出历史记忆的地表，成为写作的前景材料，先是获得自然的生命强力，随后被赋予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其意义也奇怪地具有二重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二重性，或者具有温情脉脉的人伦美德，显示出中国传统的精髓；或者是令人绝望的劣根性。
郑义的《远村》（1983）后来被推为“寻根”的代表作。郑义写出生活境遇中的那种绝望的忍耐，写出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情调。与其说在寻找民族生存之根，不如说是在发掘历史残存的苦难，它无助于反省现实，却足以提示一种审美观照的情境。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当推韩少功的《爸爸爸》（1985）。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尚处于朦昧状态的落后部落的故事，这里远离现代文明，贫穷、野蛮、懦弱而无知。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价值，不过是这个愚昧集体的一个被动角色，他们自觉屈从于宗族的权力和习惯。《爸爸爸》表达了对国民劣根性的寓言式的批判，精当地运用了象征、隐喻等手法，有效地捕捉信那种疯狂与麻木相交合的生存状态。
阿城的《棋王》、《孩子王》以及后来的散文集《遍地风流》，它们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其中也确实有一种淡泊沉静的文化意味，直逼庄禅境界。开始是史铁生，后来是阿城，把这个书写时代和历史的文本，转换成知青的个人记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转折，但这一转折并没有在原来的个人化和私人性意义被认同，而是同样向着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方面加以展开。阿城的文笔清俊精炼，自然天成，但他的文化领悟并没有更深地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而是更多的依赖某种传统典藉。
寻根的代表作还有：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的《小鲍庄》（1985），张炜的《古船》（1986），王安忆，《小鲍庄》（1986）
莫言作为寻根派最后一个代表，他的意义具有非同凡响。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梁》等一系列作品，这是“寻根”的一个意外收获，也是它的必然结果。莫言与此同时的一系列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球状闪电》都是出色的作品。这些作品尤为显示了莫言的描写能力，他的语言表现力和丰富的感觉。正是莫言在这些方面所作的探索，他在文学叙事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都强有力地影响了随后先锋派的小说意识。
寻根文学还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经验，并且群体效应并没有淹没个人化的风格。贾平凹刻画秦地文化的雄奇粗砺而显示出冷峻孤傲的气质；李杭育沉迷于放浪自在的吴越文化而具有天人品性；楚地文化的奇谲瑰丽与韩少功的浪漫锐利奇怪地混合；郑万隆乐于探寻鄂伦春人的原始人性，他那心灵的激情与自然蛮力相交副而动人心魄；而扎西达娃这个搭上“寻根”未班车的异族人，在西藏那隐秘的岁月里寻觅陌生的死魂灵，它的叙述如同一片神奇的异域风景......。
总之，“寻根派”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寻根群体”因此成为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的思想着的历史主体。重要的不在于讲述历史，重要的在于历史地讲述。曾经迷惘地审视自我的历史伤痕的知青，现在被推到时代思潮的前列，参与当代思想的对话，站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交叉的边界，“寻根派”当然有理由把自己设想为民族／历史的主体，设想为与世界对话的第三世界文化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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