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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1、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的嬗变。
2、“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9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的影响。
3、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难点：1、西方文学潮流对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的冲击。
2、“后现代主义”的含义极其在中国文坛的变异。
3、对文学走向边缘的理解。
第一节、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现象
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文学自身的变动，文坛在悄然间也开始了新的嬗变。首先是所谓通俗文学实为庸俗文学的冲击；其次，一种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嘲笑文学的社会性、时代精神、现实题材乃至深入生活的意义的论调在传播；再次，有些作品由于片面热衷于描写抽象的人性，削弱了对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扬。这一系列变化表明，中国文学再也无法以旧有的方式存在，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回应，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选择新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
1985年，在中国大陆首度爆发了“通俗文化热”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效益落差进一步扩大，纯文学作家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自1986年以来，文学的商业化现象逐渐增加。王朔小说的畅销和以他为首组织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作家工会“海马影视创作室”的成立，“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来临”（白杰明语）。
1993年，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陕西作家的长篇新作，文坛上出现了“陕军东征”。先是媒体广泛报道，紧接着便是评论文章的铺天盖地。过火的言论使“陕军东征”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商业操作的意味，直到1997年尚有余波。
朦胧诗人顾城1993年10月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消息传出后，竟有人以诗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来要求人们理解。另一种炒作方式是出版顾城的遗著或重新出版他的诗集。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自传式作品的出版，满足了读者借鉴成功者的渴求，形成了颇为壮观的“留学生文学热”。
从1992年开始，王朔、张贤亮、魏明伦等先后成立文化实业公司，拉开了作家文人大规模“下海”的序幕。
1993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幕。包括不少知名作家的八百多名作者，逾七千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如此剧烈的文稿交易市场化活动，建立在作家和商家互相需要、一拍即合的基础上。
第二节、海外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冲击
1985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是一个重返“五四”的时代，清算“文革”、批判国民劣根性，为中国文化向现代化上下求索，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85年以后，在人欲横流、迷乱浮躁的社会趋势下，曾经在“时代的代言人”大旗下集结的作家们也只好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最早闯入中国作家眼帘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股“拉美旋风”引发几乎一代先锋作家的仿效狂热。之后，对外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译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很多作家都表示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帮助他们进一步地理解了文学的真谛。
然而好景不长，在读者厌倦了先锋小说里充盈的荒诞、焦虑、喧嚣的情绪和各式各样的语体实验后，先锋小说走到它的尽头。大多数先锋作家回归了传统的叙事技巧，同时也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和反技巧主张。后现代主义是1986年以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外国文艺思潮。特别是在90年代，大量的对文学现象的新命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后现代主义”推衍而出。几次大的文学论争，也多半有后现代话语参与其中。
“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到80年代中期才在中国出现，但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却要早得多。1980年以来，不少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到国内。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和论著大增，这些都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影响进一步扩大。有人不同意中国存在自己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改革开放中，除了西方文学思潮，台港文化也对大陆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台港文化潮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入大陆，十数年来形成了三四次浪潮。
由于台港文化潮的体现较为形而下，进入的管道较为地层，一开始在文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随着台港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评论界开始研究、探讨其美学价值、流行原因以及对大陆文学的互补意义。台港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庸。尽管这样，大多数论者仍对台港文化持相当低调的态度。其重要原因，是论者大都对台港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仍在使用旧有的审美意识进行解读。
另外，还有些批评者看到了大陆知识分子与台港文化人在商业社会中相似的精神困境，开始关注台港文化人如何在商业社会中表达自我的精神立场。这对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社会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和寻求发言渠道不无借鉴之处。
第三节、文学界的思想争论
1985年，刘再复接连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构筑一个一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论文学的主体性》“纲要性地”阐发了他的“文学主体论”。刘再复的文章遭到了一些评论者激烈的批评。另外一些评论者对其文章则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这场争论在海内外都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海文学》于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个历时一年半的专栏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由于绝大多数学者、作家对重写文学史无异议，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上。由于存在十分尖锐的分歧，在80年代末的具体环境中，这场争论实际上不了了之地收场。倒是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生实际的影响。
80年代末，一些批评者对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功用和评价提出了质疑，因为对《讲话》的全盘否定，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驳。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也波及到文艺界。
自从“后现代主义”以及由其派生出的“后新时期”、“后先锋”、“后新潮”、“后殖民”、“后结构”等名词频繁出现在报刊上，又出现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有文章从大环境着眼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也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后，文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谓中国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完全具有一哄而上的特色。还有论者指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区别”。这大概是在学理争论之外，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的问题，于是接着爆发“人文精神大讨论”。
90年代中国文坛发生的争论，不会有比“人文精神大讨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这场争论不仅震动了全国知识界，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大多数论者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称之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乃是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自我拯救的整体性努力”。
第四节、从中心走向边缘
1986年以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全面边缘化的过程，似乎让人们在世纪末才第一次看清了文学的真实位置。而这一状态，也许正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批评家对政治的普遍兴趣并未因曾饱受打击而丧失，他们仍然力图用文学去“干预生活”，对自己在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依然居之不疑。
然而1986年后，形势大变，文学已难以产生如新时期之初常见的“轰动效应”，因为“现代化”已经启动，读者对政治的热情已经减弱，更多的人日益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局势下，文学开始了向着意识形态边缘主动撤去。尤其是在1989年后，作家们在政治话语层面趋于沉默。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曾在文学国度里笼罩一切的话语终于完成了它的隐退，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开始用别的角度来审视自身。
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作家队伍迅速地完成了分化。有的继续从事纯文学的写作，有的进入政界当官或下海经商，有的制造畅销书，有的成为报刊专栏作家，等等。此时，属于精英话语的纯文学在远离了以“启蒙”、“代言”为己任的意识形态中心后，在被放逐到社会话语场的边缘处后，文学开始试图重建自身的话语中心，这一努力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遁归民间，而是返回个人。
在1986年以后的时代动荡中，“受灾”最烈的并非创作领域，批评家们所受到的冲击更大。
对于中国文学整体的边缘化倾向，大多数论者表示，文学本来就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长期处于话语中心并非正常的状态，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文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返中心，甘居边缘可能是文学的唯一选择。不过也有许多人大声呼吁，认为文学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中心话语，巩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才有可能对本领域进行整合，以全新的姿态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80年代中期产生的“通俗文化热”？
2、 纯文学为何产生生存危机？
3、 商品经济冲击下文学有哪些变化？
4、 试述“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5、 如何理解中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差异？
6、 台港文化潮对中国文坛有何影响？
7、 “文学主体论”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
8、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文学意义
9、 “人文精神大讨论”产生的原因。
10、文学为什么会在80年代后期走向边缘？
11、文学走向边缘后，在试图重建自身的话语中心方面做了那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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