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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1960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时，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不过，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注：黄子平《革命 历史 小说》第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短篇小说方面，孙犁、茹志鹃、刘真、峻青、王愿坚、萧平等，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小说，如《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万妞》(菡子)等。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这是由于，一方面，能够使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极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因而，这种讲述，将会在“真实性”上受到严格的指摘；这就不是任谁都有“资格”和“条件”涉足这一题材领域。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注：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学十年》第37页，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自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小说，散文、戏剧、诗等体裁，也加入了对于这一讲述既定“历史”的相当壮观的行列。(注：如叙事诗《杨高传》(李季)、《赶车传》(田间)、《李大钊》(臧克家)、《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戏剧《战斗里成长》(胡可)、《万水千山》(陈其通)、《风暴》(金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杜鹃山》(王树元)等。在散文和“史传文学”方面，《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部大型丛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作品，数量就更多了。)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状貌。
二 “史诗性”的追求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迹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其实，不仅长篇，一些叙事诗和戏剧作品，也表现了相似的趋向)。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目标后来得到继续。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实现”，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40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杜鹏程(注：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6年内战开始后，任解放军随军记者。50年代一个时期，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生活。除《保卫延安》外，还写有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延安人》等。)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1954年初版本出版后，冯雪峰称它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延安的收复。其中，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是描述的重点。初版本之后，作者作了较大修改，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第二、第三版。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是作品的总体构思。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是高级将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注意。但是，在当代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经常不被区分的情况下(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美学逻辑)，这种“创造性”同时也就包含着可能的“危险”。1959年，在彭德怀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贬谪之后，这部写有彭德怀的小说也就陷入长期不得摆脱的困境之中。(注：第三版之后，本书不再印行。1963年9月2日，文化部下达秘密通知，指令各地对《保卫延安》“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次年又发出“补充通知”，对这部长篇的处置改为“就地销毁”，“不必封存”。“文革”期间更受到反复批判。)
吴强(注：吴强(1910-1990)，江苏涟水县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参加过左联。1938年参加新四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除《红日》外，另出版有长篇《堡垒》等。)的《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在表现40年代内战的小说中，评论界一般认为，比起《保卫延安》来，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理由是，对战争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有比较开阔的展现：不仅指写到军队中的军、师、团以至普通士兵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指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连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而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的意向。二是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并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赋予将之区别的对比性特征，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在坚持“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小说对“反面形象”(沈灵甫等)也避免漫画化刻划，在对其反动、虚伪等“本质”的描写中，不回避表现其才干、谋略。这一切，是为了“惊顽惩恶”，为了更突出“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所作的设计(注：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注：梁斌(1914-1996)，河北蠡县人。20年代后期读中学时，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抗战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冀中主要从事文学宣传和地方政权工作。除了《红旗谱》等长篇外，还写有长篇《翻身记事》等。)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的“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而这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组织为各卷的中心情节。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的“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在《红旗谱》中，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也参与了人物性格、行为的构成。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三 《红岩》的写作方式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在小说出版后到“文革”发生前的几年间，《红岩》的人物故事，被歌剧(《江姐》)、话剧、电影(水华导演、赵丹主演的《烈火中永生》)、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形式所移植、改编。在60年代，这部长篇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注：参见《〈红岩〉五人谈》(《文艺报》1962年第2期)、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史诗》(《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姚文元《黑牢中的雄鹰》(《四川文学》1962年第5期)等文。)。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和刘德彬等，是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的亲历者。40年代后期，在重庆从事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被捕。在四五十年代的交替时期，在被称为“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关押着许多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溃败，山城重庆为解放军攻占的前夕，他们中有的人越狱逃出(如《红岩》的作者)，而多数人被秘密杀害。50年代，作为斗争和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和见证人，配合当时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着手搜集、寻访死难者的资料，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讲述革命者的英勇和敌人的残暴。报告活动虽说是讲述“真实事件”，实际上已进入创作阶段。据回忆者说，罗广斌讲“白公馆”中的“小萝卜头”的故事，“一次比一次讲得丰富、具体、细节生动。看得出来，他讲故事不只是搜索着记忆，而且不断在进行着由表及里的思索，展开了设身处地的想像”(注：引自《〈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加以记录、整理，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印数达三百万册。1958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罗广斌等将这一题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小说写作在进入第二稿时，刘德彬因工作关系不再参加。第二稿由于“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而没能成功。作者写作的信心也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让罗、杨二人“脱产”专门修改小说，并要重庆市文联组织讨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为小说的写作“献计献策”。这其间和以后，参与这一“写作”活动的有四川的一些作家和四川、重庆的政治领导人。1960年6月，罗、杨二人到北京听取出版社对修改稿的意见时，参观了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各种“历史文物”，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在40年代末的电报、批示、文件等。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他们在阅读了有关文章后，觉得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时代特征，有了深入的认识，“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明朗的色彩，找到了小说的主导思想，人物也就从而变得更崇高、更伟大了”，小说的面目于是“焕然一新”(注：马识途《且说〈红岩〉》，《中国青年》1962年第11期。)。这就是1961年3月完成的第三稿。在写作期间，作者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以书信形式对写作、修改进行细致讨论。1961年6月，完成了第四稿。8月，罗、杨又一次到北京，在出版社编辑的协同下，作了最后一次的修改。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戏剧、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个人写作”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的黑暗和光明的交替的时刻，是新时代的诞生——这种历史意识，已在5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叙事中确立。《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本质”的讲述。它以更加分明、强烈，更带象征性，也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表现四川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条线索。而1948年至1949年国共战争的情势，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政权的瓦解，在小说中做了充分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革命者(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与敌人(徐鹏飞等)的关系，被安放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的格局中。人物思想、性格，他们的言行、心理的刻画，不再存在任何幽深曲折而彻底“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和识见，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虚张声势然而恐惧、绝望，在作品中都做出对比分明且有层次的，推向“极致”的描述。而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所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这种情景类型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
四 另一种记忆
写作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家中，峻青、王愿坚主要采用短篇的体裁。王愿坚在其小说集《后代》的后记中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提示了他和峻青所要讲述的历史记忆的重点，和讲述的现实依据。他们强调的是创造“幸福的路”的斗争的艰苦和残酷，并在这样的背景上塑造经过血与火检验的英雄形象。峻青(注：峻青(1922-)，山东海阳县人。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胶东纪事》，和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等。80年代，发表了长篇《海啸》。)1954年后，发表了一组写40年代山东胶东半岛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内战)的短篇，如《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等。人的生活环境的险恶，是这些小说所着力渲染的。在情节上，偶然因素的安排，为人物布置接连不断的严峻境遇的磨难。在多少损害了对个体生命的人性关怀的情况下，酷刑、死亡等情节常用来突出英雄的“超人”式意志。这种构思方式，也出现在他写和平年代的作品，如《山鹰》中。由于峻青的创作所具有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因素(正面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理想激情的基调)，他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很高的评价。相对于峻青描述的铺张来，王愿坚(注：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担任报社的编辑、记者。50年代，从事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的组织、编辑工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党费》、《亲人》、《普通劳动者》等。“文革”期间，参加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文学剧本的改编。)的叙述要显得单纯清晰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更接近于“故事”的形态。《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所写的30年代初“苏区”的斗争和红军的长征，作者并未亲历过。但他40年代在军队中的生活，以及参加《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丛书的编辑工作，帮助他掌握“革命历史”叙述上的原则和方式。
比较而言，孙犁、茹志鹃、刘真等对革命历史的讲述，是不同的另一种方式。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一种个人的抒情性的特征。孙犁(1913-)，河北安平人。抗日战争和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晋察冀地区的报社任编辑，学校教员。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等。50年代以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小说主要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正月》，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50年代中期以后，除散文随笔，小说创作渐少。《风云初记》是孙犁惟一的长篇小说。第一、二集分别出版于1951、1953年。1962年改定第三集后，与前两集一起出版合编本。小说写“七七事变”后，冀中滹沱河沿岸子午镇和五龙堂村庄的生活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的故事。中篇《铁木前传》写乡村中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的友情和友情的破裂。一般的评论认为，这种破裂，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的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变化，涉及有关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主题。在“农业合作化”已经不是一种规定叙事、甚至会被看作是对历史作出“错误”叙述的80年代，作者对这样解释不很赞同。他说，“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又说，“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注：《孙犁文集？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在对于农村“阶级分化”的描述中，作品所表达的深切忧虑，确是有关淳朴、美、真挚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的变异这一事实。“回忆”，是这些小说的结构框架，也是它们的情感基调：“这几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吴召儿》)；“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山地回忆》)；“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铁木前传》)……现实情景中感受到的情感缺陷，决定了对经验的提取和构成方式。“战争”、“革命”的意义，在孙犁的小说中，大体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生活信心、淳朴人性提供一种充分展示的“典型”环境。在发生革命和战争的冀中乡村的背景上，作者以情感化的想像，来创造“极致”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更多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身上。
孙犁的小说数量并不很多，艺术水准也参差不齐。他的那些最具个人特色之作，在结构行文上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其艺术重心是表现流贯于生活过程间的情绪和气质。但又不耽溺于感伤。叙述者显露的情感介入，因着明晰、确定的描述而得到控制。在五六十年代，小说由于强调典型环境和人物的创造，提倡“正面描写时代的巨大斗争生活”，孙犁的这种抒情的、散文化的小说，不能获得较高的评价。为他的“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风格辩护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我们时代的风貌进行更广泛的描绘”，“对人物性格进行更完整、更深刻的刻画”(注：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1年第10期。)。
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生于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战争年间，在军队的文工团工作。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问世的短篇《百合花》，受到广泛的注意(注：这一情况，与茅盾对它的高度评价有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来分析这个短篇，并称“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五六十年代的短篇，收在《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这两个集子中(1978年重新编选为书名《百合花》的短篇集)。这些作品的取材有两个方面：一是40年代的战争生活，除《百合花》外，还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等；另一是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题材。其中，《如愿》、《春暖过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写城市市民阶层的家庭妇女，在生活潮流的诱发和推动下走出家庭的心理变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的题材，同50年代许多创作一样，主要纳入对妇女的社会政治动员的主题中。她的有关战争生活的小说，在叙述上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然而，内在的“回忆”的动机和叙述线索，不难辨识。它们是作为参与生活“统一性”的组织而被索取和重新构造的。这一点，茹志鹃后来有过说明：当时之所以回忆战争年代，是“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她十分苦恼，每天晚上都“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注：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一表白，提供了了解作者回忆“革命历史”的心理动因的线索，但也可以看作是写作之后时隔二十余年(1980)的一种阐释。
《百合花》写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插曲，一个出身农村的军队士兵，与两个女性在激烈战斗时的情感关系。这个短篇在当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受到的肯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50年代短篇艺术上所达到的示范性成绩。它的注重构思和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很好结合，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以及“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和“前后呼应的手法”——这些，符合那些把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短篇杰作看作范本的批评家(如茅盾、魏金枝等)的理想。他们可以以之为例，来“矫正”当时短篇创作上艺术的普遍性粗疏。除此之外，《百合花》又是在一种“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上受到肯定的。批评家(如茅盾)很快便把这一故事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一“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注：这一情况，与茅盾对它的高度评价有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来分析这个短篇，并称“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使这一短篇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茹志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还继续有短篇小说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被列入显示“新时期”小说最初收获的作品名单之中。
在50年代，以抒情性叙述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还有刘真的《核桃的秘密》、《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刘真的《英雄的乐章》(1959)，以伤感的怀念语调，讲述八路军的一位指挥员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和阵亡。这个短篇，在1960年以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为由受到批判。(注：参见王子野《评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文艺报》1960年第1期)、康濯《同根长出的两株毒草——略谈〈英雄的乐章〉和〈曹金兰〉》(河北《蜜蜂》1960年第1期)、《战士批判〈英雄的乐章〉》(《解放军文艺》1960年第5期)等。)
五 《青春之歌》及其讨论
《青春之歌》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在当代，类似的长篇还有高云览(1910-1956)的《小城春秋》。《小城春秋》描述的是发生在30年代初厦门的革命活动。《青春之歌》是50年代出版的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作者杨沫(1914-1995)，湖南湘阴人。曾在北平读中学，在河北香河县、定县和北平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193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大都已佚失。1950年出版了中篇《苇塘纪事》，但没有引起注意。《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1960年出版修订本。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了银幕(注：杨沫改编，崔嵬、陈怀皑导演，谢芳、康泰、于洋、于是之等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而受到欢迎。小说《青春之歌》在60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拥有大量读者。1960年日文版在日本发行后的五年中，印刷12次总数达20万部。
杨沫的这部长篇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可以看到以作者30年代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的明显根据。除个别章节外，全书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经历作为描述的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屡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永泽的救助；当时的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庸、自私，在政治道路上出现分歧而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故事发生时间，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间。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云和事变，构成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小说结构前半部较为完整，后面则略嫌松散。对林道静的情感、心理的刻画细致真切。许多场景的描述，能表现出特定时代、地域的气氛和特征。但作品的语言缺乏个性，也缺乏变化；在长篇写作上，运用多种叙事手段的意识不很自觉。这些不足，当时的批评家就已指出(注：参见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等文。)。
《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雄斗争。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注：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中说，《青春之歌》“粗粗一看，好像它的题材是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事实上，“里面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作者在《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中说，她写这部小说的最初愿望是要表现那些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这一道路的叙说虽说早已做出，但在知识分子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小说出版一年后，《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注：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文艺报》1959年第4期)。)，认为对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的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另外，文章还批评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林道静也“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一篇支持这种批评的文章中，还对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等的爱情、婚姻生活的“道德性”，提出严厉的质疑。随后，《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便就《青春之歌》的评价，或开辟讨论专栏，或刊登专题文章。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巴人、马铁丁、袁鹰、何其芳、茅盾等)，以及组织这些讨论的报刊，都持“保护”这部小说的态度，指出《青春之歌》的“全盘否定”者的批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青春之歌》的批评者，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要表现“阶级本质”，强调“完美”地表现“历史本质”；他们以“阶级本质”的眼光，敏锐地看到小说的表达与“本质”的“纯粹”、“彻底”之间的距离。而小说的保护者则为着他们所钟爱的写实小说的“文学性”可能受到的损害，也出于对知识分子改造(阶级本质化)的后果的忧虑，来为小说描述的某些非纯粹的“自然性”辩护。在1959年，后者的主张获得支配地位。但到了“文革”期间，当“激进”的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时，《青春之歌》的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
就在讨论当年，杨沫“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对这部小说做了修改。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注：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的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对于这种修改，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持批评的意见。也有论者认为修改本是对初版的重要缺点的弥补，是必要、成功的。这种分歧，是50年代争论的不同立场的延续。《青春之歌》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另两部长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在内容上有着连贯性，被称为“青春三部曲”。但后两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六 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或许也可以称为“革命历史小说”，但表现的并不属于上述的“既定”的“革命历史”。不过，其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与上面论及的革命历史小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姚雪垠(注：姚雪垠(1910-)，河南邓县人。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有，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等。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此后致力于40年代就开始酝酿的《李自成》的写作。)写作《李自成》的时期，古代的农民起义是被作为20世纪现代革命的“历史资源”看待的。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的主要理由，是它“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以歌颂“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武训，这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注：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1951年创作、拍摄了表现发生于武训同一时代的农民起义的影片《宋景诗》，提供对“中国历史”的正确叙述。因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注：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的《李自成》，与直接表现现代革命运动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李自成》计划写五卷，现在完成三卷。第一卷(上、下)出版于1963年，写明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军进逼京城，官军在潼关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激战，崇祯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明朝社会动荡，皇室风雨飘摇。第二卷(上、中、下)和第三卷出版于1976和1981年。第二卷写李自成潼关之战失利后，来到商洛山中，受到官军、土豪、叛军围剿；李突围入豫，联合张献忠，破洛阳，攻开封，气势达到顶峰。第三卷则开始了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而走向悲剧的过程。人物众多，结构宏阔。写出明清之际的“历史百科全书式”的长篇的企望，使小说呈现“全景式”的展开方式。从社会图景的描绘而言，涉及包括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城到乡村，从关内到关外，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农事百工等广泛领域。第一、二卷出现的有名姓人物已有二百余人，他们中有皇帝、大臣，有太监、宫女，有读书人，有贫民百姓，有起义军领袖和士兵。小说特别注意表现这个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如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与清王朝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和各个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派系矛盾等。小说显然十分重视表现复杂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而在处理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时，把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这种设计，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揭示历史规律的目标所决定。在处理复杂线索上，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虚实相间、彼此照应，取得层次井然、浑然一体的效果。
《李自成》的受到赞扬，还因为它是“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对李自成这一“中心人物”和他所领导的军队的描述，被看作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李自成在作品中，以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岗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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