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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广田、陆蠡的叙事散文
李广田（1906－1968），号洗岑，笔名黎地、曦晨等，山东邹平人。自幼家境贫寒，读完县城师范讲习所后，即教小学，后再读师范，并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从这时起，即发表诗文，其作品收入合著《汉园集》，与何其芳、卞之琳合称“汉园三诗人”。大学毕业后，回济南教中学。在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之后，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昆明云南大学任教。著有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雀蓑集》、《圈外》、《回声》、《灌木集》、《日边随笔》、《散文三十篇》，小说《欢喜团》、《金坛子》、《引力》，诗集《春城集》、《线秀》、《一滴蜜》、《行云集》，文艺理论批评《文学枝叶》、《创作论》、《文艺书简》等。搜集整理出版撒尼族长诗《阿诗玛》，负责编辑《闻一多选集》、《朱自清文集》。
李广田以散文家著称。他的散文文笔朴素恬淡，诗情浓郁。前期散文写乡情民俗，杂染齐鲁大地色彩、传播黄河儿女的怨怒。后期散文多了一点时代风云，记录的是抗战足迹。《桃园杂记》是李广田散文的名篇。前面写桃花、桃实、桃香，一派诗情画意，有了这番渲染在前，后面闲暇介绍桃子的种类，就不显得累赘；再说到桃园的荒芜，桃业的萧条，于陪衬中就加强了控诉的力量。《山水》“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来诉说山水，有追怀，有想象，于平实中见波澜。赞美劳动，歌颂创造。《日边随笔·序》是一篇重要的序言。它概述了作者散文前后期的不同内容、不同风格及其变化。“日边清梦断”和“日色冷清松”是前期的内容和风格。特点是“梦”和“冷”。后来，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作者由北向南，颠沛流离，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多少荒淫与无耻，多少奉献与牺牲，由此也就改变了他的散文的内容和颜色。这就叫“文变染乎世情”。
陆蠡（1908-1942），现代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原名陆圣泉，浙江天台人。1926年起就读于之江大学和劳动大学。1930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浙江、福建等地的中学。1935年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抗日战争期间因该社出版爱国反日书刊被逮捕入狱，在严刑折磨下英勇不屈，惨死狱中。著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译有《罗亭》、《鲁宾逊飘流记》等世界名著。
陆蠡以散文创作著称。他以精巧的构思，把娓娓的叙述、深挚的抒写与哲理性的思索交融在一起，形成梦幻般的优美意境，委婉细腻，曲折有致，清新醇厚，在思想和艺术上自有一种独特的光彩。《海星》讴歌人间的挚爱深情和天真纯洁的童真心理，清新委婉，寓意深长。《松明》表现了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心志，在凝练隽永的文字中时现孤独的心绪。《囚绿记》表现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借对北平住处一棵长春藤的深情怀念，寄寓期待光复失地的爱国情思，含蓄地颂扬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品格，以小见大，托物抒怀，清丽深沉，朴实凝重，蕴藉有力。在现代文学史上，专事散文创作的并不多，陆蠡则是其中的一个。他刻意追求一种寓浓于淡的素朴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经常把朴实的叙述与简约的描绘浑然无间地交织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特有的醇厚的美感，情真而辞达，在凝练晓畅大言词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囚绿记》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作品选析]
山之子李广田
《山之子》为一位登危岩、攀绝壁，采挖百合花养家的哑巴唱赞歌，塑造了一座伟美壮观、庄严肃穆的浮雕像。这是一篇游记。本篇结构看似随便，实则很讲究。全文约五千字，重点写山之子，但真正落实到他身上的文字不足两千。作者先写“快活三里”及其“快活泉”的景色，写“把他们的心事告诉神明”了的香客的微笑和他们篮里的百合花；次借两个小朋友之口，渲染人被草丛中毒蛇缠死的凄惨和采药人被山鬼推下深涧的恐怖。这就是人世。有对幸福的憧憬和甜蜜的微笑，更有毒蛇的嘶语和饿鬼的嚎叫。山之子在这种铺垫之中上场。他住在“升仙坊”，“向上去是’南天门‘，’南天门‘之上自然是青天第一碧，两旁壁立千仞，松柏森森，中间夹一线登天的玉梯”。这是写实，又有寓意，寄托着作者的情思。山之子不是神仙吗？是的，他最先身披彩霞最先承受雨雪，他没有凡夫俗子的污垢、浊气，而有玉骨冰心，壮美高洁，令人神往。当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哑巴--山之子的特写镜头。没有写他的肖像，只写了他的工具和采药归来对香客的述说。最后一句哑巴的咿咿呀呀，余音三日绕梁。本文颇具匠心，好像很少写山之子，实则全文都在写他。首尾照应，疏密相间，虚实结合，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作品选析]
囚绿记陆蠡
《囚绿记》首先令人惊叹的是文章曲折深邃的意境。散文贵在立意,小中见大,是散文创作的传统手法。小而能真,易于表露作者真切的感触,也易于拨动读者的心弦。倘若小而未能见大,则会流于琐碎,缺乏力度,不成格调。作者无疑是深谙散文创作的三味。他在文章中自然而然地道来,由两枝碧绿的长春藤柔条被幽囚前后情景的叙述,引出了“永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含蓄地赞美了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抒发了自己对山河沦亡的感叹,表达了企盼祖国早日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心情。文中朴实的叙述,哲理的思考和感情的抒发,构成了浓厚深沉的诗意,曲折委婉,含蓄别致,相当感人。
这深沉意境的传达还得之于精湛别致的艺术构思。文章写于1938年,当时北平已经沦陷,作者坚守在上海“孤岛”的一个文化岗位上。他对北平的怀念,是与当时在“孤岛”艰难奋斗的特殊心境纽结在一起的。他写北平意在寄托和比兴,揭示的是一种对抗黑暗的力量,一种民族精神，从中勉励自己,寄予自己的殷切企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陆蠡对北平的感情,不同于老舍。老舍生于斯长于斯,他可以用深情而朴素的语言喊出：“真想北平啊。”而陆蠡却并不熟悉北平的风土人情,因此,他另辟蹊径,选取了自己旅居北平一家公寓时与“绿友”交往的经历为题材,通过对恋绿、囚绿和释绿过程的描写,寄予了曲折含蓄的深意,以阐明主旨。
在文章中，作者先介绍选定这家公寓的原因便是那里有一片可人的绿影。接着，以具有诗意的语言抒写了绿色对于“我”的宝贵：“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而这象征着生命的绿色又给予“疲累”、“孤独”的“我”以极大的“欢喜”，如“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如“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绿叶成了“和我对语”的朋友。这一层写了“我”对“绿友”的留恋。第二层，写由恋绿而至囚绿。出于对绿色的爱恋，“我”“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屋里。但这些被幽囚的“绿友”似乎不理解“我”的“爱抚”与“善意”，“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于是，作者感叹道；“植物是多么固执啊！”它“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这里已为文眼的显示埋下了伏笔。第三层写由囚绿到释绿。着重描写了“绿友”“永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怎样深深打动了“我”，终于使“我”向它们致以“诚意的祝福”，嘱咐它们“繁茂苍绿”，期待“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至此，文章的“文眼”尽显；并且通过文章首尾的照应--“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离开北平一年了。”“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大的背景，使“绿友”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融入了一个廓大淡远的氛围之中。文中“我”的欢喜，“我”的感叹，“我”的祈祝，完全寄予在对常春藤的深切怀念之中，融汇在层次分明、波澜起伏的记述之中。文章的高妙之处在于不离常春藤，又高于常春藤。文中的叙述真切自然，却处处有比兴、寄托、暗含了对民族气节的颂扬，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服作者用心良苦。
叙述与抒情的融合，绘画与音乐的交汇，是本文给人的另一美感。叙述与抒情的交替融合，使行文波澜跌宕，曲折起伏，富有节奏感。文章记叙的是作者在北平一家公寓的一段经历和一些感触，开头实实在在地介绍了选择这间寓所的原因。这段叙述犹如一片平静的水面。紧接着，水面掀起了层层浪花。是绿色触动了作者情感的抒发，他以洋溢着诗意的语言抒写着绿色给他带来的快乐和欢喜：“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之后，浪花不断扩散。作者将叙述与歌吟熔于一炉，勾勒出常春藤的生长及其被囚后的变化。最后三段平实的叙述使水面复归于平静。情与文的交替融合形成了文章寓浓于淡，寓朴于真的诗韵，读后如同欣赏一曲无言的乐章。
传统诗画往往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陆蠡可谓深得其妙。在《囚绿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由远及近的镜头。先是一幢公寓的素描，作者的眼光从地面扫过隔壁和天花板，最后落在木格子的窗上。接着，是一幅幅特写：南墙的小圆窗，窗玻璃破碎处的大孔隙，窗外的常春藤，房间里的绿影等。之后，是一幅幅精细的常春藤生长变化图，其中尤以对颜色的描绘最为出色。首先，将绿色嵌于“灰暗”、“黄漠”的对比之中。然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常春藤色彩的变化：“青”、“茂绿”、“青苍的颜色”、“柔绿”、“嫩黄”、“瘦黄”、“苍绿”等等。这篇散文还具有音乐美。这不仅仅体现在叙述与抒情交替而形成的行文节奏上，而且还体现在语言的节奏上。全文多为短句，语句整齐、典雅。如“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拿绿色来装饰我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这些诗化的句子优美对称，读来朗朗上口，清丽明快，具有一种音乐的流动美，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技巧。
第二节 何其芳、丽尼的抒情散文
何其芳（1912－1977），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主要散文集有：《画梦录》、《还乡杂记》、《星火集》、《星火集续编》、《何其芳散文选》等。其中《画梦录》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因在艺术上的独创性获得1936年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他在早年向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致力于艺术美的追求。作品中使用新奇的比喻、幻美的颜色和图案、赋予新意的典故、浓丽精致的语言，创造出富有诗意的散文，流露出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的孤寂、忧郁和感伤，带有梦幻的朦胧的色彩。《画梦录》和《刻意集》就属于此类作品。抗战开始和到了延安以后，跳出个人小圈子，现实感时代感增强，创作趋于朴素自然，格调明朗但也没有了精致的作品，比如《还乡杂记》和《星火集》内的散文即如此。《雨前》绘声绘色的描写了雨前大自然的景象，刻画了久旱盼甘霖的动植物的情态，描绘了雨前自然界的各种颜色、音响和图像，渲染了大雨降临前特定时空的氛围，以此含蓄地显示了作者孤独、忧郁的情绪世界，表达了他对充满活力的新生活的渴望。作者观察细致、语言精到、韵味深长。《黄昏》标志着作者早期思想上处于幻想时期和苦闷时期相交替的分界，围绕着黄昏这一易于引起人们幽思愁绪的特定时间，通过一组别致的意象，表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迷茫和追求。《独语》的一支彩笔，驰骋于广阔无垠的时空中间，堆砌出的虽是思想的碎片，却巧妙地表露出抒情主人公这位“倔强的独语者”，为探索人生道路而自我搏斗的心灵。想象空灵美丽，词句精雕细琢，意境幽远深微。
丽尼（1909－1968），现代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原名郭安仁，湖北孝感人。早年在上海劳动大学当旁听生。后在武昌、上海、重庆等地从事教学、编辑和翻译工作。曾参加左联。参与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著有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译有《前夜》、《贵族之家》等作品。《黄昏之献》是作者第一个散文诗集，多写青春梦幻消逝后的空虚和惆怅，读者可以感到他文字中弥漫的那种忧郁而美丽的黄昏气氛，交织着黑暗与光明，失意与企望。稍后的《鹰之歌》（1936年），开始淡化了“黄昏情绪”，在不断做自我解剖时，也观照周围人生，但大部分笔墨仍用于展示自我心理历程。《鹰之歌》以鹰的被残酷杀害，比况过去与之相爱的一位少女以及他们的恋情被扼杀的悲惨结局，写鹰正是寄托了他对少女深沉的眷恋和思念。作品托物寄情，感情真挚，想象瑰丽，全篇清新秀逸、诗情荡漾。
[作品选析]
鹰之歌丽尼
《鹰之歌》蕴含着一个伤心的故事,一段难分难舍而终于被迫分手的恋情。要读懂这篇散文,先得了解这个故事本身。作者1930年后到上海定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这之前,他曾在福建泉州任泉州日报副刊编辑,中学教员,当时他热情如火,风华正茂,有位少女爱上了他,但家里已为她挑选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这位少女在结婚前冒着大雨偷偷找到作者,表示即使作者带她到天涯海角也心甘情愿。遗憾的是作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不让姑娘跟自己到处漂泊受苦,婉言谢绝了姑娘的请求。从此成为作者长埋藏在心中的一个隐痛,一个忧愁的故事。对于该故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文体来表现,可以写成一首诗,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也可以写成一篇叙事散文,但作者写成了一篇富于象征性的散文诗。作者何以做如此选择？或许是作者因为深感痛巨,不愿和盘托出,宁愿用若隐若现的人物,如诗如画的景物,优美感伤的语言,来奏响这支独特的心灵小夜曲,从而给自己和广大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写好象征性散文诗,一个重要关键是选好生动鲜明的“象征物”。这中间确实大有讲究,选得太神太玄,别人会摸不着头脑,选得太俗太滥,又无美丽可言。作者选了“鹰”作象征物,则可谓是恰到好处,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是因为：第一,少女和作者确有一番关于“鹰”的对话,这就使作品留下了人物的剪影和声音,文中感情的涌动也因此有了依据,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境。第二,少女为何这样羡慕鹰？为什么特意向作者问道“你知道鹰是怎样在黑夜里飞的么?”显然是和她想逃出黑暗的家庭这个牢笼有关。可见,是少女把鹰作为象征物在先,作者把鹰作为象征物在后。换句话说,鹰作为象征物,并非作者心血来潮,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懂得作者在“鹰”身上倾注了多深的感情。第三,散文诗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景物写作技能。本文作者的景物描写可谓清丽雅致,富于抒情气息,如文中对榕树的描写就颇为别致：“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的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但如果都是这样的景物描写,也会显得静止有余而灵动不足,如今在这如诗如画的背景前突然飞起了一只勇敢的鹰,就如同画龙点睛,化静为动,使整个景物描写显得更有生气了。
第三节 丰子恺、梁遇春的哲理散文
丰子恺（1898－1975）是30年代独具个性的散文家。早期作品多写身边琐事家庭生活，其中有讴歌儿童的名篇，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和《儿女》等。他自称是“儿童崇拜者”。热情讴歌儿童的天真烂漫，称他们是“彻底地诚实，纯洁而不虚饰”。这些篇目也确实写出了儿童天真无邪的心态和动作而为人喜爱。作者在作品中又毫不掩饰地对“成人社会”的嫌恶，常将两者作了比较。很明显，丰子凯对儿童世界的由衷赞美，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可恶。
丰子恺是一位佛教居士。他推崇善，追求解脱尘世的羁绊。《秋》是咏叹人生的无常的充满惆怅的作品。作者从春起笔，暗喻人生的童年、少年，然后笔锋转到秋的季节，把大自然时序的交替和人生的生老衰荣编织在一起，慨叹人生之倏忽，有一种超然出世、不寂不灭的思想，确有“居士”的风韵。然而，丰子凯是一位关心人生、关心民族的正直艺术家，他不可能真正遁入空门。到了30年代，逐渐转向对世间百态的描画与讽喻，现实性有所增强。如《吃瓜子》指出消磨岁月的“消闲”足以误国，《穷小孩的跷跷板》揭示了掩藏在穷家孩子的“欢喜”背后的痛苦，《半篇莫干山游记》指出了农民生活的简陋，《肉腿》写农民与自然奋斗的伟观，讴歌了农民的抗争精神。国破家亡之际，他写下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艺术的逃难》等文，表达了怀念故乡和怒斥敌寇的强烈情绪。《口中剿匪记》运用妥帖的比喻，发挥奇特的想象，将拔牙比为剿匪，借机揭露官匪的恶行。历数坏牙之害，暗指官匪之罪。
丰子恺的散文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夹叙夹议的手法，常在婉曲的叙写中夹进直言议论，情理并重。他写儿童生活的篇章，总是从极平常的生活取材，用了明白如画的文字，温爱而又风趣的态度，将对象的一颦一笑、大哀大乐，描绘得十分传神，可谓灵达之作。行文简洁又不时有弦外之音，蕴含着某种恬静、肃穆的宗教式情绪，也是他散文的一个特色。
梁遇春（1904－1932），现代作家，福建闽侯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在散文创作上十分勤奋，主要有两个集子，一是他生前汇集出版的《春醪集》；一是他逝世后友人收集他的遗作结集出版的《泪与笑》。梁遇春所写散文不多，但风格独具，颇受当时人喜爱。他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说，大都是愤世嫉俗之作。像所有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的爱国热血青年一样，他用笔记记录了旧中国的黑暗与罪恶，在《笑》中，他写道：“在我们这个空气沉闷的国度里，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即使像公园这样的游乐场所，都听不到一点痛快的笑声，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在《猫狗》一文里，他把上海比作一条狗，一条无端咬人的疯狗；而把北平比作一只猫，一只随时蚕食你的灵魂的猫。他的散文创作中，敢于标新立异，阐发别人所不敢发的见解。比如当人们讨论人生观时，他却探索人死观。对泪和笑，他的认识也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笑是由于生的悲哀所引起，而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他不喜欢晴朗，而把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当作世上最愉快的事情。因为阴霾四布或急雨滂沱才是那个时代的气氛。在散文的作法上，也是不拘一格，勇于创新。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点滴感受，任意而谈，特别注重构思和立意，能够从人们所熟悉的事物中开掘出不同凡响的感受和意义。例如《救火队》一文，他从自己见到的一次救火事件，热情洋溢地歌颂救火夫的勇敢精神和崇高品格。梁遇春学识十分渊博，知识性较强就成为他的散文的一大特点。在他的散文中时常见到恰到好处的引用名人名言，诗词隽语，格言警句，作为他所要说明的问题的论据，构成他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性的广博，使他的散文丰富多彩，色调斑斓，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
第四节 夏衍等的报告文学
把报告文学放到散文部分，大半原因只在于它不能归属小说、诗或戏剧的门类，而其自由抒写和不容虚构的特点，却与散文较为近似。但报告文学在内容上以反映时局变化和表达社会意识为特征，两栖于文学和新闻通讯之间，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这样，个体性和情感性以及其辞采的表现常常决定着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作家关注现实斗争并渴求反映这些斗争时，报告文学便成为适用的形式。这种形式以记人写事为主，是一种记叙性的散文。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看作是这一文体的开端。1919年在《每周评论》上刊载过的《旅中杂感》、《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1920年在《劳动者》周刊上发表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都已初步具备报告文学的特征。20年代初，周恩来写有长达20万字的《旅欧通信》，后来，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政变中，茅盾、叶圣陶、朱自清、郭沫若等都写过类似报告文学的散文。但是，“报告文学”这个名称正式传入，并加以提倡，是和“左联”分不开的。在“左联”的刊物上，早就介绍过著名的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基希，《光明》《中流》《文学界》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刊载报告文学的刊物。东北“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曾形成了初次的报告文学热潮。较早的报告文学结集有阿英所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到了1936年，抗战形势危急，阶级与民族矛盾在日寇压境下更趋尖锐，这时，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周立波译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阿雪译爱狄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先后发表，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创作风气，形成了报告文学的热潮，并引发了4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风气的高潮。夏衍的《包身工》被公认为早期报告文学代表作。作者亲自到上海杨树浦的工厂调查了两个月，搜集了许多素材。作者以阶级分析的眼光，鲜明地表现这完全真实的新闻故事，用细致的描写，揭露出东洋纱厂这个人间地狱里包身工惨绝人寰的生活真相，其文学与政治影响都很深远。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独树一帜。这是用“集纳新闻”的手法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情状的作品，由于手法新颖和笔调轻松而赢得读者喜爱。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1936年春，是他离开阎锡山黑暗统治下的太原后，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写成的。发表于茅盾主编的《中流》刊物上，“并得到了茅盾同志的高度评价，誉为报告文学的翘楚”。抗战时期，他还写出了《凯歌》和《长子风景线》两个报告文学专集。其实，宋之的本来是搞话剧的，能登台演出，也能紧跟形势写剧本。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流亡到上海，后又被捕入狱。出狱后到了太原。1936年5月回到上海，连续写出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一四一七》、《控诉》、《孩子回来了》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创作了《记伤兵》、《凯歌》和《长子风景线》等。抗战胜利后，又相继写了一些特写、散文和报告文学。1956年因病去世，年仅42岁。宋之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散文以报告文学最为成功，尤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记伤兵》、《长子风景线》、《重庆到成都》、《小夫妻》等篇为最佳。
宋之的报告文学，是形象显现、记事体的。写得不长，简短明快。虽写人物但意在突出事件。大多数文章采用“片断连接”式的结构法，即剪取突出的、有特定意义的场景、人物片断，或作者观感片断，简洁明快地加以勾勒，然后组合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片断之间有时跳跃幅度很大，但彼此连接在一起，不仅具有一种明快的节奏感，而且还能生动表现出一种气氛，一种社会状态，或一种情绪。这种方法在《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中已露端倪：灰暗一片，惊恐万状构成一个片断；人分五等，“好人证”时髦构成一个片断；检查行人，杯弓蛇影构成一个片断；制造恐怖，逼领通行证构成一个片断；告发领赏，笑话百出构成一个片断；散步谣言，人心惶惶构成一个片断；错拿错擒，教育考察团团员被捕构成一个片断；“好人证”条例繁多，厨子弄巧成拙被抓构成一个片断......
有的片断中还有“新闻剪辑”，可谓是片断中之片断。上述各个片断聚合在一起，把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中荒唐可笑的作法，草木皆兵的情景，窒息恐怖的气氛，表现得既生动又具体。在这里，作者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用形象显现，靠事实说话。作者时而描写景色，时而记录对话，时而叙述事实，时而引用材料，时而抒发感情，写得活灵随意，毫无拘束。正因为从多角度去揭示，从多层次去透视，所以文章颇有淋漓尽致的意味。这也是这篇报告文学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种“片断连接”式的结构法，在《记伤兵》、《长子风景线》、《重庆到成都》等篇中被运用得更加娴熟，更加巧妙，简直成了宋之的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记伤兵》描述了三个关于兵的故事。一个是风陵渡口的伤兵的故事：他们不怕死，但面对重伤的弟兄痛苦地呻吟最后寂寞地死掉，面对轻伤的弟兄也不免寂寞地死掉，他们胆寒了！第二个是关林伤兵医院中的伤兵的故事：他们勇敢善战，却发出了迷惑的疑问“咱们自己人为什么打自己人啊？”第三个是在陇海列车上的伤兵的故事：两个伤兵坐车去追赶队伍，却被宪兵粗暴地赶下了车。在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片断的开头都以“我想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还是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仍是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为引起，接下去，或是以情景交融的方式进行描绘和抒发，或以“我”的主观感受加以烘托和渲染，或以对话来传神写照。结尾处更是发人深思，余味无穷。
宋之的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特色是，行文段落短，他的文字极为简明扼要，可以称之为“电报式”，但决不粗疏板滞，而是言简意明，朴实流畅。这是与其“片断连接”式的结构和以观感或印象为主的内容协调一致，统一在一起的。换言之，他的作品快节奏、大跳跃，与其独立成意象的短段、短句是分不开的。
总之，宋之的报告文学虽有仓促成篇、欠缺锤炼的一面，但就其适应形势需要和以“片断连接”构篇、用简言短语表达所形成的快速明畅的风格的另一面而言，确实是独创的。他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作了成功的新开拓。
夏衍的《包身工》与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两颗明珠。而《包身工》比起《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来，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平上，都高出一筹，成为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
夏衍（1900－1995），现代作家戏剧电影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杭州人。“五四”运动后被学校保送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即投入革命工作和左翼文艺运动。1929年与郑伯奇等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并参与“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后，他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写作或改编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他专心从事写杂文、随笔，是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并不多。直到一九三六年，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和剧本《秋瑾传》、《上海屋檐下》问世后，才名声大振，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新秀。
《包身工》是夏衍的用心之作。写作前，他住在杨树浦一带工厂区，搞工人运动，有机会与工人接触。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调查，对掌握的材料作了分析和整理，1936年发表于《光明》创刊号上。该刊在“社语”中说：“夏衍的《包身工》一篇，可算在中国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后来作者又写了《包身工余话》算是对《包身工》一篇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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