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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漫谈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亚文化形态
在中国，诸子百家历经君王传承朝代更替，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稗官野史，流传保存至今，能为人们所知悉者能有几何？人们耳熟能详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不外是《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两拍”等中国古典小说，若把小说中的品类分为三六九等，涉及风花雪月而屡遭封建王朝禁毁的“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或称爱欲小说很不公平地被划作品级中的下品，排斥在等而下之。
将人情小说作为流派研究，清晰地勾勒流派概貌的要算是鲁迅。早在《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已独辟“明之人情小说”一章，探讨“佳话”滋生的原因及命名“人情”的缘由。尔后论者纷纷，多立异名，诸如“世情”、“言情”、“风情”、“艳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命名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点，但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命名“人情”似乎更符合流派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对《小说史大略》的论述作了修改，他指出：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原来，人情小说之命名是依据这一流派记人事、不甚言灵怪的题材特点。人情小说通过描写家庭盛衰、情侣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家庭婚姻和社会世态融合成了这一流派作品内容的特色。人情小说被禁的原因主要是“诲淫”。即使连《红楼梦》这样“士大夫爱玩鼓掌”的小说也在所难免。《红楼梦》描摹的痴男女情性，其字面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柔也”。（清陈基元《庸闲斋笔记》），可是，历代的禁毁小说书单都少不了《红楼梦》，连它的“续书”统统都被列入“特衍诲淫之谬种”而难逃法网。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特定内含。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统治思想，曾经熏陶人民长达二千余年之久。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学说，由孟子、荀子等所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中已成为显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等汉儒的阐发补充，从此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至宋、明理学的影响，几乎支配着中华民族全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明清小说的身份并不高雅，它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也不像“诗言志，歌永言”那样受圣人的青睐。在明清小说中，人情小说更是无“经”可“宗”，无“圣”可“征”，不登大雅之堂，注定了被排斥在庙堂文学之外。
人情小说是地地道道的亚文化。相对于制度性文化来说，亚文化是某阶级所独有的，处于制度化前的个性较强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亚文化属于由创造主体直接用以表现自己理念的文化，是阶级心理在社会屏幕上的投影，是由于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为什么说人情小说是亚文化形态呢？理由有三：
(1)写世态
亚文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奏。人情小说是以创作主体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反映了表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心理都有足引以自豪的高尚而纯粹的因素，亦不免有平庸、卑鄙，甚至落伍不时宜的成分。人情小说被正统观念所鄙夷是因为在艺术上失于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它以不可替代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摄下了古代各阶层各方面的生活面貌。除了《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宏篇巨著，明清以来名不见传的散落各地的人情小说有上百千计，它们不光写情场角逐、家庭琐事，而且也涉及宦海升沉、战争风云。当然最多的则是写都市风光、里巷琐事、发迹败落、商场危途。市井细语里有世态人情，吃喝玩乐里有民俗风尚。细致入微地映衬出整个亚文化群的文化心态。涉及人生价值、等级观念、乡土意识、家庭观念、宗教观念、神灵观、梦谶观、命运观，其核心部分是性爱观、贞节观、婚姻观、享乐观。
自从《红楼梦》诞生以后，读《红》、仿《红》、学《红》之作蜂涌而出。产生于嘉庆年间的《风月鉴》，从书名到人物，到许多情节、环境，都显露出仿红的痕迹。它也写簪缨之家的显赫热闹，贾宝玉似的贵公子常敏无心仕途，天天带着妻妾们啸风嘲月。当然，无论思想、艺术水平比之《红楼梦》均等而下之。有人说，常敏不象贾宝玉，更象说部中的唐伯虎。还有写宫廷生活、以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为题材的例子，如《阃娱情传》，描绘了武则天宠幸面首，祸国殃民。有以农民起义为背景写起义军将领私生活的，比如《春秋闹》、《灯月缘》都是写李自成打入北京坐龙庭后整个皇族生活腐朽的。此外，有写商人和士子的，分别如《绣屏缘》和《浪史奇观》；有写和尚、道士的，如《灯花梦》、《觉后禅》、《八段艳》等，这些作品是道道地地的爱欲小说，赤裸裸地鼓吹一种性交的文化，比如道家的内丹、房中术，佛家的八种劝诫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性文化的记录，虽然粗制滥造的不在少数，毫无审美价值，但一幅幅活生生的众生相，无不汇集着古代文化生活的宝贵资料。
(2)写人欲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作品，在这部家喻户晓的世情杰作中，作者从多方面展现了那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人，一来到世界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在诸种人生欲望中，最为人们所渴求的是什么？《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写吴月娘识破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薛嫂想趁机卖掉庞春梅时，有这样一节描写：
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筛上酒来，递一锺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闷解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我们故且置文字的粗俗不论，“人反不如畜生”的潜台词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的“人”，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欲望要求，它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各种欲望，而且应当比禽兽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满足和享受属于个体的欲望渴求。诚然，作者的这种对人生欲望追求的感慨，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动物性的生理基础之上的。我们也不妨把它看做是对人生欲望追求的肯定，这样才不致于亵渎作者的良心。
“依翠偎红”的生活，是当时一般士人和市民所追求的生活情趣。《金瓶梅》的开场诗说：“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转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崇尚现世享乐的人生观。这种“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的艺术描写，在全书俯拾皆是。李瓶儿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对欲望追求非常强烈的艺术形象。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有追求“情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情欲”的渴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只有当它感到满足时，人才会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人，本来就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
除了兰陵笑笑生等人，晚明清世情作家还有：徐谓、汤显祖、冯梦龙、凌初、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阙名、化名的作家，《牡丹亭》叙杜丽娘读毛《诗》“关关雎鸩”后，“讲动心肠”，丫头春香转述她的感慨说：“关了的雎鸩，尚然有洲诸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汤显祖在其作品《题记》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在汤显祖看来，“情”是天地万物我的主宰，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它能克服“理”，战胜“理”。但是，汤显祖强调的仅仅是“情”吗？不尽然。汤显祖真正强调的是“欲”，是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欲望。汤氏所说的“欲望”，在《特丹亭》全本中有多次出现，如花神说：“宴则是混阳丞，看他似虫儿般春动把风情煽。”柳梦梅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凡此等等，都强调了人对欲望的追求。
“二拍”中也有不少篇章是对“人欲”艺术描写。其中甚至对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也采取了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凌初《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回《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的“入话”有一节议论：“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怎能够满得他（她）们的意？尽得他（她）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她）们的身，禁不得他（她）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他把对人的欲望的尊崇视为是天经地义的，强调了人的欲望的普遍性。他认为无论男女，都有追求欲望的需要，尤其是女性的欲望追求，诚是可贵。这种欲望防不胜防，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加以抑制。
(3)写私利
《金瓶梅词话》序云：“富与贵，人之所慕之”，“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等等，都意在说明：追求和安享现世的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人情小说的世界中，钱财有着无穷的妙用。它“乃是众生脑髓”，“能动人意”。有了它，一切皆能畅通无阻。再举《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写常二“得钞傲妻”的场面更是将市井细民贪财的心态描摹得维妙维肖：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死要骂汉子，见了银了就来亲近哩！……”。
真是一幅绝妙的市井生活图。难怪张竹坡读到此，禁不住评说：“此又写财的利害。”懂得“财的利害”的西门庆舍弃了有钱人“读诗书，登仕途”的生活道路，从事经商敛财之事。短短几年，成为独霸一方，腰缠巨万的富商。在他奇迹般的暴发生涯中，集中体现出钱财的强大力量。西门庆霸占孟玉楼、李瓶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谋财”。小说第七回写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是一位颇有钱财的富孀时，他“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和薛嫂于第二天“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探亲。其贪财之状跃然纸上。第十七回还描写西门庆吞没陈经济因避难而带来的“许多箱笼”，说明在这位封建商人的眼里，追求财欲比亲情更为重要。透过凸现在我们眼前的“镜头”，不是可以十分清晰地折射出人情小说乃在集中表现私利人生欲望的思想基调吗？
从我国文化的发展来看，肯定“人欲”的描写是在封建社会中世纪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代表着启蒙主义的曙光。任何亚文化都是前置的，它所展现的人欲横流的景象揭开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特殊的一页。
首先，肯定“人欲”的思想，在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对立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表现了近代思想的萌芽。我国的传统道德向以“仁、义、礼、信”和“忠、孝、节、义”等一系列封建教条为其规范，其基本内容是抑制人的各种欲望，将个体作为奴化的工具。例如，以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它倡导“义夫”和“节妇”。究其实质，就是要让那虚幻的“义”和“节”的精神枷锁来剥夺人们的自然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追求。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何来快乐和幸福？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把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推向了极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戒，就是一个显例。
其次，从本质上说，对“人欲”的追求是和人的物质利益的获得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人情小说在实际上是肯定了人要求能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正因此，人情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本身蕴含着要独立自主地主宰“自我”命运的因素。如潘金莲的挑逗武松、李瓶儿的招赘蒋竹山，向来被道学家们视其为是“好淫”的例证。倘我们丢弃固有的偏见，难道会不理解她们力图摆脱命运赐于的种种苦难以重新安排新生活的奢望吗？
勿庸置言，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爱欲小说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布满了封建毒菌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它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关系无比密切。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人欲”的思想，仍然是以“利己”为其鲜明特色的。作者力图要表现的“欲望”，仅是一种人的物质上的利益与自然性、动物性的混合体，还缺乏与人的社会要求紧密结合。所以，人情小说虽然反映了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冲突，但始终未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换言之，在人情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社会要满足人的“好货”、“好色”等自然欲望的要求和呼喊，但看不到作为主体的“我”如何去改变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亚文化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它没有强烈的去创造的崇高理想及其持久不懈的追求精神。
公允地说：相对于中国的正统的“经典文化”，中国古代爱欲小说所呈现出的亚文化形态，较少虚饰成分，更切近民族历史、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实际。我们不应该以肤浅的眼光来评判它。爱欲小说不仅长于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它所涉及的社会画面也很广。这一流派的小说资料庞杂，社会生活，生理方面应有尽有。它传递出的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有强烈的训诲倾向，以写男女私情来弘扬自由恋爱，具有反封建桎梏的积极意义。它还能教育世人，暴露世情的缺憾，惊醒人们的情梦。其性爱描写虽直露烦碎，溺于展示，但“意不在事，不避鄙秽”。当代社会，是人类正迈向更趋于开明的时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探索往昔的文化典籍，认识古往今来的迥异，以便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和精神面貌的实际，作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武器。
■9、试论《好逑传》的文化主题
——“家庭主义”
文化主题的要旨是由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国的莫里斯·E·欧普勒认为：文化为单一的整合原则所支配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通常的情况下，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些数量有限的主题。比如印度文化当中的文化主题包括等级化、男性优势等原则；在北美文化中有对长寿和年长的重视和对参与有效性的重视。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在文字文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文化主题相类似的概念：“公设”。倘若我们有兴趣循着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这样复杂而有文字的社会，或许也可以总结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
有时，文化的传播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书于康熙初年的《好逑传》，作者自署“名教中人”。小说以“好逑”为正名，以侠义、风月为别名，其意昭然，无非是想借侠义风月之故事，传播名教、宗教道义，可谓用心良苦。作者不仅标榜维系风化，在作品中也不厌其烦地贯彻这一宗旨。然而，不知何故《好逑传》竟被莫名其妙地列入了淫书的行列，在《野叟曝言》中提到淫书，除《全真记》、《娇红记》外，《好逑传》赫然其上。为此《好逑传》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几成孤本的《好球传》闹到只在英国博物馆和大连图书馆有藏。
没曾想因祸得福，在国内连二流作品都排不上的《好逑传》有幸被展示在外国人眼前，摇身一变成了传播中国文明的“经典著作”，受到许多西方人的赏识。1761年有英译本面世，名“恩爱夫妻”，接着又有德、法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欧洲人视为初学汉语的教科书。大文豪歌德读了法译本后概叹不止，给予了一段很高的评价：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节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到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的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显然，《好逑传》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读物，《好逑传》引发了西方人浓烈的兴趣，它的文化价值就不限于仅是获得认同了。因为，对比强烈，差异极大的文化现象，能引起民族反思，造成互补，促进文化碰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曲经通幽，作为文化的参照物，西方人在《好逑传》里悟到了些什么？我们不妨鉴其哲言，仿其眼光，循其思路，遵其理论，也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反思。
先看中国人是怎样说的：清代雍乾间的小说《驻春园小史》曾这样评价《好逑传》：“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好逑传》别具机抒，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也认为：《好逑传》比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可见《好逑传》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算是比较精彩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有过于完美之嫌，但总体性格较为鲜明，可称较好地烘托了主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好逑传》以其人物形象展示了一个个人社会化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社会化即传统理学对人的整合。
(1)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
《好逑传》中的男女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千遍一律塑造的那种“登科荣华”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对向着邪恶与不义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攻击的青年男女。其中最突出的是水冰心。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家庭的中心是女人。从女主人的描写来看才貌双全的水冰心“生得双眉春柳，貌秋花，柔弱轻盈”，“及临事作为，赛过须眉男子。”她本是兵部侍郎之女，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这样一个在京中做大官的父亲，这位贵族小姐本来可以得到一种天然的护卫。可是社会恶势力也不放过她，恶少过公子垂诞水冰心美丽非常，几番央媒说亲，用厚礼求聘，都未如愿。
“人有旦夕祸福”。水冰心的父亲原是一位兵部侍郎，不曾料因误用一员大将被朝廷削职，遣戍边庭。而过公子的父亲过学士却被“新推入阁”。这样，水冰心就失去了她可以依赖的保护--家庭地位。那位过公子自以为有了新入阁的父亲做靠山，如虎添翼，向着水冰心猛扑过来。朝庭有人好做官。在那个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出于豪门之家的青年女子，往往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一听说水侍郎被削了职，在过公子再三请求下，某府官“便掉转面皮，认起真来”，以威胁水冰心的叔叔水运，必须快快叫侄女出嫁，“若执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于家门也有不利也”。而那个一心想逼迫侄女出嫁进而谋取哥哥家财的水运，一听此话，“正中其怀，满口应承”，并从此与恶少过公子及府官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齐下手欺负孤女。
水冰心是一位非凡的女子，她没有被恶浪打倒，当水运前来议婚的时候，她声色不露地利用叔叔的升官瘾和利令智昏使了个“掉包儿计”。她假意让水运操办婚事，偷偷将结婚庚贴写上水运小女的生辰八字，使被蒙在鼓里的水运，忙到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恶少。在这第一回合斗争中，水冰心聪明机智、沉着大胆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一性格品质又使她接二连三地战胜了对方的诓骗、强抢的阴谋诡计。她以勇敢和智慧捍卫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这是小说第一个亮点。水冰心的力量来源是对邪恶与强暴的反抗精神。一次次地失败而恼羞成怒的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冰心小姐的内室来抢亲。此时无退路的水冰心，横下一条心，将一把有鞘的解刀，暗藏在袖中，准备与对手拚以死战了。水冰心那种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使她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欺压都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应付自如。过公子曾求助新按院冯瀛，想利用按院的威势，迫水冰心就范。面对按院大人的一道道牌令，水冰心以不寻常的胆识，接下牌令，并以此牌令为新按院的罪状，反将这位新按院参了一本。她当面指斥这位按院大人的罪状，使他“惊出一身冷汗”，最后不得不威风扫地，败在水冰心的手下。《好逑传》塑造的这么一位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女性形象，显然熔铸着广大受欺压的青年女子的理想，这样的女子既便有情也绝不会淫乱，更不会私奔。她为女一定是孝女；为妻一定是贤妻；为母一定是良母。无论充当家庭（即是社会）的哪一种角色均会演好自己。
书中的秀才铁中玉也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他确是一位不慕富贵、不自狂妄诞的君子。他“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遇着贫交加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般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他打入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大夫侯沙利强夺去的穷秀才韦佩的未婚妻；又多次路见不平，救助孤女水冰心……。疾恶如仇，见义勇为，这就是铁中玉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与那些醉心于风流韵事的才子们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他的形象有着下层人民那种勇敢正义、相互救助的行为品质的影子。
(2)合乎道德的婚姻观念
众所周知，《好逑传》之名出自《诗经·周南·关睢》篇中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关睢》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古人多认为是写所谓“后妃之德”，也就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历史上大约也只有《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少数几个风月少年被这篇《关睢》所教坏，以至于唤起青春的觉醒，感慨：“圣人之情，尽见于此，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做起游园惊梦来。这篇范诗一直是君子、淑女的楷模。
《好逑传》突出地描写了一对青年在长期患难交往中不违“名教”的“贞洁自持”的品质。水冰心将铁中玉接到自己家里养病。夜里，两人隔帘对饮，“无一字及于私情”。他俩虽然互相倾慕相爱，但是，由于他们在患难中不得已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所以始终不肯结婚，一定要证明他们的“毫无苟且”。照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似乎太刻板做作了！然而，在那个时代，实堪称模范。乃至当他们顺从父母之命成婚后，仍然异室而居，直到皇后派人亲自验明水冰心果系处女后，才奉旨真正结为夫妇。
《好逑传》的作者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男女爱情？《好逑传》世德堂本的维风（维护风化也）老人叙道出了作者的思想真谛：“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明清小说序跋选》）作者振振有词，无非说明名节重于爱情。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最完美的吗？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婚姻是两性关系的通行证，家庭和睦才有美满爱情。家庭乃是封建社会纲常最基础的实施单位。这种处理爱情的宗旨，客观上是对晚明以来的堕落世风的一种否定。在当时那个虚伪社会里，自由恋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的见不得人的丑事，真正的爱情往往要遭到礼法上的道德谴责。相反，多妻制、卖淫制却对封建统治者的纵容淫欲合法的保护。禁绝爱情与放纵淫欲，这是封建制度下一对孪生的畸形儿，它们扼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维护专制统治。《好逑传》作者的思想正是被这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紧锁着。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上说，家庭主义在潜意识里是根深谛固的。这里，作者的笔墨虽然有别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屑于涉淫，但是，今天，觉悟的中国人是没有一个赞成封建礼教，而同意把爱情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轨道的。
最后，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许烺光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在对待家庭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很不一样，中国人注重培养子女的孝敬，美国人则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因此，“从《好逑传》、《玉娇梨》的梗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尽管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都包含了《汤姆·琼斯》或《双城记》中所具有一切复杂性--误从、巧合、潜逃，然而重点仍是家庭的组合与发展，而不是个人的浪漫行为与独特情感。”许烺光是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诠释《好逑传》的。须知，文化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我们将满足的不再是廉价的自尊。沾沾自喜之余，必会惊讶地瞥见民族文化的定势乃至缺陷。此时的我们也许会由衷感到：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研究《好逑传》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一个有益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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