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杂感之属

  概述

  元代杂感之文,包括尺牍、随笔两种文体。吴兴人先生认为,“与元杂剧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杂文由宋入元,却显然是渐趋萎靡,而且久久未能振起。元世祖对诗文一向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汉人惟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因而自天历以来,文章‘不失于搜猎破碎,且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元代杂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足以望宋元之项背。宋文那种辞约理精、条达流畅的特色倏忽消失,慷慨悲壮、恳挈深厚的长叹不复可闻。”1但可幸的是,依旧有几丝悲愤的呐喊声遥遥的传来,给元代寂寞的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比如戴表元、陶宗仪的一些作品就是如此。

  第二节 元代杂感之文

  一、王恽
  王恽早年,从学于王磐,后又曾以所作请教于元好问,《遗山先生口诲》载其事甚详。他虽是理学信徒,但于散文创作,却主张理与才兼,在《题哀江南赋后示韩陈二生》中说:“或曰,理重才轻,取其重而舍其轻也。曰:势有不可偏废者焉。理则体,才则用也,体与用具,然后可以持躬而应物。”2然而总体而言,“其政论之文,文从字顺,而见解比较平凡;各体杂文,则较有时代特色和个性特点”。3且看其《磔犬者说》这样写道:
  王子游于市,见群犬逐一叟,号呶而不去。询其故,曰“屠犬者也”,于是乎有感。夫人之为不善,祸从而矶之,亦何以异于是欤!且犬之吠逐,非有见于物也,特为气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亵神明者,或下击而毙之,岂造物者区区环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毙之邪?故先儒有言:迅霆者,天地之怒气。无良之人,其凶戾与天地之气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无疑者。彼犬之见逐,虽小大不殊,理固然也。从是而观,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则至于物怒而见搏,大则至于天威下罚。故横浦云:“一念善,则祥风和气在于是;一念恶,则妖星疠鬼亦在于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气下感于人,人气上通于天者,尤昭昭矣。因笔此,有以明夫感应正理,不眩惑于鬼神怪诞之说云。4
  这一篇随笔,是作者“游于市”,见群犬追逐屠犬者有感而发所作。文章以小见大,先由“犬之吠逐”,得出“非有见于物也,特为气所感而已”的结论,再推广至“叛父母、亵神明”等“无良之人”,他们遭雷击是由于“其凶戾与天地之气自相感激”的缘故,提倡和鼓励人们心存善念,多行善事,也宣扬了因果报应、天人感应的思想。全文短小精悍,层次清晰,以小见大,说理透彻,发人深省。
  另一篇《贱生于无用说》有云:
  万物盈于两间,未有一物而不为是世用者,况人乎?人之为物,得气之全而灵之最者也。苟自弃自暴,不为世之所用,非惟反不及物,而贱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物类之极贱者也,然一旦与用适宜,顾惟毫末可以愈奇疾;应时需,即与王札丹砂赤箭青芝并芳而同贵。贵生于有所用故也。彼衣敝缊袍并夫华簪盛服之士,贵贱固有间矣,其所以秉有灵彝物备于我者,则不殊也。故为士者乌可恶其居贫处贱、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当明德志学,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5
  “这样的文章,和唐宋作者的同类文章相比,显然大不相同。唐代文人,怀才不遇,曾不胜其忿。宋代文人,忧国忧民,自视甚高。对于‘才高位下’,都曾深致不满。但王恽此文却说士之‘居贫处贱’,不可怨叹‘世之不我用,而应反求诸己’,当‘明德志学,思求其致用之方’。”6可见其所受道学影响似乎更为深刻。
  还有一篇《鱼叹》曰: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还,前次淇石。逆旅主人条桑彻土,束藁作炬。询其故,曰:“此取鱼之具也。”既而,主人置条圜浅水中,外以石拥之。夜向寂,风息波平,炬火起岸侧,群 趋明,争集其中,回旋往复,千周百匝,标其条为罟之大纲,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掇,如拾地芥焉。王子喟然叹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行险,趋利而不知至者,曾何异於斯乎!”是岁重九前三日,寓平阳牙城官舍之待旦轩,坐听秋霖,耿不能寐,追思所见,作鱼叹云。7
  此文讽刺了那些“冒昧行险,趋利而不知至者”的贪婪与愚蠢,他们为了蝇头小利而狂热追逐,最终将自身置于困境甚至绝境,全文托物言志,寓意高远,很能代表王恽随笔之文的行文特色。
  二、方回
  方回的诗学理论成就卓著,且看这篇《天下夕阳佳诗说》,他深厚的诗学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天下夕阳佳诗说
  予行天下多矣,每登临高胜之处,惟向西为尤佳,而佳景亦多向西,钱塘之涌金门丰乐楼、金陵之赏心亭、武昌之南楼、汉阳之秋兴亭、巴邱之岳阳楼、江陵之仲宣楼、长沙之定王台、钟陵之滕王阁,无不西向。其所以胜绝者,在夕阳欲落未落之际,其景不可以寻常论也。故杜牧之诗曰“夕阳无限好”,白乐天《岳阳楼》诗曰“夕阳红处近长安”。予于严陵寓居,得旧匾“西齐”二隶字,因其名赋诗曰:“偶得西齐字,向西开此齐。人间诗眼少,天下夕阳佳。”盖谓天下之佳,无过于夕阳,惟西向则得之,而人间所少者,诗家眼耳,故不识此景。必具诗眼者,而后识此句此景也。或谓诗中不合用“天下”字,近乎时文。老杜诗曰:“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又曰:“阆州城南天下稀”;又曰:“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又曰:“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黄山谷诗曰:“湘东一日诚甘死,天下三分尚可持”。陈后山诗曰:“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又曰:“欲行天下独,信有俗间疑”;又曰:“若无天下议,美恶并成空”;又曰:“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洪觉范诗曰:“妙句丽于天下白,高才俊似海东青”。陆放翁诗曰:“天下不知谁竟是,古来惟有醉差贤”;又曰:“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又曰:“信哉天下有奇作,久亦名家多异才”。其他用“天下事”与“天下士”者不一。譬之问天下何物最大,而答曰道理最大。即今诗意,谓天下何物最佳,曰夕阳最佳也。但恨俗人不具诗眼,则不识耳。近人常传诗一句曰“天下名山僧占多”,亦是此意。余不能一一详录,姑记诸此,以发一笑。8
  此篇随笔,以“天下夕阳”为主题,作者认为“天下之佳,无过于夕阳,惟西向则得之,而人间所少者,诗家眼耳,故不识此景”,并列举了许多蕴涵“天下”的佳句,足见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诗词功底之深厚。文章最后调侃道,“譬之问天下何物最大,而答曰道理最大。即今诗意,谓天下何物最佳,曰夕阳最佳也。”作者深恨“俗人不具诗眼”,随兴成文,笔调轻松诙谐,引经据典,手到擒来,颇见艺术功力。

  三、戴表元
  戴表元在宋、元之际,是较早深有感于宋季文章之弊而思欲振起的人。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载,戴氏在宋末官健康时,“先生眉目迥耸,慷慨自奋,欲以言语笔札为己任”。9宋亡以后,他是有亡国之痛,黍离之悲的,对于新朝的弊端,他的一些散文比较隐晦,但仍讽而可得,如《猫议》一文,借解说猫不在十二属之列的原因,行文巧妙,涉笔成趣,是一篇精彩的杂文: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皆得其类于人,谓之十二属。猫与人最近,独不预,客或疑之,以为他物贵贱犹有可言,顾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暖,轻迁就,不信无义;又生子多,自残残。其事蛇、鼠不为也。”10
  戴表元行文“理趣洋溢,出入庄周;辞笔爽朗,依稀苏轼;意存牢落而抒以放旷,语涉诙谐而不废法戒。叙事少平,议论明透”11,“随笔挥洒,逸趣横生,阿堵传神”12。此篇《猫议》短小精悍,简洁省净,全文没有一字涉及当世人事,但其寓意却是深长的。戴表元含蓄蕴积,笔法婉转,把自己内心激荡的情感尽可能地隐藏在简约委婉的笔触之中,既避免了直接议论指涉当朝时事的危险,又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那些“慕肥暖,轻迁就,不信无义”的人,酣畅淋漓,令人好不快意!

  四、吴澄
  元初南方文家的散文,以吴澄之文理学气息最浓,但吴文又不像许衡之文那样质直言理而不重文词。吴澄之文,钦重唐宋“七子”,因此作文不只重道理,也重词章。在《元复初文集序》中,他还主张:“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纯备乎?”13且看其《永愚说》:
  愚者,智之反也。智为五常之一,人孰不欲智哉?不恃其智,而自守以愚;不耀其智,而自晦于愚,唯古昔之圣神、后来之老庄能。然亦有其识深潜,其才隐约,而其智难以浅窥者,宓俞是也。夫敏于悟道之谓智,而颜子之听受师训,若无所悟,疑于不能敏。巧于避祸之谓智,而宓子之冲冒艰危,略无所避,疑于不能巧。人或谓之愚焉,然颜子于不违之季如愚。如也者,愚之似尔。究其实,不愚也。宓子于无道之时则愚。则也者,愚之暂尔。要其终,不愚也。颜之敏悟,不惟精于知,而且果于行。宓之巧避,不惟免于身,而且利于君。智孰大乎是?故颜、宓之愚,非真愚,二子亦未尝自以为愚也。凡自以为愚者,往往出于愤激,非由衷也。少已崭然露头角,自恃其智,何如也?未几一斥不用,于是不胜其愤激,而假托于愚,溪、池、亭、岛,悉以愚名。此岂由衷之言乎?友人谭以立之客徐元寿,号永愚,而求言于予。夫愚之名一,而所指各不同。愚智之分,或指质之豁蔽巧拙言,或指学之明昧敏钝言,或指身与时之穷达遇否言。予未知元寿所谓愚者所何指。其忧自耀之或过,而以愚自矫与?抑虑自守之或渝,而以永自誓与?予莫之能知也,又岂容于臆说哉!它日倘一见,见面而知心,然后因所指之实而颂焉,而规焉,盖未晚也。14
  吴澄的文章首重说理,《永愚说》便是一篇精彩说理之作,全文以“愚”为主题,展开论述。文章首先列举颜子不“敏于悟道”、宓子不“巧于避祸”的事例,给读者造成“愚”的假象,后文紧接着深刻分析了“颜之敏悟,不惟精于知,而且果于行。宓之巧避,不惟免于身,而且利于君”的道理,他们非真愚也。接着,又写到柳子厚“假托于愚”,徐元寿以“永愚”为号,得出“夫愚之名一,而所指各不同”的结论,于是,在文章的末尾,作者自己也没有给什么是“愚”下一个定论,等候他日“见面而知心”,“因所指之实而颂焉,而规焉”。
  再看其《宽居说》:
  京兆邵信可以宽居扁燕坐之室,临川吴澄问之曰:“何谓也?”对曰:“宽者,仁之德;居者,以之宅心也。” 澄遂为之说曰:人性所有,仁、义、礼、智。四而四之,仁其一尔;四而一之,仁其统也。仁之量宏,仁之施博,故状仁之德,宽为首。然天以是理赋于人。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义。仁之德为宽,义之德为猛。二者可相有,不可相无。若专于一,则偏矣。金之神王于西,而秦俗往往尚义。信可,西人也,持身峻洁,涖政勇决。其所得于天者,义之分数为多。盖欲扩仁之宽,济义之猛,俾所由所居,义与仁合,而以宽居自懋也。圣贤之学,使人变化气质,损有余,补不足,裁其偏而约之中。宽居之扁,殆古人佩韦之意乎?抑尝观夫子所言,宽者实居上临下之本。《论语》末篇记帝王出治大概,“宽则得众”一语亦冠“信”、“敏”、“公”之前。宽之用大矣哉!究宽之用,可以该仁之全,匪特可以济义之偏而已。其量兼容而并包,其施广被而普及。八荒皆我闼,四海犹一家,宽居则然也。此仁所以为天下之广居者夫!信可名思诚,初以儒而仕,继为一道臬司之辅,又为两路民牧之殷。充其所到,可大受,可大任。是乃宽居之极功,吾将有俟焉。15
  这一篇随笔,由京兆邵信宽居扁燕坐之室写起,引出“宽”的含义,接着,结合孔子的“仁、义、礼、智”,谈论“宽”的重要性,“状仁之德,宽为首”,“究宽之用,可以该仁之全,匪特可以济义之偏而已。其量兼容而并包,其施广被而普及。”全文文笔简洁,条理清晰,以小见大,引人深思。

  五、虞集
  欧阳玄《雍虞公文集序》这样评价虞集:“法度谨严,辞旨精赅,即以他日斯文之任归之......公之临文,随事酬酢,造次天成,初无一毫尚人之心,亦无拘拘然趋古人之意,机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识其职。”16虞集为世传颂之作,是记序杂文,而不是最有时誉的典册碑版之作。且看这篇《尚志斋说》:
  亦常观于射乎?正鹄者,射者之所志也。于是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临之。临必圆,视必审,发必决,求中乎正鹄而已矣。正鹄之不立,则专无一趣向,则虽有善器强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于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
  善为学者,苟知此说,其亦可以少警矣。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正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17
  题为“尚志”,亦是明作者之志,立意措词,雍容典正。“元文之有虞集,陶铸群材,主持风气,如金之有元好问”,18《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提要》这样评价其成就:“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19这篇随笔最为后人称道,很能代表他淳和典正的风貌。

  六、柳贯
  《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柳贯:“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与金华黄溍相上下。”20柳贯论文,要求以性理为主而不事华艳,并归于经世致用。且看其《杜思成更字说》这样写道:
  予友杜君年过四十,而犹自媚于学,孜孜焉如恐后于人者。以予倦而归休,且有一日之长,时时竭蹙过从,证其所得,而质其所疑,盖于兹二年而弗有懈焉,间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国宾’字我。予兹觉其义之弗协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勖我哉?”子曰:“字书:彬,文质备貌,亦作斌、份。而监韵第云亦作份,则从文从武而为斌,韵固已非之而不收矣。”《传》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谓文质适中,而后得为君子。则彬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为君子,常以是而验之与。盖学可勉而至,德必养而成,养之熟不熟,固系学之至未至。孟子所谓知言者至之之事,而养气者得之之功,然则配义与道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知为致知,言为知言,德为成德,而践于君子之域也。果矣古之君子!爱其人,则忧其无成;忧之也深,则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忧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吾之忠而已。“故敢于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序其说,以复于君焉如此。乌蜀山耕樵人柳贯述。21
  这是一篇从生活中的小细节有感而发的随笔,文章用平实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杜思成更字“的小故事,杜思成这个可爱的人物形象,让人记忆颇深,他勤奋好学,”孜孜焉如恐后于人者“,喜欢思考,态度认真,常常引发疑问,而又”时时竭蹙过从,证其所得,而质其所疑,盖于兹二年而弗有懈焉“。他对自己的名字”斌“的意思疑惑不已,探究其本源,终”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其认真之态通过作者的对白描写跃然纸上,此文文风朴实自然,人物形象丰满可爱,颇见艺术功力。

  七、陶宗仪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人。元末举进士不第,明洪武中曾任教官,后隐居松江。他的作品由学生记录整理编成《南村辍耕集》三十卷。陶宗仪的朋友孙大雅为此书所作的序云: “(《南村辍耕集》)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裨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议论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 22其中《寒号虫》是一篇名文,写来铮铮然有个性,实乃切中时弊之作,且看其文中这样写道:
  五台山有鸟,号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暑时,文朱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季,毛羽脱落,索然如 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
  嗟乎!世之人中无所守者,率不甘湛渄乡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诧九族 类,则便志满意得,出肆入场,以为天下无复我加矣。及乎稍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垂首帖耳,摇尾乞怜,惟恐人不我恤。视寒号虫何异哉?是可哀已!23
  吴兴人先生对此文评价道:“一暑一冬,寒号虫之两态,对照何等鲜明!人在社会生活之中,亦不免有荣枯得失之际遇,倘然一事顺遂就志满意得,一旦受挫又如丧家之狗,那些号称‘万物之灵’的人,岂不和寒号虫没有什么差异了?”24
  再看他的另一篇杂文《虎祸》,也写得颇有味道,有列子《愚公移山》的余韵:
  大德间,荆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于路傍旧土洞中。忽有一虎,来据洞口,哮吼怒视,目光射人。内有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议,虎若不得人,恶得在,因 愚者先出,我辈共掩杀之。愚者意未决。遂各解一衣,缚作人形,掷耳出之。虎愈怒。八人并力排愚者于外,虎即衔至洞口,怒视如前。须臾,土洞压塌,八人皆死,愚者获生。夫当颠沛患难之际,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险矣。天道果梦梦耶。25
  这八人机关算尽太聪明,欲害人者结果反害己,可悲可叹。其祸福之转化,更发人深省。

  1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434。
  2李修生:《全元文》(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796。
  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718。
  4李修生:《全元文》(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68。
  5李修生:《全元文》(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60。
  6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718。
  7李修生:《全元文》(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33。
  8李修生:《全元文》(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33-234。
  9李修生:《全元文》(2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611。
  10李修生:《全元文》(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70。
  11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440。
  12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整理本),页785。
  13李修生:《全元文》(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325。
  14李修生:《全元文》(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652-653。
  15 李修生:《全元文》(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668-669。
  16 李修生:《全元文》(3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56。
  17 李修生:《全元文》(2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06-407。
  18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整理本),页806。
  19【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167,页1440。
  20【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167,页1443。
  21 李修生:《全元文》(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24-225。
  2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3。
  2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187-188。
  24 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441。
  2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