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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唐五代词研究一个显著成就就是对“史”的探究。近百年来，人们不只是撰述了好几部词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在对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关系、词在唐五代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唐五代词在整个词史上的地位等词史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人的成就。
一、词的起源问题
词体的起源与形成是词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聚讼纷纭的问题。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他们或是认为李白《菩萨蛮》及《忆秦娥》是“百代词曲之祖”；或是认为词系乐府，起源于六朝时梁武帝的《江南弄》、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或是认为词系长短句，起于《诗经》中的《殷雷》、《鱼丽》等长短句之什，甚至有人认为词的始祖可追溯到唐虞时代的《南风操》和《五子歌》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界渐渐认识到词不但具有长短句的形式，而且是合乐的、是“倚声填词”的，所以对这三种说法，大多持否定态度，又新提出了词起于隋代、初唐晚期、盛唐、中唐等说法。
词起源于隋代说 此说为龙沐勋提出，得到了唐圭璋等人的响应，是本世纪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
龙沐勋在《词体之演进》中首先为“词体”正名，谓“词”乃“曲子词”之简称，而所依之声乃隋唐以来之燕乐新曲，所以该文在考定隋唐以来燕乐之渊源流变的基础上，提出“词体原于隋唐间所谓’近代曲‘”、炀帝所作《纪辽东》四曲乃其滥觞的观点。
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也认为，词的起源，可考见的是隋仁寿元年（601）牛弘等所制的《上寿歌辞》和隋炀帝与王胄所作的《纪辽东》，并说《纪辽东》的分片、立格、叶韵、平仄，无一非后来长短句词之体；又说隋代既有如此之《纪辽东》于前，故唐初即有长孙无忌之《新曲》、王勃之《杂曲》、阎朝隐之《采莲女》种种杂言于后，一一皆作长短句词之体，确切无可否认。
二十年之后，唐圭璋、潘君昭在《论词的起源》中也从词的合乐特征来探讨其起源问题，认为：“词的产生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音乐环境的”。他们也主要运用了唐《教坊记》和敦煌曲等资料，通过考证确认《泛龙舟》、《穆护子》、《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等七调为隋曲，并指出“有乐曲就有歌辞（即’词‘），这是’词‘起源于隋代的具体依据”。但他们对隋炀帝的《纪辽东》是否为词深表怀疑。同时，他又将“民间词”和“文人词”分开进行考察，说文人词的“产生时代应是在隋代兴起的民间词广泛流传之后，即初唐晚期，较齐言诗入乐的时间要稍后一些”。
夏承焘的《读词常识》也认为，“词的产生最早是起于隋代”。他首先援引宋代王灼、郭茂倩等人之说为证，特别强调“词的产生最早还起于民间”，指出《河传》和《杨柳枝》两词调很可能就是隋代的民歌；敦煌曲子辞的发现给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以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民间创作是词的最早来源，中唐以后的文人词就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吸取和运用了它们的成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叶嘉莹在《论词的起源》也力证词是自隋代以来伴随着新兴的燕乐之演变而兴起的、为配合此种音乐之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她采用任二北《唐声诗》的相关论点，证明唐代一般声诗歌唱之情形，既非如汉乐府之由辞以定声，亦非如长短句词由声以定辞，而形成另一种“选辞以配乐”之方式。至于长短句词，则是隋唐以来，为配合当时流行之乐曲而填写之歌辞，二者在唐代固曾并行一时，而并非先有声诗之吟唱而后演化为词。
此说响应者还有温广义、王兆鹏等人。
词起于初盛唐间说 此说以郑振铎、叶鼎彝、阴法鲁、施议对等人为代表，是本世纪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早在二十年代，郑振铎就在《词的启源》一文中将“词史”分为四期，说第一期是词的胚胎期，便是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一个，他认为这个时期约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之时。在这一时期里，曲调虽甚繁衍，有三百二十五调之多，然依谱填词的作品却绝少，当时或仅流传其声而无其词，或间有其词，而因了时间的淘汰，到了今日，已只剩了寥寥的十几首。这十几首的词包括了唐初至开元、天宝的一个时期。以李景伯他们为首，而以李隆基（唐玄宗）他们为结束。
叶鼎彝在《唐五代词略述》也认为：“词的起源根本不是某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是起源于某一篇词。它的起初只不过是民间的流行的乐府歌曲，因了音乐的关系，逐渐嬗变，后来被学士文人们所采用模仿，便渐渐地演进而成为现在的所谓’词‘。这演进的开端大约在八世纪初期。”
后来游国恩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即采用此说。他们根据崔令钦《教坊记》和《旧唐书·音乐志》的有关记载，以及初盛唐出现的个别词调，如沈佺期的《回波乐》、唐玄宗的《好时光》等，认为词产生在初盛唐是比较可靠的。
稍后，阴法鲁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指出，词起源于民间，已为敦煌曲子词所证明，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盛唐作品，因此认定词“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这基本上是合理的推断，具体地说，民间曲子词的出现大约在唐高宗时。
八十年代以后，赞成此说的学者还有施议对。他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说：“词这一新兴诗体，和文学史上所出现的许多新兴文学样式一样，都必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众多无名和有名作家的反覆实践，经过乐坛检验，才能逐渐在乐坛、诗坛上占据一定的地位。《泛龙舟》等七调，皆为隋曲，这是事实，而且，当时也可能兼带歌词。但是，应该说，这仅仅是偶然的尝试。以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由歌诗到歌词的转变，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在隋代的诗坛、乐坛上，尚未具备这一变革的条件。入唐以后，也尚未迅速出现这一变革。严格地讲，如果将我国诗歌史上重大变革，亦即词体产生的时代定于初盛唐之间，恐较为合适。”
词起于盛唐说 在本世纪较早提出词起源于盛唐的学者是吴梅。他在《词学通论》中说：词“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
后来，宛敏灏在《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也指出，词的兴起跟社会、音乐、文学三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扩大并需要艺术活动，于是所谓合胡部的燕乐在民间广泛流行。其初仅以五、七言诗勉强和乐，接着就有乐工、伶人按乐谱的节拍试制长短句的曲子词，终于诗人也采用这种新的体制而大量创作起来。现在可以认为在盛唐民间已先有曲子词了。
吴熊和在其《唐宋词通论》中对词起于盛唐说也详加论证。他认为，谈论词的起源，必须从词乐入手。这是因为，有乐始有曲，有曲始有词。但是，乐、曲、词三者的迭兴是有渐进之序的，并非同时并进。具体来说，燕乐起于隋、唐之际，其曲始繁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开元、天宝期间，而词体的成立，则比曲的流行还要晚些。在燕乐流行之际，既有以五、七言近体诗入乐的“声诗”，又有依曲拍为句的直接以长短句合乐的“词”，后者要比前者较为后起（但在后者盛行之后，前者也并未立即告退）。在词的兴起过程中，民间的乐工伶人又是最先作出贡献的，因而民间词应该早于文人所作之词。其最后的结论是：燕乐虽起于隋，而“词”则在盛唐时才于民间孕育生长起来，再经中、晚唐一些著名诗人的努力，终于逐步地成熟和定型了。
词起于中唐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持词起于中唐说者也不乏其人。如胡适在《词的起原》中曾明确提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其理论依据是：唐代的乐府歌词先是和乐曲分离的；诗人自作律绝诗，而乐工伶人谱为乐歌。中唐以后，歌词与乐曲渐渐接近，诗人取现成的乐曲，依其曲拍，作为歌词，遂成长短句。他认为，《调笑》和《忆江南》 是词最早的创体。胡适该文写成后曾呈王国维指正，王国维对胡适此说“甚为赞同”，但也指出盛唐时期的教坊中早有一些词调（如《菩萨蛮》等），有崔令钦的《教坊记》可证。对于王国维的疑问，胡适在查检《教坊记》所载曲调后认为，《教坊记》中的曲名表不能认为是开元教坊的曲目，他“疑心此表曾经后人随时添入新调”，所以他认为《教坊记》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王国维二次来信认为胡适此说“似非不可通”。胡适此文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依现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盃乐》等调是九世纪中叶制作的。”
胡云翼在《中国词史大纲》对胡适此说也颇为赞同，并加以补充说明：“唐代的新体乐府，在盛唐时候，还是诗人自作他们的律绝诗，乐工们自制他们的乐曲和依曲拍为句的长短句歌词，两方面的关系是分离的；不过乐工们的歌词做不好，乃取诗人现成的律绝诗谱为乐歌，以应燕乐的需要。因此，诗人与乐工伶妓们的关系逐渐接近。到了中唐，懂得音乐的诗人，他们看着拿律绝做诗歌词，实在是不十分协乐；同时又看乐工们做的长短句的歌词，音调和谐，体制新颖，乃亦依其歌词的曲拍，戏填为长短句的歌词。一个诗人偶然填了一首，又一个诗人起来效尤填一首，一再尝试成了功，渐渐地风行，于是长短句的词体便在文人的社会里确立起来。”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中也认为，虽然“填词的萌芽确起于齐、梁间”，“依曲拍为句”的这种工作，“在隋、唐初年已经萌芽了”，“不过当时那种作品，虽有音乐的效能，但还缺少文学价值。因此，一定要等到刘禹锡、白居易各家的作品出来（一面是音乐的，一面又是诗的），词体才正式成立，词才在韵文史上占有地位。”
八十年代以后坚持此说的学者则有高梦林，他在《词当起于中唐》中 认为，从盛唐诗人中确实找不出一首地道的词来，故充分肯定陆游之言：“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花间集》陆游跋之二）
词起于六朝或六朝以前说 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词起于六朝或六朝以前。如梁启超在《词之起源》一文中就以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为例，证实词起源于六朝。浦江清在《词曲探源》中亦云：“探词曲之源，起于乐府。乐府之名，始于汉初，但词曲之于汉乐府，关涉已远，其中密切关系者，为南朝之新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部分，所谓吴声西曲歌者......此即唐宋大曲小词之源。”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远在梁代沈约、萧衍等所写的《江南弄》就已经具有了词的雏形，但是，到了中晚唐词才渐渐定型。
八十年代以后，李伯敬又发表了《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的起源》，重新提出词起源于六朝或六朝以前说。他认为燕乐不始于隋代，而是在六朝以前早就有了，隋唐用以配合歌词的燕乐杂曲，直接从六朝燕乐杂曲中继承过来的。他在经过考察后发现，魏晋六朝已经存在着相当多倚声填词的事实，又有与之相配的燕乐杂曲，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词起源于魏晋六朝。
二、词与音乐之关系
由于词在南宋以后和音乐逐渐脱节，成为一种“渐于字句间凝练求工”的独立的抒情诗体，所以明清的词学家对词与音乐之关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到本世纪初，学界始又认识到词不只是“诗之余”、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长短句”，而是一种与新兴的燕乐密切结合、可以歌唱的长短句抒情诗体，所以人们遂从各个角度探讨词与音乐之关系。
燕乐的来源 燕乐的来源是研究词的起源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倍受关注。但是人们对于燕乐的构成，究竟是以中原音乐为主，还是以胡乐为主，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燕乐是以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胡乐为主的新的音乐系统。如夏承焘在《读词常识》中指出，词是“胡夷、里巷之曲”，它所配合的音乐主要就是燕乐。燕乐是隋唐之际以大量传入的胡乐为主体的新乐，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一部分民族音乐的成分，但主要成分是西域音乐，是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以及中亚细亚和印度的音乐。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也认为，燕乐的主要成分，是西凉乐和龟兹乐。黄进德的《唐五代词》也指出，燕乐的主要成分是裔乐，也就是我国西南部甘肃、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带个兄弟民族的音乐。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西凉乐和龟兹乐，尤以龟兹乐为最。隋唐燕乐乐调大抵是借用以龟兹乐调为主的胡乐稍加汉化而成的，燕乐之源，实际上出于龟兹琵琶。隋唐燕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合胡部”，也就是所谓胡化。
在本世纪下半叶较有影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配合词调的燕乐实际上是以中原固有的音乐为主体。如阴法鲁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就明确反对夸大西域音乐的影响。他认为，不能征引隋代的“九部乐”和“十部乐”来证明西域音乐占了主要地位，因为实际上这些都是宫廷宴乐时乐舞表演的节目次序单，目的在炫耀皇帝的“威德”，不能反映当时整个新音乐的内容。唐代音乐是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和传进来的西域音乐等因素融合而成的，其中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体。词最初是唐代音乐的产物，它主要是配合中原乐曲的，它有一部分是配合西域和其他地区的乐曲的。词所配合的音乐和清商乐，并不是两种体系和性质不同的音乐。任二北在《教坊记笺订·弁言》中也指出：“唐人于胡乐特盛之际，绝未抛弃其自己原有之乐，而专承借重于人，原封不动，全盘接受也”，《教坊记》曲名“所包含之为外国乐曲，可以肯定者，不过三十四调，而自初唐以来，所用前代之清商曲，与初、盛唐特制之法曲，尤其民间里巷所流传之清商曲，及民间自制之歌曲等，皆属焉。”唐圭璋、潘君昭的《论词的起源》同样认为，燕乐是以隋唐时中原一带民间音乐为主，又融合了前代的清乐、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的音乐。
施议对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音乐史上事实证明，隋唐时代，由中外音乐大融合所产生的新型民族音乐--燕乐，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和中国作风，它是以中土民间音乐为主体的新型民族音乐。”
另外，李伯敬的《关于燕乐的起源--兼及词的起源》也认为燕乐在魏晋南北朝就已有，并非是隋唐之际才从西域输入的。
本世纪专门研究燕乐的专著是邱琼荪的《燕乐探微》。该书指出，“燕乐”一名周代就有，历代燕乐的内容颇有不同，唐燕乐是一个特有的乐种，也是一个专名。故泛称“燕乐”，则一切宴享之乐都是燕乐。若论唐燕乐，则应指发始于隋而完成于唐的一个新乐种。该书对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以日本人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为出发点，纠误补阙，考论精深，是本世纪后半叶研究隋唐燕乐调最具创获的权威性著作。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从世纪初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一直有论著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词与音乐之关系。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的一些概论性的词学著作中，如吴梅的《词学通论》、王易的《词曲史》、薛砺若的《宋词通论》，都以专章讨论了唐宋词的合乐问题。
但是，本世纪上半叶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得最为全面、深入的著作还数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此书是词学研究史上第一部将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专著，可谓是拓荒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词的声律与音乐的关系，他从音乐的旋律，看到词的旋律，又从汉字的平仄声韵，阐述了音乐与汉字声律的关系。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如：（1）燕乐的律调与词的关系；（2）燕乐的情调与词的关系；（3）燕乐的形成与词的关系；（4）燕乐的乐器与词的关系等。这些命题的提出，以及该书中围绕这些命题而罗列的丰富材料，实际上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的提纲与线索，对于人们理解唐五代词受制于音乐的情况大有裨益。
此后将近四十年，未见有人对词与音乐之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八十年代中期，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出版，打破了这种僵局。这是继刘尧民著之后的又一部专门探讨唐宋词与音乐关系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唐宋合乐歌词概论”，首先考察了新兴的曲子词在合乐歌唱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及演变、蜕变的全过程，阐述了词因为配合新兴燕乐的需要而勃兴，又因为与音乐脱节、失去音乐的凭藉而蜕变，而逐渐丧失其独占乐坛的地位，从而论证了唐宋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音乐的制约与影响这一重要规律。中卷专论“词与乐的关系”，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前四章侧重阐明词受制于音乐的一面，论述词的许多特性与声律特征是音乐所赋予的；后两章侧重探讨词与音乐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于词的特性和词体演变的影响。和刘尧民一样，该书作者也认为，唐宋合乐歌词的情调特征和律调特征。合乐歌词的传统作风是在燕乐的孕育下形成的；歌词的声律，服从于燕乐的律调，歌词的体制及其乐曲形式，是由乐曲的均拍与曲度所确定的。下卷“唐宋词合乐的评价问题”，主要在于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分析词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二者合与分的利弊，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新体抒情诗的创作，提供借鉴。总的看来，此书在论述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上虽较刘尧民著有所进步，但是无论在研究的格局和论述的深度上，还是在对词、乐配合的具体情况和内在规律的论述方面，都未较刘著有大的超越。
到九十年代，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问世，又将词与音乐之关系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部。作者认为，前此的有关论著中关于唐代音乐的论述与词之实际风貌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作者从辨析各种基本概念入手，认为，隋唐燕乐，是对隋唐五代新的艺术性音乐的总称。由于南北统一，由于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中原音乐、南方音乐、西域音乐相互交融而造成新的音乐，成为一个自然的趋势。包括教坊乐在内的宫廷燕乐，曾一度代表了这一趋势；此种特点，并被宋代燕乐继承；作为雅乐以外的全部俗乐总称的“燕乐”一名，因而得以成立。它概括了张文收所制的《宴乐》、十部伎组成的初唐宫廷燕乐、盛唐的法曲、二部伎、教坊乐以及各种民间流行音乐，是代表它们的总和的一个术语。作者还指出，隋唐五代歌辞的音乐体裁很多，“词”只是其中曲子一支的发展结果。和其他词学论著不同，该书研究了谣歌上升为曲子，曲子组合为大曲，大曲又分解为急、慢、破、序等曲乐，以及曲子采入琴乐、产生琴歌倚曲等等过程，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隋唐五代歌辞的全貌。
三、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和风格之演变
由于人们对词的起源问题看法不一，所以在描述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和风格之演变时，观点也就不尽相同了。
词史著作中的相关探讨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词史著作，对唐五代词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很简单的。如刘毓盘的《词史》将隋唐五代词史只分为两个阶段：“隋唐词以温庭筠为宗”、“五代词以西蜀南唐为盛”，但该书将隋炀帝等人作《望江南》等词作为词史的开端，对初唐宫廷君臣的作词过程也有所缕述，说“小词之起，出于隋之宫中”，“唐初，小词尤盛”。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论唐五代词史稍细，隐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中唐词、晚唐词、五代词、五代末期词。他说：“我们讲词史的第一课，事实上只能从中唐诗人的词说起。（中唐以前民间的乐府词，因载籍无传，没有资考证的材料，无法可以探讨，真是研究词史的一件憾事。）”
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无词史一类的著作问世。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虽然对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的看法与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等词史著作相近，但是它们都能利用世纪初新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来填补唐五代早期词史的空白，而且它们对词在各个阶段风格的演变的分析也较为具体、细致。
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中唐文人主要是汲取民间词的表现形式来从事创作，形式比较短小，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不够宽广，不过，他们的作品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到晚唐，词的表现艺术虽有所发展，它在民间所具有的那种朴素、明朗、感情强烈的特点却已渐渐消失，而愈益变得内容狭窄、感情苍白，竟至成为歌台舞榭、樽前花下的消闲品。女人的娇娆、柔情的相思以及充满脂香粉气的糜烂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词所表现的内容。和这种内容相适应，在形式上则极力追求藻饰，充满了华丽香艳的辞句。再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词在唐五代的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描述。如他们指出敦煌曲子词中的优秀作品总是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厚，而语言通俗生动，具有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共同艺术特征。所不同的是在格调方面已明显看出近体诗的影响。而初期的文人词题材也较为广泛；虽然他们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写词，除了少数作品外，较少在艺术上适应词调的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这是有待于后来词家的探索的。而花间词人的绝大多数作品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在艺术上片面发展来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
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于唐五代词的基调特征的概括无疑是最精辟而又极富于诗意的：“词的产生，儿女风流乃成为一切时尚，并以表现女性美的生活基调为其主要内容”，“词所表现的只能是对青春消逝的感伤，这便限制了词的境界和气派。然而词到底为诗坛创造了一次新的诗歌语言，从句式到语法到词汇都出现了再度诗化的新鲜感。正如五七言山水诗把大自然人化，词则又把山水诗化，唤起一片相思，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小楼、飞絮、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意象，支持了词长达一百余年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简要而确切地勾勒了对唐五代词艺术风格的演变轨迹，包括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敦煌曲子词、中唐时代的文人词、花间词体、不同风格的温、韦词、南唐词等。其中论花间派的“伶工之词”和南唐派的“士大夫之词”的区别，尤为精彩。
此后，对唐五代词发展过程描述得更细的还有黄进德的《唐五代词》和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和《唐宋词史》这三部著作。
其中，黄进德著可看作是一部唐五代词史，对词在唐五代的发展环节交代得较为清楚。如他认为，武则天登基，注重新声而不重古曲。于是，才有李景伯、沈佺期和裴谈所作的《回波乐》，成为诗客曲子词的先驱。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则认为晚唐五代小令词是词“总体风格”的形成阶段：唐代民间词是词的真正“本色”，带有浓厚的“野气”，即来自山乡水村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盛、中唐文人词是真正的“诗余”，诗人们往往以其“余力”作词又往往把词当作小品式的诗来写；晚唐五代文人小令词是词体“总体风格”的定型阶段，这种“总体风格”主要是它的香艳性、纯情性和唯美性。在《唐宋词史》中，杨海明对唐五代词风格的演变过程认识得更深更细了。如他认为，敦煌曲子词还保存着词初起时的“原始”状态，即体制的“不稳定性”和语言的俚俗质朴，内容上也保留这相当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唐文人词，是文人词的尝试、小品阶段，也即既向文人小诗（同时又向民间词）学习、又对文人小诗有所“突破”，而且还浸润着相当浓郁的“南国情味”；到《花间词》，“词为艳科”的局面已经形成，而其原因则是“爱情意识”在文学领域里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南唐词则是“忧患意识”的“潜入”和“勃发”。
相关的专题论文 除了上述词史著作对唐五代词“史”的发展线索进行过描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专题论文也论及词在唐五代的发展和风格演变。
本世纪对唐五代词发展过程进行概括性描述的文章主要有：方欣庵的《词的起源和发展》、叶鼎彝的《唐五代词略述》、宛敏灏的《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杨海明的《论唐五代词》、《“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形成和变态》、黄景荫的《试述唐五代文人词的产生和发展》、金启华的《唐五代词论纲》、周啸天的《唐五代词的发展过程》、章尚正的《从趣的演化看唐宋词的审美流向》、唐圭璋、钟振振的《唐宋词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流派》、余国梁的《论唐宋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等。
其中方欣庵文认为“词的起源乃播种于唐玄宗时代，酝酿蓓蕾于中唐，葩萼于晚唐，至五代始舒瓣吐蕊争妍斗丽起来。”叶鼎彝文将唐五代词的发展过程分为盛唐时代的起源、中唐的文人词和晚唐五代的民间歌曲（他认为《云谣集杂曲子》可能是晚唐到五代初年的作品，“或者就是五代十国间的作品”）和“五代十国的诗人”。其中他对花间词派的分析尤多，认为“花间派”的好处便是开辟了一种前人未有的隐约含蓄的境界与笔调；坏处便是流演后来许多以美辞自饰而毫无新意的许多作品；花间词派最大的特点“便是这一派的词都是无题的，词牌名便是他们的题目。”然后，他又分“中原词人”、“蜀中词人”、“南唐词人”、“其他各国词人”和“女性词人”而述论五代词坛的情况。宛敏灏文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唐五代词的发展方向：（1）排斥俚俗语言，让它典雅化起来。把旧时作诗炼字琢句的一套方法又搬到词里来运用；（2）词在民间初创阶段，格式并不怎样严格，到了诗人手里，便从章句声韵上去考究，使得形式固定下来（大家都在小令上做功夫并习惯这一体制，因而忽视了还保存本色的慢词了）；（3）市民词的内容原是多方面的，但那些寄情声色的“诗客”，供奉内廷的词臣，为了自己或统治者的消遣享乐的需要，大量写艳词，用市民抒情诗的样式创制了宫廷文学。杨海明前文将唐五代词大致分为四大部分：唐民间词、唐代文人词、五代时的西蜀词和南唐词，并从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周啸天文将唐五代词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词体在民间的孕育形成阶段，主要是民间歌词即曲子词；第二阶段指中唐时期，文人从事词体创作，它标志着词发展进入新阶段，此时词大多仍其绝句风格，且尚无专门从事词创作的作者；第三阶段以专门从事词体创作的人的出现为标志，词开始以不同于诗的面貌出现发展，是词史上的重要阶段；第四阶段以传统词风的形成即婉约正宗的确立为标志，《花间集》是一部文人词结集，具有划时代意义；第五阶段即最高层次，产生了词史上空前启后的大家--南唐二主一冯。作者认为，“唐五代词产生了这样的大家，表明它在词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自足阶段，而绝不仅仅是两宋词的’楔子‘式的开端。”
有一些论文是专论唐代词的，如吴其作的《唐代词坛的鸟瞰》、夏承焘的《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中唐时代的文人词》、宋耀汉的《唐词略说》、温广义的《试谈唐代早期词的几个特点》、黄进德的《唐代诗客曲子词述论》、王小盾的《唐代酒令与词》、吴雄的《晚唐文人词成熟因由断想》、张寅彭的《论早期词的鉴别--兼与任半塘〈唐声诗〉商榷》、孙维城的《论中唐文人词源于声诗》等。
其中，夏承焘前文将《教坊记》的曲名表与元、白的新乐府中题目相似的诗作对照着研究，认为唐代的民间小调是很能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些作品价值很高。温广义文认为，唐代早期词具有以下五个特点：（1）唐代初期，诗词界限未严，不少五七言绝句加上“虚声”被当作曲子词来唱，而有些“词”，实际上也正是五七言绝句；（2）体制短小，题材多样；（3）随着音乐本身的发展，隋唐之际不断出现了自度新声和自撰曲词；（4）本意词多，词人多即调咏事；（5）闺情相思一类题材，方兴未艾。
专论五代词的文章也有一些，如梁之盘的《五代的词人》、程溯洛的《五代的词》、赵丽艳的《五代文人词繁荣原因断想》、迟乃鹏的《论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贺中复的《五代词说--五代词的兴盛和发展》、赵谦的《西蜀情词重估》、杨新民的《花间南唐词风臆说》等。
其中贺中复文对五代词的兴盛和发展作了概述。作者以《花间集》出现为界把五代词分为前后两期。文章首先从音乐角度对敦煌曲、后唐词和西蜀词的兴盛作了考述，指出前期词人在题材、语言、手法诸方面的成绩，并以孙光宪为其中翘楚。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南唐词词体的再发展原因，除了危苦的时世外，还有以词言志观念的加强。词表现人生，有了真实情感。形式上，南唐词择调重其抒情性，多选用含清乐成分较多的曲调，声情高度谐和，语言趋向清雅，结构较前严整。总之，前者主要用于应歌，后者则较重抒怀；前者重音乐舞容，后者重辞；前者浅近而秾丽，后者深厚而疏淡；前者俗，后者雅；前者接近晚唐，后者接近宋初。五代后期词对前期词的发展，基本完成了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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