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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李白研究中，生平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骄人。近百年中，先后出版了十几种李白年谱，传记更多，探讨李白生平的专题论文难计其数。这些成果又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一、出生地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李白的出生地持有不同的意见。本世纪学界对李白出生地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蜀中说 在李白生地的诸说中，此说出现最早。它最先是由明代杨慎提出来的，清人王琦也对此说持首肯态度。本世纪初，黄锡珪在其《李太白年谱》中同意王琦提出的“神龙”为“神功”之讹的说法，认为到武后时，李家子孙已还内地，于蜀之绵州彰明县内之青莲乡安家，李白也当生于此地。此说后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戚维翰的《李白研究》、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导言》、复旦大学中文系选注的《李白诗选·前言》、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裴斐的《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都沿用此说。
西域说 李宜琛在1926年5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李白的籍贯和生地》一文，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订，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窜）的地方”，也即李家被流放的西域碎叶。九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认为李白是生在西域的“咀逻私城”，在他五岁的时候，由他的父亲带回到巴西的。一年之后，《逸经》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涉及到李白出生地问题的文章，即胡怀琛的《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它》、幽谷的《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它们都肯定李白生于西域。其中胡怀琛文在引《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后说：“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咀逻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即素叶（今中亚碎叶）之西八百五十里。此说后来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赞同，如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张书城的《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叶》、李从军的《李白出生地考异》等。其中，张书城、李从军文都专门针对郭沫若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对西域碎叶说进行了补充论证。他们通过对李序、范碑中“条支”、“碎叶”地望的考异，得出李白出生于邻近鄯善郡的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而钟兴麒的《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既不在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也不在焉耆，而是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
中亚碎叶说 此说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他认为碎叶在唐代有两处，一为中亚碎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筑于高宗调露元年，而《碑文》标明是“隋末”，故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郭沫若此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在《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周春生的《李白与碎叶》、陈化新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补说》、朱方《唐代“条支”地望质疑》都赞成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有的对此说的一些细节错误作了修正，如《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发表的耿元瑞的《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除了指出郭沫若说的条支的地望不准确之外，还考证了碎叶城的地理应是苏联托克马克之西、伏龙芝东的坎特。此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文学史著作也纷纷采用此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等。
其他说法 除上述三说，人们对李白的出生地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吴汝滨的《李白》认为“李白生于陇西，长于蜀，客居于山东”。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则认为李白生于“条支”，而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稍后发表的康怀远的《对〈李白的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为之进行补正。而刘开扬的《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则认为李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乃指长安，由此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二、家世问题
和生地问题一样，学界对于李白的家世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各呈异说：
唐室宗亲 此说来源甚早，李白本人在诗中就说过自己是唐宗室，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序》和《新唐书·李白传》也都认为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本世纪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孙楷第、麦朝枢、王文才、李从军等人。孙楷第在《唐宗室与李白》一文中指出，虽然范传正和《新唐书》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明显有误，但是李白确实与唐室诸王同宗，李白先人徙西域是因坐杨、豫、博党得罪。麦朝枢的《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和王文才的《李白家世探微》也认为李白确系李暠之后，王文且指出李白先世与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李轨同属陇西姑臧大房，或许曾卷入李轨与李渊的斗争，并因此而远遁。李从军的《李白家世考索》也完全同意李白为唐宗室的观点，但他认为李白先人（当是祖父）为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谋迎中宗的唐宗室十二人之一，事败被杀，李白的父亲流雟州，而后又由配流之地外逃至西域的。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一些学者撰文认为李白系唐室宗亲或为唐宗室，如刘伯涵的《李白先世新探》、徐本立的《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补证》等。
胡人 此说起于陈寅恪。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指出，在当时“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此说后来的支持者有詹锳，他在《李白家世考异》中认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近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持此说。他在《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一文中通过对各种说法的逐一考辨，最终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异族家庭，至于属于什么民族，仍然难以断定，“恐怕应当看作是与汉族同一个系统的蒙古族，或者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混血的异族出身吧！”
胡化之汉人 胡怀琛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中指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逻私城的南面十余里，是突厥化的中国人。后来，幽谷在《李太白与宗教》、《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中也都认为李白先世谪居西域太久，以致太白之父已成突厥化之汉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也认为，李白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一点不应该错，只不过因为他家久住西域，所以胡化程度很深罢了。他家原来姓什么不知道，却不姓李。周勋初的《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则通过对李白家人名字及其他行为的考察，认为李白出身于一个由西域迁来的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但不是纯粹的胡人。
富商之家 此说是受陈寅恪的“胡人”说影响而形成的新说。詹锳在《李白家世考异》中就认为李白家为“商胡”，王瑶的《李白》也根据种种迹象断定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个大商人”。后来，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更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认为，李白既不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也不是西域胡人，而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是，郭沫若不同意李白本人也在经商的说法，他认为：不是李白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上经商。
李广之后 此说也是从李白的自述而起的。但本世纪中持此说的学者不多，只有张书城。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迷》中认为，李白的远祖如其自述是汉将军李广（并推出白为广二十五世孙），但数到九世祖时，却不是凉武昭王李暠。李白的世系，在李广之后，是李广之孙、投降了匈奴的汉骑都尉李陵。因为李陵的不光彩身分，李白诗中隐瞒了这一点。李陵在蒙古草原上的后裔，后来加入鲜卑部，四世纪末，又随鲜卑拓跋部南下入塞。在北魏、西魏、北周历代，这个李姓家族政治上都很显赫。但到隋末，隋炀帝因忌李氏门族之盛，制造了一个大冤案，一举杀李浑、李敏、李善衡等一族三十二人，其余不论老幼，“皆徙边徼”，就是西域，具体指隋炀帝大业五年开发的西域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至罗布泊一带。李门大冤案中幸存的老幼即被徙于此，其中并有一房可能流寓到碎叶，即为李白的五世祖。
三、入长安的次数和时间
李白一生到过长安几次，都在什么时候到的长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次入京说 自唐代以来，各种关于李白生平记载的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李白一生中只在天宝初年奉诏到过一次长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有的李白生平研究著作，如黄锡珪的《李太白年谱》和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他有关李白的研究著作、李白诗选，都对此说无异辞。即就是在六十年代李白二次到长安说兴起后，也还有学者坚持此说，如刘广英在《〈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即认为，李白只有天宝初奉诏入京时去过长安。再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论及李白生平行事时，也只提李白天宝初年入京事，似仍持一次入京说。
二次入京说 此说起于六十年代，是稗山在《李白两次入长安辨》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该文中指出：第一，李白在关内写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他供奉翰林时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作品迥然不同，决不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第二关内诸诗反映事情甚多，似非一次入京所写。而《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登新平楼》与李白供奉翰林时所写《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虽同是暮秋之作，但诗中的感情显然不同时。因此，李白在奉诏入京之前曾去过长安；第三，根据李白诗篇中反映的情况，李白第一次入京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至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之间，夏季李白从南阳启程进京，这与奉诏入京时在秋天从南陵进京不同。到长安后隐于终南山，结识崔宗元、玉真公主、卫尉张卿、贺知章、裴十四等人。在政治上未得进展后，李白又西北游邠坊，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又回到终南山，大约五月间取道黄河东归，这与天宝间赐金还山取道商州大路东归也不同。稗山此论打破传统的一次入京说，但在当时及以后的十年间都未见有人响应。直到1971年11月，郭沫若才在《李白与杜甫》中对稗山此说加以肯定，并推断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1978年后，郁贤皓又陆续发表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系列论文，肯定稗山的两次入京说和郭沫若推断的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李白初入长安的论据。此后，学界赞成两次入京说的人越来越多，如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中的《校补记》和《后记》、安旗与薛天纬合编的《李白年谱》、詹锳为《诗人李白》一书所写的《序言》都采用了李白两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对李白初入长安的事迹作了补证，如薛天纬的《李白一入长安事迹之我见》、李从军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谢思炜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杨栩生的《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陶新民的《李白一入长安试论》等。但是，学界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如前所述，稗山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郭沫若、郁贤皓等人认为在开元十八年，乔象钟在其《李白》中认为在开元二十三年冬，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则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七年。关于李白此次出京的时间，亦有异说：郭沫若、安旗都认为李白在关内只有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即离京，郁贤皓认为在长安三年，约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离京，李从军《李白归蜀考》认为李白于开元二十一年去京归蜀。
三次入京说 此说的首倡者是李从军。他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中，认为李白除了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邠、岐之游。此说提出后，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安旗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中即通过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远别离》、等十一首诗的分析考察，勾勒出李白三入长安的始末。同时，胥树人在《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中也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一载冬）曾第三次入长安，其路线是由豳州经太原赴京，并与杜甫在长安相见，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即作于此时。此说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如郁贤皓在《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中就通过对李白天宝后期行踪的再考订，认为天宝十一、二载间李白不可能到长安。
四、李白的经济来源
李白一生漫游的经济来源，是本世纪学界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李白家庭或其本人经商说 1962年麦朝枢撰《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文，认为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他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李白在秋浦居住过，因此想到李白“到江南的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商业经营”， “由于有了万金之产，所以能够蔑视王侯”。此说提出后，得到了郭沫若、刘大杰等人的赞同和支持。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李白《万愤词报魏郎中》一诗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诗句，认定李白的兄弟都在经商，并推论说这两位兄弟便是李白漫游生活的经济后台。刘大杰在他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李白是一个与商业有联系的中小地主。另外，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对李白定居山东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除了为“学剑”、“探奇”之外，主要是李白在山东有经济来源。
主要是别人的馈赠和稿费 在麦朝枢文发表后不久，有许多学者与之进行商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如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的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八十年代以后，裴斐、乔象钟又相继撰长文对之进行探讨，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裴斐在《李白经济生活探源》中认为，李白的“经济来源恐怕主要还是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李白“能以诗谋生，称得上一个职业诗人”，并认为“李白思想性格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当中显得很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很特殊”。乔象钟的《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则分析了唐代士人漫游寄食的社会风气，认为李白之所以能浪游各处，“主要倚靠他的交游广，名声大，时人对他的优礼和敬爱”，又指出，李白就婚许、宗，在经济上必得到岳家帮助，所作诗文有的是为了谋生，其酬报亦应不少；天宝初赐金还山，可能用赐金扩大了家产。
五、寄家东鲁时的确切地点
李白在诗中说“学剑来山东”、“我家寄在沙丘旁”、“高卧沙丘城”、“穆陵关北愁爱子”，从中可以看出从开元末期李白就移家东鲁。《旧唐书·李白传》又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么，其山东寓家之地究竟在何处？是沙丘还是任城（即今山东济宁）？沙丘到底在哪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城说 因为有《旧唐书》的明确记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地在任城。本世纪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旧唐书》关于李白父亲曾为任城尉的说法有明显的错误，但仍然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之地是任城。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也认为李白在是年离开安陆，移家到东鲁任城。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也认为“李白曾家任城，倒是事实”。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曾李白寓居任城，如黄瑞云的《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吴国柱的《李白客任城说》、郑修平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郑修平、相力的《李白诗中“鲁中”等地名及寄家地》等。其中，吴国柱文研究了李白的《任城县厅壁记》，认为李白乃慕任城之名，居此可以陶冶情操，登览访古，因此“更客任城”。郑修平文考订了李白寄家任城的时间。作者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到达任城，直到乾元二年（公元754年）将其儿女移往楚地止，其间李白虽几度离家漫游，天宝十一载以后，李白行踪再未到过任城，但其家则在任城未动，共计二十三年。 郑修平、相力文也力主李白在东鲁的寄家地是任城，而不是兖州、曲阜等地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将李白诗中所提到的所有有关山东的地名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李白寄家在“鲁中”某城池的“东门”的“汶阳川”，而根据《水经注》，汶水流经鲁城池东门者，只有任城一地。
兖州说 此说是安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她到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发表了《李白寓家瑕丘说》一文。她在文中指出，千年以来几成定论的李白寓家任城说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李白在东鲁所作的诗文涉及任城的只有三首：《赠任城卢主簿潜》、《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任城县厅壁记》，均是客游其地所作，不能证李白寓家任城。作者据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句，认为东鲁沙丘是兖州府东门外二里之瑕丘，东北距曲阜三十里，西南距任城六十里，今为李白寓家之处。作者还认为，李白在宣州南陵别儿童入京之南陵不在宣州，而在东鲁，指曲阜县南陵村，人称南陵。李白在陵城存有田舍所在。
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1994年8月，李白研究界还在山东兖州召开了“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李白在山东寓家之地在何处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同意安旗的看法，认为是在今山东兖州。此后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支持此说的论文，如王伯奇的《李白来山东 家居在兖州》、徐叶翎的《李白寓家东鲁考辨》、李子龙的《李白寄家东鲁新考》、徐本立的《李白山东寓家兖州考》、武秀的《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葛景春的《“南陵”到底在哪里？》、徐叶翎的《再谈李白寓家东鲁》、王伯奇的《李白在兖州的田产》等。
六、是否到过夜郎
李白受永王璘“谋反”的牵连，被肃宗朝廷判处长流夜郎，其戍地是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正安县）。但是，对于李白究竟到过戍地夜郎没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未至夜郎”说，二是“已至夜郎”说。其中，“未至夜郎”说中又分为“巫山遇赦”说、“夔州遇赦”说和“渝州遇赦”说等。
未至夜郎说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李白研究著作都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如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八十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还对当时有人提出的李白“已至夜郎说”进行了辩驳。如李子和的《李白到过夜郎吗？》、王定璋的《〈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等文，认为持“已至”说者或以李白的所谓“遗迹”、或引用志书，都是不足为据的。而刘友竹先后发表的《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李白长流夜郎新探》、《谈〈放后遇恩不沾〉的注释和系年》等文都认为李白已至广义的夜郎国（包括夔、涪、渝、泸沿长江一带），但未至狭义的夜郎县（李白的流放地），李白流放至渝州即被放还。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也多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即中途遇赦，但并未严守前人的“巫山遇赦”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郁贤皓的《李白选集》、安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
已至夜郎说 认为李白已至夜郎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的。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陆续撰文支持此说。如周春元的《李白流放夜郎考》就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他认为李诗中的“乌江”即今贵州的乌江，李白的“半道放还”，应从时间上理解。他还列举了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来证明李白确实到达了夜郎。同样，邱耐久、朱孔扬《李白确至夜郎考辨》也认为李白的《南流夜郎寄内》、《放后遇恩不沾》、《流夜郎题葵叶》、《望木瓜山》、《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等五首诗“作于夜郎贬所”，“半道”就是“未尽期”，“是指时间而言，不是指路程”。
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更从唐代法律的角度，论述李白确已至夜郎。如张才良的《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王辉斌的《李白长流夜郎新考》、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春生、金懋的《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等。其中张文认为李白在流夜郎诗中屡称“三年”，是因为他判的是“加役流”； “半道”不是指流途而是指期限，“巫山阳”意指巫山以南地区，即指夜郎。李白本该“于配所役三年”，可他到达夜郎不久即遇赦，对于加役流的“役三年”来说，当然是“半道承恩放还”了。
七、李白的交游和重要行踪
交游 李白一生交游甚广，弄清李白的交游情况对于更深地认识、了解李白的一些行为和诗文创作的背景、思想情绪的心理动因，都有极大的帮助。故本世纪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致力于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其中，郁贤皓的李白交游研究成果尤多，如《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再谈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答李清渊同志质疑》等。其中，《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认为，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就是开元十八年时为卫尉卿的张垍，这反过来又证明了李白在开元年间确实曾经去过长安。其《吴筠荐李白说辨疑》则通过对吴筠事迹和李白在开元中行踪的考辨，发现李白与吴筠根本不可能在天宝初“同隐剡中”，也根本不存在“筠荐之于朝”，李白奉诏入京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其《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和《再谈李白诗中“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二文都是着重考证李白与玉真公主之交往的文章。他根据《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的内容判断卫尉张卿可能是别馆的主人，即玉真公主的丈夫；他还就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别考》一文提出的卫尉张卿可能是张去奢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张去奢未任卫尉卿，也不是驸马，其弟张去盈是驸马，但不是卫尉卿；《玉真仙人词》是李白开元二十一年前后与元丹丘隐居嵩山时写给玉真公主的干谒之作，玉真公主看了李白的诗，才向其兄玄宗推荐的。
其他学者对李白的交游情况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陈尚君的《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李宝均的《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薛天纬的《李白与唐肃宗》、李从军的《李白诗中崔侍御辨误》、李浩《李白与郭子仪互救是伪托》、倪培翔的《也谈李白诗中崔侍御――与李从军同志商榷》、陈钧的《李白谒见苏颋年代考辨》、刘友竹的《李白与李邕关系考》、王辉斌的《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许嘉甫的《吴筠荐李白说证补》等。
其中，陈尚君文从现存的零星典籍中考证出李白和崔令钦的交往情况，发现两人过从、交往十分投机，这不仅间接指示了诗人李白与教坊的联系，而且也提供了李白可能作词的新的佐证。薛天纬文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李白与唐肃宗的关系，作者认为，考察李白与肃宗的关系，一方面可进一步认识封建帝王的冷酷寡恩，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感受诗人的天真赤诚。王辉斌文考证出李白与孔巢父初识并结为“竹溪六逸”的时间为天宝四载李白放逐还山后，认为王琦、詹锳、郭沫若等人提出的开元二十四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孔巢父才十岁，不可能与李白结交。
行踪 李白一生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所以对其行踪的考察也是李白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白行踪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本世纪研究李白行踪的专论主要有：耿元瑞的《李白行踪考辨――读唐诗札记》、黄瑞云的《李白开元6年到开元18年行踪考略》、薛天纬的《李白幽州之行探》、葛晓音的《李白一朝去京国以后》、葛景春、刘崇德的《李白由东鲁入京考》、郁贤皓的《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竺岳兵的《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李子龙的《李白新安之游质疑》、郑文的《论李白〈梁园吟〉创作的时间、前往梁园的路线及其它》、阎琦的《李白二三两次入越考》等。
其中，葛晓音文涉及到李白在天宝三载出京以后流连梁园达十年之久的原因，她认为李白“之所以长期盘桓于梁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这儿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凭吊，附近一带又有名山大川以利修炼学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失去东山再起的信心，所以迟回依恋，不忍遽去。他希望通过广泛的交游，使自己的声誉上达帝听，洗清谗名，重上天路”，“而梁园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好提供了这种方便的条件”。葛景春、刘崇德文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唐文粹》中均题为《古意》，诗中内容与江南风物不符，“南陵别儿童入京”当系宋本李白集所误题，因而自南陵入京之说不可靠，他们认为李白当是从徂徕山中出而西入长安的。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一文，对李白洛阳行踪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李白开元年间多次到洛阳，且在天宝十载后还到过洛阳，作者认为前人说天宝三载夏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相会的根据是不足的。竺岳兵文认为，李白出蜀后东涉溟海乃指到剡中为止，溟海乃指今东海区域，李白自广陵至会稽后，沿今曹娥江逆流而上，经剡县（今浙江嵊县、新昌县）、沃洲湖至石梁飞瀑，载舍舟登陆上天台山华顶峰的。李子龙文则指出，李白并无新安之游，李白是在天宝十三载由泾县登黄山的。
另外，还有一些专著涉及到李白在某一地区的行踪，如常秀峰等编著的《李白在安徽》、朱宗尧主编的《李白在安陆》、郑修平的《李白在山东论丛》等。
八、李白生平中的其他问题
学界除了对李白生平中以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讨论了李白从璘的性质、自青年时期出蜀后是否又回过蜀中、卒年等问题。
李白从璘的性质 对于李白从永王璘一事的看法，自古以来就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从逆不道，有亏大节；另一种看法认为，李白之从璘，是由于胁迫，虽然他本人也有些疏于考虑，但并没有什么地方污损了他的高洁的人格。但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抛弃了“从逆”说和“胁迫”说，而是从李白当时从逆的心理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分析李白从璘的真正动因，力求对之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乔象钟的《李白从璘事辨》、徐德煊的《关于李白依附李璘问题》、万光治的《李白从璘辨析》等。其中，乔象钟文认为李白之所以从璘，主要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人民临于水深火热之中，东西两京均已沦陷之时，他被一种热烈的感情冲击着。入幕后，李白也是希望永王能去解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原人民，而且，在永王称兵构乱，白即逃归。所以，李白是无罪的，不应该受到什么罪罚。
是否回过蜀中 很久已来，学界一直认为，李白自青年时期离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蜀中故乡。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提出李白后来回过蜀中。如李从军在《李白归蜀考》中就认为，李白在第一次入长安谋仕失败后，于开元二十一年由长安出发，登太白峰、取道剑阁而归蜀的，文章还据此重新对《蜀道难》一诗的作意进行了阐释。李从军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学者对之提出了质疑，如阳煦在《”李白归蜀“说辨疑》中稽考了李白开元二十一年的行踪，认为李白开元二十一年真正的去向是向洛阳、经随州、游襄阳，根本不可能入蜀。《登太白峰》诗实作于天宝三载李白被逐出京之后，并不是李白归蜀的证据。同意李白回过蜀中的文章则有王辉斌的《李白出川后又回峨嵋初探》等。
卒年问题 自唐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出现了新的说法。如李从军在其《李白卒年辨》中就认为李白享年六十四岁，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再如阎琦在《李白卒年刍议》中也认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而应卒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享年为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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