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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贾岛、姚合、皇甫湜等人都是中唐诗坛上韩孟诗派中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流被后世，故一直是历代诗评家比较关注的研究对象。近百年来，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尤其突出，无论是生平行事研究还是诗歌艺术的探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孟郊研究
生平研究 本世纪最早对孟郊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李士翘的《孟东野年谱》。稍后不久，华忱之发表了《唐孟郊年谱》一卷，使得孟郊生平研究更加深细了，而且谱中许多观点和结论一直为后来学界所沿用。1941年，华忱之又发表了《孟郊诗文系年考证》。此后，除了华忱之将其《孟郊年谱》两次再版、张金亮发表《孟郊去溧阳尉并非辞官考》，未见有人对孟郊的生平作新的研究。
诗歌研究 和孟郊生平研究比起来，关于孟郊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更多一些。早在1933年，陈石遗就在无锡国专作过一次题为《孟郊诗》的演讲，陈石遗在演讲开头说：“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诗，有两大原因：一为孟郊雪冤；二为挽救今日之文澜；而后者之目的尤大。”他先将孟郊与杜、韩进行比较，谓“孟郊与杜韩同为唐诗中少有的’雅派‘，可见东野诗派之正”，还分析了三人诗情之异：“论其情：则杜诗多忧国，有大臣风；韩诗多卫道，有大儒风；孟诗重复仇，有侠客风”，在演讲的后半部分，他特地拈出孟郊诗中的五大人文精神以矫当时文风、民风之“颓靡”：（一）富有报国精神，（二）富有轻生精神，（三）富有为人精神，（四）富有慈善精神，（五）富有兼爱精神。此后，钱大成发表了《孟郊诗论略》、陈柱发表了《孟东野诗杂说》，对孟郊诗歌也作了较全面却不太深入的探讨。
和上引诸文相比，四十年代闻一多对孟郊诗歌的分析则比较独到，他认为，“孟郊一变前人温柔敦厚的作风，以破口大骂为工，句多凄苦，使人读了不快，但他的快意处也在这里”，又指出孟郊在写作见解和诗歌艺术方面的一些创格，如认为孟郊《赠郑夫子鲂》诗中所云：“天地入胸臆，.........骊珠今始胎”等语，“是写作的最高见解，太白亦不可及”；《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诗 “写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东坡等喜学此格”；《怀南岳隐士》颔联“在句法上创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受无穷”，同诗第二首颈联“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现，后来成为宋诗的一种重要特色”。他还指出，孟郊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对当时人情世态的大胆揭露和激烈攻击”，“他在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之外，还加上了敢骂的特色，它不仅显示了时代的阴影，更加强了写实艺术的批判力量”，“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实现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五十年代产生了两篇孟郊诗歌研究的专论，一篇是华忱之的《孟郊的生平和创作》，一篇是刘开扬的《孟郊诗简论》。前文首先概括介绍了孟郊的一生经历，说“他的一生主要扮演了一切被封建社会所损害的伟大诗人所共有的悲剧”，其次考察了孟郊诗歌内容的主要特色，分析了孟郊诗歌独特的表现手法，认为孟诗“惯于用白描的手法，形象化的比拟，和苦吟出来的’唯一适用的字句‘来夸张地突出他所要描写的对象”。后文则针对宋代以后的诗评家多贬抑孟诗的情况，为孟诗翻案，文章首先认为，孟郊虽然写过不少描述他的贫病饥寒的诗，但这“都是他自己的实际生活的写照”，而且“确能感动大多数的读者”；文章进而指出，“他的那些关怀人民生活的诗就更不应该轻视，而是有力地说明他并非什么独来独往于高天厚地之间的一个’诗囚‘。”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孟郊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产生了一些较有新意的成果。如张天健的《为孟郊诗一辨》、《苦吟诗人孟郊及其诗歌艺术》、马承五的《孟郊诗歌的艺术特色》、迟乃鹏的《孟郊言贫诗管窥》、斯蒂芬·欧文《孟郊和韩愈的诗》、尚永亮的《论孟郊诗的风格及其形成原因》、施蛰存的《说孟郊诗》、刘斯翰的《“郊寒岛瘦”别议――兼论中唐“苦吟诗派”》、张国举的《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傅绍良《试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孟郊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喻学才《孟郊与宋诗》、韩泉欣的《孟郊诗作年补考六题》、马承五《“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郑孟彤《漫谈孟郊的山水诗》、房日晰的《孟郊贾岛诗歌艺术比较》、《孟郊与李贺》、谢建忠的《道教与孟郊的诗歌》等。
其中张天健前文针对历代诗评家对孟郊“褒少贬多”的情况，就几个人所非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马承五前文认为孟郊诗歌的主要特色是“奇”，这主要表现在“构思奇、抒情奇、比喻奇、语言奇”，但又“奇而不怪，峭而不险，主要是在质朴中见奇，在立意中求奇，因而特别新颖而富有情味”，作者同时又指出，孟诗的缺点是“有的说理议论过多，有的如佛道思想的教科书，枯燥无味，有些诗晦涩难懂”。迟乃鹏文则对人们一般都认为孟郊是“寒士”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孟郊并非那样贫穷，他从孟郊诗中看出孟郊家有一婢、一仆，还有两顷地和一些耕夫，这样的人家“怎能说成’饥寒‘、’悲惨‘！”而且他任官后“生活更加富裕”。既是如此，为何韩愈等人会说他“穷饿”呢，而他在诗中也自言如此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封建士大夫不以“掌握的财富的多少”，“而是以是否作官，以及官职的大小，品秩的高低”作为是否穷的主要依据。因此孟郊言贫诗的产生，“一言以蔽之，仕途失意使其然。”斯蒂芬·欧文文是由喻学才摘译的，著者批评了传统的批评家将孟郊称为韩门弟子的说法，他认为孟郊在公元791年结识韩愈前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诗风。孟郊早期诗中下列五因素的增长是值得注意的：（1）生僻词语的使用和惊人意象的创造，（2）奇巧古拙的夸张趋向，（3）习惯于用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限制方法，（4）个人的伦理位置：诗人倾向于估价各种好坏现象，（5）道德和伦理的隐喻。作者还指出，孟郊应进士考试以来的十三年的诗歌，具有如下发展趋向：（1）从朴素、生硬和强烈的尚古主义转变为更为复杂和富有个性的象征主义，（2）孟诗的想象的怪怪奇奇越来越占据显要位置，（3）孟诗完成了从偶然到普遍、从即兴的情感到想象诗的转变。他用想象创造自己的诗世界，（4）这个时期他第一次尝试进行组诗创作的变革。作者还着重探讨了孟郊诗歌中的“两分法”，认为孟郊诗大多数都是用奋斗和失败、肯定和否定两者之间的辩证张力创造出来的，这种“两分法”给予了他后期富有活力的组诗以辩证的结构。孟郊组诗中的每一首都是前一首生出后一首，肯定、否定，然后又否定原来的否定。这是孟郊对组诗结构艺术的重大发展。尚永亮文则从中唐社会背景、诗人的主观努力、其生活道路、性格特征以及与韩愈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孟郊诗歌奇、硬风格的形成原因。施蛰存文则指出，真正能代表孟郊诗风的不是家喻户晓的《游子吟》，而是《长安早春》、《寒溪》九首之九、《教坊儿歌》；孟郊诗的特点不是“古淡”，而是“寒酸”。 刘斯翰文对孟郊和贾岛诗风着儿同中之异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孟郊代表苦吟诗人极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而贾岛代表苦吟诗人放弃雄心，躲开现实矛盾的懦怯的一面；郊岛并称，岛不如郊。张国举文在探索孟郊家庭变故方面颇有所得，作者根据韩愈《孟东野失子诗序》等资料，考定孟郊在洛阳定居的九年间，“老少连丧五人”，此点为华忱之《孟郊年谱》所未及，且对理解孟郊诗歌的凄哀苦涩的风格有相当的意义。傅绍良文根据王运熙关于孟郊是《箧中集》的直接继承者这一见解，在中唐浓厚的复古风气和大批寒士困顿失意的广阔社会背景上，论述了孟郊诗歌的心理特征和抒情方式，指出孟郊诗歌在情、境两方面都有突破传统的地方。喻学才文认为孟郊在中唐诗歌复古运动居于领袖地位，宋人学唐主要是从中晚唐入手，文章主要分析了宋人既受孟郊影响又不肯公开承认的原因。马承五文将孟郊与波特莱尔侥幸比较，从“患难感：现实压抑人类苦难”、“忧郁感：灵与肉的折磨”、“幻灭感：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等三个方面分析他们的同异点。郑孟彤文则认为，孟郊的山水诗也“纯是苦语，略无一点温厚之言”，而且也多是“硬语”，“这些横空硬语，正是体现了孟郊观察事物的细微，洞察能力的高强”，文章还指出，“运用组诗描写山水，并在诗中常发议论，也是孟郊山水诗的一个特点。”谢建忠文视角独特，颇具新意。该文探讨了孟郊诗歌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着重论述了孟诗受道教影响的三个特征：一是他对道教神仙之说的矛盾心态，二是儒道互补与儒道体用的接受方式；三是道教文化影响到孟郊审美意识向怪诞发展，这使他的诗歌具有相当的艺术创造性。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孟郊作品整理的成果主要有华忱之的《孟东野诗集》和华忱之、、喻学才校注的《孟郊诗集校注》两种，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戴传安、钱大成的《孟东野诗集版本考》、万曼的《唐集叙录·孟东野集》等。
二、贾岛研究
生平研究 比较系统、深入的贾岛生平研究，是从四十年代初李嘉言的《贾岛年谱》开始的，因为贾岛事迹现存的史料并不多，所以该谱从其交友可考者约一百四十人的诗文集和有关史料中对贾岛的生平、著作进行全面、深入而绵密的考订，其中多有发明和创见。后来，岑仲勉发表了《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一文，首先对李嘉言文中所说“贾岛既非出自山东旧门之李党，又屡举进士不中，未能列入新兴阶级之牛党，故徒出入牛李而终为两党所俱不收”的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李氏立论为无根之谈，当时文人并不一定“死守一党”，“方得跻身青云”；他还认为贾岛“推敲”事不可信；他在肯定了李氏考证绵密之优点后，对李氏谱后所胪列贾岛同时代人事迹，如贾韩订交之始、张籍历官、元郎中与元稹等问题进行了辩正。稍后，李嘉言在《学原》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一文，对岑仲勉的质疑进行回应，重申了其《贾岛年谱》中的部分观点。
1979年，王达津发表的《关于贾岛》，使得曾经中断三十年的贾岛生平研究又续上了，但该文只是探讨了“推敲”故事的真实性、贾岛生卒年、贬为长江主簿的原因和时间等几个老问题，未得出新的结论。稍后，姚诚的《贾岛在四川的活动与遗迹》、萧煜的《贾岛籍贯是何处？》、阎尉鹏的《关于贾岛的归葬问题》等文，或对贾岛的晚年的活动，或对贾岛的籍贯和归葬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也未取得新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煜、谢荣福著的《李嘉言〈贾岛年谱〉补订》、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房日晰的《贾岛考证二则》等文。其中吴汝煜等文对李嘉言《贾岛年谱》中诸多问题进行考订、甄辨，继上引岑仲勉文后，又一次以可信的材料、缜密的论证，指出了李文存在的一些错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郭文镐文也同样值得重视，贾岛东游魏博一事，李嘉言《贾岛年谱》漏考，本文不但补正了《贾岛年谱》之不足，而且还兼及姚合，探讨了姚合佐魏博幕与任武功主簿的时间问题，因而这篇文章对搞清中唐与贾岛、姚合有关系的诗人的行踪问题，颇多参考价值。房日晰文则考证了贾岛曾有邠州之行，也补充了李嘉言《贾岛年谱》的不足。
诗歌研究 和生平研究一样，本世纪的贾岛诗歌研究的高峰期也是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1931年，王香毓发表了《读长江集札记》，是本世纪较早对贾岛思想和诗歌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该文首先研究了贾岛仕途不畅的原因，认为“以岛之才力论，转入仕途，宜有飞黄腾达之一日；乃于去浮图之后，卒未尝得志。故于时事，颇有讥刺之语，足以取怨贾尤。又值唐文宗患当时人士不通经术，下诏停试进士诗赋。岛之颠沛困顿，以至于死，盖有由矣。或以其行为不检，实非。”又谓“岛性情真挚，态度坦白，于其诗中往往见之。其诗皆即景生情，于苦吟之下，更能尽情写出自己失意与穷苦。然非无病呻吟；正表现诗人之真挚性情耳。或以其为拘于眼前之物象，未为知言。”又谓“论岛诗者，多以寒涩奇僻目之，固不尽然。......长江集中除工整险奇之诗而外，要不乏清泛之作。......其诗尚有雄壮之气势，亦未可以掩没者。”
稍后，段臣彦的《介绍一个苦吟诗人――贾岛》分“略传”、“苦吟”、“环境”、“思想－志趣－爱好”等几个部分，对贾岛作了较为简略的介绍，认为贾岛“有好神仙的思想”，“也是一个好读书击剑荆轲者流”。陈延傑的《贾岛诗注序》在对贾岛的生平和创作进行简要的评述时，突出了贾岛五律诗的贡献：“岛之五律，以细小处见奇，实能造幽微之境，而于事物理态，体认最深，非苦思冥搜，不易臻此。”谢若愚的《苦吟诗人贾岛及其诗》也同样是一篇简要介绍贾岛的生平和创作的短文，唯所论稍平。
四十年代的贾岛诗歌研究，以闻一多的《贾岛》新意为多。该文首先探讨了贾岛“为什么单做五律”的问题，接着探讨了贾岛诗中“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以及在每个朝代的末落的时期，文坛上都有回归贾岛的倾向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闻一多都有精彩、独到的分析。
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除了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出现过几篇有关贾岛的文艺随笔，并未产生出对贾岛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专题论文。倒是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贾岛诗歌的评价，值得注意。如，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贾岛“在刻画自然风物的幽深清峭的形象上，表现了优美的技巧”，“但是因为他过于刻画，过于求新求奇，所以总是佳句多而佳篇少”。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岛在诗歌上的成就，除了一些好句而外，好诗不多。”并对此解释道：“大约因为他太醉心于词句的琢磨，反而忽略了全诗的完整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不少的诗虽然对仗工稳，却缺乏动人的情思，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加以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对贾岛没有在诗中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揭露生活中的腐败现象表示不满，因而认为贾岛的诗“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远不及孟郊”。
相比较而言，李嘉言发表于八十年代、实写于六十年代的《长江集新校·序言》则能不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对贾岛的诗歌作出了比较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贾岛诗中确实流露了不少哀愁悲苦药饵情绪”，但“诗人灵魂所受的创伤是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所加给他的”，“他本有爱国思想，欲以正直自守，有所作为”，“但终无出路，终生贫困，终于使僻涩的思想作风占了主导地位”，“他虽不同于张籍、白居易一派，却因与张籍、白居易同一时代背景而发生一定的内在联系，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的面貌。”文章还指出，“简单地说他缺乏时代气息，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等等，是不合适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贾岛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相当一部分论文都着眼于对贾岛诗歌进行新的分析和评价，如胡中行的《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姜光斗等的《论贾岛的诗》、赵剑的《贾岛新论》、郑孟彤、郑元的《贾岛的山水诗》等。
其中胡文指出，贾岛和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贾、韩二人的诗歌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认为“在白、韩两大势力之间，贾岛是以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出现的”，他在 “纠正白、韩两种倾向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风格”，而且“元和、长庆的后期，在贾岛周围已经汇集起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已经显露出独擅晚唐的势头了”，“晚唐绝大多数诗人是贾岛的后继者”，该文还认为“贾岛诗歌风格的特点是幽僻清奇，这样的艺术特色，既有利于表现他自己压抑而不满的矛盾心理，也符合长庆以后的时代要求。”姜光斗等文也对贾岛诗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他们认为，“全面地看贾岛，他并不一直是孤僻的，还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落第东归逢僧伯阳》、《下第》、《病鹘吟》等，“这些金刚怒目式的诗，谁能相信竟也是那位’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的无本和尚、’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苦吟诗人做出来的！”他们还认为，虽然“他的主导风格是幽细平淡”，“但风格的平淡并不等于感情的平淡，更不等于感情的枯寂。表面平淡，实质有境界，有韵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读《长江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贾岛所创造的艺术境界，真可称得上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苏东坡的’郊寒岛瘦‘的一个’瘦‘字，是概括不了贾岛的全部诗作的。”赵剑文则认为，贾岛的诗风不是“怪僻”、“奇僻”，而是自然冲淡，“表面上的狂词滂葩，奸穷怪变，经过诗人特殊人格、情趣的化合和点染，审美经验的筛选与组合，完全被艺术化了，融于通篇气韵的古雅清幽、自然平淡之中，正是艺术的价值所在”，因此，作者也不同意把贾岛纳入韩孟诗派。文章还探讨了贾岛的审美情趣 ，认为贾岛是以古典美学的和谐优美为理想的，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单纯、宁静、孤独的色彩。文章把贾岛诗中喜欢描写病态美和丑恶的事物，归咎于贾岛天性的懦弱，把贾岛诗的耽幽爱奇，以丑为美，说成是在“体验着隐寓在表象背后的悲剧美”。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陈言傑的《贾岛诗注》，是贾岛诗歌的第一个注本，也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贾岛诗歌的全注本，尽管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1946年，李嘉言发表了《长江集考辨――〈贾岛年谱〉附录之三》，文章据明翻刻宋十卷本（四部丛刊）对通行十卷本作了一些校订。一年后，岑仲勉又发表了《贾岛诗注和贾岛年谱》，对陈言傑《贾岛诗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嘉言校订的《长江集新校》，该书考订精确，指出现行版本的诸多舛误，还对贾岛集中的一些伪作，一一辨别，所以是目前贾岛诗集最为完善的本子。佟培基的《贾岛诗重出甄辨》则对贾岛与他人诗歌的重出情况进行了清理，也有助于贾岛诗集的进一步整理。
《贾岛诗集》版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万曼的《唐集叙录·长江集》。
三、姚合研究、皇甫湜研究
姚合研究 本世纪，姚合研究的成果很有限，且多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后产生的，内容涉及姚合生平、诗歌创作和诗集整理等几个方面。
对姚合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达津的《姚合的诗和姚合生平》、吴企明的《〈全唐诗〉姚合传补订》、曹芳林《姚合在御史台时期及其交游考》、徐希平的《姚合杂考》、谢荣福《读姚合诗杂考三则》、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信应举《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尹占华《姚合系年考》、徐希平的《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向邝健行先生求教》等。
其中，王达津文考订出姚合当生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和贾岛相同；很可能死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死后不久；文章还据《郡斋读书志》和同时人的赠诗简略排比了姚合的生平仕历，其中认为姚合当先任郎中，后出任杭州刺史，回朝后才任谏议大夫的，任陕虢观察使，在开成四年，此皆王文之发明。吴企明文对《全唐诗·姚合小传》进行了订补，认为姚合曾任谏议大夫，又曾任刑、户二部郎中，殿中侍御史，于元和十一年登第，《唐诗纪事》云“出荆、杭二州刺史”之“荆州”当为“金州”之误，姚合并不是宰相姚崇的曾孙、玄孙，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懿，是吴兴人。曹芳林文考证出，姚合“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初至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初任监察御史”，“从军在边地夏州一带”，“在傅良弼军中作掌书记”，“从军一年多”，“大和元年秋回归洛阳”，“依然在御史台作官”。徐希平文考证出姚合曾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还考证出姚合早年曾隐居嵩山。谢荣福文对姚合生平的考证则多与徐希平文观点相左，他认为徐文说姚合曾分司东都无疑是正确的，但所任不是殿中侍御史，而是监察御史；本文还发现姚合早年曾寄家邺城。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文考证出姚合于元和十一年及第后曾佐魏博幕，还对姚合任武功主簿的时间及其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姚合任武功主簿在长庆间，三年时间，长庆四年谢职归故里，推其生年在建中元年（公元781年）。信应举文对吴企明认为姚合郡望吴兴、籍贯亦为吴兴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姚合世系所属为姚崇之曾孙，望出吴兴，籍为陕州。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文带有年谱性质，认为姚合生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卒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享年六十七岁；该文对姚合生平重大行事的考证也多新见。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文则认为姚合并未从军夏绥，上引曹芳林文系误解姚诗及李频《送姚侍御充谓北掌书记》一诗，后诗中“姚侍御”非姚合。徐希平《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文对邝健行《中国诗歌丛稿·姚合考》一文诸多问题进行商榷：（一）、姚合是否曾“充渭北掌书记”，（二）姚合曾任侍御史之职，（三）姚合牧杭的时间，（四）姚合卒年。
对姚合诗歌进行分析的文章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初探》、徐希平的《“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的《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等。其中徐希平文对姚合诗风的探讨颇为深入，且多新见。它首先探讨了“武功体”的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疾的内容并不少见。文章认为， “武功体”有两种主要思想倾向：第一，积极进取精神与关注现实的责任感，第二，闲居遣怀、流连风物的独善情怀。姚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乃至招惹非议，均多由于后者，但它是“当时士人真实际遇和特定心态的反映，有着艰难人生与丑恶社会留下的烙印，折射出时代的暗影，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认识价值”，而且“时时透出其激荡难平的心底波澜，表明洁身自好的信念”。文章还指出，“武功体”重“天格”，其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张宏生文则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以及姚贾与后世的关系等等，也有相当的深度。
对姚合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辩证》和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等。
皇甫湜研究 本世纪有关皇甫湜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就目前所见，主要有梁孝翰的《韩门奇崛派皇甫湜文学之评价》、曹汛的《皇甫湜生卒年考证》、姚继舜的《皇甫湜生卒年诸说辩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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