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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是唐初重要的作家，从唐代以来一直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世纪的王绩研究，无论是在生平思想还是在文集的整理、诗歌作品的系年、艺术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的重现，使得人们对王绩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一、王绩生平考证和文集整理
王绩的生卒年 本世纪最早对王绩的生卒年进行考证的是郑振铎，他在《中国文学者生卒考》一文和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都认为王绩的生卒年是590？──644，也即约隋开皇十年至唐贞观十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为王绩生于584年，卒于644年。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王绩约生于590年，卒于650年。
闻一多的《唐诗大系》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的看法与闻一多先生同。此后出版的诸多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等均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则认为王绩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不能早于开皇五年（585），当在这以后的数年间，卒年在贞观十八年（644），时为三十四岁。
然而韩理洲、张锡厚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皆考证出王绩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张锡厚《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刊《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都采用韩理洲之说。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则认为王绩应生于开皇九年（589年），谓闻一多之说非。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代文学史》也认为王绩生于589年。
王绩生平研究 傅璇琮的《唐代诗人考略》是较早对王绩生平进行考证的文章，该文首先对王绩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确切地说，王绩应为绛州龙门人。对于王绩的生平事迹，该文也作了一些考证工作。文章认为，王绩应制及第当在大业十年，入长安当在武德四年之秋，待诏门下省即在此后数年间，王绩之隐居当在贞观七年以后。文章还认为，王福嗣的《东皋子答陈尚书书》是王福嗣伪造的。对王绩生平进行比较详细考证开始于韩理洲的《王绩生平求是》，该文首先认为王绩的籍贯当以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为是，又据《文中子世家》、《文中子补传》、《王氏世系》，补叙了王氏世系，还对王绩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补考，接着考证了王绩的三仕三隐的经过。同年发表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中也论及王绩一生忽仕忽隐的原因和实质,文章对《集序》、《新唐书·本传》所云“君历职皆以好酒废”的说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云“寄慨隋室将亡”等原因皆持异议，认为王绩忽仕忽隐有其特殊原因：一、门庭开始衰落的贵族子弟的矛盾心理，使王绩在风云变幻的隋末唐初，必然反复于仕隐之间。二、王绩忽仕忽隐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有关（指与杨玄感之乱、玄武门之变、其兄王凝触怒贞观重臣有关）。三、王绩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也是他忽仕忽隐的一个重要原因。四、贵族世家优厚的产业和特权，也为王绩进则可仕，退则可隐，提供了条件。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辩证》也叙及王绩的生平，唯所论与韩文近似，故不再赘述。
在此之后，张大新、张百昂的《王绩三仕三隐补辨》则对王绩的三仕三隐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首先认为，王绩应孝悌廉洁举登第的时间，不是如韩理洲所说在大业中（611年左右），因为“大业九年王绩尚在河汾家乡，未曾出仕。《求是》所断，不足为信。在尚未发现确凿新证之前，还是将王绩第一次仕历系于大业十年为是。”对于王绩的第二次入仕的时间，作者同意韩理洲的意见，只是略作补充，认为“必在武德五年四月以后”，而且“与友人的造访可能有直接关系”。对于王绩这位“斗酒学士”罢归的原因，文章认为，韩理洲认为的“是王绩之兄王凝先后触怒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朝廷重臣，遭到挟嫌报复”的说法是不对的，文章认为，事实上，王绩的退隐与武德末年的“玄武门”之变有直接关系，因而“王绩第二次退出官场应在玄武门兵变后未久的贞观初始”。关于王绩第三次出仕的时间和原因，本文认为，“王绩归隐河汾应在贞观七年前后，而其第三次出仕，似不晚于贞观五年。”“正象前两次以‘疾’罢归纯系托辞一样，王绩第三次出仕的原因也并非‘因家贫’”，而是“处此‘有道之世’，急欲走出茅庐，乘时立功，彰明祖德；但碍于逸士之高名，进退失据，作出种种忸怩之态，直至按捺不住，非出来不可时，只好仿效陶潜，托以‘家贫’赴选。这就是他第三次出仕的思想背景。”另外，文章还认为，“《求是》将王绩第三次仕历定在贞观十一──十五年间，似有背于实”，其“弃官归隐必在贞观七年前后，绝无迟至贞观十四年以后的道理。”考证细致，较有说服力。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撰于1984年，出版于1992年，由于他未看到五卷本《王绩文集》，难免在资料依据方面有所欠缺。
《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一“王绩”条和第五册卷一“王绩”条均对王绩的生平进行了考辨，亦可参阅。
王绩文集的整理 本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王绩文集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首先对王绩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加以注解，此书以《全唐诗》作为底本，校以明抄本和孙刻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刻《东皋子集》和光绪丙午罗振玉唐风楼刻《王无功集》，择要作出了校记，而且给予简明扼要的注解，是一本科研与普及结合得较好的著作。不久以后韩理洲发表了《王绩诗文系年考》，此文第一次对王绩诗文的作年进行了考订，共为王绩的五十三篇作品作了编年。接着，张锡厚和韩理洲同时对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集》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韩发表了《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两种五卷本》，文章指出，新发现的关于王绩诗文的两种五卷本即清同治乙丑重阳陈氏晚晴轩抄本与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比通行的四库本多出近一倍篇幅，比明刊本多诗六十余首，文赋二十五篇。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张几乎在同时也发表了《关于〈王绩集〉的流传与五卷本的发现》，他对五卷抄本的抄成情况上有不同的推断，但他和韩理洲都一致认为，一次就为距今约有十四个世纪的大诗人增补几十首佚诗，本身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重大发现。一年后，张锡厚又发表了《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校补》，以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手抄本，对王重民先生三十年代在法国巴黎图书馆拍摄的伯2819《东皋子集》残卷作了校补 。又一年后，韩理洲出版了《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此书以经过精心较雠过的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作底本。底本抄较时，参校了陆淳的删节本、黄汝亨、曹荃、孙星衍分别刊刻的三卷本和《全唐文》。另外，又参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卷本、总集、诗话，所用校本凡十五种，集后附有序跋著录、传记、同时代人之酬答诗文、集评，为学人省去了不少翻检之劳。这本著作是迄今为止最新、最精之王绩集整理成果，为重新深入探讨王绩诗文、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准备了必要的材料。此后，康金声、夏连保编著的《王绩集编年校注》也出版了，由于此书成稿于1984年左右，作者又未得见五卷本，故其所收诗文反不及韩理洲整理本，但此书之编年和年谱，以及诗文之注解亦不无参考价值。
二、王绩思想研究
七十年代末以前 在五卷本重现之前，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基本上和唐代以来的研究者一样，认为王绩是一个消极避世、高标独立的高人隐士。
如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就认为“他有时率奴婢种黍酿酒，养凫莳花，有时乘牛经酒肆，留数日不反，有时读读《老》《庄》《周易》，有时住在北山东皋著书。”王士菁《唐代诗歌》也认为“明哲保身，知足常乐，便是他的人生观，他的处世哲学。”但又认为王绩年青时“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而那种‘浮生若梦’的思想则是在后来形成的；至于归隐和安于隐居生活更是后来的事了。”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亦云“性本好酒”、“受道家思想很深”，“王绩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生观从一方面说是逃避现实，但另一方面说，却表现了他与统治者不合作精神。应该指出，王绩这种人生观是由于隋末社会的黑暗，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人才的被压制等原因而产生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早年有过一些抱负，但是仕途一失意，就心灰意冷了，在群雄逐鹿的隋唐之际，他并没有什么作为”，“此外，他还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
相对来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王绩思想的研究要深刻一些：“王绩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对新的封建王朝表示不满的，因此他的思想表现得很复杂也很矛盾。 他受了他的哥哥王通（文中子）的影响，有正统的儒家思想，曾在《北山赋》自注中把他哥哥比为孔子，又曾在答友人书中大谈家礼丧服，要以周、孔为楷模。但是由于他看透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时又接受了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一心要皈依自然，深以‘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赠程处士》）为苦，从礼教中解放出来，纵酒如狂，常常以嵇康、阮籍、刘伶尤其是陶潜自比，这当然和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有关。......他晚年还喜听北山僧所讲的‘真如’的禅理。因此，他的诗文中含有儒、佛、道三家的思想。他对于可诅咒的封建社会表示愤慨，有进步的一面；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一味闲适颓放，消极的成分较多，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较少，也是严重的缺点。”当然，现在看来，其中阶级分析的成分较多一些，但对王绩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准确的。
八十年代以后 七十年代末五卷本重现之后，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才较为深入。如韩理洲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就对人们认为王绩是一个隐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异议：“王绩一生‘有为’多于‘无为’，并非‘大部分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从思想发展的概况来看，他仕隋仕唐，直至贞观初待诏不得重用的整个青年、中年时期，积极用世，渴望施展抱负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例方面来考察，还是从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来分析，王绩的确是不应列入《隐逸传》的。”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一文也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认为王绩主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道家思想虽然有时也很突出，但往往又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现象。韩理洲在其《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中也认为，“王绩的思想是及其复杂的，儒、道、释、阴阳历数诸家的学说，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随着隋、唐之际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及个人仕途的顺逆，在他一生中消长起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天下承平，有机遇的可能时，他便牢记着‘当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诲，不坠儒业，‘思待诏’、‘觅封侯’，欲为风鹏云龙；当时局昏昧或仕途踬碍时，他又对儒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转而从老、庄哲学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纵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怀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闷。因此，王绩绝非超凡脱俗的隐士，所谓‘言不冤时’、‘行不忤物’的‘乐天君子’云云，并不能概括其人。 “贾晋华的《王绩与魏晋风度》一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绩思想与阮籍、嵇康、陶潜等人的相通之处，文章认为，”王绩是在唐初‘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的清明时代定下退隐长策的，这个时代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诗文中加以赞赏。因此，他的自然放旷较少对抗现实的悲剧因素，较多追求个性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潜的真淳。却有着一种阮、陶所缺乏的乐观明朗。“文章还认为，”当然，王绩也并未彻底忘怀社会事功，他的内心深处，偶尔也闪过失败的悲哀、孤独的忧愁“，”他的退隐和扮演魏晋名士角色，毕竟是不得已的下策“。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客观、辩证的。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三章论及王绩的思想，文章认为，王绩的简傲放达的风度”在北朝至唐初极其尊崇儒学，特别是讲究礼度的社会风尚中“”仍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书中认为，王绩的简傲首先来自他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王绩有庾信之才，而又出自北朝‘六代冠冕’，这种站在北朝文化顶峰上的优越感，自然就养成了他‘独步当时’的‘高情胜气。’“其简傲放达还出自他才高志大而疏懒迂阔的天性,也与王通门人集团复杂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与陶潜进行比较时，作者认为，”王绩看破世事和人生，似乎比陶、阮更接近老庄的本意。但因为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追求，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得相当世俗，与他对社会人事的彻底否定自相矛盾。“”尽管他在诗中也表白过忧世之情和济物之想，但他对现实的批判多半是因自己的虚浮纵诞，不适于时而反激出来的牢骚。“他的”归隐缺乏陶渊明那种对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认为，”王绩虽然崇奉老庄思想，并不陷于虚妄的神仙迷信“，”王绩从人生短暂，纵心而长往“的主旨出发，有时对释、老、儒的教言感到都是多余的”，“王绩有时从三教的教义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论，使三教统一于他的随分而适的观点之中”，“在历史观上，王绩认为自三王五帝以来，‘咄咄建城市，倏忽观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王绩对人生及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逃避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六章“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中也论及王绩的思想，该书首先探讨了王绩思想的地域文化渊源，认为，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山东旧士族士子经世致用、觅取功名的进取精神，是王绩“思待诏”、“觅奉侯”的人生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其次结合王绩一生三仕三隐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王绩心中一直未泯的济世情怀，一还其本来面目。在探讨王绩与魏晋风度之关系时，该书认为，由于王绩所接受的魏晋玄学经过北方学风乃至河汾文化的过滤，已非原汁原味，更由于王绩所处的时代亦与魏晋大异，所以王绩虽然仿效魏晋名士，却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目的，也即是其进取意识、济世情怀得不到实现时的宣泄和沉思。
三、王绩诗歌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五卷本发现以后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以及一些有关唐代诗歌的研究著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其中不乏玑珠之论。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王绩的诗的“意境也便是直袭之渊明的了”，说他的最好的诗篇如《田家》、《过酒家》两首“也浑是上继嗣宗，下起王维、李白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认为“王绩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风超脱齐梁而复归于魏晋”，“如果我们承认齐梁是诗的厄运，那么他对于唐诗的贡献也可明白了。”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则认为“只有王绩足称初唐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的诗人”。
闻一多对王绩具体诗歌作品的评价也很高，如他说“王绩自己的那首《野望》诗”，“得陶诗之神，而摆脱了它的古风形式，应该说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自然处渊明亦当让步。”闻先生又说，“陶诗的特点在于诗人对大自然长久作有趣的看法，天真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小孩儿似的思想感情。王绩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林庚把王绩的诗歌放到汉唐文学的 演变过程中来考察，他认为王绩的《野望》诗“摆脱了六朝以来贵族化的华靡和雕饰，创造出一种非常朴素的诗歌语言。正是这种朴素语言的洗炼，产生了全然不同于六朝长律的五言律。从汉的统一到唐的统一，在文学史上正是反映为从赋的时代走向了诗的时代。而初唐则是这一演变的加速过程。赋原带着有浓厚的宫廷习气，这首诗完全摆脱了赋体，正标志着诗赋消长这一鲜明的历史转变。”王士菁的《唐代诗歌》认为王绩的某些小诗，如《秋夜喜遇王处士》、《夜还东溪》“和当时流行的贵族诗人的‘应制诗’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和约莫在一世纪以后出现的，盛唐的某些诗人的清新质朴的抒情小诗倒是比较相近的。此外，他的《古意》这一类咏怀诗，也给予了后一些时期出现的诗人陈子昂和更后的张九龄一些影响。”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绩的《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这两首诗不仅生动地写出田园景色和他的闲适生活，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在一连串的问话里，也洋溢着一种关怀家园的殷切心情。无论从思想或艺术来说，他都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这个论点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首肯。
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最重要的王绩研究成果，无疑是马茂元的《关于王绩──唐诗札记之一》，文章指出，“在崇尚齐梁、堆花丽叶的初唐诗风里，能够以朴质清新独标一格的当然应该首推王绩。过去的许多诗论家、和近现代的许多文学史家都强调这一点。为了要强调，因而在具体介绍评述这一作家时，往往就把他描绘成一个遗世独立的高人，好像和他所处的时代绝了缘似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吕才在‘东皋子后序’里有一段记载，正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薛道衡曾见王绩少时所作‘登龙门忆禹赋’叹曰：‘今之庾信也！’......所谓‘今之庾信’那就是说他的作品高度的合乎时代的规格标准；他的艺术风格，和当时文坛的风尚是完全一致的。”“拿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来看（略），这些诗写得清新流利，风致绝佳。他固然纯用白描，不事藻饰。但仔细玩味一下，却仍然没有脱离齐梁人的格调。......王绩在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变华靡绮丽之风而倾向于朴素自然，这是由于它的现实生活遭遇所决定的。”“在诗歌创作上，王绩更多学习的是陶潜而不是阮籍。”
八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五卷本王绩集的重现，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对王绩诗歌的认识也就较为深刻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韩理洲在其《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一文中对王绩诗歌发展变化的轨迹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王绩的诗风经历了一个“从绮丽轻靡到疏野淡朴”变化过程，而这种变化大体在其第一次归隐前后，此时王绩当三十五岁左右。文章又认为，转化原因有三：一、 王绩的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必然挣脱齐梁文风的羁绊，谱写疏野淡朴之章，二、王绩在效法陶渊明的为人中，汲取了陶诗的艺术营养，促进了独特诗风的形成；三、王绩家传的文学思想，也是他扬弃绮丽轻靡，树立良好诗风的一个因素。
此后不久，学术界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篇研究王绩诗歌艺术风格和成就文章，如韩理洲的《论王绩的诗》、张锡厚的《论王绩的诗文及其文学成就》、裴晋南、魏国春的《王绩诗风探源》、王祥的《略论王绩其人及其文学成就》及高光复的《略论王绩的“纵诞”及其诗的“平淡”》等，其中张锡厚的文章首先对以前人们对王绩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态度提出了商榷，他认为，王绩一生坎坷不平，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一些平民生活，使他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内容，其思想性还是比较强的。王绩以酒为题材的诗作，不仅在于宣扬酒德，醉酒之余，还在“寄情”、“抒怀”，其次，以咏隐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完全是为了宣扬洁身自好的人生哲学，往往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咏隐，表现出诗人避俗而又满怀怨望的复杂心情。但是，王绩诗歌也有一些含有消极内容的篇什。
1986年，张锡厚又发表了《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文章据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认为，王绩虽然确有不少歌赞隐逸和昏饮之作，但这些诗歌往往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和仕途困踬的忧怨。
九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人们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又更加深入了。1990年有两篇文章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即张明非的《论王绩的田园诗》和王志华的《五言律奠基者旧说应予推翻－－重评王绩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都颇有质量。张文指出，从晋宋到隋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田园诗的发展与山水诗极不相称。这种寥落的局面，“是由于王绩的出现才被打破的”。王绩的田园诗，“不仅上承陶渊明，下启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也比他的山水诗数量更多，成就更高，更富有特色。”张文除肯定了王绩对陶诗的继承外，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王诗的发展和创新，即题材上使山水与田园融合、主题的变劳动为隐逸、形式上的律化，论点比较全面，也比较稳健 。王文一开始就从作品数字上做出统计，指出王绩的143首诗中，有合格五律14首，合格的五绝13首，合格的排律5首，准近体五言诗1首，虽然偶有失黏失对和平仄格律未臻完美之例，但“我们完全可以说王绩是隋唐之际全力以赴写作近体诗歌的诗人，也是隋唐之际近体诗歌写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所以历来五言律成于沈宋的旧说应予推翻，“奠基之功，应归于王绩”，这样，五言律的定型，就提前近半个世纪。应该说，王文的观点是相当新颖的，对王绩近体诗律化成就的认识也比较客观可信。然仅凭数据统计就否定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公认的沈宋是律体定型者的旧说，说服力显然不够。
1996年，杜晓勤在其《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一文中也论及王绩的诗歌在五律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据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统计，得出结论，说“王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唐初律化意识最强烈的诗人。”而且文章还探寻了其诗歌律化的艺术渊源，文章认为“王绩之所以能在新体诗声律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对庾信新体诗声律技巧的继承和发展”，在列表对比之后，文章指出，王绩黏式律的结构更接近律体的格律模式。另外，庾信黏式律中联式、结构都比较单调，而王绩则在不改变其结构主干的前提下，作了一些调整，丰富了黏式律的声律模式。“
九十年代出版的一些专著对王绩诗歌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王绩的诗歌”有一种庄子式的不平，和由这种不平走向任自然、超然物外的境界“。”不过，王绩的许多诗，却反映了他对于冷眼与不平心理的很好的超越。他创造了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王绩的诗可以说是陶渊明诗风的一脉延续，而且又与盛唐的王维、孟浩然诗派有接续关系。当然，这种接续关系，只是在归卧林泉、从自然中领略美这一点上说的，并不是说王绩是王维、孟浩然诗派的先导，王、孟诗中那种跃动的蓬勃生机，是王绩所缺乏的。王、孟虽亦追求物我一体的自然的美，但已经变淡泊朴野为宁静明秀，那是盛世之音无所不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带着更多的时代印记。而王绩则是归隐文学的一种独特现象。他的诗，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可以解释的。从唐诗的发展的史的角度考察，它似乎并不具有环节的意义。“这种论点和评价与五六十年代的看法判然有别。
葛晓音在其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认为，”王绩对陶渊明的继承仅限于精神的浅表和部分形迹，他的田园诗也就必然缺乏陶诗的深层意蕴“，王绩”而是从风格到艺术表现都直接继承了庾信的田园诗。当然这首先是由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王绩的时代距庾信最近，北周后期至隋代淹雅清正的诗风，大量用典和排偶的时尚，以及诗歌取材愈益细致广泛而多样化的倾向，对王绩诗歌的影响最为直接。“”另一方面，王绩继承庾信的原因，还在于两人田园诗性质的近似。“”王绩取法于庾信，主要是因为庾信用环境描写及细节琐事的堆砌来渲染外在的隐居状态，最适宜于在形迹和精神的表层上表现田园生活的意趣。“作者又认为，《野望》”力求在一首观赏山乡景色的诗中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精神状态概括出来，使高度浓缩的诗境能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
再如尚定在其《走向盛唐》一书中也论及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他认为，王绩的诗歌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就题材的选择而论，王绩的诗歌基本上可以分为饮酒与田园生活两大类，另有相当一部分怀古诗。这显然受到陶渊明对诗歌题材选择的影响。其中，饮酒诗占很大比重，这在前代诗人中唯有陶渊明可与之相比。“”但是必须指出，就审美内涵而言，陶潜的饮酒诗所抒发的是一种平淡而悠远的旨趣，一种随遇而安、委运大化的人生境界；而王绩的诗往往显露出一种比陶氏要颓废得多的末世情绪。“”就艺术渊源而言，王绩广泛地吸取了陶诗的创作技巧，从意象经营到遣词措字方面甚至可以觅见陶潜的诗意。“但他又认为，”这种吸取方式往往有翻版之嫌，很难称得上是上乘的艺术创造途径。“书中又说王绩的游仙诗”基本上继承了东晋游仙诗的艺术传统，即所谓‘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以‘访仙、学仙、炼丹’等活动为叙写内容，追求在对自然风光的精心刻画中达到将仙境与尘世对立起来的艺术效果。“此书最后指出，”王绩之所以成为贞观诗坛上最有成就的诗人，与其对于汉晋尤其是晋宋之际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传统的继承直接相关。而这正可视为隋唐之际与北朝文化系统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典型例证。“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也有一些新颖之处，如他们对王绩哲理诗的研究，说”王绩除了在田园、山水诗中体现了老庄思想外还写过几首哲理诗，也可以称之为玄言诗。表示了他对宇宙、生命、生、死的见解，都是演说老庄的观念。“
杜晓勤在其《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王绩诗歌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该书认为，”从诗歌创作实际和作品艺术风貌上说，王绩受卢思道、孙万寿等山东旧族诗人的影响比较大。“”卢思道、薛道衡、杨素、贺若弼等人是王绩学习建安诗歌的重要艺术中介。因此，王绩诗歌中也多表现其建功立业的进取意识以及理想受挫的苦闷。“当然，王绩和卢思道等山东诗人也有不同之处，”他的诗是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的结合，言志抒怀中夹杂着玄学思辨，而这正是卢、薛等人诗歌中所没有的。“”王绩将阮、陶、庾一脉发展下来的考察天人关系、探寻命运奥秘的理性思辨的创作方式同表现济世情怀、功名意识的受挫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形成了既与阮、陶、庾相通，又与之不同的艺术旨趣。“也即”既慷慨激昂、又玄远高古的独特诗境“。该书还认为”王绩诗歌率真、自然的艺术风格，首先得益于他‘以会意为功’的创作原则，而此创作原则又与他受道家纯任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观影响有关“。该书最后指出，”我们如果将王绩放在初盛唐诗歌发展的大过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时其他人都在一味地强调‘复古明道’或激励提倡融合南北、文质彬彬却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王绩以其更为切实可行、也十分有效的‘以会意为功’的创作态度，写出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作品。所以我们在强调唐初魏徵等人、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健康发展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忽视王绩这个更重实践的、寂寞的先行者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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