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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
隋代处于南北朝向唐代的过渡时期，享国又极短，故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见仁见智，争议较大。
本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是从肯定派开始发端的。现存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中，林传甲论及隋李谔论文体之复古的功绩。１９２５年徐嘉瑞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代文学也大加称赞，他认为“隋代是对于六朝文学革命的一大转机，开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革命的伟人，第一就是隋文帝，第二就是李谔。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十分有价值的文学，但是杨素、虞世基、薛道衡等的诗，已经开了初唐四杰的先河。这是破坏时代的必然状况呵。”稍候不久，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以魏征《隋书·文苑传序》中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为基调，从南北文学思潮的统一，文帝、李谔、炀帝、王通等人对文体变革的贡献，尤其是隋炀帝时新声及律体的复盛几个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书中所云隋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的观点更为新警。三十年代，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也从“隋文帝禁止浮华”、“隋炀帝提倡典雅”、“颜之推折衷主张”、“王通之复古论调” 等四个方面，基本肯定了隋代文学的进步作用。
自三十年代中期直至六七十年代，学术界对隋代文学的评价以否定居多（详后），但稍后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肯定性的意见。如１９６２年第５期的《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廖仲安等人写的《初读〈中国文学史〉一文》，其中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隋代文学置于《北朝作家》一章之中的处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编者对隋代文学这样的处理，不仅埋没了一代文学，而且也不符合这个统一帝国的历史面貌。隋代文学不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而是唐代的先驱。”１９６３年第１期的《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汪之明的一封来信，在此信中，汪之明首先对廖仲安等人的观点表示赞同，然后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补充论证：首先，隋代结束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都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其次，“......在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中，还逐渐呈现出南北文风互相交流的倾向。......隋代还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最后，在诗歌形式上，像卢思道、虞世基的《初渡江》等也颇有唐代五绝的情韵，至于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似乎预示着唐代诗歌的发展的广阔前途。”针对三十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忽视，对隋代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的现状，宋景昌、王增文撰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文章将隋代诗歌分为文帝、炀帝两个时期，认为隋代前期诗歌大多有感而发，内容充实，题材也广泛，“主要是继承了北朝刚健诗风，但也表现出南北诗风开始融合的趋势”；隋代诗歌的发展“出现了逆流”，但“也并非一无所成”。文章最后认为，“隋代诗歌就总的趋势来讲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同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作了强有力的抗争，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文章针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轻视、否定隋代文学贡献的现象，还指出了当时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应历史地看待隋诗，（二）应全面地看待隋诗，（三）不能把《全隋诗》所收的诗歌都看作是隋代的作品，应以目前能够确定的真正的隋诗为依据，（四）不能把隋代的一些爱情诗歌与梁陈诗风混为一谈，（五）还应该注意不能因人废言，（六）今天研究隋诗，应该主要以现存作品为依据，不能抽取史家的片言只语就轻易否定了。这是本世纪对隋代文学总体上加以肯定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论文。后来李星、锺优民、王步高等人也都撰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成就，因其多以隋诗为考察重点，故留待下文评述。
对隋代文学成就持否定态度，是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郑振铎认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间（５１８－６１８）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继了梁、陈的文风的。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坚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失败的，杨广等人的诗歌都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上承徐庾流风“，对隋代文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诚如前文多次提到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他们把隋代文学放到《北朝作家》一章中叙述，且认为”隋代文学基本上只是南北朝的尾声，而不是唐代的先驱“，其理由是”隋代重要的作家都是由北周入隋。他们的作品入隋以后并无重大变化“而且他们也否认隋代有”南北文风交流“的倾向，与廖仲安、汪之明等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到本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文学史依然对隋代文学持否定态度。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严格说，没有自己的一代文学成就，没有足以标志一代文风的不朽作品。诗与文，都只是北齐、北周与梁陈文学的流波余韵。“”这是一种没有个性，没有生气的文学。“
与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态度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对隋代文学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尽管在隋及唐初的作品里，由文学倾向说，南朝的文风占着统治的地位，但在不少的诗人的创作中，从军、出塞这类题材是比较多地出现了。......这种南北文风的融合，是这一时期作家在其创作实践上得到了更多的滋养，为摆脱南朝以来一些形式主义倾向的文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隋朝”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艳文风，依然占着统治地位“，但他们从卢思道 、杨素、薛道衡等人的作品中，也”看出隋初诗风的确多少显示南北文学开始合流的一点新气象“，总的说来，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论隋代诗人”时，首先肯定了隋文帝与李谔的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杨素的诗篇中可以看出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认为薛道衡、虞世基的从军、出塞诗，“已超越南朝，是七言歌行的发展。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都有新的成就，而成为初唐四杰的先驱。”倪其心《隋代的诗歌》一文也认为，隋代“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历史上都是重要的朝代，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下一新的历史阶段。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思潮，齐、粱的绮丽和梁、陈的宫体，都在隋代回光返照，再度泛滥；而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也是在隋代开始萌生出新的发展趋势。”葛晓音《八代诗史》，首先认为隋代是一个“囿于融和而艰于创变的时代”，“使隋诗呈现出风格杂乱不一的状态”，这种过渡状态首先体现为“隋诗普遍有蒙气”，“体现在齐梁影响的根深蒂固，更体现为经过隋初凿雕为朴的改革后，融合北朝诗之清壮和西晋诗之雅正的倾向，这为初唐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少数作家作品“在表现艺术上有所探索，显示了向唐诗进化的趋势。”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相当公允、中肯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册，则在认为隋朝“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的同时，也承认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
二、隋代诗歌综合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倒是有一些关于隋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叙述，然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深入研究。比较早地对隋朝诗歌进行深细探讨的是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他在该书中从“杨素的复古”、“统一文学与反动”、“宫体诗的作家”、“隋宫的女诗人”几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隋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倪其心的《试论隋代的诗歌》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隋代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本文涉及面广，从隋文帝论到炀帝时，从薛道衡等文人之诗论到民间歌谣、无名氏的小诗，文章最后认为，“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 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 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八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篇综合研究隋代诗歌的论文，即章壮余的《试论隋代的诗风》，文章论述了隋代边塞诗、爱情诗、抒情诗等题材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指出了这些诗作的清新刚健诗风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揭示了隋代诗风向唐代过渡的痕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到九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多了起来，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就更大了。钟优民的《隋代诗歌的嬗变轨迹与基本特点》从“余音袅袅的浮靡诗风”、“新风渐开的缓慢蜕变”、“激烈抗争的民间歌谣”、“继往开来的隋代诗论”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隋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过渡性特点”。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的文学》一文，受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论隋代文学发展而以作家群分”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对“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稽考和评述，并探讨了其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断定王通及其讲学活动是真实可信的，继而稽考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一首诗、王度一篇传奇、王绩十三首诗文、薛收二首文赋、薛德音一首诗、陈叔达二首诗、凌敬可能一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不同于隋代其他作家群的最突出特征，在于他们表现出一种对于隐士风范和田园诗及自然率真风格的新兴趣”，进而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应该说这是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中极为难得的一篇力作，文章不仅角度新，开掘深，而且立论稳，考评结合，相得益彰。贾晋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也是一篇视角新颖的佳作，唯文章以唐代为考察重点，隋代只是一笔带过，故留待后文再加评述。王步高是继贾晋华之后又一位对隋代诗歌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其《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认为“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格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隋诗斫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略论隋代诗体的格律化进程》，则认为“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处于一个新老交替时期，旧形式（如五言古诗、乐府诗）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诗主要只存在于宗庙祭祀等场合（如《隋书·音乐志》中的那些诗作），一般文人已很少写作。......隋代的乐府诗，较多用于写边塞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赋予了乐府诗以新的生命力。这与南朝乐府多拟古之作而非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有所不同。它上承汉乐府、建安乐府，并下启唐代的边塞诗派及新乐府运动。”文章还认为，“隋代统一使南朝诗人把追求形式、格律化的作法传统带入隋朝，而原先就受过王褒、庾信等南来诗人影响的由北朝入隋的诗人，也自觉向南方诗人学习，使隋诗的格律化进程继续发展。”文章最后总结说：“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隋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近体绝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诗已近于成熟，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已具雏形，甚至类似五言排律的形式已大量出现。”其《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进行研究，文章认为，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进展。隋诗的丽词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初唐诗人深受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最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隋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练的词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已经趋于全面和系统化，因为前此的研究多是就隋诗而论隋诗，几无一人涉及到隋诗对后世的影响，故本文在隋代文学研究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三、隋代文的研究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本世纪隋代文的研究都不及隋诗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有两节是论述隋代文体的，他在该篇第十七节“隋李谔论文体书之复古”中称赞道：“卓哉李谔，盖深知文体之要矣。词人典故，多为借用，移步换形，张冠李戴。所记不过琐琐细事，而懵于大体，李谔欲尽使之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其识亦卓矣哉。”其于第十八节“隋王通中说之文体”中也对王通之文学主张大加称颂：“隋炀帝时，文体又趋浮艳，经术弃而不讲，王通乃取《论语》及《诗》、《书》、《春秋》，字摹句仿，亦贤矣哉。”曾了若《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对隋之散文考察甚细，他认为在南北朝后期，“有志洗革江左浮靡，能为彻底致力的，当以杨坚为第一人，后之继此而起者，亦不能无受其影响，李谔一书，尤足珍异也。”在论及隋炀帝时，则认为，“其可议者固多，其可纪者亦不能谓无，前人之论，每流于过甚其词，故遗其功耳！即以其提倡典雅文体一事而言，功亦不少；盖广初著文为庾信体，及见柳 以后，文体遂变雅正。闲尝思之，隋代二主，后先相踵，致意矫正颓风，数为难能可贵，即非空前绝后，亦当旷世难逢，以故唐初魏徵颜师古提倡典雅之体，亦不能否认。”此文认为颜之推虽然主要生活在北齐，但其卒于隋朝，故亦视为隋人，而论及其所著《颜氏家训》：“有《文章》一篇，主张折衷古今，保存音律之美，......唐代所产生之新文体，不骈不散，亦古亦今，与颜氏主张，当有间接关系也。”此文可谓是第一篇全面、系统，也比较中肯的评价隋代散文成就的论文，言之有据，见解独到，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六十年代掀起的对隋代文学评价的争论中隋代散文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汪之明认为，李谔和隋文帝“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浮靡文风的行动，尽管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显著；但它是继北周苏绰的复古运动失败后的又一个重要回合，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与此同时，余冠英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认为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显然是代表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体的看法”，“和北周的苏绰确是一脉相承”，但似乎不足以说明隋代散文之成就。
进入八、九十年代，一些专门的散文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现，使隋代散文的研究更细致了。姜书阁《骈文史论》较系统地论述了隋代散文家和他们的骈文，他首先论及颜之推，认为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文辞较为平直，不及《哀江南》之豪健雄肆也”，“句法也比较单调而少变化”。说《颜氏家训》“虽用骈文，却不以文为重，而以意为主，故骈不求丽，辞不务妍，可对则对，不偶便散，无所固执。”该书还指出李谔“请革文华”的上书，“本身也还是竞奇争巧的骈体文章”，并为“终隋代三十余年并未稍有变革，只不过骈文已被徐、庾作到顶点，也就是带到绝路，此后只能效颦学步，每况愈下而已。”而稍后一年出版的马积高的《赋史》，则述及隋之赋，然系一笔带过，未作深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册，在论述隋代散文方面最为深细，他认为，“当时的某些文人学者，虽有复古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来，隋世文章，是并不统一的。”故该书将隋代散文分为“歌颂新朝之文”和“提倡复古之文”两大类，云隋初“易代之际，一些文人并不凭吊故国，而多歌颂新朝。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许善心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又谓“隋朝统一，为时虽短，学风文风变化虽然不大，但有几个作者，如牛弘、李谔、刘炫、王通等，学风文风都有复古的倾向。这是同‘斫雕为朴’的政治倾向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一改以往文学通史、断代史很少论及隋代散文的状况，特设一章专论“隋文风貌”，这无疑推动隋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该书首先认为，隋代的散文是在“一种骈体既难进一步发展、散体又未重新振起的局面”中产生的，而“它也未能打破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局面”。具体说到隋代散文的成就，该书认为，“隋文中值得一提的，几乎都是骈体。”但若将这些“有隋一代散文之杰构”，“置之于文学发展史上，则仍甚为平庸，实无称道之必要。”应该说，这些论断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四、隋代文论研究
本世纪关于隋代文学思想的专题论文几乎没有，倒是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涉及到隋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现择要介绍如下：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十六章介绍了“隋代之文学批评及‘文中子’”，其中引述了李谔上书中“评论前代文体”等语，又援引了陆法言《切韵序》以证隋初改革文风之收效甚微。其论王通《文中子》文学理论颇有发明：“其论诗，一破齐鲁毛韩之师说，认为白黑相渝，是非相扰，又举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种识力正自不凡。”“其论文独重约以则，深以典二者；至于急以怨，怪以怒，此则狂狷之文，亦非所弃；若夫傲冶碎诞，淫繁捷虚，此则小人之文，盖所忽取矣。要而言之，盖以儒家宗旨，评论文学者也。”又云：“唐韩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诗，其义先发于此。”对《文中子》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加以肯定。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隋代文学批评也极为重视：“隋代时间虽短，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他认为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话虽则很平常，但对唐代的思想却有很多影响”魏徵《群书治要序》、武后时薛登上疏请“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肃宗时杨绾条奏贡举之弊、贾至对考文之议论均与李谔之论一脉相承。对于王通，该书则比较强调其复古的主张：“《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总攻击，这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谓《天地篇》中的“贯道”说“即是后来韩愈《送陈秀才彤序》所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二语之所本”，并谓“《中说》虽不显于当时，但到了中唐以后却是相当的影响。”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四章《隋唐文学批评史》在论及隋代文学批评时，则着重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他认为“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则又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文人”，其实质都是在提倡“以理义化民”，“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尽管认为隋代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并无多大意义。”但还是化了相当多的笔墨来阐述隋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该书首先将隋代作家分为两大群体，认为杨广周围的一大批文人，如柳 、虞世基、虞世南、王胄、诸葛颍等人，“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仍沿梁、陈之旧”；“另一作家群杨素、卢思道、薛道衡、元行恭、孙万寿、尹式等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而“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在论及隋代文学理论时，该书认为“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 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对于前者，该书探讨了其起因、内容、方法和效果；对于后者，该书评价要高于前者，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略不同于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风的地方，是他并不反对诗歌”，“也没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学”。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对隋代这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为什么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没有完成文学理论理应完成的对于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是一种简单地复归的主张，即以文学独立成科前的理论，来‘引导’文学的发展。”二、“这是一种没有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三、“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想借行政手段，以刑罚的威慑力量去改变文风，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而且此书最后指出：“有人认为，王通的主张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河，韩愈的主张来自王通，此说不确”，这显然与朱东润、郭绍虞二位先生的说法针锋相对了。总之，罗宗强此书虽极否定隋代文学思想、文学主张之价值，但论述深透、全面，故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稍后问世的成复旺、黄保真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则将李谔、王通的文学主张放在隋及唐初“政教中心论的再起”这一发展线索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李谔上书“对批判浮艳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又具有严重的片面性”，认为“王通的文学理论是作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审美中心的文学理论的对立物、批判者而出现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文学观念的全面复古，即对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作用等问题重新作出解说，重新强调文须以政教为中心，”该书最后给王通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王通起了上承秦汉，下启唐宋的历史作用。”
王运熙、杨明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论隋代文学批评也颇多新意：首先，该书对“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探讨，而且还从《隋书》列传中发掘了一些从未被人注意的、反映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材料。其次，在论“王通与《中说》”时，也能结合王通的其他著作，从整体上把握王通的思想体系，为《中说》中反映的文学主张张本。该书在几乎逐条评述了王通《中说》有关文学主张后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是相当偏激狭隘的。不过他由于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和功利性质，从而重视诗歌之反映社会、传达人民情绪，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该书最后特地指出：“尽管他的文学思想有重大缺陷，但他的一些观点，确可视为唐代某些诗文理论的先声。”这个观点显然又与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相左，而与朱东润、郭绍虞等人看法近似。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虽然没有专门论隋代的文学批评，但对李谔上书指斥“江左齐梁”文风的研究却颇为新警：“这篇文章是骈体，所以他所反对的不全是骈文这种文体。从‘雕虫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来看，矛头针对的是南朝人潜心专志的诗赋”。文章认为，“李谔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北齐一些世家大族的观点”，因为李谔出自北齐大族，而“北齐境内一些世家，确实比较坚持正统的儒学而不大讲究诗赋”。这种追本溯源的研究比一般的文学批评史显然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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