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教学设想】作为本编文学的总论,要重点搞清楚: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特征;本时期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特征等。难点是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起讫及分期:
                     东魏→北齐
   汉  魏     北方十六国→北魏  
   末  蜀  西晋          西魏→北周
   建  吴                      隋
   安        南方东晋 →宋→齐→梁→陈    

   (196)...........................(约400年)..............................(589)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196)开始,到隋文帝统一中国(589)结束,约400年的文学史。它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太康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北朝文学等几个大的阶段。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环境:
  1、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时代特征是:全国长期处于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休,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大融合。从黄巾起义到汉末大乱,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后又是八王之乱,导致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其间最长的朝代不过一百年(如东晋、北魏),短则二十多年。在中国这块版图上曾经一度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或扩大统治范围,互相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有时战争异常激烈,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对应于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
  2、由于政权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充满着杀气,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大屠杀,到西晋初司马氏政权的高压政策,许多文人都朝不保夕,惨遭杀害。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等。难怪有的文人用酒来麻醉自己,有的人隐居山林,住洞穴,韬光遁世,养性全身。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转变是自然的。
  3、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特点是: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清谈成风,佛道盛行。
  由于战乱,儒学在汉末就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但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的核心是与儒学相对立的老庄学说,但不完全等同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而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补充、改造、阐释之后的一种新的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抽象思辨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人和自然以及天人关系的讨论。玄学的有与无、言与意、名教与自然等的思辨哲学的发达,动摇了两汉以来经学独尊的地位,淡化了文人以从政为人生归宿的意识,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完成了他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导致了人的自然心性的解放和文学创作的心理自由,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乃至文学的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玄学论证的另一些重要命题,如才性的离、合、异、同,声之有无哀乐等的讨论,更使文学艺术由两汉以来只注重经国治世而转向人格的内省与表现。诸如神笔、神情、神隽(juǎn)、神貌、神明、风姿、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气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乃至遗形写神等美学要求和创作方法,已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阮籍、陶渊明的诗歌,《世说新语》对人物画龙点睛式的传神之笔,东晋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的突破,无不表明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谈由玄学而来。所谓“清谈”,即不务实际(社会、时代、时务)的谈玄论道。玄学家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旷达、清高、风度,是一种崇尚虚无,空谈玄理的风气。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是因为哲学的思辨而来,二是为了逃避杀身之祸。这种“清谈”对后世确实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即所谓“实干兴邦,清谈误国”。但在当时,魏晋士人谈玄论道,其语言的机智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还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才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情况。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当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教。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佛教的盛行,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佛经中包含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这对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敦煌壁画中“割肉贸鸽”的佛经故事:
  
  一只小鸽被老鹰追得走投无路,逃到尸毗王(佛的前身)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个鸽子。”鹰说:“我不吃它我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是鸽子,另一端是从自己身上割下的肉,企图用自己的血肉换取小鸽子的生命。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没小鸽子重;当他用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放在秤盘上,即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抵偿,结果这时大地震动,鹰和鸽子都不见了。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
  
这种佛经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现实社会充满着悲伤、痛苦、恐怖、牺牲,人们只能从佛教的轮回观念中去找答案。把一切美好的向往,无数悲伤的叹息,都寄托到佛教中去,努力忘却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悲伤和痛苦。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二)故事性的加强;(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词汇的扩大;(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经先秦两汉的神仙方术学的培育而形成。它推崇老子和庄子,但是把他们当成神仙,这和玄学在性质上不同。道教的教义和佛教完全不同,它不否定现实生活,相反要以各种方术帮助享乐,即能给与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信奉者颇多。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许多游仙诗,跟道教的影响有关。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学主题,即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而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文学的酝酿新变就是自然的了。表现在:(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从文体发展来看,五言诗得到发展并达到强盛;七言诗确立;骈文兴起;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出现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自觉
   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就行品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主要的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表现在: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
   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
   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