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前期，大致包括从太祖建国的建隆元年（960）到神宗元丰末年（1085）约一百三十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北宋的政治由结束四分五裂、走向统一到逐渐稳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军事上则与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时有冲突和战争，朝廷不得不为此花费巨资，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社会问题也因此层出不穷。为了摆脱这种贫弱状况，统治阶级内部先后兴起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而北宋前期的诗文，正同当时革故图新的社会潮流相呼应，经历了过渡、革新到完成蜕变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西昆体与宋初诗坛
作为过渡时期的宋初诗坛，主要是指从北宋开国的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真宗乾兴元年（1022）约六十多年的时间。这时诗坛还处于学习摹仿唐诗的阶段，主要包括学习白居易的白体诗、学习贾岛、姚合的晚唐体诗和学习李商隐的西昆体诗。
白体诗的主要倡导者是由五代入宋的徐铉和李昉。他们都是文坛宿将，在北宋优待文臣的政策下，过着悠游唱和的闲适生活，学习的也多是白居易流连光景的闲适诗和往来酬酢的唱和诗，风格浅切清雅。这和五代时期流行的浅俗诗风一脉相承。在徐铉和李昉的倡导下，宋初数十年诗坛基本处在白体诗的笼罩之下，只有少数诗人如杨徽之、郑文宝等算是例外。杨徽之在宋初颇有诗名，其诗风虽不脱晚唐窠臼，但清俊峭拔，别具情韵。如《寒食中寄郑起侍郎》诗的“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都是当时传诵的名句。郑文宝在南唐时从学于徐铉，后受知于李昉。他的诗歌清新明媚而又情致深婉，颇有晚唐杜牧的神韵。如《柳枝词》：
亭亭画舸系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王禹偁也被看作是白体诗人，但他却取得了超越白体诗的成就。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历官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后以事贬知黄州，卒于蕲州。他为官清正，遇事敢言，关心民生疾苦，是宋初著名直臣。王禹偁自幼喜爱白居易的诗歌，早年也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但他对白诗的学习不仅限于闲适和唱酬，而更注重白居易早期“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如《畲田词》、《感流亡》、《对雪》等，不仅对百姓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对种种社会问题深感忧虑，还时常在诗中表现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官吏的自省与自责。而王禹偁能成为宋初诗坛的巨子，在于他由学白居易又进而学习杜甫。王禹偁不但因作诗与杜句暗合而很欣喜地写下“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欺子美是前身”的句子，明确表示自己继承白居易乃至杜甫诗歌传统的态度，又在给友人的诗中说：“惟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再次表明对杜甫的推尊。正由于对杜诗的重视和学习，王禹偁的诗歌才能超越白体的浅切，开辟新的境界。例如作于贬谪商州时期的《村行》：
马穿山迳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晓畅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可以看出兼学乐天与子美的特征。在宋初诗人中，王禹偁的影响虽然不像西昆诗人那么大，但他在诗歌观念和创作上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宋人的肯定，并部分地为他们所接受。这种接受一方面表现在从北宋的欧阳修、邵雍到张耒，到南宋的陆游、杨万里，在诗歌语言上的平易自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从庆历到元祐，诗人们越来越深入地发现了杜诗的价值，并最终将其确立为诗歌典范。
大约与王禹偁同时，还有另一批诗人以学习贾岛、姚合为主，其诗被称为晚唐体。这些诗人主要是指“九僧”，还包括一些隐士和下层文人。“九僧”指希昼、保暹、惟凤、惠崇等九位僧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诗画皆通的惠崇。这些人继承了贾岛、姚合苦心孤诣的苦吟精神，形式上也与贾、姚一样长于五律，内容上多为描绘幽僻的山林景色和枯淡的隐逸生活，风格清苦深细，时有精警之句，如“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墅》、“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希昼《怀广南转运陈学士》），“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惟凤《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但往往有句无篇。并且才思狭窄，内容单调贫乏。据欧阳修《六一诗话》，进士许洞请“九僧”赋诗，提出不得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的字，结果“九僧”只能搁笔。这正说明了九僧诗境之狭小。
被视为晚唐体诗人的，除了九僧，还有林逋、寇准等。但他们并不囿于贾、姚一体，而是在五律之外也长于七律、七绝等，学习的对象还包括白居易、韦应物和晚唐诸家。内容上较“九僧”充实，风格也更多样化，并且自成一家。林逋（968－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为伴，人称西湖处士。谥号和靖先生。他的五律写景精细，字句精炼，略同于九僧诗，但完整的意境则为九僧诗所不及，如《秋日西湖闲泛》、《小隐自题》，皆在吟咏湖山胜景、表现隐居生活的同时写出活泼的情趣、闲适平淡的心境，全然不见苦吟之迹。林逋不仅长于五律，更以咏梅的七律著称于世。他有八首咏西湖孤山梅花的七律，宋人称为“孤山八梅”。其中最有名的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曰：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在写出梅的清幽高洁之美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逸情怀。“疏影”两句从水边之影和月下之香写梅花的姿态和神韵，向称咏梅绝唱。同题之二中“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一联笔力遒劲，意境开阔，与“疏影”一联同为格高韵胜之句，亦深受称赏。
寇准（962－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不同于九僧、林逋等身处下层，寇准官至宰相，是宋初著名的政治家。他性格刚直敢谏，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死，以风节著称于时。但寇准的诗风却与性格大不相称，蕴藉深婉，情韵悠长。他的五律有晚唐体的味道，但无其寒窘之态。如《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知巴东县。这首诗就是作于巴东。诗歌多用韦应物《滁州西涧》语辞，如“远水”两句，出自“野渡无人舟自横”，“深树”之句，出自“上有黄鹂深树鸣”，但寇准以五律写出，自有其独特韵味。同样是写春景，韦应物之诗写出了闲适生活的宁静野逸之趣；寇准之诗则以远水孤舟、荒村断霭构成一幅萧疏的图画，衬托着作者怀乡的寂寥情思。除了这首五律名篇，寇准亦以七绝名世。如《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遗妍因书一绝》：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
柳恽汀洲之咏，指其乐府《江南曲》。本篇为寇准的拟乐府，所以诗题又称《江南春》。诗歌沿袭乐府题材，写女性的相思之愁和盼归之意，含思凄婉。崇唐抑宋的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曾经把这首诗误认为唐诗（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说明诗歌还是唐人风调；而此后宋人以婉转情思写相思愁苦多在词中，寇准之诗也就成为宋代诗坛上体现此类唐音的并不多见的作品。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它的形成晚于白体和晚唐体，其得名则源于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真宗时期，翰林学士杨亿等奉诏命编纂《册府元龟》，编书之余常作诗唱和。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他们的唱酬之作编成一集，名为《西昆酬唱集》。集中共收录十七位诗人的二百多首诗，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以写作西昆体诗为主，西昆体的主要诗人，只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被并称为“杨刘”的杨亿和刘筠，更是西昆体的代表诗人。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十一岁时，太宗闻其名，召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三年（992）赐进士及第。才思敏捷，毕生不离翰墨。刘筠（971－1031），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咸平元年（998）进士。文辞优赡，初为杨亿所识拔，后与之齐名。
西昆体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诗歌自身发展的背景。此时政局已经稳定，经济逐渐繁荣，由于有宋一代重视学术文化，优待文士，士人阶层普遍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馆阁之地，本为文人荟萃之所，杨亿等尤为其中的佼佼者，学识丰富，文华出众。他们对白体诗的浅陋平俗和晚唐体的寒窘狭小皆感不满，力图改变诗歌之格。他们抛弃了白居易和贾岛、姚合，转而以最能体现学识和才情的精深华美、典雅深奥、感慨深沉的李商隐诗为典范，最终创立了西昆体。《西昆酬唱集》所收诗歌多为步趋李商隐诗体的近体，以雕章丽句为宗旨，讲究声律，铺陈辞藻，典故丰博，对偶精整。他们很注重格律形式，但也继承了李商隐咏史诗的传统，借古讽今，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杨亿、刘筠唱和的《汉武》、《南朝》尤为其中佳篇。如杨亿的《汉武》：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诗歌以一代大帝汉武为题，却不咏其一生功业，而写其迷信方士之言、求长生不老药等荒诞不经之事，目的是借以讽刺宋真宗的崇信符瑞、求仙学道、祀神封禅、广建宫观。而杨、刘等人唱和的《宣曲》诗，更因影射掖庭之事而被真宗下诏警告，指责其诗风“浮艳”，而其实质则在于对西昆诗歌讽刺性的限制。
西昆诗人对李商隐诗艺术特征的学习，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在于对仗工稳，用事深密，辞采华美，音节铿锵，具有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才华和学力，对于平直浅陋的五代宋初诗风是一次有力的反拨。缺点在于西昆诗人往往矫枉过正，卖弄学识，过分在词藻、声律、典故上用功夫，有时雕绘满眼而支离破碎，有时过于求深求雅而使诗意隐讳难懂，缺少李商隐诗那种浑融一体的境界，以及有时虽然不能确指诗歌之意，却能从语辞意境感受到的含蓄蕴藉的诗歌之美。后期西昆派如钱惟演、晏殊等则对西昆体的弊病有所修正，风格逐渐由典丽转向清雅。如晏殊的《无题》：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无题”之名和爱情题材都是承袭李商隐诗而来，但不同于多用典故和富贵之语的杨、刘诗歌，晏殊此作重在以清丽之笔营造凄迷之境和惆怅之情，得李商隐爱情诗之神韵而又有闲雅的个人特色，超越了西昆体的雕绘和繁缛。
总的说来，宋初三体的创作成就不高，还未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但它们已经预示了宋诗的一些发展方向。如王禹偁关注现实的精神和他的平易风格，为后来的诗人所继承和发展。宋代诗人普遍关心民生疾苦，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也成为宋诗的重要特征之一。晚唐体虽然细碎小巧，但似乎也预示了宋诗精细化的倾向。西昆体的影响尤大。它在当时就以诗歌所体现的才华和学识使诗坛耳目一新，于是“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体虽然与白体、晚唐体一样都是以中晚唐诗人为学习对象，但它不仅是对当时浅俗诗风的反动，更在重视诗人主观的学识修养、重视作品的文化品位等方面，显示出以才学为诗的宋代诗风的端倪。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昆体诗歌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第二节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经过宋初七十余年的发展，到了仁宗时期，整个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繁荣，但是种种危机也已显露出来。科举制的大力推行，本已使官吏人数急剧增多，又有门荫入仕的大量人员，更造成了官僚机构的庞大；军队本来已编制繁杂、人数众多，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统治者害怕饥民起事，把他们都收归军队，使军队益发庞大；一方面，军费支出数目惊人，另一方面，军队的战斗力却极其低下，在与契丹、西夏的战事中连连失利，不得不纳绢纳币。冗官、冗兵、冗费给人民造成沉重负担，而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层出不穷。面对这种局面，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34），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措施，包括明黜陟、精贡举、均公田、修武备等内容。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但是新政仅仅推行两年就因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
北宋诗文革新正是在政治革新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诗文革新与新政相互呼应，是政治改革在文化方面的回响。同时，诗文革新也顺应了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北宋帝国建设足以自立的一代文学的需要。在这期间，仁宗曾三次下诏戒除浮靡文风，正因为契合统治阶级和社会时代的要求，诗文革新才会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得到广泛支持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树立了有宋一代的文学风尚。
在北宋的诗文革新当中，欧阳修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四岁丧父，由母亲郑氏“亲诲之学”（《宋史·欧阳修传》）。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为西京留守推官。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为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晚年官至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谥文忠。
欧阳修是集官僚、学者和文士身份于一身的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在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方面均成就卓著。欧阳修虽然最以文学家身份著称于世，但他自己看重的并非文章而是政事：“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欧阳修传》）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体现了重振儒家理想的意思，对于塑造士人的文化品格有着良好作用。其后，宋代文人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不甘于做纯粹的“文人”，正是深受范、欧影响。欧阳修虽然在政治史上称不上是卓越的政治家，但他当时作为极有声望的高级官员，以此而积极推动着诗文革新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利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不仅使诗文革新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还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人才，为宋代文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欧阳修在诗与文的革新中都起着核心作用，故而人们统称其为诗文革新的领袖，但实际上诗与文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有着各自不同的革新对象、目的和要求，并且它们的变革和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就文而言，主要是针对五代文风、宋初西昆体和庆历太学体的变革。这一文风革新过程，早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之前已经开始。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以雕章琢句、词采斐然为特点的西昆时文笼罩文坛，为一时天下之所尚。此前虽有柳开、王禹偁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推尊和学习韩愈古文以反对五代以来的浮艳骈文，但随着柳、王的去世，技巧圆熟、辞藻华美的西昆骈文又迅速流行开来。此时反对西昆体的主要有穆修、石介等。前者极力鼓吹明道致用、尊韩重古；后者则从理论上给予西昆体严厉抨击。石介写下著名的《怪说》三篇，将思想界的佛、老与文坛上的“西昆体”并列为三大“怪”，认为佛老“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坏乱”了儒家道统，而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体”，则是以“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文章，“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其危害同样在于毁坏儒家道统。可见，石介将批佛老、兴儒学与批西昆、兴古文完全同一了起来。虽然穆修与石介都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号召，但二者的具体目标并不相同。前者作为古文家，其着眼点在于文学；后者对西昆体的批判，却并非从文学出发，而是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事实上，在北宋前期古文复兴运动的初始阶段，文坛上起主导作用的作家群有两条线索，一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等文人为代表，另一以号称“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等学者为代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重要特点在于道统与文统的合而为一，而古文家与道学家一样，只是对浮艳的文风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创作实绩。这固然与作家个人的才力有关，但也与他们重道轻文、忽视文学的特殊性不无关系。后来当石介任职国子监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一种险怪奇涩的新文风——太学体，这不能不说是由道学所间接导致的文学逆流。
彻底矫正西昆、太学之弊的是欧阳修领导的文风革新，它使古文走上了以平易自然、明白晓畅为风格特点的发展道路。作为儒学复古的积极倡导者，欧阳修也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从而使古文的发展始终具有与道学精神相符的一些特点。他所持的是重道以充文、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与前期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但与前期的重道轻文不同的是，欧阳修所持的是文道并重的观点。柳开等人以韩愈为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欧阳修则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他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所以欧阳修既坚持道在文先，道本文末，同时又十分注重文体、文风的变革。他对西昆、太学的矫正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欧阳修一方面继续反对风格华美密丽的西昆时文，同时随着西昆体逐渐被怪癖生涩的太学体所取代，他又对蔓延于文坛的太学体大加贬斥，并以平易晓畅的文风取而代之。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文风革新获得成功。
欧阳修还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共同致力于诗风的革新。刘克庄曾说：“君谟（按指蔡襄）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为偶丽者，而其诗之精工稳切者，自不可废欤？”（《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这段话指出了欧阳修对西昆派其诗其文的不同态度，这也正是诗风革新期间诗人的普遍态度。他们的革新，并非针对西昆体而进行，而是变单一的西昆诗风为体现时代共性和诗人个性的丰富多样的诗歌风格、并初步形成宋诗基本特征和新的审美追求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诗人如欧阳修、梅尧臣、石延年、宋祁等在创作早期大多受过西昆体的影响，并对它的追求典雅、体现才学颇为赞赏，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西昆体的诸多缺陷，所以在尚未摆脱其影响的同时，已经在积极探索和追求能够体现新的审美追求和时代精神的诗歌风尚。在从西昆体向庆历诗歌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较为突出的诗人群体：一个是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主的洛阳文人集团，另一个是苏舜钦、石延年等活动在汴京一带的文人团体，他们都在积极推动“宋调”的形成。庆历元年（1041）以后，两大诗人群体交往渐多，诗酒唱和，在诗歌观念和对待诗歌传统的态度上逐渐形成了很多共同的意见，又由于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体现种种新追求的庆历诗歌的共同特征便由此形成。
首先在诗歌传统上，庆历诗人发现了杜甫的意义，初步确立了杜甫的典范地位。宋祁、苏舜钦、王安石等都抄写、整理过杜甫诗歌。嘉祐四年（1059），王琪任苏州知州，刻印王洙校辑的杜甫诗集，“印万本，每本为值千钱，士人争买之”，不久便被抢购一空，这是当时诗坛崇尚杜诗的最好说明。庆历诗人在整理杜诗的过程中，对杜甫其人其诗逐渐有了深刻体认，开始对杜甫的诗歌艺术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学习。这一时期的诗风革新以确立宋诗的基本特征而取得成功，但庆历诗人的自立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割离，宋诗基本特征正是在学习杜诗的基础上形成，杜甫也因此成为宋代最重要的诗歌典范之一。
庆历诗歌特征则主要体现为“警时鼓众”（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和“意新语工”（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所谓“警时鼓众”，主要是体现庆历诗歌关心时政和现实问题的特点。梅尧臣明确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反对“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诗风（《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欧阳修也在《赠杜默》诗中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听，次使宰相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庭。”他不满于专在文字形式上逞豪求奇的倾向，主张作诗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问题。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遂成为庆历诗歌的主流风尚。
“意新语工”具体表现为：立意命笔、章法布局追求思深笔折；语言上力避陈熟，语意上则力求畅达；诗歌的气魄宏大；精神上深具理性思索与人文关怀。这些特征体现了庆历诗人重视诗歌之“意”、切于实用的诗歌观念以及在创作上不随人后的自立意识，而这种自立意识与当时的文化建设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前代的思想意识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庆历年间的疑古议古思潮正是为了奠定新的统治思想体系而出现。庆历诗人中与疑辨之风有关的，包括作《七经小传》的刘敞、修《三经新义》的王安石、排《系辞》毁《周礼》的欧阳修、疑《孟子》《诗序》的李觏等，而这必然影响到诗歌创作。诗歌开始大量表现对于经学、历史的大胆质疑，这种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使庆历诗歌成为欧阳修等倡导的学术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目的还是在于现实。欧阳修曾谈到：“……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言一二。……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答李翊第二书》）说明他的疑古议古是为了对当时学人的空谈性理痛下针砭，归根到底，与范仲淹的塑造士人品格是同一宗旨，最终要为现实服务。所以，由于现实政治的推动，自立意识成为宋人重要的思想学术基础，这种意识又进而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并最终促成了庆历诗歌特征的形成：追求立意的深刻与识见的高明，体现理性精神与议论色彩，凸显人文关怀，视野阔大，题材广泛，语辞平易，语意连贯，笔势流畅。至此，与“唐音”截然不同的“宋调”初步形成，欧阳修等庆历诗人在对西昆体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诗歌风尚和审美精神，完成了诗风变革。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文成就及其影响
欧阳修不仅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使北宋的诗与文都走上自成面目的健康发展之路，他自身的诗文创作亦成就卓著。散文史上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诗则有代表其成就的“欧王苏黄”之称，欧阳修皆名列其中，被视为一代宗师而极受人景仰。
欧阳修的文章创作，“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吴充《欧阳文忠公行状》）。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他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欧阳修儿时即喜爱韩愈文章“深厚而雄博”，十七岁立志以韩愈为楷模，“尽力于斯文”。而欧阳修古文成就的取得，既受到韩愈散文的直接影响，又纠正了他的欠缺和不足。韩愈推崇“文以明道”，在理论上似有重道轻文之嫌，并且他所言之“道”，亦限于空泛不实；而在创作实践中，韩愈又偏于文辞，以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强调“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甚至发展到怪怪奇奇的地步。欧阳修则修正了韩愈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他将文、道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认为道是“切于事实”且“易知而可法”的，则文章必“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于是欧阳修进而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提出“务实以推本，不假浮文而冶情”；在文辞方面，欧阳修抛弃了韩愈古文奇险深奥的倾向，而继承了他文从字顺的一面。欧阳修在“宗韩”的同时，又曾向尹洙学习古文，与石介、范仲淹、苏舜钦等“迭相诗友”。在广泛学习、多方取法的基础上，欧阳修将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作“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丰广的意蕴内涵，并以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艺术风格对宋文影响深远。
最能体现欧阳修散文的现实性的是政论文和史论文。他的政论文，多剖析时弊，奏陈方案，往往析理透辟，议论剀切。如《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言辞激烈，态度鲜明。《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指责范仲淹等结为朋党的言论，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并且能否任用君子之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治乱，论点明确，论证有力。欧阳修的史论文也很有特色。他的史著《新五代史》体现了轻天命而重人事的历史观，目的在于通过评论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治国者提出鉴戒，所以他着力于各篇“序”、“论”的撰制，往往从史实引出精辟的议论，引人深思。如《伶官传序》通过后唐庄宗宠幸伶人而招致灭国亡身的事实，总结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以及“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历史经验，并强调了盛衰之理主要在于人事，表现出作者作为史学家兼政治家的卓特识见。文章不仅议论精辟，艺术成就也很突出。全文结构紧密，转折自然，前后对比，一唱三叹，所以沈德潜称赞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这也体现了《新五代史》的艺术特色。《新五代史》虽为史著，却与《史记》一样，是二十四史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一部，传记文笔简洁，人物描写栩栩如生。
欧阳修的记叙文，有的侧重记事和议论，有的侧重抒情和写怀。《醉翁亭记》是一篇诗味浓郁的抒情记体文，也是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特色和成就的名篇杰构。文章通过对醉翁亭及周围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在贬官后旷达自放、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感情，将叙事、写景与抒情完美地融合起来。作者借鉴了骈体文的技法，骈散相间，使文章既有精整雅丽之美，又简洁轻快流畅。如表现醉翁亭四时之景的一段：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作者在写山间朝暮变化时，用了“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两个严整的对句；而写四时之景的变化时，先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这样两个整齐的六字句，次接“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这样两个并不整齐的句子，一方面是用“而……者”的形式，引出下面的“也”字句，另一方面则有意避免骈体“四六”的格式以免文气呆板，从而形成一种错落有致、抑扬顿挫的效果。贯穿全文的“也”字句，使文章显得疏缓跌宕，音调谐美，韵味悠长。体制上虽然借鉴了骈体文，却没有骈文的典丽繁复，而代之以简洁流畅的语言，形成平易自然而又纡徐委婉的风格。
欧阳修的墓志碑文、序跋和笔记等也各有特色。《泷冈阡表》（本名《先君墓表》）是作者为亡故父母所作墓表，通过其母口述往事，表现其父少孤力学、为官清廉、事亲至孝及为人仁厚等操行，同时也深情地刻画了其母的仁爱有识、治家俭约和教子有方等品德，娓娓道来，语浅情深。另外如《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也往往于简洁凝炼的笔触中写出墓主的个性风节，深刻含蓄而又从容委婉。他的序跋文常在论人评文中寓托自己的文艺见解。如《苏氏文集序》着重称赞苏舜钦特立不移的人格、才华及其金玉之文，在历考唐五代数百年来古文盛衰变化的基础上，指出苏舜钦于时文流行时独作古文的可贵；同时对苏被迫害流落而死的不幸际遇，有着深挚的惋惜与悲愤。欧阳修的笔记文也很有特点。《归田录》是他晚年所作笔记集，内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和官场轶闻等，其中不乏文学性强的讽时刺世之作，有时于寥寥几笔中写出人的性格神采，成为宋代大为盛行的笔记一体的早期之作。他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开了宋代以诗话论诗的风气之先。诗话亦为笔记体的一种形式。这些都体现了欧阳修在散文文体上的尝试与贡献。
欧阳修在大力倡导古文的同时，对骈文和赋也并未一概排斥，而是在散文写作中适当吸收了骈文和赋的手法，使散文更富于节奏感和音韵之美；同时他也将散文的笔法融入骈文和赋中，开启了宋代散文赋和四六文的新体式。《秋声赋》是宋代散文赋的先导，作者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变骈偶对仗为奇偶相间，以单笔散体作赋，既保留了旧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音韵铿锵以及主客问答的形式，又呈现出一气流畅的散体特征，成功地确立了文赋的形式。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骈文是宋廷公文写作的官方体式，在西昆诸子手中变得越来越华美密丽而不切实用，欧阳修则在骈文的写作中参用散体单行的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欧阳修不仅是一代散文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与梅尧臣、苏舜钦等共同成为宋调的开创者。其诗风的形成，受到了多种诗歌传统的影响。他是学者，有着深厚的学术修养，所以对西昆体的“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颇为赞赏，早期的一些诗歌在语辞和意境上都不难看出西昆体的影响。但欧阳修更多的是取法唐诗大家李白、杜甫、韩愈。《庐山高》是欧阳修颇为得意的作品，认为只有李白能与自己一较高下。这首诗句式的长短错落、音调的抑扬顿挫、风格的俊逸明快，确实颇有李白诗歌的风神；同时作者又以“兮”字句体现出其诗特有的回环唱叹之美。不过，对李白诗风的学习只是欧阳修的个人喜好，他的诗歌影响更大的还是那些取法杜甫、韩愈而形成的具有宋诗特色的作品。“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些最早出现于杜甫诗中、由韩愈发扬光大的特点此时又被欧阳修所继承。欧阳修在《镇阳读书》诗中所说“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指出了宋人关注现实、议论时事的特点，而欧阳修之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正是为了以散文流畅的表达方式来体现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这样，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连贯流畅也就与韩愈的生僻险怪区别开来；在以议论为诗上，欧阳修的带情韵以行也不同于韩愈，而更得杜甫诗的精髓，但议论的思致深刻则过于杜甫。例如《再和明妃曲》诗说：“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为借题发挥、借汉言宋的议论之语，但它以诗歌对明妃远嫁匈奴事的描写为铺垫，并不显得枯燥和突兀，而且议论之深刻与警策，也使这几句反而成为全诗的点睛之笔。又如《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
“玉颜”两句体现了作者立意之所在，但这一深刻精警的议论并没有孤立于全诗之外，而是融会于崇徽公主事和作者深长的叹息之中。既是典型的宋诗，又凸显了作者情韵幽折的个人风格，并且几近自然浑成的境地。另外，这两句抑扬曲折而又婉丽雄胜的议论，对仗工整处不难看出西昆咏史诗的影子，语辞之流畅则不同于西昆而体现出庆历之风。欧阳修的诗往往具有这种平易流畅的特点。如他的另一首名作《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对首二句颇为自得，曾语人曰：“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峡州诗说》）这两句的好处其实在于先说感受，再说引起感受的原因，逻辑关系上有一种顿挫曲折，但意思上很连贯，句式也很平易流畅，并且全诗都以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语言为特色。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不同于唐诗的语言风格，正有赖于欧阳修的大力倡导。提倡语言的平易畅达，以充分地表情达意、议论说理，这正体现了欧阳修“以意为主”、使诗歌切于实用、表现充实的思想内容的诗风变革的目的。
作为庆历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以理论思想指导了诗文革新，同时自己在诗文创作上也足为楷模。他的各体文的创作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尤其是古文影响深远，形成了散文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流派——欧苏古文派。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宋代散文大家皆受到欧阳修散文影响，他们不仅认同于他的文章理论，在创作实践上也大多体现出欧阳修散文的审美精神。他们与欧阳修一样，博闻广识，学赡才富，往往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因而使文章具有超越前人的文化品位；同时又往往出之以自然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这种以深厚学养为底蕴而又经过精心锤炼的语言，就能在平易中有沉厚之美。欧阳修还矫正了部分古文家对骈体的偏激态度，并于创作实践中积极改造和运用骈句，增添了散文的艺术美，也使骈文焕发了新的活力。此后王安石、苏轼父子等沿着欧阳修的路子继续革新骈文，使骈文的作用和地位得以改善和加强。在诗歌创作上，欧阳修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同样以深厚学养为底蕴，以平易自然为语言风格，并且还借鉴了散文的很多特点，如语辞、句式、章法和议论化等，但这些都是以诗化的语言形式来加以表现，与诗歌的本质特性并不冲突，从而确立了宋调在风格、语言和审美追求上的很多基本特征。在宋代文坛上，欧阳修是第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第四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的诗歌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其为宛陵先生。应进士试不第，依靠叔父梅询的门荫入仕。仁宗皇祐二年（1051）赐进士出身。梅尧臣在天圣九年（1031）任河阳县主簿时，与任西京推官的欧阳修等切磋诗文，受到欧阳修推重，从此成为诗歌革新的主将。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他被推荐为参详官，后又参与欧阳修主持的唐书局修书工作。嘉祐五年（1060），梅尧臣迁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是年病卒于汴京。
尽管梅尧臣长期困于下僚，仕途偃蹇，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但他始终关注国事、政事和民生疾苦，并在诗歌当中加以表现。如康定元年（1040），在宋与西夏作战的背景下，作者写了一系列的诗歌，《汝坟贫女》通过汝坟父女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统治者征兵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田家语》则借农民之口，诉说了他们在重税和征兵的敲剥压迫下，田园荒芜、生活无着、濒临死亡的悲惨情状，并表现了作者面对这种情景自惭自责的心情。这些诗篇都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王禹偁等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梅尧臣自己的诗歌观念的体现。他称颂《诗经》、《离骚》的美刺、愤世传统，又批评近代的浮靡诗风，提出了写实和兴寄的诗歌主张。
梅尧臣对于诗歌史的贡献，不仅在于这些写实的诗歌观念与创作，更在于他促成了宋调的形成。这首先表现于他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以及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梅尧臣曾作《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从题目即可看出他在诗歌创作中尝试新题材的意图。梅尧臣又曾大量写作咏物组诗，或咏动物，或咏农具，不但所咏之物与前代的咏物诗大不相同，其中所体现的人文观照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体现了宋诗的独特性。梅尧臣一方面热衷于尝试新题材，另一方面则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前者与在题材和内容上的创新一样，是为了力避熟词熟意，以求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不过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不用陈语常谈，而是从特定的角度切入，提供了解决诗歌所临困境的具体方法；后者则体现了宋人关心百事的态度以及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特点。这些主张成为宋代许多诗人在创作时共同遵守的原则。
梅尧臣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平淡”审美风格的倡导和实践。他曾说：“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体现了对“平淡”诗风的赞赏和努力。这种“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梅尧臣“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追求的体现，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中间两联属对精工，动静相生地写出了一种幽静、闲适的意境，最后一联亦韵味深长，极受好评。方回认为“尾句自然”（《瀛奎律髓》卷四），但这种“自然”是经过精心锤炼而显出其“平淡”风格的内蕴的。《鲁山山行》、《春寒》等诗都具有“淡而实丽”（《瀛奎律髓》卷十）的特点，而这种平淡中显清丽的特点与梅尧臣早期受西昆体的影响有关。但这并不是梅尧臣最典型的风格特征。欧阳修曾评价梅诗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梅圣俞墓志铭》），指出了梅尧臣“平淡”内涵由清丽向老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用语的拙朴古淡以及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张力等方面。如《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野凫”一联遣词用语古拙平淡，细想则布局巧妙、着色艳丽，充满画意。尾句意随言尽，且故作枯涩之笔。诗歌全然不同于唐诗的丰神情韵，而正如欧阳修所评价的，“咀嚼苦难嘬”却又“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陶者》、《小村》、《岸贫》等诗则往往以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张力来体现其“平淡”的独特内涵。如《岸贫》：
无能事耕获，亦不有鸡豚。烧蚌晒槎沫，织蓑依树根。野芦编作室，青蔓与为门。稚子将荷叶，还充犊鼻裩。
诗人仿佛只是漫不经心地展现这样一角生活场景，而那些一无所有、赤贫如洗的人们，甚至贫穷到习以为常不知贫穷的地步。作者不发一字议论，而对百姓的深切同情蕴涵在字里行间，关注现实的精神与早期的《汝坟贫女》、《田家语》等一脉相承。《陶者》以鲜明的对比指出劳动者衣食无着、有钱人不劳而获的事实，《小村》以虚字暗含褒贬表现百姓生计维艰却仍遭逼税的情景，都是以平淡的语言和触目惊心的内容之间的张力来显示作者不平淡的内心。黄庭坚认为梅诗“得意处”在“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梅圣俞诗》，他用“刻厉”与“和气”两个含义相反的词来形容梅尧臣的诗歌，正指出了梅诗“平淡”风格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
梅尧臣“平淡”风格的形成，与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和反思有关。梅尧臣是宋人中较早学习陶渊明的，他曾创作“拟陶体”诗，风格极似陶渊明，但梅尧臣在学习摹仿陶诗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反思中自立，并形成具有老健意味的平淡风格。所以梅尧臣的平淡不同于陶渊明的自然天成，也不同于王孟韦柳的高风远韵，而是苦心营造出来的古淡深远。陶渊明虽然成为宋人推崇的诗歌典范之一，但宋诗的“平淡”内涵正由梅尧臣所确立，并成为最重要的审美精神之一。尽管梅尧臣的诗歌有时过分刻画而显得雕琢，有时追求平淡却流于枯槁，但他在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上都体现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叶燮《原诗·外篇》）的特点，因此深受推重，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当时与梅尧臣齐名的是苏舜钦。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原籍绵州盐泉（今四川绵阳东南），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景祐元年（1034）进士，历任蒙城、长垣县令和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等职。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于庆历四年（1044）被反对改革的一派借事倾陷，受到革职除名的处分。废黜后流寓苏州，筑沧浪亭，以读书自娱，而寄愤闷于诗歌。庆历八年（1048）复官为湖州长史，未赴任而卒，年仅四十一岁。
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苏舜钦在讲究声律对偶的诗风流行时独作“古歌诗”，他不仅比梅尧臣、欧阳修更早地体现出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和超越流俗的诗歌观念，其自觉的创作实践也使他成为推动宋调形成的北宋诗歌革新的重要成员。苏舜钦虽与梅尧臣被并称为“苏梅”，但实际上他们二人的诗歌风格“放检不同调”（梅尧臣《偶书寄苏子美》）。梅尧臣以平淡名世，而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欧阳修《六一诗话》）。苏舜钦的诗歌创作，以庆历四年（1044）的革职除名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这种雄放的风格，就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前期的诗歌创作中。《庆州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诗人对当时边防的松弛、守将的怯懦作了大胆而尖锐的揭露和嘲讽，刻画生动，情感激越，典型地体现出诗人关心时政而力图以诗歌“警时鼓众”的特点。这种雄豪奔放的风格不仅在社会政治题材的诗歌中相当突出，也体现在苏舜钦的写景诗中，如《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描写月色说：“长空无瑕露表里，拂拂渐上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遁鱼龙忧。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触斗牛。”想象奇特，意境开阔，豪放中又带着清旷之气，直开苏轼诗之先声。
豪放雄肆的风格更多地体现在苏舜钦的五七言古体中，近体律绝虽然亦时时见出诗人开阔的胸怀和奔放的气质，但在风格特征上并非雄放一体所能牢笼。这与他学习诗歌传统和受庆历时风影响有关。如前所述，苏舜钦是开北宋学习杜诗风气的人物之一，很早就开始整理和学习杜诗。他的一些诗歌在造语用字和形式结构上都借鉴了杜诗。例如“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吴江岸》）是从杜甫“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化出，“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装秋”（《秋宿虎丘寺数夕执中以诗见贶因次元韵》）则脱胎于杜甫“峡束沧江起，岩排古树圆”（《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另外，苏诗《夏意》、《初晴游沧浪亭》“一句一意”的体制都与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相同。正因为“有老杜遗味”（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二），苏舜钦的诗歌才在豪迈之外，又有沉郁顿挫之味。庆历四年（1044）以后，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际，他对杜甫有了更深的体认，也能将杜诗特点更加纯熟地融会在自出己意的风格特色之中。例如寓居苏州时所作《晚泊龟山》：
南湾晚泊一徘徊，小径山间佛寺开。石势向人森剑戟，滩光和月泻琼瑰。每伤道路销时序，但屈心情入酒杯。夜籁不喧群动息，长吟聊以寄余哀。
诗人愤激不平的心情既体现在深夜独自徘徊长吟的直接抒发之中，也移情入景，体现在景物描写之上。“石势”一联写月下景物，峭厉和柔美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凸显出宁静月色下的诗人的傲兀之气。杜甫“快剑长戟森相向”（《李潮八分小篆歌》）虽为苏诗所本，但杜甫意在描写书法之美，苏舜钦则以此体现内心意绪，可谓形似而神韵各异。
苏舜钦在以雄浑豪迈的风格名世的同时，也逐渐受到时风浸染。他在《诗僧则晖求诗》中所说“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和在《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中所说“雄豪尚余勇，淡泊忽忘言”，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风格有时过于豪放而流于浮躁的反思和对宁静淡泊境界的向往，而这种境界正是在梅尧臣影响下而逐渐成为庆历时期普遍审美追求的“平淡”之境。从苏舜钦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不难看出风格意境上的变化。如《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写出夏日的清凉和小院的幽静，将花红柳绿的绚烂，隐藏在清新淡雅的语言之中，传达出诗人闲适自得的意趣。又如著名的《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中唐韦应物有《滁州西涧》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苏诗虽然是从韦诗脱出，却能自出机杼。最大的不同在于韦应物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出幽草深树、春潮野渡的宁静野逸之趣，显示着作者闲适淡泊的意味；苏舜钦则置身于风雨孤舟之中，相似的景物描写折射出的却是孤寂忧愤的内心世界。这种语言与情感之间的张力正是宋诗“平淡”审美风格的独特内蕴。
作为北宋诗歌革新的主将，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仅有着变浅俗平弱的诗风为体现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新诗风的自觉的理论意识，同时也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但以各自独特的诗风自名一家，同时逐步形成一些共同的诗歌风尚和审美精神，从而初步奠定了有别于前代的宋调的基础。
第五节 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的诗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累迁三司度支判官，擢知制诰。神宗即位，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七年，罢相。八年，复相。九年，再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后改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谥文。后人因称王荆公、舒王、王文公、王临川。
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学识广博、创立新学的著名学者，王安石的这两重身分都对他的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宋调的发展。王安石主张诗文“务为有补于世”，在他于庆历年间登上诗坛时，宋诗关注现实、好发议论的特点已初步形成，这正符合王安石诗歌创作的要求，所以他很快成为庆历诗歌革新后期的重要成员。这一时期王安石创作的诗歌，大多以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注为主要内容，或者表现“以意气自许”的个人精神风貌。例如《河北民》反映河北人民的普遍贫困和深重灾难，不仅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而且通过表达对封建盛世的向往，尖锐地批判了宋王朝盘剥百姓、重币贿敌的政策。另外如《省兵》、《收盐》、《发廪》、《兼并》、《详定试卷二首》等都突出体现了对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索。王安石的咏史诗虽为咏史，实际上也往往针对现实而发。例如《桃源行》是唐代王维作过的旧题，但安石之诗风格迥然不同。两首作品都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本，王维诗重在敷衍描写，王安石诗则重在议论，感慨天下战乱不息，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以立意高、思致深而不同于唐诗风味。《明妃曲二首》更是名噪一时的咏史佳篇。诗歌不同于前代咏昭君诗的精彩之处在于独树一帜的议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汉恩”两句曾招致目无君父的激烈批评，但王安石的这些议论，既是体现庆历诗歌自出己意的自立意识和对历史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摆脱了所谓的民族主义观念，从人生哲理的高度立论，从而显示出诗人宏大的气魄和胸襟。这种以议论表现胸襟气魄的特点同样体现在他的写景绝句中。如《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与前代的登临诗重在写景寓情不同，这首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显然在于后两句的议论。“浮云”虽可以理解为眼前所见之景，但它代表忌贤妒能的政治势力的传统意蕴和象征意义更为明显，而诗人以这两句议论表达了要坚持理想的决心和信心。虽为议论之辞，但它有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和富于诗意的激情，因而成为体现宋诗特色的“理趣诗”。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罢相退居江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诗歌虽然表明诗人并没有忘怀政治，有着“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的倔犟风骨，但大体说来风格较前期内敛得多，往往寓悲壮于闲淡，体现出深婉不迫之趣，同时在形式上也日趋精致工巧，尤以七绝著称于世。王安石这些“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语）的晚期诗歌被称为“王荆公体”或“半山体”。例如《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维有“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之句，但二诗意境大不相同。王维诗是意趣悠闲、浑然一体的无我之境，而王安石诗的“细数”、“缓寻”所体现的主体动作使诗歌成为有我之境，“因”与“得”更以因果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唐诗之丰神情韵的宋诗之“意”。诗人对自我主体的突出，正说明在表面的“舒闲容与之态”背后，其实有着更为深沉的意蕴。《书湖阴先生壁》则以艺术表现上的精致工巧为人称道：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诗歌描写湖阴先生家宅内外的优美景色，“一水”两句以山、水之与人相亲写出主人的清雅超尘，同时也是王安石作诗讲究法度、精于技巧的著名例子。绝句并不要求对仗，荆公体则往往对偶精切，巧妙而不见雕琢之迹。例如“护田”、“排闼”，都用了《汉书》中的典故，但又不拘于原典，只借用字面之意，就获得了死典活用、用典而不使人觉的精妙艺术效果。
在从欧阳修主盟的庆历诗坛到苏轼主盟的元祐诗坛，王安石是其间起着过渡作用的重要诗人。庆历诗坛初步形成的一些宋诗特色，在王安石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都在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中有着精妙体现，并启发了苏轼和黄庭坚。尤其是王安石与黄庭坚所领导的江西诗派的关系，是宋诗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王安石对杜甫的推崇、在用字造语、对偶使事方面的技巧，以及瘦硬劲峭的格调风骨，都成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先导。
熙宁、元丰年间，新政施行，王安石“新学”成为官方学术，科举亦由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取士，所以此时散文“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王安石所代表的经术派散文大行其道。本着宗经复古而又通经致用的思想，作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主张为文“以适用为本”，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王安石现存的近八百篇散文，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大都关涉政令教化，言事明理，切于世用。他的散文包括多种体式，以政论文、书札、记叙文、小品文等较为重要。
王安石的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上仁宗皇帝书》长达万言，分析朝廷面临的困境，提出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见解深刻而立论精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回顾立国以来的历史状况后，着重分析了潜伏的危机，阐明改革的紧迫性，笔锋犀利，切中时弊。他的书札文以议政论学居多，长于说理，而缺乏一般书札文浓郁的感情色彩。《答司马谏议书》是申论变法的名篇。熙宁三年（1070），变法刚刚全面展开，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接连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要求废止新法，恢复旧制，其中第一封信长达三千字。王安石则以此三百八十字的短书作答。文中逐一批驳对方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指责，进而对“天下怨谤”的原因进行深刻剖析。文章结构严密，语言犀利，文辞简洁而说理透辟，风格峻切峭拔。王安石的记叙体散文大多借题发意，因事明理。例如《游褒禅山记》结合记游褒禅山，阐述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伤仲永》借早慧儿童变为庸才的事例，强调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这类文章往往立意深远，不专主叙事，而多以议论的精警取胜。王安石的小品文亦极受称道。这类文章短小精悍，往往以极简当的议论，抒写自出心裁的识见。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不足百字，推倒旧案，驳俗反常，笔势峭拔，辞气凌厉，尺幅之中有万里波涛之势，反映出王安石政治家的非凡识度和宏大气魄。
作为欧苏古文派中的一家，王安石与欧阳修都取法韩愈，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平易流畅，王安石则吸收韩愈的奇崛劲峭，形成简洁峻切、透辟深刻、刚健谨严的风格特色。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人称南丰先生，是与王安石同时的古文名家。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思想与文风都与欧阳修最为贴近。他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经世务实，体道扶教。他的各体散文近七百篇，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关社稷民生、吏治臣节，纪事言理，自成一家。曾巩长于议论，例如他的名作《墨池记》本为记叙文，但作者正面描述墨池的文字不多，而着重从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引出深造学业道德必赖后天学养的深刻议论。曾巩之文往往纡徐委备，一唱三叹，与欧阳修较为接近，但辞采情韵稍逊而更趋简古质朴，其内容上的典赡浑厚、风格上的平正古雅则体现出正统儒家的特点而深受南宋理学家的好评。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人称老苏。举进士不第，未得大用而死。苏洵学本申、韩而出入于荀、孟及《战国策》诸家，文章以论政和论兵的议论文最为著名，往往立足于现实，而着眼于实用。例如《权书》、《衡论》、《几策》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著名的《六国论》批评六国贿秦，目的是借古鉴今，对宋王朝的怯敌退让政策敲起警钟。《仲兄字文甫说》则借题发挥，表达了崇尚自然的文学观。文章以水喻作家平日素养，以风喻外界引起的灵感与兴会，以风水相遭喻自然成文，不仅文字精妙，同时也阐释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上欧阳内翰书》对于精炼简约的孟子之文、横绝奔放的韩愈之文、纡余委备的欧阳修之文，以形象的描绘和生动的比喻用一气奔涌的笔势表现出来，对于三家的不同文学风格概括极为贴切，成为定评而常被人引用。苏洵行文务出己见，而他独特的识见又通过精微的析理、鲜明的譬喻和抑扬婉转的陈述体现出来，纵横博辩，驰骋自如，往往“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洵幼子。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嘉祐六年又登制科。熙宁、元丰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不被用。元祐年间官至门下侍郎。绍圣以后屡受贬谪，后寓居许昌颍水之滨。苏辙散文不及其父的宏博雄辩，然汪洋淡泊，亦自成一家。他长于政论与史论。其《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三国论》批评刘备“智短而勇不足”，都议论精切，深中肯綮。他的《六国论》不同于苏洵的论其“弊”，而着眼于咎其“不知天下之势”，析理精当，在对史事的论析中暗含对现实的讽喻。苏辙的记叙文写法多变，笔势灵动，风格平畅疏宕。如《黄州快哉亭记》融议论于写景之中，就“快哉”二字发挥，表达了不以个人得失为念、放情山水的旷达的人生态度，而在旷达中又隐含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不平之气，笔势回环动荡，洒脱遒逸的风格中时见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