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中唐诗坛的又一重要诗派，它的形成比韩孟诗派稍晚，这派诗人追求通俗坦易、艺术趣味比较入实，和韩孟一派差异较大。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元白诗派对诗歌艺术也有多方面的开拓，与韩孟诗派一样体现了中唐诗歌大变的精神。
白居易是元白诗派的代表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 (今河南省新郑县)。十二岁时，因避战乱流转四方；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制科入等，授盭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这一时期，白居易有很高的政治热情，积极进谏，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创作了大量讽喻诗，著名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都作于此期。三年谏官任满后，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至九年，因母丧回乡守制，此时他的政治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815)，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盗，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给他以极大的打击，政治热情减退。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为杭州刺史，其间，整修西湖，疏浚六井，政绩颇佳。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卒，年七十五。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
白居易的一生，以贬为江州司马为界，明显分为两期。前期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抱负，尝云：“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政治热情很高；后期则“独善其身”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他的诗歌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精神面貌。他自编诗集，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諭、感伤、闲适、杂律四类，其中的讽諭诗集中反映了他早年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的讽諭诗有一百七十余首，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称“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諭诗’”。这些作品都重在美刺比兴，但根据体制的差异，又可分为新乐府和讽喻古诗两大类，其中的新乐府集中体现了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与艺术创造。
新乐府是白居易和元稹等人大力提倡的一种诗歌体制，对中唐以及后世诗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创作了一些新题乐府，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批判现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从盛唐天宝末到贞元、元和年间，一批诗人取法汉魏古乐府，创作了许多新题歌行，其中包含一些关注现实，兴讽时事的作品，与杜甫的新题乐府精神相同。元和四年（809），李绅、元稹、白居易看到诗歌创作的这一趋势，出于进谏和教化的目的，继承《诗经》的传统，提倡恢复周代采诗制，融合《诗经》、汉乐府及杜甫以来新题乐府和新题歌行的创作精神与表现形式，确立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制，并以一批“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元白等人大力提倡新乐府的创作，对当时的政治和其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当代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一般称这一文学现象为新乐府运动[9]。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组诗等属于典型的新乐府作品。白居易对新乐府的创作有相当成熟的思考，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特别提倡周朝的采诗制度，认为这是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政治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的最好手段，他的新乐府创作有明确的采诗目的，自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如。（《寄唐生》）
对于新乐府的创作，他特别提倡真实，认为只有“核而实”，才能“传而信”（《新乐府五十首序》）。但艺术性也很重要，他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探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与元九书》）这种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华，以义为实的观点，还是注意到诗歌的美学特征的，但毕竟要服务于美刺的目的。
《秦中吟》组诗共十首，每一首诗都就某一时弊做深刻的揭露与抨击，如《重赋》写人民生活已贫困已极，“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但贪婪的官府仍“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得暂逡巡。”搜刮的衣帛布匹，在府库中成年堆积“岁久化为尘”。作者在诗中明确提出“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然而两税在现实中却变成残酷压榨人民的手段，这种对现实矛盾的揭露是很大胆、很有锋芒的。《轻肥》讽刺大灾之年“内臣”们照旧去“赴军中宴”，宴会豪华到“罇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的程度，而饱受大旱之苦的百姓，已经到了“人食人”的地步。《买花》讽刺社会风气奢华堕落：“一丛深色花”，已卖到“十户中人赋”的价钱，人们还“相随买花去”，而且“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诗作对世风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新乐府》五十首做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组诗创作目的明确，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到王化、礼乐、任贤、边事、宫女多方面内容，如《杜陵叟》写农民受灾后，官吏们还要横征暴敛以求得自己得政绩：“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皇帝虽然下令蠲免租税，但是等到里胥来宣布皇帝“德音”时，早巳“十家租税九家毕”，百姓只能“虚受吾君蠲免恩”，诗作对吏治的腐败深怀愤怒，对百姓饱受官吏敲诈的苦难深怀同情；《红线毯》抨击宣州太守，为了讨好皇帝，竟以“一丈毯，千两丝”的规格逼迫老百姓织红线毯献给皇帝，使“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陵园妾》、《上阳白发人》中，他分别倾诉了“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的守陵宫女和“入时十六今六十”的老宫女的悲苦心声。白居易在《请拣放后宫内人状》中说；“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将诗与此状合读，更能看出这两首诗具有多么强烈的针对性。《新丰折臂翁》写一个八十八岁老翁在玄宗征南诏时为了不白送死而“偷将大石槌折臂”的悲剧；《缚戎人》写一个被俘的汉人历尽千辛万苦逃回祖国，却被当作蕃生发配的悲剧，都深刻反映了人民饱受的战乱之苦。
这些新乐府诗不但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如韩愈《顺宗实录》卷二记当时“宫市”的情况曰：“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乎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钱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钱，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白居易“苦宫市”的作品《卖炭翁》，就真实地反映了宫市的情况。
关于新乐府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欲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一吟悲一事”，每首诗都只就一个社会问题进行讽諭。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在每首诗题之下，用小序的形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上阳白发人》的小序曰：“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的小序曰：“戒边功也。”《卖炭翁》的小序曰：“苦宫市也。”这样就使诗歌的主旨非常鲜明突出。其他新乐府作品虽然没有小序，但也能自觉做到“一吟悲一事”。
二、善于选择典型人物与事件，刻画生动。白居易的新乐府虽有明确的进谏目的，但并没有落入纯粹说理的枯燥面貌，这些作品很善于选择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来反映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新丰折臂翁》以一位亲手砍断自己手臂的老翁的悲惨故事，控诉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苦难；《上阳白发人》以一位在深宫中耗尽了一生的老宫女的凄凉身世，表达了对统治者幽闭宫人的强烈不满。白居易对典型人物与事件的描绘与刻画也是很生动的，如《卖炭翁》，诗作成功地刻画了卖炭翁的贫寒无助，其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外貌描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理刻画都很见功力；《上阳白发人》刻画老宫女，其中“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的诗句，将宫女的凄凉孤独，在深宫中耗尽青春的凄惨刻画得十分感人；又如《观刈麦》，选取了一个“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典型形象，着意进行细节描写，既写出她的行动，又写出她的语言，从而增强了感染力。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还善于使用对比，比兴等修辞手法。有的作品把强烈的对比放在诗的结尾，冷峻而含蓄。如《轻肥》在大写特写达官贵人酒宴之上的豪华生活后，突然调转笔锋，以“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作结，取得强烈的批判效果。《歌舞》前边极力描写朱紫公侯“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之后却突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结。有些诗采用了寓言体，如《秦吉了》、《大嘴乌》，其比兴象征意不言自明；有些诗题虽是写实，如《太行路》、《陵园妾》，但意在比兴，因小序明确指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托幽闭谕被谗遭黜也”。这都加强了这些诗的形象性。
三、议论醒豁。白居易新乐府作品中的议论很有特色。大多能切中要害，极有锋芒，画龙点睛地突出了全诗的中心内容。这些议论多置于结尾，即所谓“卒章显其志”，如《红线毯》曰：“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兼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极具批判和抨击的锋芒。又如讽刺边将的《城盐州》在中间插入议论；“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虽径直，但力透纸背，见地深刻。有些议论更为巧妙，如《买花》在痛惜“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后，然插入一段田舍翁的感慨作为议论：“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突出了奢华世风与百姓生活的强烈对比，深刻地揭示了主题。
四、语言通俗流畅。白居易的新乐府追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语言通俗流畅，很少使用典故，更不使用生僻艰深的字眼；相反，多用口语、俗语，以至王安石评道：“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引)如“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上阳白发人》)。又常用民歌常用的顶针写法，如：“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上阳白发人》)。还多用杂言的歌行体，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翁》)这样的语言特点，很好地服务于讽谏时事的作用。中唐时期有很多诗人在创作刺美时事的新乐府，而白居易新乐府通俗流畅的语言，是很有个性与特色的。
被白居易归入感伤诗中的两首长篇抒情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是有着巨大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是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代表作。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歌咏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陈鸿的《长恨歌传》谈到白居易写作的缘起和用意，云：“……质夫(白居易友)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指玄宗与插贵妃的故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探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见，此诗既有“惩尤物，窒乱阶”的讽諭目的，也贯穿着传希代之事，吟咏风情的用意，而后者表现得尤为突出。白居易将之归入“感伤”诗，而他对感伤诗的定义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由此也可以见出其创作的意图所在。全诗深刻地抒写了爱情被现实毁灭后失意、悔恨以及相思无已的“长恨”之情，充满浓厚的感伤色彩。
诗作开篇写玄宗因好色而荒废国政，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终至引发安史之乱。其中或许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图，但自杨妃赐死，玄宗逃蜀开始，诗意已经全部笼罩在绵绵悲情之中。蜀道荒凉、离宫萧瑟，玄宗逃难之路上的日日夜夜，无不被刻骨的往事之思所包围。回宫后，物是人非，而斗转星移，春去秋来，也带不走心中的悲情，耿耿长夜，此恨绵绵。自“临邛道士鸿都客”以下，写玄宗在临邛道士的帮助下，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妃竟在海上仙山。此时的杨妃“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犹是昔时之丽质，而更带身为仙人的风华神韵。她托道士将当年定情的信物带给玄宗，又重申当年的盟誓：“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然而，“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此生此世，再也没有可能实现，剩下的只是绵绵无尽的“长恨”，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男女的相思离别之情，本是古典诗文的常见主题，但《长恨歌》对这种感情的咏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提炼。从内涵上看，诗作写帝王之家的爱情故事，而且放在安史之乱这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玄宗对杨妃的思念，既是恋人的相思之恨、死别之痛，也包含着强烈的今昔之慨、盛衰之悲。诗作开篇以绚丽的笔致刻画杨妃入宠的繁华生活，既暗含讽刺，也为后半部的今昔盛衰之感奠定基础。当玄宗重返长安，物是人非的长安大内，正无处不传达出这种繁华已逝的悲凉，所谓“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这种盛衰之慨与相思之痛，揉合在一起，就极大地加深了全诗的感伤色彩。
诗作以“长恨”为全篇之灵魂，将相思之情的痛苦作了高度的提炼，呈现出极具震撼力的悲剧意味。诗作后部写仙山上的杨妃，以其托寄信物，重申盟誓、谆谆嘱托之举，将其刻画为善良忠贞，对爱情异常执着的女性；这与诗中刻画的玄宗耿耿长夜的相思之痛相呼应，将玄宗与杨妃的爱情表现得异常真纯而美好，然而这样的爱情却彻底地毁灭了，即使玄宗身为帝王，杨妃身为仙人，他们也只能永抱无涯之恨，天地有尽，此恨无期。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相思之苦，而是美的毁灭的大悲剧；然而也正是在近乎绝望的毁灭中，美呈现出它最高的光华，这也正是此诗巨大的艺术魅力所在。古往今来的读者，不仅仅是通过此诗渲泄了自己的爱情失意之苦，更重要的是被绵绵长恨中的执着所震撼，灵魂被美在毁灭中所爆发的光华所洗礼。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这首诗通过亲身闻见，叙述了一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命运，并由此联想到自己遭受贬谪的遭遇，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此诗发乎自己的身世之慨，写来十分真切动人，《唐宋诗醇》称“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
诗作对琵琶女神态、性格的刻画很见匠心，如“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十分传神地表现了弹奏琵琶的歌女的羞涩之态，而联系后面的叙述，可以体会琵琶女当年为教坊当红的歌女，本来是日日生活在稠人广座之中，而如今天涯沦落，饱受人世凄凉，容颜已逝，所以羞于见人。可见，这几句诗已经写出琵琶女内心无限凄凉。诗中写琵琶女演奏一段，极能表现音乐之美，但琴声的抑扬起伏，也正是琵琶女内心起伏的传达，开始演奏时的转轴拨弦，已经开始流露内心的情感，“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仿佛琵琶女已经开始缓缓地打开她的心扉；写到琴声激昂处，妙喻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不正好似琵琶女想到人生的种种悲欢凄凉，感情再也难以遏制的汹涌奔发吗？最终，琴声戛然而止，一切又都归于宁静，而琵琶女的内心显然也从感情的急流中回到了无奈而残酷的现实。诗作写琴声正是写人心，所以能将琴声写得异常丰富细腻，充满波澜起伏，使这段描写，不仅写琴声所引起的感情变化，更重要的是写出了琴声对内心世界的寄托。古代作者多有刻画琴声的作品，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等都是其中的佳作，但白居易此诗不仅描绘了琴声本身的丰富变化，而且寄托深厚，因此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作品的抒情还有双关照应之力，作者写歌女，其实就是写自己，歌女的琵琶声所以能令作者如此感动，就是因为它唤起了作者自己的内心情感。全诗以写琵琶女为主，写自己只寥寥数语，但自身的沦落之感也获得了深刻的传达。诗作刻画环境，也有烘托之妙，如开篇写秋天的枫叶荻花，勾画一种萧瑟感伤的气氛；篇中三次写到江月，都有很强的抒情效果。对琵琶声的描绘，更见功力。
白居易死后，唐宣宗在吊诗中曾云；“童于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无不自豪地说：“(某)妓大夸曰：‘我颂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足见这两首诗在当时影响之广。后来它们又多次被改编为各种戏剧，更提高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白居易还有不少表现其闲适生活与心境的作品，主要被编入“闲适”与“杂律”两类。编入“闲适”一类的，主要是古体诗，白居易认为这些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独善”之志，因而对之十分重视。但白居易的“独善”之志，并非陶渊明式的固穷励志，而是安分知足的闲适之乐，其闲适诗则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如《小池》“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余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又如《咏意》：“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能者，饱食但遨游。平生爱慕道，今日近此流。自来浔阳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与时沉浮。朝餐夕安寝，用是为身谋。此外即闲放，时寻山水幽。春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这些作品都着力表现优游闲适的心情，其中对饱食遨游之乐的向往，在精神境界上不无平庸，艺术上也有拖沓冗赘的不足，被白居易归入闲适诗的作品多少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一些作品拉杂地叙述身边琐事，历数自己的衣食俸禄，诗意浅俗，艺术成就不高。
白居易的近体诗，在艺术上多有开拓之处。这些作品也表现诗人的闲适心境，但与闲适诗中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情的表现更为丰富，表达的生活感受与人生感悟也更细腻。白居易称自己杂律一类诗“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与元九书》)。虽然白居易自称此类作品“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其实这些诗作在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其诗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白居易的近体诗多能真切地反映生活情状，笔触入实而又富于韵味，如白居易作杭州刺史时所作的《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底。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诗中描绘西湖美景历历如画，字里行间渗透着初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西湖美景由衷的热爱与眷恋。又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此诗既描绘了山寺桃花的独特景致，又富含理趣；又如《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首诗写时难年荒之际家世飘零的凄凉痛苦，以工致的对仗，表现了田园寥落、骨肉流离的惨状，笔触真实细腻，情感沉痛。
白居易的近体诗，常能写出品味生活，感悟人生的韵味与理趣，读来很有回味，如《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此诗以工妙的对仗，写世事沧桑之慨，诗意极有回味。又如《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诗撷取天阴欲雪，盼友来饮的一个小场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日常人生的温馨感受。
白居易的近体诗还有不少巧妙的构思，如《冬夜示敏巢》“炉火欲消灯火尽，夜长相对百忧生。他时诸处重相见，莫忘今宵灯下情”。这首诗显然对李商隐的名作《夜雨寄北》有直接的启发。又如《醉中对红叶》“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诗中用酒色与红叶的对比，刻画迟暮的心情。这种构思对宋代陈师道有直接的启发。
白居易的近体诗有不少长篇排律，也很有特色，如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诗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全诗长1300字，叙述游山经历，沿途景致，历历如绘。此外，白居易和元稹自；贞元年间相识之初就开始唱和，他们的唱和作品既有短篇，也有长篇排律，特别是自元和中后期开始，元稹被贬通州司马，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他们此时的唱和多用长篇排律，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作《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回赠。这种唱和之作既要严守原韵，内容之间也要有所呼应，加之篇幅极长，对诗人的才力是个极大的考验。白居易和元稹的这些作品，既反映了其生活情状、内心感受，又工稳严整，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白居易近体诗中很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白居易的诗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白乐天体”。就其主要的语言特点来看，他的作品流畅平易，同时又富于情味，其内容则切近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情，这些都促使它得以广泛流传，元稹称白诗“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也很自诩：“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蠕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白居易的作品还传播到契丹、朝鲜、日本等国，对后世的诗歌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白诗派中的重要诗人，还有张籍、王建和元稹等人。张籍和王建年长于白居易，他们较早开始乐府诗的写作，被并称为“张王”。张戒《岁寒堂诗话》曾说：“张、王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他们对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创作有直接的影响。
张藉(约766～约830)。字文昌，原籍苏州，生长于和州 (今安徽省和县)，贞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一类闲职小官，因此人称“张水部”，“张司业”。
张籍曾经师从韩愈，但创作风格与韩愈并不接近。他工于乐府歌行的创作，白居易称赞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张籍的乐府诗今存七八十首，多为新命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揭露时弊，抨击现实，在表现手法上，常能把矛盾最尖锐的一面呈现出来，不做过多的议论，语言平易如口语，很能打动读者，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蔬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栅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赏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中将农家的辛劳贫困和官府权贵奢华的生活鲜明地对照起来，取得强烈的批判效果；又如《估客乐》则以富商的豪富自在与农夫困于苛捐杂税而不堪重负的苦难生活对照来写，很有锋芒。《别离曲》、《征妇怨》满怀同情地刻画了征妇的悲惨遭遇：“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离妇》诗描写一个勤劳忠贞的妻子帮助贫穷的丈夫创家立业后，只因未生子息就被迫离开家庭，诗意饱含同情与不满。
张籍的律诗也写得语浅而情深，如“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蓟北旅思》）；“去去人应老，年年草自生”（《思远人》）；“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树影新犹薄，池光晚尚寒”（《早春闲游》）等等。张籍的律诗在后世也很受推崇。张籍的诗歌语言做到了朴素中见深厚，平淡中有回味，宋代王安石称之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正概括了这方面的特点。
王建(766一831？)，字仲初，三辅(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出身寒微，仕路坎坷。元和间，始任昭应尉，时已“头白如丝”，太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他在《自伤》诗中说：“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可见一生都很潦倒。有《王司马集》，存诗五百余首。
王建与张籍的诗风比较接近，也很工于乐府的写作，其乐府诗以新题为主，广泛地表现了民间百姓的生活，取材丰富，如《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纤夫的悲惨生活，表现了其最惨烈的痛苦与绝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通过揭示百姓生活最悲苦的一面来抨击时弊，揭露现实的黑暗，是王建乐府诗很擅长的笔法，在艺术手法上，王建的乐府诗不对社会矛盾和惨烈的场景做刻意渲染，而是主要以含蓄隐曲的笔法来表现，诗意简洁而能发人感慨、引人深思，如《送衣曲》刻画妻子为远戍的丈夫寄送征衣时的心情，全诗以妻子“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的期盼作结，真切地表现了妻子内心的绝望与无奈，诗意十分沉痛。又如《田家行》描写田家一年辛劳所获，都被用来交纳租税，虽然如此，田家还是感到庆幸，因为“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百姓因为可以避开官府而感到的满足与庆幸，正暗示出官府的残暴，全诗以含蓄的笔法表现了官民之间尖锐的矛盾以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又如《当窗织》“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簇蚕词》“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将织妇对不劳而获的怨恨，对自己劳苦命运的无奈，都表现得十分深刻。又如《羽林行》：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最后两句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将长安恶少胡作非为而又逍遥法外的猖獗刻画得维妙维肖。王建诗歌的语言比较浅易，用口语较多，但很多作品都不浅俗，叶矫然说“王仲初句质而实巧”（《龙性堂诗话》初集）是很准确的评价。
王建作有《宫词》七绝百首，他听族人王守澄谈宫中秘闻，笔之于诗，记载了不少唐代宫廷风俗和秘事，反映了宫女的生活，在当时流传极广，后代也多有仿效者。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六世祖迁居长安（今陕西西安）。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一同中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他入仕初期敢于指陈时弊，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移通州司马，之后借重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等人援引，长庆二年任宰相，后因与同时拜相的裴度不和，四个月后即罢为同州刺史，后又任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卒于武昌任上。有《元氏长庆集》。
元稹很重视乐府诗的写作，他在《进诗状》中曾这样自叙创作经历及成就：“九岁学诗，少经贫贱。十年谪宦，备极凄惶。凡所为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道人之采。”他重视乐府诗的创作，特别提倡写作新乐府，如在《乐府古题序》中，他推重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经验，反对“沿袭古题，”为新乐府创作指明了宗旨。元和四年（809），他读了李绅写的20首“新题乐府”，十分欣赏，并“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创作了12首和诗。李绅的原作今已不存，元稹的和作反映了不少社会问题，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胡旋女》讽刺帝王贪恋逸乐，佞臣投其所好，导致国家危乱；《估客乐》对不法商人惟利是图，横行社会深表不满。这些作品概念化的倾向比较突出，不像白居易新乐府那样能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不少作品主题不集中，艺术上没有白居易新乐府那样成功。
元稹也写古题乐府，元和十二年（817）创作了和刘猛、李余的《乐府古题》十九首。这些作品“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有些写得比较成功，如《织妇词》写蚕尚未结茧，官府已经开始征税，而且要求织出的新花样很难织，织妇苦不堪言。东家女儿辛苦织作，头白了还不能嫁人，她们竟羡慕起檐前的蜘蛛，羡慕它们“能向虚空织网罗”，想怎么织就怎么织。此诗以奇特的构思，刻画了织妇心中的悲苦；又如《田家词》，写六十年来，农民的辛苦所得年年被官军全部征调走，甚至把农民的耕牛也征调走，最后连牛都被宰吃了，全诗结尾以“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的反语，表达了农民被逼入绝境，内心强烈的愤慨。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比其新乐府要高一些。
乐府诗之外，元稹还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一些五、七言律诗和绝句，表达了男女恋情、夫妻深情和友朋间的关爱思念，写得很有情味，如《遣悲怀三首》历来和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并称，但元诗感情更加真挚质朴，对仗工稳而又流畅自然。如其二云：“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此诗撷取诗人独居思念亡妻的几个生活场景，笔触细腻入实，真切地传达了诗人绵绵无尽的思念之情，而亡妻在世时与诗人相濡以沫的深情也尽在不言之中了。其三结句之“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以质朴的语言，写出了诗人对亡妻的思念，以及对亡妻一辈子为自己忧心挂念的追愧。元稹的悼亡诗体现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较高的艺术成就，能流传千古，并不是偶然的。
元稹年轻时有过艳遇，他有一些作品回忆自身的经历，写得很缠绵，如《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句新警地概括了难以忘怀的感情体验，为后人传诵不绝。元稹也很珍惜友情，他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挂念，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写作此诗时被贬为通州司马，他在诗中一方面表达了对友人贬谪的感伤，一方面也有自伤身世的用意，诗意凄凉沉痛。元稹的小诗《行宫》含蓄地传达了今昔盛衰之慨，很为后人传诵：“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同样是表达今昔盛衰之慨，元稹的《连昌宫词》是另一种面貌。它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反思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教训。全诗以叙述为主，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引出宫中老翁对连昌宫昔盛而今衰的追忆，再以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治乱之由，以“努力庙谟休用兵”作结。全诗从玄宗朝的兴衰，写到宪宗平定蜀中刘闢、吴地李錡、淮西吴元济之乱，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尽收笔底，作品波澜起伏，语言生动，十分引人入胜。
元稹的艺术才华不及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开拓之功也逊色于白居易。但他与白居易在艺术上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共同致力于新乐府写作，以及亲密无间的唱和，都体现了这种联系，而他们“舍密就疏，舍方就圆，舍官样而就家常”（毛奇龄《西河诗话》）的艺术追求也十分接近；元白诗派的形成并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他与白居易，以及一批诗人的努力下实现的。
第二节 刘禹锡与柳宗元
刘禹锡与柳宗元是中唐诗坛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诗歌风貌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都有所不同，故对之单独论述。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籍贯河南洛阳，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市）。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两年后释褐为太子校书。参与“永贞革新”，辅佐王叔文执政，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贬，支持者八人皆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刘禹锡是其中之一，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九年后被召还都，不久被贬播州刺史，因得到裴度和柳宗元等人的帮助，改贬连州(今广东连县)任刺史。元和十四年因母丧离开，长庆元年（821）冬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文宗大和二年（828）回朝任主客郎中，此后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人称刘宾客，与白居易唱和，世称“刘白”，有《刘宾客集》，存诗八百余首。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对社会问题、对儒学的复兴都有丰富的思考。其论诗文也留下不少精彩的意见，他主张为文当“有为而为之”(《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在诗歌创作上，则强调“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犹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董氏武陵集纪》）；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诗歌的意境艺术有相当深入的认识。
刘禹锡的诗歌表达了比较丰富的人生思考，艺术上形成了很独特的风格。他经历坎坷，永贞革新失败后长期遭受贬谪，内心的失意自非常人所能相比，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表达了自己长期遭贬的苦闷：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开篇点明自己二十三年流离放废，三、四一联抒写在放废中与世隔绝，一旦重归故地，时光已逝，人事全非的凄凉惆怅；五六一联，今人常作积极昂扬的理解，其实就诗人的本意来讲，是指自己犹如沉舟、病木，周遭之人人生顺利、欣欣向荣，而自己徒有欣羡，语意伤感无奈，结尾处写故旧相逢，强为欢笑。全诗真切地抒发了自己长期贬抑，为人世所弃的痛苦。
刘禹锡并没有被痛苦彻底压跨，他的个性中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之气，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对时事的愤激，时时奔来笔下，如《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百舌吟》、《聚蚊谣》等作品或讽刺，或抨击，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强烈感慨。如他贬官十年后被召至京师，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用桃花影射新得势的权贵，为此再度遭贬，但十四年后他再回京师，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中以桃花开尽，菜花盛开，影射当时占尽风光的权贵只能得幸一时，而自己终究要重回历史舞台，诗意十分倔强。
刘禹锡有些作品，表达了乐观积极的精神，如他吟咏秋天：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雁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其一)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紅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同上》其二)
诗作生动地歌咏了秋天的明朗清峻，笔下全无悲秋的伤感，尤其是第一首，涌动着诗人追求胸次超迈的豪情。这种昂扬的精神，与盛唐诗人的开阔爽朗不同，它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难，超越苦难的气概，展现了诗人傲视困苦与挫折的意志，这正是刘禹锡倔强之气的生动体现。类似这样的作品，在刘禹锡集中还有不少，如《酬乐天咏志见示》所咏的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已成为鼓舞垂老之人的不朽力量。又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更是对坎坷与挫折的笑傲与蔑视。至于“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则流露出对新事物的热爱。
由于思想性格的差异，刘禹锡的倔强气质并没有发展到韩孟诗派普遍具有的狷介一路，他的诗作更多地体现出理智、冷静的特点，富于哲理的意趣，如他对自己贬谪失意之苦的表现，不是愤激的渲泄，而是从“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栏柯人”的世事沧桑处入手去表现，而“沉舟”、“病木”一联，固然是自伤身世，但也概括了人生世事新旧交替、不前进则被淘汰的无情规律。他感叹故旧的坎坷命运，也是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三君子因成是诗以寄》）的富于哲理的构思来表达。当然，刘禹锡诗作中的哲理，并没有落入枯燥的议论与说理，而是融化于深沉的感慨，他写了大量传诵后世的怀古诗，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台》、《金陵五题》等，这些作品并不重在议论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着重抒发人世沧桑变幻的今昔之慨，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平凡的景象中寄寓着浓厚的兴亡之感。又如《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借东吴的灭亡，感叹人世的兴衰变幻，全诗并不重在议论东吴灭亡的原因，而是借此事抒写感慨，笔力开阖动荡，不止有感悟沧桑变幻的悲凉，还有一种英雄豪气贯注于字里行间，这两者的融合造就了感慨深长的诗境。宋代苏轼《浪淘沙》“大江东去”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笔法。据说此诗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刘诗先成，白居易为之搁笔，并说“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计有功《唐诗记事》）白居易还称赞刘禹锡是“诗豪”，对其才力深为钦佩。
刘禹锡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还受到民歌的浸染，他曾说“甿谣里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他创作了不少有民歌情调的优秀作品，如《杨柳枝》、《竹枝词》、《浪淘沙》、《堤上行》、《踏歌词》、《畲田行》等，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其一)
诗中以“晴’’双关“情”，既不失民歌的质朴情趣，又增加了文人诗的精美．
柳宗元(772—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县)，故世称柳河东。祖上已迁至长安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柳宗元即出生于此。贞元9年（793）进士及第，贞元14年中博学宏词科。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即位，王伾、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并成为革新集团核心人物。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待罪南荒，十年未迁。后任柳州刺史，卒于任所，世称柳柳州。
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古文成就详见下节，其诗今存—百四十余首，大部分写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他的一些感时伤世之作，表达了“利安元元”、“济生人之患”的思想情怀，表现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如《田家》三首揭露胥吏之凶狠、赋税之苛重：“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籍。”《笼鹰词》《歧鸟词》、《放鹧鸪词》、《行路难》等也对现实有所揭露和讽刺。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但思想性格有明显的差异。二人虽同经忧患，但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倔强刚猛之气，对时弊的讥弹，对新贵的嘲讽，以及傲视困苦的昂扬奋进，虽然使他屡受打击，但毕竟令心中的郁结获得渲泄与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较沉郁，而对社会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这种性格气质，他只能将感愤时事、自伤身世的激切与愁苦，寄托在孤傲高洁、幽峭孤直的怀抱中，但是这并不能真正帮他摆脱痛苦，因此，柳诗写百忧攻心的精神煎熬，写幽峭孤高的心境都十分深刻，这两者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柳诗的独特风貌。
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读来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唐诗别裁》)
其《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山似剑芒，割破愁肠的想象，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煎熬。
柳诗常有类似尖利峭硬的比喻，如“林邑东回山似戟”（《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左右六翮利如刀”（《吱乌词》）；“奇疮钉骨状如箭，……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行》）等。他还偏爱凄冷峭厉的意象，如“零露”、“寒光”、“幽谷”、“枯桐”等，诗中的色调偏于青、翠、碧等冷色调。这些共同塑造出冷峭的风格。
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善于表现孤峭高洁的境界，寄托精神上深刻的痛苦，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如《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路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
诗意于表面的自在恬然中，流露出内心的孤独，而“长歌楚天碧”的结句，刻画出清寂幽独的诗境。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欺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诗描写渔翁的清雅脱俗、飘逸潇洒，是一首诗意清朗、意境旷远的佳作，但诗中的描写，滤尽了一切其他的人迹，仿佛青山绿水之间，唯有一位高逸潇洒的渔翁，就是“晓汲清江燃楚竹”一句，写渔翁汲江炊饭，也脱尽了一切的烟火气，这就把渔翁的脱俗写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离尘绝世的冷峭也就隐然透露于笔端了。
又如《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中为大雪所覆盖的江山大地，既无比纯洁，又不无肃杀，一个“绝”，一个“灭”都见出环境的严寒寂寥，而寒江上孤舟独钓的蓑笠翁，不正是作者孤高芳洁的心灵的象征吗！此诗气氛清寂寥迥，意趣高卓，是柳宗远山水诗风格的典型代表。
柳宗元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为山水田园诗的四大家。苏东坡称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发纤穠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