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端。史传散文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理性，形态多样，叙事方法富有变化。《左传》、《战国策》等都是十分成熟的叙事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早期的散文都是在仪式中产生的，是对祭祀过程的记录，出自巫史之手。甲骨文是最早的祭祀文献，由巫史刻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内容往往是祭占过程，或祷祝内容、结果。甲骨文是文章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受甲骨篇幅和刻录方式的限制，所以语言简洁、体制短小。但在述事或记言上，已经较为清晰。如一则甲骨文曰：
癸巳卜， ，贞，旬无 （祸）？王 （占）曰：乃 （兹）亦 （有） （祟），若偁。甲午，王 （往）逐兕，小臣甾车，马 ，驭王车，子史亦坠。（《卜辞通纂》第735片）
这段文字所记载了王出猎之前占卜有祸，以及在打猎过程中果然应验的故事。其对逐兕坠车一事的记载，还是相对清晰的。这说明甲骨文具有相当的记事能力。
与甲骨文相似的还有商周钟鼎铭文。钟鼎铭文是一种雕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钟鼎等器皿往往是为了纪念重大的事件而铸造的，如受到册封、嘉奖、赏赐等，所以会在这些器皿上刻上述功受赏等文字。铭文的文章篇幅明显较甲骨文更长，而且也开始讲究体制和韵脚，一般的铭文都能达三、四百字。如《令鼎》铭文曰：
王大 （耤）农于諆田， （扬）。王射，有 （司） （暨）师氏小子 合射。王归自諆田，王 （驭）， 仲 （仆）。令 奋先马走。王曰：“令 奋乃克至， （余）其舍女（汝）臣十家。”王至于 宫，畋（陈）令（命）。令拜 （稽）首，曰：“小□乃学。”令对 （扬）王休。
这则铭文记载了令受到周王赏赐的过程，叙事明晰，既有记言，又有记事，首尾完整，是一篇完整的散文作品。
《尚书》是一部载录了商周文献的资料汇编，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以记言为主。其中的《禹贡》和《甘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但都可以肯定是出自后人的伪托。《尚书》中最早的作品应该是《盘庚》，它是盘庚迁都于殷时，由于世族不满，而对世族发表的训辞：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 ，众慼出矢言。……盘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 ，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 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 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沉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这篇训辞既有安抚，又有威吓，情理并重，文中还有非常恰当的比喻，是一篇完整而有特点的记言文章。《商书》中其他文章可能经过后人的润饰，文风明显不同于《盘庚》。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有“周书”十九篇。其内容主要是总结历史教训，提出敬德保民、勤勉戒乐的治国的思想。《周书》都能就事论事，说理透辟，大大发展了文章的议论能力。如《无逸》是周公告戒成王要以勤于国事的先王为榜样，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其中一段云：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些话都是直录周公口语，其中既有追溯，又有告戒，辞情并茂，不加文饰，显示出质朴的文风。《尚书》包括典、谟、誓、训、诰等多种文体，是依据不同的政治功用来区分的。由于年代久远，而且多有错简，所以读起来十分困难，如韩愈所说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
由于西周时期的散文主要是祭祀、占卜的记录，即使是发布命令、训诫臣下的辞令，也都是在仪式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它的主要作者都是巫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始宗教文化开始向理性文化转变，史学也渐渐从巫祭活动中分化出来。周代史官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也因此而成熟。到春秋时期，天子及各诸侯国皆有史官，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载录本国大事，并将载录结果向他国通报。由此开始了自觉的撰史活动。
“春秋”原是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24]，现存的《春秋》是以鲁官史官的载录为基础加工编定的，是我国最早的纪年体史书。《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全书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十二鲁君，共一万六千五百多字。书中内容以灾异、礼仪、即位、丧葬、会盟、战争等为主。记录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争战，以及全社会礼崩乐坏的事实，也表达了维护封建礼制的理想。
《春秋》按照王年、月日等时间记事，奠定了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基本结构模式。但从载录内容上来看，又非常简略，如果没有《左传》等书的解释，就难以理解。但古人却认为《春秋》是孔子发挥其批判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如《孟子·滕文公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编撰整理《春秋》，是为了自己的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思想家，孔子是可能在其中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由于《春秋》本身并没有对事件的详细记录和评论，后人认为《春秋》简要的载录中包含了特殊的笔法，如“常事不书”、“讳书”、“爵号名氏褒贬”、“一字褒贬”等，皆是指通过改变正常的记叙程式，来表达史官或编者的态度。这些褒贬“笔法”，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而且在《春秋》中并不统一，并不能完全符合《春秋》的实际情况。但考虑到《春秋》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成书过程，尤其是孔子的修改编定，而且《春秋》笔法对后世文人的写作理想和写作手法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这些特殊的表达方法。
《春秋》因关心事实本身是否合乎礼仪，所以只是将现象指示出来，而并不关心事实的发展过程。因此，《春秋》叙事在形式上显示出简约的特征。如僖公十六年记两件异常天象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这两句表述简明扼要，通过词序的巧妙安排而使短短的句子极具表现力。《公羊传》阐释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公羊传》认为《春秋》作者在寥寥数字中，通过不同感官感受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文字，是有一定道理的。刘知己《史通》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春秋》既没有事实因果的记述，也没有直接的评论，编纂者只能通过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根据征伐的方式和正义与否，而选用克、平、灭、取等词，或降、获、执、败、败绩等词。再如编纂者不赞成大夫杀国君，所以此类情况一律用“弑”字以表示谴责，但有时侯被杀的国君自己有着不能饶恕的罪过，编纂者就在“弑”句上稍加变化，以示各负其责。如宣公二年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是因为晋灵公暴虐恣睢，需要自负其责，所以将其名字直接写出，表达了编纂者的感情倾向。从单纯的叙事方法来看，《春秋》由于过于简约而使其佶屈聱牙，难以理解，但其行文简练、词义丰满的特征却为后人所尊重。
第二节 《左传》的思想和叙事成就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起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虽比《春秋》略长，但基本与《春秋》相始终。至于《左传》的作者和编撰缘起，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 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春秋》由于自身体例的限制，虽备有“王道”、“人事”，终究隐而不彰，左丘明为了阐释《春秋》的大义而作《左传》。今人一般都相信《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编撰者难以考证。《左传》和《春秋》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除了针对《春秋》发凡起例、解释“书法”外，《左传》在《春秋》简略记事的基础上，展现了更多、更细致、更完整的历史事实。《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作品，也是先秦史传作品的典范之作，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
《左传》关注事件的原因、发展经过和结局，从而为我们展现了完整的历史事实。《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传著作，它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事件的发展的。但为了使所记述的事情更加紧凑，为了更为清晰细致地表述事情的发展经过，《左传》在顺叙之外，还大量采用了倒叙、插叙、预言等手法，使得事件更为丰满、详实。唐人刘知几在评论《左传》这种叙事方法时说：“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史通·模拟》）所谓“前后相会，隔越取同”就是突破《春秋》的时序意识，从始和末寻找对所记述事实的理解。
《左传》对事情的起因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隐公元年，《春秋》有“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这一记载通过称谓词和动词的异常变动，暗示了这是一件有违礼仪的事件。而《左传》在“初”这具有追忆特征的词的引领下，具体地叙述了武姜因为“庄公寤生”而对其厌恶，转而溺爱共叔段，并纵容他的贪心；通过请制、请京、筑京不度、贰西鄙北鄙、“缮甲兵将袭郑”等情节，叙述了共叔段的骄蛮、贪婪和愚蠢；通过郑庄公对公子莒、子封说的话，显示了他由无奈而生出的险恶机心，等等。从而将这一非礼事件分解为多种逐渐萌发的非礼因素，体现了理性意义上的各负其责的价值观念。《春秋》中的片断、孤立的叙述，到了《左传》里就成了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春秋史官相信，对于一个异常事件，当事人一定有着可供追溯的动机或品质上的原因，而这些动机或品质，应该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也就是说，对于史官和读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异常事件本身，而是促使事件发生的诸种原因。据统计，《左传》中共有86个起引领、追溯作用的“初”字。有些记述虽然不以“初”字引领，而是依纪年顺序进行叙述，但却明显是史官的追溯之笔。这些追溯性叙述的作用，就是全面地将《春秋》的片断形式的“呈现式”叙述改造成为首尾具备的“再现式”记事，从而根本地改变《春秋》的叙事面貌。
《左传》既有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场面描写，也有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极其真实而生动地为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左传》对事件背景的把握往往极为开阔，不仅追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能描述出事情背后复杂的局势。如楚城濮之战，《左传》在一开始，就通过先轸和狐偃的话分析了战争对于晋国的意义，以及所能涉及到的曹、卫、齐、宋等国的形式，在战争过程中，又将双方对战争的态度、兵力状况、战争的进程、战争结束后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晋文公由此而称霸，都尽行交代清楚，使读者在宏观上有所把握。而在细节上，又细致地描写了晋军如何蒙马以虎皮，设二旆，使舆曳柴而伪遁等情节，极其精彩。《左传》为求细节的生动，有时甚至采取想象的方式。如“晋灵公不君”中写鉏麑受晋灵公之命杀赵盾。“晨往，寝门 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这里面包含着明显的虚构成分，而不是史实的记录。由此也可以看出《左传》对细节描写有着超乎史著的兴趣，它是后世小说、戏曲虚拟叙事的萌芽。
《左传》的战争描写历来受人称道，在它所载录的大大小小的各类战争中，给人印象很深的颇为不少，如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崤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等，这些战争过程和场面的描写如冯李华所说“篇篇换局，各各争新”[25]，使人读之不厌。但就总的描写而言，《左传》更重视战争的起因，双方的道义多寡，主帅的人格德行，战争的酝酿过程，战争的结局等。如晋楚城濮之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左传》在描写这场战争之前，不厌其烦地写了晋文公的种种德治：伐怨报德，整饬军纪，教民守信，听取臣民意见，上下齐心等，同时也写了楚方君臣分歧，楚将子玉刚而无礼，等等。《左传》的目的是要强调道德和正义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战争的背景和进展状况，了解交战双方的品质，从而能较为全面地总结一场战争的经验和教训。
《左传》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这一点对中国史传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左传》由于受到编年体的限制，它刻画人物不可能采取集中描写的形式，而是交织在其他叙事中。如晋文公重耳，书中花了不少篇章描写他在流亡途中的故事。如乞食于野人，以戈逐子犯，对楚王问，在秦降服而囚，寺人披请见等，这些故事和他以后的霸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却能够反映他的性格、品质的磨练、成长过程。《左传》所记人物众多，其着力刻画的的除上举之晋文公外，还有不少，其中德智过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是子产，前人曰：“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26]子产凭着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博识远见，在诸大国的夹缝中维护了弱小的郑国的生存和尊严，同时也将郑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左传》不但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各方面事迹，还通过民谣和孔子的感叹给予了子产极高的评价。此外，通过具体的事件或片段写出人物的性格、精神，也是《左传》的成功之处。如以“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的老谋深算、奸诈虚伪，再如通过“晋灵公不君”一段描写，却随手刻画了鉏麑、灵辄两个侠义形象，用笔不多，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古史有记事和记言之分，一般认为《左传》是记事的代表之作，但《左传》记言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左传》中所记行人辞令，往往委婉含蓄，温文尔雅，如齐晋案之战中，晋将韩厥追及齐侯，行君臣之礼，曰：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切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在如此谦抑、恭敬的言辞下，却透露出要俘虏对方的决心，这不能不算是春秋外交辞令的独特之处。此外如宫之奇谏假道、展喜犒师、烛之武退秦师、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子产坏晋馆垣等，都是行人辞令的佳作。《左传》所记人物对话语言也很有特色，它不但是事件发展的有机部分，也能显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如齐晋鞌之战，在进行到紧要关头时，《左传》有如下的描写：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一段对话，不但营造出战争的激烈紧张的气氛，也使我们看到晋国将帅英勇赴敌，视死如归的决心，言语生动、真切，读之如在口耳之间。
《左传》本身的叙述语言，一方面继承了《春秋》词约义丰的特点，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军败退之河边，竞相争舟，《左传》仅以“舟中之指可掬也”一句，就写出了晋军惨败后的狼狈、凄厉之状，极为形象。另一方面，左传叙述语言又有着浅近、平实而富有表现力的特征。《左传》除多用准确、生动的描写外，还多用比喻，如“风马牛不相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等，刘知几论其语言特点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27]《左传》语言达到了先秦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散文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战国策》的思想和记言艺术
《战国策》共33卷，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不同于《春秋》、《左传》的编年记事，它采用分国记事的方法，记录了发生在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中的策士活动和当时的军政大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战国策》主要出自战国末期至秦汉间策士之手，西汉刘向据秘中所藏前代所传之《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校定、编次，最后定名为《战国策》。其后散佚，现存本经宋人曾巩重加整理的。
战国时期，礼仪德治思想和封建宗法制度已经受到极为严厉的冲击，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争相兼并。各诸侯国君主大多昏庸无能，策士则通过自己对形式的认识，通过自己过人的辩才，“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8]，士的地位和自我意识空前高涨。如颜斶见齐宣王，要求齐宣王下堂来就自己，在辩说士贵君轻时，他说“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齐王请受为弟子，而颜斶却奋袖掉臂而去[29]。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儒家思想，战国策士大多是一些朝秦暮楚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在人生观上强调功名富贵，在策略上强调趋利避害，崇尚谋略诡计。《战国策》也记述了一些“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如鲁仲连、颜斶等光明磊落之士，虽然数量不多，但形象十分突出。相比较《左传》的叙事成就，《战国策》则更多地表现为“文辞之胜”。战国策士游说诸侯、相互辩难，必先磨练辞锋，务使辩才无碍，他们将春秋时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行人辞令发展为纵横捭阖、扑朔迷离的游说之辞。
策士们善于通过营造情境的方法，取得听者的信任或认同，从而完成游说。尤其是在面对着一些具有风险的游说行为，更是着意于情境的营造，以取得心理的优势，从而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最为典型的就是《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当时秦兵压境，而齐国要求赵以赵太后最疼爱的幼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能出兵相救，太后不肯，并对所有来劝谏的人以颜色相待。老臣触龙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游说：
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
在游说之前，赵太后有着自己的强硬的立场，并对游说者抱有敌意，因此，营造一个友善的情境，是开始对话的第一步。而触龙通过谈论身体，使太后感觉到老人特有的体贴；又通过为自己的幼子求职，使太后感觉到对少子的慈爱。由此，赵太后在一片劝谏声中似乎突然找到了知音，于是不但立刻就认同了这种友好的情景，还认同了触龙对儿子的关爱，先声“色少解”，然后又“笑曰”，并不自觉地解除了不能讨论长安君的立场。整个游说的优劣形势立刻逆转。触龙既然掌握了讨论“如何才是真正地爱儿子”的主动权，那么说服赵太后就变得十分容易了。
策士们最为常用的游说手段是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其目的是将自己所申述的论题尖锐化、深刻化，或者将某种合理性的优势更突出地展示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夸张和对比的心理作用就是诱惑和恐吓，它以一种修辞力量逼迫听者服从自己。如苏秦游说齐宣王合纵，为鼓舞齐宣王的信心，先言齐为四塞之国，再言地广人众，国富兵强，他特别描写齐都临淄的殷实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 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大段的铺陈罗列，绚丽繁缛的辞藻，整齐急促的节奏，颇能营造出一种势在必然的气势，对齐宣王有着极大的诱惑和鼓舞作用，当齐宣王感觉志得意满时，就失去了判断的权利，则只能惟苏秦之言是听了。再如《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记载了鲁仲连劝止赵尊秦为帝的念头。在和辛垣衍的辩论中，鲁仲连交替运用了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尤其是纯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终于舌胜对手。鲁仲连之所以反对“帝秦”，是出于文化上的理由：“彼秦者，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赵平原君和魏将军辛垣衍，于是他就通过历史事件，突出夸大了帝对于臣的害处，其中有周天子对齐威王的无礼指责、纣对三公的肆然迫害、齐闵王对鲁、邹君臣在礼节上的苛求，等等。而当辛垣衍自认要以仆事秦时，鲁仲连就以上面的逻辑夸大其害云：“然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在这些陈述中，包含着精心设计的多方面的对比：首先是帝与臣的地位对比，如纣认为鬼侯的女不美就“醢鬼侯”，因为鄂侯争辩就“脯鄂侯”，因为文王“闻之而叹”就将其囚于牖里。其次是以鲁邹君臣和当今三晋大臣相对比，因为不愿意以天子之礼接待齐王，鲁人“投其龠，不果纳”，邹人则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鲁仲连评论曰：“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正是通过双方对比的落差，造成了说辞强烈的气势，最大限度地指示出“帝”和“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指示出“帝秦”后其他各国的悲惨结局。鲁仲连所展示的这些未必是事实，而只是基于他对秦国“权使其士，虏使其民”的认识，但正式夸张和对比，使得这一本来就模糊的可能性，变得极为清晰，从而对听者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迫使他们“不敢复言帝秦”。
不论是在场面、事实，还是在逻辑节奏上夸张和对比，目的都是为了将自己的论题从纷纭复杂的现实中剥离出来，并以一种完全的、迫切的、必然的形式，展现在听者明前，使听者失去判断的能力，或者无暇考虑别的因素，因此，这种游说方法在本质上是以一种华丽的片面性取代整体性。
战国时代，君德日薄，学识低下，而且策士的游说活动往往有一定的风险，为了能使诸侯王更容易接受，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策士往往通过引类譬喻的方法，旁敲侧击。《战国策》说辞大量使用寓言，也是引类譬喻手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策》中大约有七十则寓言故事，如“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等，不但生动有趣，而且寓意深刻。通过寓言进行游说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其次，寓言的故事比较简洁明了，结论明确凿实，所以有说服力。比如《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章》云：
孟尝君将如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字西岸之土也，挻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当孟尝君不愿谈“人事”而选择子虚乌有的“鬼事”时，这不仅是一种刁难，也透露出他已经厌烦屡遭游说这一现实处境。寓言是一种低姿态的故事，而一旦听者接受了寓言，他就从一个当事者变成一个旁观者，他原来所固有的立场、阵地，以及由此而来的成见、戒备甚至反抗的心理，就被慢慢放弃了。在这则寓言中，淄水和桃梗、土偶的冲突，桃梗和土偶的冲突，都非常显明。戏剧性冲突还将人的现实处境尖锐化、鲜明化，它包含着游说者的立场，却和听者之间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即使是满怀戒意的孟尝君，也不会在聆听寓言的过程中感受到任何来自游说的威胁，从而放弃抵触情绪。再次，“桃梗和土偶”故事的结论是在不同的命运的比较中得出来的，那就是离开故土是最大的不幸，它也是一种戏剧性的结局。孟尝君在脱离了现实的处境的情况下，可以自然地接受这样的结论。在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以后，苏秦再指出“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就水到渠成了。由此可见，正是寓言的戏剧性特点，帮助苏秦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游说。
《战国策》的文辞历来受人称道，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叙事成就。如荆轲刺秦王场面的描写，也极其细致，场面很是生动，人物动作神情也很传神，在细节的精细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左传》。《战国策》语言中广泛使用的夸张、排比修辞手法，以及汪洋华丽的风格，甚至有些说辞有意识地押韵，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汉赋的形成。西汉散文更是直接承继了战国策士文风，并创造出十分巨大的文学成就。西汉文学家如贾谊、晁错、司马迁等，都继承了《战国策》文章的风格，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洵、苏轼也都自觉从《战国策》中汲取文学营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