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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说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萌芽到逐渐生长的时期。同先秦文学一样，此期的文学批评也是不自觉的。文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在创作或阅读的过程中，不免会有一些想法。他们或诉说创作的目的、甘苦，或发表对作品的意见、看法，这些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想法。由于在当时还没有一个独立的载体供发表意见的作者使用，所以他们的想法，或者直接地表现在作品当中，如《诗经》和《楚辞》中都有相关作者所发表的对创作的意见和想法；或者将阅读的意见和对文学创作的想法依附于其他著述当中，形成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局面。因此，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在分布上是较为广泛的，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献却还没有产生，这也是与早期人文科学门类不清的混沌状态相一致的。
由此，先秦文学批评文献便具有了以下几个特征，一、片断性。由于此期尚无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所以有关文学的思想和文学理论，大都是文学创作者或其他人文学者所发表的一些片断性的意见，除儒道两家外，其他各家的文学思想均缺乏系统性，因此文献文献也表现出片断性的特点。二、交叉性。由于此期还没有产生专门的文学批评形式，文学创作本身也处于一个没有完全独立的位置，所以带来了两种情况，一是作家和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包含在其他门类的著述当中，二是文学批评的文献也同时成为其他诸如历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的文献，这种文献文献的交叉性，是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文献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三、功利性。由于此期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家，而批评史文献又往往依附于其他门类的著作当中，所以此期的文献往往体现出了文献作者的身份特点，即多以政治家、思想家、史家的眼光去看待文学作品，从而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先秦的文学批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先说西周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如众周知，汉字起源甚早，但早期文字如甲骨、金文，多是一些与卜筮、事功相关的内容。从西周开始，随着诗歌这一体制的逐渐成熟，人们也开始对诗歌这一类的文学形式发生兴趣，尽管资料显示，周人对《诗经》并非以一种纯文学的眼光去关注它，但毕竟从对《诗经》的论述中，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批评的意识。因此，作为文学批评文献的形成，应起自于西周时期。此外，我们上面说过，早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往往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它与其他门类的文化形式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西周时期的不少文学批评文献，它既是文学的，也是艺术的、美学的、哲学的，甚至是历史的。还有一些批评文献，它可能与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往往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对于这部分文献，我们也把它归在文学批评文献里。因为不这样处理，就难以见出文学批评的发展线索和某一理论的来源和思想基础。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对西周时期文学批评文献的选择和判断就相对较宽一些。
《周易》经文的卦、爻辞部分约写定于西周初年，可视为最早的有关文学思想的文献之一。《周易》虽为卜筮之书，其中的思维逻辑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伏羲“观物取象”以画八卦，又以卦象象征宇宙及人世，这一卦象的原理，与古人所理解和倡导的诗歌创作的“物感”原理是一致的。此外，《周易》所提倡的“自然之道”对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文学思想也影响甚巨。当然，《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思想有些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还只是一种可资借鉴的间接文献，并非专门论述文学的。而有一些则是直接论述文章写作的，就可视为直接的文学批评史材料。此外，《周易》中的《彖辞》、《象辞》、《文言》，是解释卦辞的，应略晚于经文，其中有些大概写于春秋晚期，在《左传》中曾提到过“易象”，可见这部分内容可能写于春秋末或是战国初年。《系辞》及《说卦》从其内容上看，可能写定的时间较晚，约在战国中后期，有的甚至可能在秦汉时期，这些部分就不能当作周代的文学批评文献。
《诗经》的《小雅》及《国风》中的大部分为西周文献，《大雅》多数也为西周文献。在这三部分当中，有不少篇目涉及到了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这些文献，多是作诗者本人对其作诗目的的说明，或是述说作诗的缘由，从中表现出了诗歌与道德风尚、诗歌与社会政治、诗歌所应发挥的社会功用等方面的文学思想。比如《魏风·葛屦》中的诗句“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表明作者写作此诗是为了讽刺女主人的“褊心”；《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表明作者写作此诗是发泄对心上人不理睬自己的怨恨；《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表明作者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君王的昏乱。这些文献，虽是出自诗人自述，但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学意识。
《尚书》是一部著述情形颇为复杂的著作。有今古文之分，有真伪之别。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考证，可确定为西周文献、且有文学批评意味的，只有《金縢》一篇，该文记录了周公写作《诗经·鸱鴞》的一些情况，属于本事一类的批评史文献。而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尧典》中的“诗言志”， 在时间上并不为早。因其出自《尧典》，而《尧典》则为战国时的文献。《尚书》中的其他篇目如《皋陶谟》、《大禹谟》、《五子之歌》、《旅獒》、《毕命》等，亦多为战国以后的文献。
从上述情况看，现存的西周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尚处于一个萌芽时期，文献不多，且理论性不强。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期，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在此期的文学批评活动增强，理论性也得到提高。这时期比较重要的文献有《左传》、《老子》、《论语》、《墨子》，还有《易传》中的文言等。
《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其中的文献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也有部分属于西周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左传》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在春秋时期诸种文献中，属于材料最为丰富的一种，它有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左传》有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观诗知志的一些情况，此外，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诗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春秋时期有关审美及对音乐的鉴赏理论等也在该书中有所反映。《左传》所表现出的批评理论带有较明显的儒家色彩。
《老子》一书系由老子后学纪录，写定于战国初年。学术界对老子的生平及《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有很多争议，但目前较趋一致的看法仍认为老子乃春秋末期人，年龄大于孔子。多种典籍都曾记载过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事情，此事虽不必尽信，但老子稍前于孔子大致还是不错的。《老子》一书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材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理念和审美的意识，如论述与“道”相关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有无相生”的观念，对后世诗、书、画等文艺领域的创作，带来了极大影响；又论述“涤除玄览”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作家论述创作心理也有启发的作用。应该说，《老子》中的文献，多数虽不是直接的文学批评，但它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论语》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是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的对《诗经》的内容与形式、对西周古乐、对《诗经》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对于诗歌鉴赏的一般原则以及诗的应用诸方面的论述。这些理论较为系统，比起前此的文学批评也更为集中，涉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等广泛的领域，也奠定了儒家文学批评的基础。《论语》一书大约也成书于战国初年，但由于它是孔子言行的纪录，所以其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从文献的角度考察，应属于春秋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
《墨子》中的大部分篇目大致也写定于战国初年，小部分篇目约由墨子后学补订完成于战国末期。其中论述到文学艺术方面的篇目虽也完成于战国初年，但反映的却是春秋晚期墨家的文艺观，也属于春秋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墨子出身于庶民阶层，他对文艺的看法带有小生产者节俭的目光和重视实用的功利目的，对于《诗》、《书》、《礼》、《乐》等艺术形式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墨子代表了春秋时期除儒、道两家外，另外一种有特点的文艺思想。
战国时期的文学批评，基本沿着春秋时期各家所开辟的路向发展，其中又以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发展更为明显，《孟子》和《庄子》在《论语》、《老子》的基础上，又加以发挥和补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思想，奠定了此后二千年中国文学批评的两大基础。此外，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传人《荀子》，兼具法、道两家思想的《管子》，以及《易传》中的系辞、《楚辞》等，均或多或少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意见，成为此期文学批评文献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至战国，批评意见及派别增多，文献也较前此更为丰富。
《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撰，实际上该书是由战国时期一批学人采拾管仲言行，又附以其他典籍编纂而成，然后托名于管子的。比如郭沫若先生认为该书中的《心术上》、《白心》、《内业》三篇乃道家宋銒、尹文一派的著作。《重令》、《法禁》诸篇则多为法家之言。其他如《轻重》论生产与消费、财政，《度地》论水源，《地员》论土壤，又包含了农家的思想。所以《管子》是一部思想较为驳杂的杂家的著作，由于其编纂者为战国时人，所以虽题为《管子》，实可视作战国初、中期的文献文献，有些篇目甚至是战国晚期才完成的。在《管子》一书中，也有一些论述到文学语言的部分，比如反对“淫辞”、“淫声”，认为可由人的语言体察人的善恶。在《心术》及《内业》篇中，论述了人的心、智与虚静，道与精、气、神，以及音、意、言与道、精、气、神之间的联系等。这些论述虽不是专门论述文学，但其思想与文艺心理学是有关系的。也可视为文学批评史的文献。
《孟子》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是战国中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文献。该书依司马迁的说法，是孟子与万章之徒合撰，但内容与文字风格均较统一，孟子本人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孟子》七篇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与《诗经》有关的，孟子在文中有不少引《诗》用《诗》的例子，可从中研究战国时期人们对《诗经》的认识和看法。二是与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有直接关系的，如他论《诗》的“以意逆志”说；三是本非论文学，但又对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如他论交友的“知人论世”说。
《庄子》虽与《老子》、《墨子》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一样，对文学艺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庄子》一书中的思想对古代文学艺术及美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庄子》约成书于战国晚期，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及杂篇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庄子的弟子及其后学根据庄子思想进行推衍的。所以对该书的内篇，应视作战国中期的文献，对于外篇和杂篇，则应视作战国晚期的文献。《庄子》一书中的文献，有直接论述到《诗经》、艺术与艺术审美方面的，但更大量的是以一种认识论及审美态度对后世文学艺术、美学产生的影响。比如他论合乎自然之美的“天籁”、“天乐”，论“心斋”、“坐忘”的审美态度，论言意、有无、虚实、形神的辩证关系等，都是以一种哲学思想和审美态度对文艺产生影响。
《易传》又称十翼，共十篇，是解释和阐述《周易》卦、爻辞的。其中系辞大约写定于战国中晚期，是此期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之一。
《荀子》的大部分篇目是由荀子本人写定，小部分篇目由其弟子辑录或补撰，该书是战国晚期涉及文学批评较多、文献较丰富的一部典籍。荀子本是儒家的继承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作为其中一支的荀子，由于生活在战国晚期，社会情势与孟子之时已大不相同，故他主张性恶论，思想与孟子有较多差异。再加上他的学生李斯、韩非在后世均留有恶名，所以汉代《孟子》列于学官，有博士传授，《荀子》则没有。其原由盖因荀子的思想除传统儒家之外，也兼具法、道两家内容，故而在后世儒者眼中，虽有人说他“大醇小疵”，但批评他的人仍有很多。荀子精通《周易》、《诗经》、《周礼》及《春秋》，传说大毛公也曾亲事荀子，故荀子对周代文化典籍有着深切的体会。他的文艺思想，依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有所发展，比如他提出了文与道的关系，他的《乐论》篇较完整地体现了孔孟之后儒家对诗、乐的整体看法，对汉代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有直接影响。
《韩非子》代表了此期法家文学思想的基本文献。法家与墨家、道家一样，均否定文艺，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比如墨家的否定文艺，是因为墨子认为文艺太过奢华，对事功又无用处，所以否定；而道家是认为文艺炫惑人的思想而加以否定；韩非对文学的否定是他认为文艺会妨碍法治，故归为五蠹之一。从《韩非子》中，可以看到法家人物是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
此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是《楚辞》，它虽然与《诗经》一样，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在先秦文献匮乏的情况下，它所言及的“发愤以杼情”，与传统的“诗言志”形成鲜明对比，并成为后世与“言志派”相对的“言情派”的开端，就更显得它弥足珍贵了。
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近现代以前的学者尚没有将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去进行研究。现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对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也开始着手进行整理辑佚的工作。现知最早的资料整理应属李华卿选编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一书，其中收入先秦时期《论语》（节录）等一批文献，该书１９３４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但由于该书篇幅较小，共选入先秦至近代文论７５篇，且只有十万字，故而对先秦文献只有微不足道的涉足。其后约在１９３６年，正中书局出版王焕镳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选篇由《毛诗序》开始，对先秦文献未有涉及。有广泛影响的许文雨的《文论讲疏》，也始于《论衡》，未收先秦文献。建国以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的整理才真正开始有了大的起色。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册，起于先秦，止于清代。1979年，为适应高校教学的需要，此书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郭绍虞先生又对之进行了增订，分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出版。四卷本的第一册，较系统地搜集整理了一批先秦文学批评史的文献。一卷本和四卷本相比，少了附录的部分，正文资料也较四卷本少。此后各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其他一些古代文论通编一类的选本，先秦文献是其中较重要的一部分。但从份量上讲，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少康、卢永璘等编辑的《先秦两汉文论选》，内容较前此各种编本均更翔实，选入的文献更丰富，可供专业人士使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库一类的资料正在整理出版当中，其中包括分专题编辑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１５种（徐中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诗话全编》（吴文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目前已出宋、明两代）、《中华文艺理论集成》（饶芃子主编，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叶朗主编，待出）等，这些大型的资料汇编中均含有先秦文献，它们的整理出版，将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建设，也将极大地方便不同层次读者的使用。
二、 经部文学批评文献
先秦的不少典籍，原本不过是一般的学术或文学著作，经汉人尊推为经典后，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图书著录均将其列入经部。为叙述方便，我们也仍惯例。
《尚书》，也称《书》或《书经》，唐孔颖达有《尚书正义》二十卷，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有影印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皇清经解本。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汉代今文二十八篇，此书西晋末亡佚。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用古文撰写的伪《古文尚书》二种。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是将汉代《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又伪造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尚书》的内容大多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其中夏商两代文献除极少数篇目外，不少是战国以后的人补写的，所以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有关批评史方面的文献，《金縢》是西周文献，主要记录了《诗经·鸱鴞》的写作背景，属于诗本事方面的资料，它与《左传》中的一些记录诗本事的材料一起，代表了中国古代记录诗本事的纪事汇编文献的起源；此外，属于战国文献的《尧典》、《皋陶谟》、《五子之歌》等，在批评史文献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象《尧典》提出“诗言志”，《皋陶谟》记录了上古诗乐舞合一的情形及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五子之歌》涉及诗歌的写作与诗人怨情的关系，均是较为重要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文献。
《周易》，有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十卷，十三经注疏本。
此书本为周代卜筮用书，其中的卦、爻辞是经文，为西周时期的文献，另有《易传》十篇，计《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系辞》上、下，因有十篇，故又称《十翼》。相传《易传》乃孔子所作，不可信。《易传》中十篇文字的写作年代并不一致，有的大概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如《彖辞》、《象辞》、《文言》等；有的则在战国中后期，如《系辞》。
《周易》中可作为文学批评文献的大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论卦象时提及的“设卦观象”、“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过程和模式，这些是属于文学批评的间接材料；二、卦、爻辞及《易传》中有大量的文字接触到艺术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如《艮卦》爻辞六五中提出过“言有序”的问题，《家人卦》象辞中提到过“言有物”的问题，这种提法后来就曾被清代桐城论文论家所借用。又如《大有卦》彖辞提出“刚健而文明”、《大畜卦》彖辞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都对古典美学思想产生影响；三、阐述阴阳刚柔原理，《如贲卦》彖辞提出“刚柔交错”，对后世的美学理论产生影响；四、论述言、意、象关系的文字则与庄子学说一起，对魏晋诗学产生影响；五、论述“变通趣时”与“原始要终”的学说，对刘勰《文心雕龙》之“通变”说及钟嵘《诗品》追溯五言诗源流的方法产生影响。这些属于直接的批评史文献。
《周易》的注本，除十三经注疏外，清人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种》也可用，有皇清经解本。
《诗经》，汉代毛亨传《诗》二十九卷，隋时附郑玄《笺》作二十卷，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四十卷，有十三经注疏本。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是清人中研究《诗经》较好的本子之一，北京中国书店有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另宋朱熹有《诗集传》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诗经》中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文献大约有近二十条，其中多为西周及春秋时的文献，涉及的理论包含三方面，一、《诗经》作者自述作诗的目的，或为讽刺（《魏风·葛屦》），或心有忧伤（《魏风·园有桃》）。二、记录了《诗经》作者的情况（《小雅·巷伯》），属诗本事一类。三、对《诗》的曲调形式的评价（《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属诗歌艺术方面的理论。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乃托名左丘明的一部传释《春秋》的历史著作。晋杜预将《春秋》经文与《左氏传》合编加注，名为《春秋经传集解》，有三十卷，唐孔颖达据杜注本撰《左传正义》四十卷，十三经注疏本。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为今人著作中较好的一种，中华书局排印本。
此书为春秋时代文学批评文献最为丰富的一种，其中也有涉及到西周文献的部分。汉代也有解释《春秋》的著作，如《公羊传》、《谷梁传》，但传文与西周及春秋文献关系不大，无参考价值。《左传》涉及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文献较多，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诗》本事纪录（隐公三年关于《硕人》；僖公二十四年关于《棠棣》等）。二、对“赋诗言志”现象的记载，表现出周人对《诗经》的态度及对《诗经》的运用情况（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与晋公子赋《河水》、《六月》；文公四年鲁文公为卫宁武子赋《湛露》及《彤弓》；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癸话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中此类记载甚多，由此可见孔子有关“诗可以兴”之论的背景及汉人“诗无达诂”之说的来源。三、对“观诗知志”的记载（昭公十六年载宣子请郑六卿赋诗言志，宣子赖以知郑志；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请子展等七子赋诗，以观七子之志等）。四是对《诗经》的美感评价（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等）。五是有关《诗经》社会功用的认识（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的话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六、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二十卷，十三经注疏本。宋朱熹《论语集注》十卷，中华书局《四书集注》，新编诸子集成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程树德撰、程俊英等校点《论语集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论语索引》，北大图书馆索引编纂研究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语》乃孔子弟子所记有关孔子言论学说的重要文献，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认为《尧曰》篇不可靠。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有《论语》竹简本，内容与今本有异。
《论语》书中所涉文艺批评者有近五十条，集中在《学而》、《为政》、《八佾》、《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诸篇中。其所论及的文艺及美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文艺与道德、礼制、政治、事功的关系（《学而》、《为政》、《八佾》、《雍也》、《述而》、《泰伯》、《子罕》、《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二、关于《诗经》的鉴赏与运用的观念（《学而》、《八佾》、《阳货》）；三、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雍也》、《颜渊》、《卫灵公》）；四、关于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学而》、《八佾》、《先进》、《宪问》、《阳货》）；五、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季氏、《阳货》）。
《孟子》，东汉赵岐注十四卷，四部丛刊本。《孟子注疏》，原题宋孙奭疏，《四库总目》辨其非，有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正义》，清焦循撰，三十卷，该书以赵岐注为主，又搜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而成，皇清经解本，又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孟子》一书乃孟轲的言行录，由孟轲与其门人共同完成，原为七篇，是重要的儒家思想文献。
《孟子》中有关文艺及文学批评的文献较为集中，也较系统，在坚持孔子儒家文艺批评传统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其理论撮其要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论“与众乐乐”的美学思想（《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条、《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条、“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条）；二、论“充实之谓美”（《尽心下》“何谓善？何谓信？”条）三、“知言养气说”（《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条、《万章上》“舜见瞽瞍，其容有蹙”条）；四、论《诗》与史的关系（《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条）；五、“知人论世”说（《万章下》“孟子问万章曰”条）；六、“以意逆志”说（《告子下》“公孙丑问曰”条、“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条、《尽心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条）；七、有关引《诗》的情况（《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条、《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条、《公孙丑上》“孟子曰‘仁则荣’”条等）
以上是经部的文学批评文献，其中材料最丰者当数《左传》，次为《论语》、《孟子》、《周易》。《尚书》因年代较早，《诗经》由于体制所限，资料的丰富性及理论性均不如其他几部书。此外还有一些书，如《周礼》、《仪礼》和《礼记》，由于其有关文学批评内容的篇目如《乐论》，大致写定于汉代，所以我们放在后面再谈。
三、 子部、集部文学批评文献
诸子的著作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如果说史书及《诗经》并非自觉地发表对文学艺术的意见的话，诸子则是较为有意识地发表他们对文学、艺术、审美等方面的看法。所以诸子著作中的文学批评文献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著作，就显得较为集中、丰富，而且理论也较有深度。
《老子》，别称《道德经》，晋王弼注二卷，诸子集成本。近人朱谦之有《老子校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乃写定于战国初期，分《道经》和《德经》两部，《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部帛书《老子》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两部书通称帛书甲、乙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老子》一书包含有丰富的文艺及美学思想。其理论大致有五：一、审美相对论（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二、有无相生的艺术辩证法（二章）。三、立足于自然之道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自然美论（八十一章）。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论（四十章）、五、艺术有害论（十二章）。
《墨子》，清孙诒让《墨子闲诂》十九卷，其中四卷为外附，诸子集成本。王焕镳《墨子校释》，中华书局排印本。
此书是墨子学派辑录墨子思想学说的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而其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则可能由墨子门人写于战国末期或更晚。此书的文献以春秋战国为主，也旁涉三代以来古史。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汉初的竹简本。
《墨子》书中有关文艺的思想和文学批评约有以下两方面内容，一、“非乐”论（《三辩》、《非乐》、《公孟》）；二、“三表法”（《非命上》、《非命中》）。
《管子》，唐尹知章注《管子》二十四卷，四部丛刊本。清戴望《管子校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郭沫若、闻一多等《管子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相传是春秋齐国管仲撰，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一批齐国稷下学派的学人采拾管仲言行，又附以他书材料编纂而成。此书刘向《七略》列于法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移于道家，分著于兵家，《隋书·经籍志》又改入法家。说明历来目录学家对其思想归类也不统一。全书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其思想主要是齐国法家思想及春秋战国一二百年间齐稷下学派的思想总汇，包括有法、道、名、阴阳诸家思想。
《管子》书中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献涉及范围不广，但较有特点，其理论兼具法家、儒家及道家各家色彩，尤其是对人心内在的精、气、神与声音、辞意、语言关系的论述有独到之处。其理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一、反对“淫辞”、“淫声”，主张“言必中务”（《五辅》、《戒》）；二、有关文艺心理方面的论述（《心术》上下、《内业》）。
《庄子》，晋郭象《庄子注》十卷，四部丛刊本。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此书属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文献，为庄周及道家后学所作，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七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其余为其后学所作。《天下》篇论述先秦各个学派的思想及承传，是重要的学术史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学术史著述。
《庄子》中有关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文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强调艺术的“自然之美”（《齐物论》“天籁”条、《应帝王》“儵忽凿窍”条、《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条、《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条等）；二、论“虚静”的创作心态（《达生》“佝偻承蜩”条、“梓庆削木为鐻”条、《人间世》“心斋”条、《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条）；三、论美的相对性（《德充符》“仲尼问曰”条、“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山木》“阳子之宋”条）；四、论言意的关系（《外物》“荃者所以在鱼”条、《则阳》“大公调曰”条、《秋水》“北海若曰”条等）；五、论道与艺的关系（《达生》“颜渊问仲尼曰”条、“孔子观于吕梁”条、《养生主》“庖丁解牛”条等）。
《荀子》，唐杨倞注二十卷，四部丛刊本。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二十卷，诸子集成本。
此书为荀子自著，个别篇章如《大略》、《宥坐》后六篇或由他的门生补撰。此书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具法家及名家思想，其中《非十二子》是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此书是战国晚期重要的思想学术史文献。
《荀子》一书中有关文艺及文学批评的文献以《乐论》最为著称，它包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论音乐（含诗）与人的情感的关系；二、批评墨子“非乐”论；三、论音乐（含诗）的感化力量；四、论音乐（含诗）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乐论》的基本思想对汉代《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产生直接影响。此外，《荀子》一书对六艺的文体及特性也进行了分析（《劝学》“《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条、《儒效》“诗言是其志也”条等），此条文献要早于曹丕《典论·论文》中对文体的区分。
《韩非子》二十卷，四部丛刊本。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二十卷，诸子集成本。近人梁启雄《韩非子浅释》，中华书局排印本。
此书乃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重要著作，系韩非死后由他人搜集整理其遗著，再加入他人著述而成，共五十五篇，其中有名的篇目有《说难》、《孤愤》、《五蠹》、《解老》、《喻老》、《显学》等，是战国末期重要的思想学术文献。
韩非有非文艺的倾向，所以《韩非子》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不多，但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文艺思想也可备一说。约而言之，其要有二，一是视文学之士为五蠹之一而加以否定（《五蠹》）；二是认为《诗》、《书》、《礼》、《乐》无用而有害（《说三》、《解老》、《十过》、《难言》等）；三是认为美在质而不在文（《亡徵》、《解老》等），此说对东汉王充《论衡》中的文艺思想有影响；
《晏子春秋》八卷，四部丛刊本。清孙星衍《晏子春秋》七卷，附《音义》二卷，岱南阁本。近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记叙晏婴言行，思想驳杂，兼具墨、道两家言。柳宗元以为是墨子学派中的齐人所撰，托为晏婴相齐景公时的言行。还有人认为是六朝人的伪作（详可参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前的序）。但《史记·管晏列传》中提到过此书，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汉初抄本，可见此书约完成于秦汉之交。从书的内容及文字看，不象是春秋时的著作，所以也不可能是晏婴本人作。此书虽不是晏婴本人作，但内容多涉齐国史实及思想，所以作为战国末至秦时的思想史文献，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晏子春秋》一书中的文艺思想颇近墨家，比如主张“拙于文而工于事”（《内篇问上》），反对“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内篇问上》），甚至认为“新乐淫君”（《内篇谏上》），表现出其对文艺的否定态度。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四部丛刊本。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中华书局版。
此书乃战国末年由秦国吕不韦及门下宾客合撰，《史记·吕不韦列传》称此书：“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它集当时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尤以儒、道、阴阳五行家思想最为丰富。也保留了不少古代的史实，是秦统一六国前夕最为重要的一部文献。传统目录学将其归入杂家类。
《吕氏春秋》中有关文艺和文学批评的文献也较丰富，尤其是论音乐方面的材料较多。它提出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问题（《音初》篇）；阐述了音乐格调应“适”亦即中和适度的问题（《适音》）；此外，《吕氏春秋》对音乐与物类的“应同”问题了进行了探讨（《有始览·应同》）。在《吕氏春秋》论述音乐的诸多篇目中，思想并不统一，有些属于儒家思想，有些如《大乐》篇表现出的则明显属于道家思想，这与这部书的作者及资料来源较杂有关。此书中的文献，多于古典美学有关。
以上是子部中的文学批评史文献，此外，子书中还有一些书目可以参考的，如《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均多少有一些有关文艺思想或文学批评的材料。还有一些书如《尹文子》、《列子》、《尸子》、《慎子》、《孔丛子》、《孔子家语》、《邓析子》等，与文学批评有关的材料较少，且一般认为是伪书，如将来没有地下出土文物作证，恐不能作为先秦文献使用。
《楚辞》，汉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丛书集成本。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排印本。朱熹《楚辞集注》八卷，附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此书原为汉刘向所编辑，有十六卷，内容约为两部分，前十卷为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收集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第１１卷至第１６卷，分别收录了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及刘向本人的仿楚辞作品各一卷。至东汉王逸作章句时，又增其本人作品一卷成十七卷。第十七卷《九思》为王逸自作自注，故有人疑为后人增入。宋洪兴祖以为：“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楚辞补注》卷十七），宋陈振孙也说：“后人所益”（《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所以对《楚辞》一书，前十卷可作为战国思想史、学术史及文学史的文献，而后七卷则只能视为汉代文献。
《楚辞》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材料不多，主要是其在诗中自叙创作缘由时所表露的艺术倾向，比如在《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抽思》中说：“结微情以陈词兮”，表现出与《诗经》“美刺”、“言志”不同的创作倾向，这在先秦文学批评文献中是较为少见的，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楚辞》中其他方面的内容，就有待进一步地开掘。
以上是集部的文献，由于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起步的阶段，所以纯文学的作品不多，留存于集部的文学批评文献自然也有限。清人严可均曾辑有《全上古三代文》，但该书搜集的佚文，多是从先秦两汉文史典籍如《左传》、《国策》、《说苑》或后代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中抽出的片言只语，所以文献的意义并不大，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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