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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魏晋以前的鉴赏论
战国时候，庄子曾在人间世篇托为仲尼告颜渊云：
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原作“听止于耳”，依俞樾校改），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齐（古斋字）也。
自然庄子是就接待人物而言，不是就鉴赏文艺而言，但接待人物既要“心齐”，则假若鉴赏文艺也当然要“心齐”。“心齐”是“虚而待物”，也就是普通所谓“虚心”，所以说“虚者心齐也”。
“虚心”的反面是“师心”。庄子在同篇托为颜渊向孔子陈述说：拟以“与天为徒”，“与人为徒”，及“与古为徒”的三种方法，接待人物。孔子说：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实则心本来是虚的，本来无可“师”，由虚而至于有可“师”，差不多全由于客观的陶铸。客观的陶铸不同，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师心”的鉴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师心”的鉴赏，一切的鉴赏错误，大半都由此而生。
庄子所主张的“心齐”，和所反对的“师心”，都是鉴赏的态度，不是鉴赏的方法（如说是方法的话，便是反方法的方法），这是因为庄子是反对方法的（详一篇三章十节），所以不谈方法。谈方法的有如孟子云：“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详一篇三章四节）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惩，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同上六节）虽是就言辞而言，不是就文学而言，但文学本来出于言辞，所以鉴赏言辞的方法，后来便每用以鉴赏文学。
到西汉初年的陆贾，在新语术事篇云：
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指出一般人的鉴赏批评，每宥于重古轻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陶铸，大半基于战国的托古和汉代的泥古（详二篇四章七节）。依据这种观念的鉴赏批评，便是一种“师心”的鉴赏批评；“师心”的鉴赏批评，当然容易陷于误谬。陆贾的指出这种错误观念，还不是专对鉴赏批评文学而发，可是到了桓谭王充，便特别指出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的不当“崇古卑今”，“贵远贱近”（同上）。到了魏晋南北朝的讨论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的，更对此推阐尽致。
○二 曹丕所言鉴赏之蔽与曹植所言鉴赏之难
汉末魏初的文学批评，要以曹氏兄弟的成功为最大，因之关于鉴赏论亦以曹氏兄弟之言论为最有价值。以创作言，植胜于丕；以批评言，则丕胜于植。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了文气说、文体论及文学方法之多方面的研究；对于鉴赏，也论到了。他说：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ウ于自见，谓己为贤。“贵远贱近”的错误观念之指出，仍是继承了陆贾桓谭王充的见解；至“ウ于自见，谓己为贤”的错误之指出，则是曹丕的创获了。关于这，他又详细的申说道：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见之患也。（文选举五十二）
彼言“ウ于自见”此又言“善于自见”；彼谓ウ于自见其短，此谓善于自见其长。至于补救的方法，曹丕以为“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曹丕的弟弟曹植，在文学批评方面自逊兄一筹；但只就鉴赏论而言，则弟亦不弱。与杨德祖书云：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文选卷四十二）又与吴季重书云：
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同上）曹植以一代文宗，而反以“文章憎命”，郁郁不得志，所以一方面叹无知音者的鉴赏，一方面又厌恶浅薄者的妄肆批评，而鉴赏的资格与鉴赏的意义，却借此吐露了。
○三 葛洪的鉴赏论
曹氏兄弟的鉴赏论，还有很零碎的见解，到葛洪便有了系统的学说了。葛洪的鉴赏论，可分为三部分：
一、鉴赏的能力──曹植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已开始鉴赏能力的研讨。葛洪对于这个问题，更有详赡的论列。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尚博篇云：
百家之言，虽有步起，指出硕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减也。
或有汪，玄旷合契。作者内辟不测之深源，外播不匮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绸绎也妙，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凝阂于一涂之逼促。是以偏嗜酸盐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应龙徐举，顾眄凌云，汗血缓步，呼吸千里；而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驽蹇患其过己之不渐也。若夫驰骤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髫龀，讫于振素，犹不得也。夫赏其快者，必誉之以好；而不得晓者，必毁之以恶，自然之理也。于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虚诞，（原注：
力侯切，敬也）诚以为尔，未必为情以伤物也。
一种道理或一件艺术之能使你感觉兴趣，必要你对他有相当的了解能力。假使丝毫不能了解，必不会感觉兴趣；因之由淡漠而厌弃，由厌弃而“毁之以恶”
了。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不是没有伯乐而千里马不能有时空的存在，乃是没有伯乐而千里马不能有认识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批评一种道理或一件艺术，了解是先决问题（参一篇一章二节）。假使不能了解，自然无从鉴赏好恶，更谈不到批评了。
二、主观的爱情──尚博篇所说的“偏嗜酸盐者，莫能知其咪，”已透露主观爱憎之与鉴赏的关系。此义，又于卷四十辞义篇云：
五叶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
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是少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监梅之盐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之细巧，蔽于沉深之弘邃也。其英异宏逸者，则网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罩之内。振翅有利纯，则翔集有高卑；骋迹有迟讯，则进趋有远近。驽锐不可（孙星衍云：
此下有脱文）胶柱调也。文贵丰瞻，何必称善如一口乎？
这是说文学的美好，正在各有各的文辞，各有各的风格，鉴赏者不应当以各人的爱憎为好坏，应当以客观的态度等视的眼光来鉴赏各种文学、批评各种文学。
三、客观的宥蔽──陆贾说的“重古轻今”，桓谭说的“凡人贱近而贵远”，王充说的“俗好珍古，不贵今”，曹丕说的“常人贵远贱近”，都是指因时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曹说比较有空间意味）。葛洪继之，不惟更详明的指出这因时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且又指出因空间的宥蔽而生的鉴赏错误。关于前者，于尚博篇云：
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连城之珍，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虽有疑断之剑，犹谓之不及欧治之所铸也；虽有起死之药，犹谓之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媸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日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谅有以而然乎？关于后者，于卷三十九广譬篇云：
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讷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此盖叶公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也。
桓谭所谓“凡人贱近而古远”，无疑的是就时间而言；曹丕所谓“常人贵远贱近”
与“向声背实”并言，似乎有兼就空间而言的味道；葛洪此说，举秦王之对韩非，汉武之对相如为例，显见是就空间而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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