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汉代的诗歌

  
  ○一 绪说
  
  汉代的赋固然有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大部分是内容贫弱,对广大人民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的穷困生活,很少直接的反映。武帝时代是汉朝历史上的昌盛时期,建立了统一集权巩固强大的国家,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击败匈奴,沟通西域,既保卫了边疆的安全,也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从主要方面来说,他对於历史是有贡献的。但由於好大喜功,战争频繁,奢侈浪费,不知节制,这就给人民带来不少的过患,西汉末期,政治更加黑暗,民生更为疾苦。
  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压,四亡也;苛吏遥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世,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这所致耶?(汉书鲍宣传)
  鲍宣在这一段话里,叙述当日政治腐败到如此程度,人民苦痛到如此程度,阶级矛盾尖锐到如此程度,农民起义的爆发,乃是历史的必然道路。东汉初期的社会虽得到了短期的安定,但后来政治越来越黑暗,剥削越来越残酷,劳动人民大量饿死流亡,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结果是在农起义的强大力量中,汉帝国就瓦解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民生疾苦,在汉赋里并没有直接反映。因此我们要了解汉代社会民生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必须求之於汉代的诗歌。这里所讲的诗歌,主要是那些乐府歌辞、民谣和无名作家的古诗。这些诗歌中的许多优秀作品,题材现实,情感真挚,形式独创,语言质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特色,而成为汉代进步文学的重要力量。
  汉代的有名诗人是不多的,他们偶尔作几首诗,大都是模拟诗经、楚辞的形式。四言诗较好的作品,是汉末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和仲长统的述志。在绝交诗里,作者斥责了刘伯宗的富贵骄奢和那种“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的无耻行为,把他比为北山的鸱。在述志诗里,表示作者对於现实的愤慨,对於儒家传统思想的不满。“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抗志山西,游心海左。......翱翔太清,纵意容治。”这是东汉末年大乱、儒家衰微时期知识分子徨苦闷的呼声。但四言诗到了汉代已经成为尾声馀乡,很难有什么艺术的光辉了。
  汉代楚辞体的诗歌,为数也不很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梁鸿的五噫和张衡的四愁,其他如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也各有特色。
  陡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梁鸿五噫歌)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难,侧身东望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瑶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张衡四愁诗)
  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大风歌)
  秋风起兮白€飞,草木黄河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つ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
  后两首出自宫廷,反映出封建帝王那种万岁长存的统治思想和乐极生悲的感伤气息。但一以气概胜,一以文采见长。五噫、四愁则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对当时的现实表示着忧愤和讽刺。梁鸿之作五噫,是因为路过洛阳,看到帝王宫室的富丽,感叹人民的劳苦,逐作比诗。章帝读后,甚为不满,梁鸿只得改名换姓,隐居齐鲁。至於张衡四愁诗的写作动机,在诗序中说得很明白:
  时国王骄者,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断诗。五噫、四愁在诗歌形式上,表现出向新的方向发展,而成为五七言体的初步形态。它们虽没有脱尽楚辞体的影响,但不是死板的模仿,能融化旧体,创意创调,音节谐美,具有民歌的特色。项羽垓下歌反映出英雄末路的悲哀,乌孙公主悲愁歌表现怀念家国的感情,都不失为佳作。
  正当汉代的文人学士在那里埋头作辞作赋,或者专心模拟诗经、楚辞的时候,民间却有许多无名作家,正在那里创作新诗,歌唱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由这些民间诗人的优秀作品,充实了丰富了汉代的诗坛。因他们的努力,由酝酿而达到一种新诗体的形成。这种新诗体的成立,在中国诗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这些来自民间的诗歌,无论内容、形式以及创作精神,对於中国古典诗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由这一点,可以使我们了解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二 乐府中的民歌
  
  所谓乐府中的民歌,只是一般的概念,并不全是劳动人民的诗歌,而是指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群众性创作。其中有劳动人民的作品,也有些是知识分子的作品。
  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出身於下层社会,熟悉人民的生活,同情人民的疾苦,在创作上受有民歌的影响。这些诗既无作者姓名,又在社会上流传歌唱,后来被人收集,而入於乐府。郭茂倩说:“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这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怀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於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乐府诗集)他在这里说明了作者地位不同,所以作品的内容也很有区别。他所指的虽是杂曲,其他乐府歌辞,也大略相同。
  乐府诗是一种合乐的歌辞。广义地说,古代的诗经也是乐府诗。不过乐府这个名称的产生,却起於汉代。汉书礼乐志说:“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这里所说的乐府令,属於太乐,只有周、秦时代的乐官,并非后来的乐府官署。他所掌管的是那些郊庙朝会的贵族乐章,与民间的歌辞还没有发生关系。直到文、景之间,也不过礼官肄业而已。到了武帝时代,才在掌官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创立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於是乐府诗便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价值。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於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艺文志)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李延年传)
  在这些史料里,我们可以注意两年事实:第一,乐府官署的设立以及民歌的收集,起於武帝。当时所采集的,据艺文志所载,有下列各地的民歌: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汉武帝收集民歌,并不是他重视民歌文学的价值,而主要是收集俗乐,作为娱乐而已。但这样大规模的收集民歌,在客观效果上,对於中国文学的贡献自然是极大的。可惜这些民歌没有好好地保存下来,大都散失了,否则汉代的诗歌史料,更要丰富得多。
  汉哀帝时因为他不欢喜这种俗乐,曾不令罢乐府官,将八百二十九人的乐府职员,裁去了四百多人,只留下一部分人掌管郊庙燕会的乐章。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俗乐民歌的提倡,这些乐府官员的罢免,并不能阻止民歌势力的发展。所以礼乐志中说:“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可知哀帝时乐府虽遭受挫折,并未中绝,就是俗乐民歌,仍为一般人民所爱好。所以现存的乐府,仍多哀帝以后的作品。
  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乐府的成分,约有两种。一为贵族文人所作的颂歌,一为民间的歌辞。如唐山夫人的房中歌,邹子、司马相如等的郊祀歌等是属於前者,相和歌、清商曲及杂曲是属於后者。铙歌(亦名鼓吹)其乐谱来自北狄,原为军中之乐,但据现存之歌辞观之,大半出於民间,大约是以民歌合军乐者。惟上之回、上陵等篇,似为歌功颂德之作。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不是那些文士们的颂歌,而是从民间采集的歌辞。如房中歌、郊祀歌一类的作品,都是庙堂文学的残骸,我们用不着去叙述它们了。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许多优美的小诗。如江南可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连叶南,鱼莲莲叶北。
  这诗回旋反复,形象鲜明,音调和谐,文字活泼,正是民歌的本色。这种民歌,一定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一面工作,一面歌唱,我们可以体会到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同时又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
  在辞赋家的作品里,尽力地在那里铺阵帝国的军威武功的时候,人民却正在那里忍受着极其惨痛的战争生活。如战城南一首,就把这种情绪,表现得非常深刻。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皋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此三句似有脱误)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何事?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种描写,情境既是凄惨,心情亦极哀怨。遍地死尸和鸟啄兽食的景况,描成一幅荒凉恐怖的画面,诚为暴露封建时代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前人称此篇为武帝时代的诗,是比较可信的。当时连年用兵,弄得民穷财尽。有的战争是必要的,也有不少战争是侵略性的。加以当时的兵役制度,非常腐败,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如东光一篇,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军士们所流露出的悲怨感情。
  “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调子虽然低沉,不满的情绪仍然是强烈的。再如十五从军征一首,更为此类诗中的杰作。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免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井上生旅葵。烹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г我衣。
  此篇见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古今乐录说是古辞,当是汉作。文字的技巧与诗歌的形式,较前者都进步多了,那一定是时代较晚的作品。但其思想内容,却真正是民众的社会的,民歌精神,非常显明。诗中描写了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回到家乡来,房屋破壤不堪,成了鸟兽的巢穴,亲故凋零,一无所有,肚皮是饿了,於是采着野葵草煮着作羹饭,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怎能吃得下去呢?出门望着天边,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对封建时代那种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全篇无一奇字奇句,纯用白描。而描写真实动人,富於感染力量。汉书贾捐之传说:“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於前,子门伤於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於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西汉是如此,东汉也是如此。这就是产生这类作品的社会根源。
  在上述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文章里,揭露了当日贵族巨商们享乐生活的荒淫豪奢,在乐府歌辞里,也有这样的反映。“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百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乐自成行。......”(相逢行)地主官僚家庭,靠着剥削,享受这种豪华的生活。他们的剥削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重租重役,把劳动人民当做牛马,再就是经商致富,用高利贷来兼并土地,一做了官,既贪且污,甚至公开劫夺人民的财物。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去刂义公。去刂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平陵东)这真是一种强盗的劫夺行为。官吏向善良人民(“义公”)勒索财物,一要就是百万钱和两匹好马,人民实在拿不出来,心情极为苦痛,至於眼中流血,终於无可奈何,只好叫家人卖去小牛凑足这笔赎金。官吏贪暴的罪行,残酷到了如此程度,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表面说是“不知何人”,其实正是此中有人!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亲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麋。上用仓浪天敌,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时下难久居。(东门行)
  贫困的夫妻,幼小的孩子,家中穷得无饭无衣,一筹莫展,终於被迫想出门去做非法的行为,妻儿们不让他去,说出他家顾富贵我等愿共铺麋的真情真爱的伤心话来。但他为了穷困,仍然是走了。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勿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妇病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风,面目多麈。大兄言办饭,在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氵及,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非。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乳曰:里中一何讠尧々,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孤儿行)
  或写病的贫寒,或写孤儿的苦楚,这种身无衣食还要汲水收瓜看马烧饭的孤儿,正与当日富豪手下所豢养的那些奴婢的生活是一样的。他受不住压迫的痛苦,情愿去死。在这些文字里,呈现着一幅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提出了严重的社会家庭的实际问题。这种种现象,是那些膏田满野、奴婢成群的豪富们所鄙视的,也是那些描写宫殿游猎的辞赋作家们所不描写的,因此,我们更觉得这些作品的可贵了。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一举一动,遭人指责,一言一语,动辄得咎。贫贱时是和好夫妻,男人一旦得势,便厌旧喜新,造成妇女各种各样的悲剧。“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如。众口炼黄金,使君生别离......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塘上行)在这些诗句里,沉痛地描写出封建社会弃妇的悲哀。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疋,织素五丈馀。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上山采蘼芜)
  这也是一首描写弃妇的诗,虽没有从正面发出怨恨和悲伤,但这一种感情却隐藏在诗歌的反面。全诗只有八十个字,用剪裁当的叙事法,通过几句短短的对话,将那夫妇三人的生活境遇、性格、本领以及那个小家庭的悲剧,全部反映出来。对於男人的谴责,对於弃妇的同情,作者虽着墨不多,却意在言外,令人感到民间诗歌艺术的特点。那位弃妇本领既好,颜色也不恶,只以失了爱情,不得不上山采野菜度日。下山途中,偶然遇着过去的丈夫,还要隐藏着心中的悲痛,长跪下去,问新人何如,在这里正暗示着当代男权的尊严以及女子的奴隶道德,使这一悲剧更加深刻化。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纟旦。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艳歌行)
  艳歌行是从另一角度来写封建社会的妇女境遇。兄弟们流落外乡,得到一位贤良的女主人替他们缝补衣服,这正说明女主人的优良品质,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回到家来,一见就加猜疑,各方关系都弄得非常紧张,在封建道德的统治下,男女的关系是这样不正常的。通篇字句浅显,如说话一般的自然,而又含意深厚,表现了民间诗歌的高度艺术。
  但在乐府歌辞里,我们也看到了英勇的反抗强暴的妇女形象。陇西行的健,写来谈笔风生,昂头阔步,没有半点封建习气。至如罗敷、胡姬的形象,更富有典型意义。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詹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峭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从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
  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友,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二五颇有馀。
  使君谢乐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自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骆马头。
  腰中鹿虑剑,可值千万馀。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鲜歌罗敷行一各陌上桑)
  这是一篇优秀的民间叙述诗,通过民歌惯用的表现手法,在非常生动活泼的话言里,展示出地主官僚的荒淫无耻,以及罗敷的美貌和坚贞的品质。首段用一切力量,夸张罗敷之美。开始铺陈其装饰,继之以旁观者的衬托。挑者见之,憩担捋其须;少年见之,停步脱其帽;耕种者见之,停锄停犁而忘其工作;到了家里互相埋怨为什麽坐着贪看那美妇人的容貌,使得田没有犁,地也没有锄。由这种天真的写法,显得罗敷的美丽达到了极致。中段叙使君见而爱其美,恁其高官的特殊地位,想来骗取罗敷。末段再用力铺陈其夫婿的美貌和地位,给使君一个斩铁截钉的拒绝,表现出罗敷反抗权贵的高尚品质。结句十字,由旁观者的语气说出。言尽而意无穷,表而不作批评,而读者心中自有褒贬。
  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於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
  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这故事虽不一定可靠,也不一定是罗敷自作,但我们相信当日一定有这类的故事在社会上流行,於是民间诗人乃作此歌以流传之。其次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是兴这篇精神相同的作品。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罅。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兰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不意金吾子,嫂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翠盖空踟蹰。就我求青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乐裙。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诗中所说的霍家,可能是指的霍光家,而事实上是写东汉的窦家。表面是西汉的故事,实际是写的东汉的社会。借古说今,古人作诗多是如此。这两大贵族从容奴仆,在外为非作歹,敲诈人民,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冯子都一类的角色,实际就是权贵的爪牙。他倚赖权势,鱼肉人民,弄得商店都要闭市了,可想见那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辛延年采取这现实性的题材,用民歌的形式,写成这篇富有反抗性的叙事诗,其价值可与陌上桑比美。在这两篇诗里,都告诉我们一个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的地位。金钱、土地和美貌的女子,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物掠夺的对象。不知有多少妇女在孤立无援之下牺牲了,屈服了。但采桑的罗敷和卖酒的十五岁的胡姬,竟然不顾强暴,向恶势力作了坚强的反抗;态度严正,精神强毅,在字里行间,都表示得非常显明。在被恶势力所包围的旧时代里,有这样优良品质的反抗精神的女性,自然是值得人民敬爱和歌颂;诗人们表现了这样明确的主题,创造了优美的民歌艺术,所以是优秀之作。
  民间的恋歌,在乐府歌辞中保留的虽说很少,如有所思、上邪两篇,都是很健康很真实的作品。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秋风肃肃晨风ざ,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
  在极其质朴的语言里,迸发着热烈的感情。海枯山烂,指天为盟,反复的描绘,曲折的倾吐,大胆的呼号,表现出男人已经变心,女子欲绝不能绝,欲忘不能忘的矛盾苦痛的心境。比起文人笔下那些故作伤感的情诗来,要真实动人得多。
  语言参差不齐,全无修饰,然又充满着表达情意的力量。
  基於上面的叙述。可见乐府民歌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作品,同汉赋比较,任何人都可看出双方的明显差别。汉赋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带着浓厚的宫廷色彩和典丽的气息;民歌是社会民生的反映,在质朴的文字里,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与民众的感情。有的描写战争,有的表现饥寒,有的歌咏孤儿病的悲哀,有的描写家庭男女问题的悲剧,有的反抗强暴,有的谴责贪污,揭露矛盾,批判黑暗,无不爱憎分明,倾向强烈。在这些地方,表现了民间诗歌的巨大成就。
  但也必须指出:汉代乐府中的民间诗歌,也有消极的作品。如善哉行云:
  来日大难,口燥唇乾。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月没参横,北斗兰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天龙,游戏€端。
  乐府古题要解说:“此篇言人命不可保,当乐见亲友,且求长年术,与王乔、八公游也。”
  这首诗虽是乐府,但这种饮酒、求仙的没落思想,不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而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倾向的诗歌,同上面那些富有人民性的作品,精神上是不同的。再如西门行、满歌行、王子乔、驱车上东门行等篇,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乐府歌辞以外,我们还要注意汉代的民谣。这些民谣大都散见於历史文献中,是在史学家的笔下保留下来的。它们的特点是:语言简炼,倾向性强,深意浅说,词锋锐利。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皇后歌)
  颍水清,灌氏宁;
  颍水浊,灌氏族。(颍川歌)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
  印拔累累,缓若若耶?(牢石歌)
  这三首西汉的民歌,都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卫皇后歌是讽刺封建王朝的裙带政治,哪一个女子能得到皇帝的宠幸,她的兄弟便能升官发财,掌握朝政。卫子夫本是汉平阳公主家的歌友,后来得宠於汉武帝,作了皇后,他的弟弟卫青做了大将军,封长平侯,於是卫家声威赫赫,有独霸天下之势。语言质朴无华,从反面设问,却显正面的作用。
  颍川歌表现了人民对豪族横暴的愤怒和反抗。诗中的灌氏是指的灌夫。史记上写他好任侠,“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魏其武安侯列传)这种残酷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土皇帝,人民当然恨之入骨,这一首童谣,语言简短,但意义深长,无异对统治者投以锋利的匕首,表示了强烈的怨恨,从这里正显示出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牢石歌是元帝时的民谣。牢是牢梁,石是石显,五鹿是五鹿充宗,都是元帝时的大官。他们三人结党营私,掌握朝政,而又残害忠良,排除异己。凡是附他们谄媚他们的人都得到高官,反对他们的都受到打击。这首歌谣对那些卑鄙无耻的依附权贵取得官职的知识分子,予以强烈的讽刺。其他如淮南王歌,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倾轧,五侯歌写外戚贵族的荒淫骄纵,都是好作品。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京都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小麦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君。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桓灵时童谣)
  这三首东汉的民谣,都有其历史内容。京都谣是指汉冲帝时李固、梁冀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但李固是正直的,梁冀是横暴的权臣。因为李固反对梁冀,被梁冀害死,弃尸路旁。胡广、赵戒等人附和梁冀,都坠官得势,封了侯爵。这种黑暗政治现象,人民在民谣里表示了谴责和赞叹。四句十二字,语言精炼,寓意也很深厚。
  小麦谣反映出东汉末年连年征战、徭役繁重因而造成生产破坏、农田荒废的社会面貌。男人出征了,农事都要妇女们来负担。这情形是多麽凄惨。那些官吏们,只知道抽调壮丁,而自己是车买马,一点不关怀人民,妇女们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心中的怨恨当然是非常强烈的。
  桓灵时童谣非常生动地对封建官僚的势利丑恶的面貌,予以漫画化,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汉代末年政治腐败的实质。举出来的秀才没有读过书,推出来的孝廉同父亲不和,自命为清高的人肮脏不堪,称为良将的赡小如鸡。这种政治现象,令人为之愤慨,读了这首歌谣,又令人啼笑皆非。这种讽刺笔墨,真可入儒林外史。
  此外,民谣对於黑暗,固然是毫不容情地加以揭露和谴责,如果偶然看到好的现象,也并不吝惜赞美和表扬,人民的态度是公正的。如冯氏兄弟歌、张堪歌、皇甫嵩歌、范史€歌等篇,或表扬他们廉洁爱民的政绩,或赞叹他们清寒自守的品质,有美有刺,正是诗经的传统。
  
  ○三 五言诗的起源与成长
  
  五言诗起源於民间,是在长期酝酿中逐步形成的,并非某一人的天才创造。
  对於这一个问题,前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起於枚乘
  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在古诗十九首中指出南北有高楼等诗八首,再加兰若生春阳一首,题为枚乘杂诗。刘勰在明诗中也就:“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可知说五言诗起於枚乘并非徐陵一人,在较前的刘勰时代,已有此种传说。不过刘勰的态度较为活动,以枚叔作诗为传闻,而以出自两汉为推论。枚乘是文、景时代人,如果他那时就有这种完美的五言诗,不要说枚乘传及艺文志中为什麽载,就是当代那些有名的文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流,为什麽没有这种作品。文学体裁的新起,本是一种风气,一有人作,大家都作起来,於是便成一种潮流,决不会文、景时代已产生完美的五言诗,忽然又中断了,到了东汉末年,再又兴盛起来。试看汉赋、魏晋古诗、唐诗、宋词的发展情况,都不是如此。
  
  △二、起於李陵
  文选中有李陵诗三首。锺嵘的诗品,於古诗以后,以李陵为第一家。他在自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李陵是武帝时代人,同枚乘前后同时,那时候的文士,偶尔作诗,无不是效法诗经、楚辞的格调,李陵的别歌,就完全是楚辞式的杂言诗。观现存的与苏武诗三首,无论形式格调,都是五言诗成熟期的作品,决非草创期所能产生的。至於说李诗本传不功、汉志不录,即以此为李未会作诗之证,自然也不是有力的证据。因汉代史家,多是详赋略诗,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已详言之。又颜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太平御览五八六)可知李陵作诗之说,在晋宋已颇为流行,并非起於文选。并且在那个时期,李陵的真作品,恐怕就是别歌那一类的楚辞体,而流传到现在的与苏武诗三首,反复后人伪之作,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世人传诵,因而入於文选楼中了。这种推想,既不违反李陵作诗之说,又不违反文学演进的历史性,是较为合理的。如果说与苏武诗一定是出自李陵,这怀疑并非起於我辈,就是前人也早已言之。刘勰在明诗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於后代也。”可知刘勰时代,怀疑的人已经很多了。又苏东坡答刘沔都曹书中也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不过拟作时代,不会晚至齐梁,说是建安时代,较为当。
  其他如卓文君的白头吟,宋书乐志及乐府诗集皆云古辞,并无卓文君之说。首记其事者始於西京杂记,亦未著其辞。至宋末黄鹤注杜诗,始以杂记之事,傅会宋志之辞,后冯惟讷的古诗纪因之。然在冯舒的诗纪匡谬中已辩明了。苏武的诗更不可靠,刘勰、锺嵘都没有提到,恐怕这几首诗的产生,还在李陵那几首诗之后。
  至如文选、王台同载的班婕妤的怨歌,其时代属於成帝,自较枚乘、李陵为晚。
  但李善注引歌录但称古辞,刘勰亦谓见疑后代,恐亦为后人代拟的。
  
  △三、两汉有没有五言诗
  枚乘、李陵们的作品,既有可疑,我们自然不能相信。但西汉究意有没有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有没有西汉的作品。我们的回答是:西汉有五言诗,但是古诗十九首那样完整的作品,西汉却很难有。李善文选注说:“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乘作明矣。”锺嵘诗品也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他们的意思,虽承认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是东汉的作品,但同时也还相信有一部分是出自西汉的。到了现代,多数人都断定这些作品,全都是出自西汉以后了。
  我们虽不承认枚乘、李陵的作品,虽也不承认在西汉有古诗十九首那一类的诗歌,但我们仍是相信西汉时代已经有了五言诗。这种五言诗,是五言诗酝酿时期尚未完全成熟的作品,在形式上还带有某种缺点或尚未发育完全的痕迹。西汉时代,是辞赋的全盛期,新体诗正在民间酝酿,由酝酿而到完成,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在酝酿期中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出下面这些史料来。
  ①戚夫人歌(见汉书外戚传吕后传)
  子为王,母为虑。终日春薄暮,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②李延年李夫人歌(见汉书李夫人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③饶歌中的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绿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甘露为宣帝年号,似为宣帝时的作品)
  ④成帝时民谣一首(见汉书五行志)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严格地说,这些还不能算是五言诗。但在那新诗酝酿的期间,这都是重要的史料,由了它们,可以看出西汉时代的五言诗,在形式上究竟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说文、景时代可以产生枚乘的诗,武帝时代可以产生李陵、苏武那一类的作品,就更不可信了。
  由西汉这种未成熟的五言体的演进,到了东汉,纯粹的五言诗出现了。应享的赠四王冠诗和班固的咏史,是五言诗体正式成立的重要史料。今举咏史为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是歌咏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萦父犯罪当刑,自请入身为宫婢,以赎父刑,文帝悲怜她,乃废除肉刑律。这是一首短短的叙事诗,五言体的形式是完全成立了,但就艺术而论,相隔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作品还很远。锺嵘批评说:“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这是不错的。
  班固以后,做这种新体诗的人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蔡邕的饮马长城窟,炎的见志,孔融的杂诗,蔡琰的悲愤诗等等,都是有主名的完整的五言诗。其他如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以及拟的苏、李诗一类的作品,大概也就在这时代产生了。由其文字的技巧与诗歌的风格看来,这一批作品,是应该都出於咏史以后。在这里,先举张衡、秦嘉、蔡邕的诗作例,以明东汉时代五言诗进展的情形。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忄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席,在下蔽筐床。顾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张衡同声歌)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秦嘉赠妇诗)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蔡邕饮马长城窟,此篇或作无名氏之古辞。蔡另有翠鸟,亦为五言。)
  由班固到蔡邕,五言诗的艺术进步,非常显明。这些诗篇,古书中有力的称为乐府,有的称为古诗,这些都无关重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张衡、蔡邕之流都是作赋的能手,但一作诗,就完全呈现着通俗文学的气息,这无疑是受了当代乐府民歌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中国的诗歌,无论内容、形式都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由上面的叙述,关於汉代五言诗的进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西汉是五言的酝酿时期,班固、张衡时代是五言的成立期,建安前后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
  顺便,我要在这时提一提七言诗的问题。七言诗的成立,较五言为迟,但它的起源很早,同五言诗一样是来自民间。乐府中的有所思、艾如张等篇,都是完整的七言诗句,到了东汉,七言的歌谣谚语也很多。如三府谚、甘陵民谣、范史€歌、汝南南阳二郡民谣等等,都是七言体。因为乐府没有收录七言歌辞,作品失去了保存和写定的机会。到了曹丕的燕歌行,才形成纯粹的七言体,不过当时作此种诗体者为数不多,故汉、魏、两晋时代,只可看作是七言的试作期,而其发展,不得不待之於南北朝。
  
  ○四 古诗十九首
  
  诗经的主要形式是四言,这种形式应当代的社会。由春秋、战国到汉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生活中的丰富内容,在诗歌创作上,需要更当的新形式。
  锺嵘也说过:“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诗品序)这便是说四言体的缺点。五言诗虽多了一个字,但却有回转周旋的馀地,无论叙事抒情,在语言的运用和音律的调和上,都有很大的优越性。所以锺嵘接着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因为五言宜於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所以居文词文词之要,便成为众人所趋的一种新形体。诗由四言而变为五言,是中国诗歌史上形式的进步。四言诗自然经以后,两汉、魏、晋虽偶有佳篇,然而毕竟是没落了。我们明了了这一点,便知道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体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们的艺术特点和对於后代诗歌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是一群无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完整的五言,是在汉代民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产生的时代,大都在东汉建安,是五言诗成熟期的作品。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覆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ㄧ语)他对於古诗十九首的评论,是相当正确的。他说:“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认清了作品的时代性与作家的群众性。他所说的“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这正是那些作品的艺术特色。古诗的好处,是看去无一奇字,无一奇句,然又表现出语言的准确生动和高度概括的艺术能力。全体都是用着最平浅质朴的文句,抒写曲折细微的感情,丝毫没有当日辞赋的贵族气,也无六朝诗的淫靡雕琢气。自然美与整体美的纯粹,胜过一切人工的妆抹与刻镂,这便是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的特色。后代的陆机、江淹之流,拼命地模仿,也只得其形貌,无其精神。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明诗)从其中的优秀作品来说,这批评是非常当的。可惜这些作者的姓名都已失传,我们无法知其生平历史,难怪锺嵘要发出“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的悲欢了。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叶大乱时代人民思想情感的表现。在那一个长期的混乱中,政治之变化,灾荒之严重,以及那长年不断的兵祸、徭役,不仅摧残了人民的安居生活,也动摇了社会的基础。在那一个乱离时代,夫妇的分离,家庭的隔绝,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这些诗里,有许多作品是表现离乡别井、征夫思妇的感情的。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着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诞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这类描写离恨乡愁的抒情诗,共有十篇,是古诗十九首中优秀的作品。这些诗篇不同於男女爱情的一般描写,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别离与隔绝,决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相隔很近的。“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都说明了隔绝的空间与时间,是远而且久。可见这些作品是在长年不断的战争和繁重的徭役下,主要是反映出征夫思妇的悲痛感情。“冉冉孤生竹”的新婚远别,更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这些抒情诗篇的背后,隐藏着那个乱离时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实。“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欢。愤懑之恨发动於心,慕思之积痛於骨髓。”(盐铁论繇役)这便是这些抒情诗篇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正是这些抒情诗篇写得特别真实而能感动读者的社会根源。东汉末期的情形,比起监铁论的时代来,自然是更要黑暗,更要严重。“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这是后汉桓帝时期的民谣,这情形也说得很清楚。所谓“愤懑之恨发动於心,慕思之积痛於骨髓”,在这些诗篇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来。所以我们对於这些作品,不能看作只是写恋爱的艳体诗,也不能看作是以一般的游子为主题,应当从黑暗政治的角度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去理解这些抒情诗的现实意义。
  从抒情的艺术技巧来说,这些诗篇达到很高的水平,给后代诗歌以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作者具有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没有半点矫情虚伪的缺点。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时间的环境,选择各种非常合的自然风物,来衬托、来加强抒情艺术的真实和力量。运用比兴、象征、想像、白描的各种手法,曲折细致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引起读者的同情。由於语言的准确、自然,艺术形象格外鲜明生动。“青青河畔草”运用六个叠字,“迢迢牵牛星”运用四个叠字,无一不妥贴,无一不真实,自然的色彩、生命同人物的感情、性格紧密地配合起来,诗歌就更富於感染力。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本篇和“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各篇,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那些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自悲自欢的思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是这些诗篇的主题。因此它们的地域,大都集中在政治中心的洛阳。这些知识分子,追求富贵既不可得,而又不甘於贫贱,一面发出一点不满的悲愤,同时也就流露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麈”的消极情绪。在这些诗里充分表现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汲汲於名利的人生观和软弱的性格。比起上面那些抒情诗来,那就要贫弱得多了。“青青陵上柏”一首,比较具体地写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书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在这类诗篇里,更进一步表现出逃避现实的人生观和消极颓废的没落思想。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调子如此阴暗低沉,令人感到的一切都是幻灭。在这种虚无幻灭中,他们只好去求神仙长生,讲药石导养,然而也都是不可信的,结果就必然走到为乐及时秉烛夜游的颓废享乐的道路上去。
  另外如名苏、李的诗篇,也值得我们注意。产生的年代,大略与古诗十九首相同。现各举一首作例。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李陵与苏武诗一)
  结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古诗)
  从诗的内容看来,与古诗十九首中那些描写征夫思妇的题材是相同的,社会基础也是相同的。“结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明明是描写夫妇别离的诗,所谓征夫远路、行役战场,也明明点出他们的新婚别,为的是要去从军,不知何以归在苏武的名下。诗的艺术成就很高,可与古诗十九首中那些抒情诗篇比美。在描写别离前夜以及分手一刹那的情景,非常真实细致。
  
  ○五 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数量多而成绩又好的是抒情诗,作品少而发达又较迟的是叙事诗。诗经的是篇数虽说不少,除了那些祀神飨宴的歌辞以外,大多数是抒情诗。惟有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皇矣、大明诸篇,其体裁稍有不同,是记载民族英雄的传说与历史,略具叙事诗的规模。到了楚辞、汉赋,篇章扩大了,内容丰富了,想像力表现力也加强了;然楚辞主抒情,汉赋主咏物。到了东汉,五言体成熟以后,纯粹的叙事诗才发展起来。
  叙事诗也是来自民间。如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一类作品,可称是民间叙事诗的先声。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两篇,篇幅不多,叙事也很简略,但形式完整,成就很高,是五言叙事诗的佳作,陌上桑、羽林郎在叙事诗上,得到更大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长篇叙事诗的杰作,那就是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这两篇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可称为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悲愤诗
  蔡琰是汉末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在她父亲的教养和熏陶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女作家,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是她处在那个大乱的时代里,投入到那个黑暗苦难的深渊,壮年被虏入南匈奴,暮年别子还乡的痛苦境遇和长期在国外所体验的悲凉生活,对於她的诗歌成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共有三篇,题材是相同的。悲愤诗二篇,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俱载后汉书董祀妻传;一为胡笳十八拍,载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和朱熹的楚辞后语。这三篇诗有真伪之分,五言体悲愤诗较可信(怀疑的人也不少),楚辞体悲愤诗疑信参半(如为拟作,约在魏晋之间);胡笳十八拍最不可信,可能产生在唐代。原因是:一,从汉末至晚唐不见著录徵引。二,蔡琰虏入南匈奴,地点在山西临汾境界,诗中有陇水、长城等字,地理环境不合。三,语言风格与汉诗不同。如八拍中的“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如九拍中的“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这种句法是要在鲍照时代才有的。再如十拍中的“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不仅用字琢炼,技巧细致,而且对偶非常工整。汉末五言诗已有对句,但当时七言诗还未形成,这样的七言对句更不能用。四,郑樵在通志中指出,琴曲有辞,起於齐梁。并且汉代末年,乐曲没有以拍名的。曲以拍名,盛于清代。五,李颀有听董大弹琴歌,只言蔡琰作琴曲,并没有说她作歌辞,曲和辞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首长诗虽非蔡琰原作,但气魄雄伟,热情奔放,是一个对蔡琰生活境遇有深切同情、对蔡琰作品有深入体会的诗人拟作出来的。
  其艺术价值虽不如五言体悲愤诗,然仍然是一篇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辶向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敝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苦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嗥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傍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命於新人,竭心自助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从董卓作乱被摅入胡叙起,一直写到别儿归国,还乡再嫁为止。修理谨严,描写真实。作者十二年间流离转徒的生活、悲伤痛苦的心情,以及当代政治的紊乱,社会的动摇,广大人民的颠沛流离,军阀割据斗争的罪恶和怀念祖国的热情,一齐在这诗里反映出来,成为一首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作品。中间描写胡人对於汉人的虐待,母子别离时候那种公义私情的矛盾和悲喜交集的情感,以及她回家后所看见的那种荒凉凄惨的境象,和隐伏在心中的深沉的悲哀,是全篇写得有力深刻而又动人的文字。如“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嗥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对於当代社会面貌,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笔力深刻,概括性很强,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有共同的特色。
  
  △孔雀东南飞
  悲愤诗是描写一个在政治紊乱、内祸外患中遭受着牺牲的女子的悲剧,孔雀东南飞是表现一对牺牲於旧家长制度与封建道德下面的夫妇的悲剧。前者的历史环境较为特殊,而后者却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抓住这个旧社会青年男女们所经常遭遇着的题材,用民歌的手法,叙事诗的体裁表现出来,成为反抗封建罪恶、争取遍姻自由的很有力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共三五三句,得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为中国五言叙事诗中独有的长篇。此篇不见文选,刘勰、锺嵘的评论里,都未提过,在现存的古籍里,初见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题目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
  仲卿闻之,亦自缢於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在这序里,人名地名,以及事实的内容,都记载非常清楚,自然是当日社会上的一件实事。后面又说诗人伤之而作诗,这诗人自然是建安时代的人,那末这首诗是建安末年的诗是无疑的了。
  但到了近年,这诗的时代,又起了争论。首先提出来的,是梁启超。他说:“我国古诗从三百篇到汉魏的五言,大率情感主於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现实的。像孔雀东南飞一类的作品,起於六朝,前此却无有。佛本行赞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六朝名士几於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然不少。只恐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罢。”(印度与中国文化亲属之关系)后来有些人也赞成此说,更以“青庐”
  为北朝结婚时候的风俗,“龙子蟠”为南朝的风尚,作为此诗出自六朝的证据。
  他们这种怀疑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其结论,却很难令人信服。
  梁氏说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是由於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这话并不可信。在这首诗里,一点没有佛教文学的影子。所谓佛教文学的影响,一是佛学的宗教思想;二是佛教文学的想像力与散损夹用的形式。我们试看仲卿、兰芝的死,完全是受了封建道德与家庭恶势力的压迫,所表现的是中国家庭的悲剧,一点也没有那种轮回超度、因果报应一类的佛教思想。其次,孔雀东南飞是一首纯粹写实的叙事诗,所描写的全是一些平凡琐碎的家庭实事,并无佛教文学那种空虚的幻想。
  并且文体正是当日流行的五言诗,与陌上桑、悲愤诗完全相似,如何说六朝以前却无有。
  “青庐”之俗,虽盛行於北朝,但汉末已有之。世说新语假谲篇云:“魏武少时,尝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呼叫云:有伦儿贼。
  青庐中人皆出观。”这是有力的证据。龙子幡是否为汉制,虽不可考,但我们却无法证明这种风尚在南朝以前就没有。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诗歌是否在建安时代有产生的的可能?我觉得有产生的可能。无论在文学技巧和诗体的发展上,都有这种可能。汉代的叙事诗,由杂言体的孤儿行、妇病行,进展为精粹的五言上山采靡芜、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羽林郎等篇,再进展为长篇的悲愤诗、孔雀东南飞,这是非常合理的。再从技巧上看,全篇的文句,大都是质朴土俗,正合当代民歌的格调。中间的铺陈装饰与对话的形式,在孤儿行、陌上桑、羽林郎诸篇中早已有之,并非孔雀东南飞的新创。中间只有“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二句,稍有六朝人口气,但民歌流传社会。以后文人收集编写,加以润饰,是常有的事。我们不能能以此为后人所作的藉口。再从韵律上说,首段支、微、灰、鱼韵通用,中段阳、江、冬、蒸、真、删韵通用,与汉、魏乐府的韵格相同。至於说其初见於玉台新咏而不见於文选、文心、诗品诸书而逐疑为晚出者,这是不明玉台新咏与文选诸书性质的差别。
  据隋志:王台新咏之前,有诗歌总集之名而散亡者亦甚多,如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古诗集九卷,谢灵运集的诗英九卷,昭明太子的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我们也无法证明在那些集子里,就没有孔雀东南飞那一首诗。这样说来,这篇叙事诗产生在建安末年,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东汉末年,由於政治的极端腐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中,瓦解了汉帝国的政权,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一向统治人心的儒家思想,也逐步失去了力量。
  孔雀东南飞反封建反传统的主题,正反映出这一时期思想的特徵。悲愤诗虽受了民歌的影响,但毕竟是诗人的作品。孔雀东南飞纯粹是民歌的本色,是古典民间叙事诗中杰出的诗篇。它的思想价值,在於通过高度的艺术技巧,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不合理的封建家庭封建道德作了激烈的批判和反抗,表现出被压迫的青年男女的强烈斗志和渴望光明的愿望。作品运用通俗的语言,民歌的手法,描绘出那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的家庭悲剧,结构谨严,剪裁巧妙,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焦母、刘兄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诗人把他们那种专横势利的统治阶级的本质,写得非常真实,引起读者无比的愤恨。在兰芝的形象上,作者以满腔同情的笔力,在矛盾极其尖锐的复杂斗争过程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写出她那种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和争取遍姻自由的决心。仲卿的性格虽不如兰芝的刚强,然他始终是忠於爱情、忠於兰芝的。他正表现出小僚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但他这种软弱的性格,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坚强起来,终於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他的理想。他们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生活,对封建制度的罪恶,对权势的迫害,作了强烈的反抗,而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全诗现实生活描写的基础上,到了诗的结尾,点缀着美丽的画笔,表现出理想的光辉。使死者成为鸳鸯,比翼于松柏梧桐之间,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的。他们的死不是幻灭,不是消极,而具有乐观主义的新生的积极精神。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五十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遗归。”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录相,幸复得此妇。结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念,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新妇谓府史:“勿复重纷纭。
  往昔衩阳岁,谢家来贵门。春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尽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
  红罗衤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廉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於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衤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兴小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如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馀行。府史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史:“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
  “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
  阿母大悲摧。还家十馀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媒人:“贫贱有此女,始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薄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
  “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东,络绎如浮€。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交广市鲑珍。众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阿母谓阿女:“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衤夹裙,晚成单罗衫。ㄙㄙ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并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今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
  “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鲜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卦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六 结语
  
  汉代的乐府歌辞和古诗,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地位。在那些诗篇里,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内容。男女恋爱的歌唱,豪强恶霸对於人民的压迫,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悲剧,妻离子散的别情,兵役制度的腐败,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等等,都能生动地形象地表现出来。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和富於人民性反抗性的思想内容,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对於后代诗人,发生很大的教育意义与启发作用。建安诗人都在乐府文学中得到诗歌的训练和提高,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元结、张籍、元稹诸人,他们的作品,也都受过乐府的影响。
  由於汉代民歌的创造,在诗经旧有的形体上,发展了诗歌的新形式,形成了五言,七言也在酝酿之中。汉代以后,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一直是以五七言为主。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奠定了五言诗的稳固基础。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汉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汉代诗歌大部分是来自民间,即为文人所作,也接受民歌的影响,因此形成一种特殊风格。最重要的是语言的朴素和自然,诗人们在运用人民语言的基础上,洗炼提高,使诗歌的语言更加丰富,叙事抒情非常真实,深刻生动。尤其是那些乐府歌辞,喜欢用铺张的描写,问答体的形式,白描的手法,使主题更加明确,而诗中又蕴藏着深厚的感情和现实意义。这样的技巧与风格,对於后代的诗人,都发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