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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五五年从旧著改写的本子。现在又要重印了，例应写篇后记。在这个本子之后，我改写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但是只出了上册，还没有时间能修改宋以后各部分，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本子的重印，不预备作较大的修改。
我常想：研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且，即在同一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一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
这个本子，距离我的理想还很远，这是自知之明，无庸讳言的。然而，中华书局又要把它重新印行，我想还可能还由于部分论述有可取之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那么，读者亦节取之可也。
一九六一年九月郭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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