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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何以能成派？桐城文之成派，即因桐城文人之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论到它散文的部分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
桐城文何以能这样卓然有所成就呢？即因他们所标举的虽是古文，而惩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之失，不欲袭其面貌，剽其句子，所以宗主唐宋文的目的与作用，又在欲作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桐城文之所以能通于古而又适于今者在此。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
不仅如此，他们受清代学风之影响，即于唐宋古文也不以摹拟其波澜间架为能事。他们推崇程朱，而又不废考据，无论如何，比了明代及清初之为古文者，总是切实一点，总是于古学有所窥到一点，故能言之有物。同时，又能不为清代学风所范围，即在考据学风正盛之际，而又比较接近口语，为一般人所了解，自然易于转移一时之视听；何况这种学风又最适合封建社会，配合当时统治阶级的胃口呢？这就是“桐城文派”所以能屹然自立的缘故。
“桐城派”之名称，起于程晋芳周永年诸人之戏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摹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魁，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此文论述“桐城派”得名之故，由于周书昌。而其后，李详《论桐城派》一文，（载《国粹学报》四十九期）复谓“乾隆中程鱼门（晋芳）与姚姬传先生相习，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并自加注云“曾文正谓周书昌，非是”，则又以为“桐城派”之得名由于程鱼门。实则“桐城派”得名之由，与程周二人都有关系。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明明说：“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则是“桐城文派”之所由得名，原出于程周二氏共同之戏言。至姚姬传用以入文，于是始为一般人所习知，由戏言而成为定论。
到后来，再经方东树（植之）之宣传，于是桐城三祖的地位遂以确定。桐城派宗派之建立，至是遂不能动摇了。他于《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一文称方深于学，刘优于才，而姚尤以识称，称方文静重博厚，象地之德，刘文凤云变态，象天之德，姚文净洁精微，象人之德，于是此三家遂若鼎足之不可废一。他说：“夫以唐宋到今数百年之远，其间以古文名者何止数十百人，而区区独举八家，已为隘矣；而于八家后又独举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讥笑恶怒，抑真似邻于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则所谓众著于天下人之公论也。”（《仪卫轩文集》六）他竟不认为标榜，不认为乡曲之私。故于《刘悌堂诗集序》再申言之云：“方、刘、姚之为儒，┅┅盖非特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虽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而得其真，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非有真人孰能真知而笃信之哉！”（《仪卫轩文集》五）他竟自信甚真，所以不怕讥讪，不怕谤议，毅然决然以此三人为八家之续。在当时，姚姬传纂辑《古文辞类纂》于清代录望溪海峰，晚年嫌起争端，颇有悔意，欲删去之，而他则以为“只当论其统之真不真，不当问其党不党。”（见《仪卫轩文集》七，《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这种态度，由一方面言，原可称为他们之真知笃信；由另一方面言，却仍不免明人坛坫自雄的习气。
古人自视甚高，不可谓妄；古人称许甚靳，也不可谓陋。韩、柳、欧、苏、曾、王之在当时，即已如此，何独至吾徒而疑之！这也是方东树的主张。（见《仪卫轩文集》八，《送毛生甫序》）在他们看来，宗派之建立，原属当然的事；不知宗派既立，途辙归一，末学无识，竞相附和，也就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吴敏树《与筱峰论文派书》即已不满曾国藩流派之说，而其后王先谦、李详诸人也均不以宗派之说为然。盖文章一道，即就当时传统眼光来看，也是一方面须师古，一方面须有我。师古则宜无所不学，原无所谓派；有我则重在自为，更不应限之以派。所以建立宗派，只是纯艺术论者无聊的举动。我们现在所以仍沿用“桐城文派”的名称，只因就文学史言，容易看出一时之风气；就文学批评言，又容易看出他们一贯的主张罢了。
尤其是后者，──从文学批评而言，桐城文人也确有其一贯主张与共同标的。这一贯主张与共同标的是什么？即是所谓古文义法的问题。桐城文人正因有古文义法之说，为其文论之中心，所以能成为派。一般人只从作风方面去论“桐城派”，所以对于刘海峰之文，便觉其与方、姚异趣。不仅刘氏，即如姚门四大弟子之一之方东树，其作风也何尝与方、姚相类！此所以泥于其迹，不免窒碍难通。若从他们的思想言之，从他们的文论言之，则言论意见纵使有小出入，而中心问题却是不变的。
那么桐城文人怎样建立其文论呢？桐城文人既以古文义法之说为其文论之中心，所以桐城三祖之学问造诣尽有不同，风格也尽不一致，而由文学批评言之，则真如方东树所说，“如瞳之不可废一”，而“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
何以见其如鼎足之不可废一？古文义法之说原是桐城初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说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所以方、刘、姚三家之说不必尽同而互有关系。因此，遂如鼎足之不可废一。
何以见其若出于一师之所传？古文义法之说，原有些近于昔人所谓文道合一的问题。然而，这是老生常谈。桐城文人之论义法，不妨仍有此见解，但决不能限于这些陈陈相因的肤论。盖桐城文论既集以前文论中正统派之大成，当然不能不蹈袭昔人的旧说；但同时，桐城文论之所以能成为桐城文论，也即因在旧说之中又能别开生面的缘故。所以古文义法之说，决不能以文道合一的肤论视之。
方望溪，比较还重在道的方面；可是，他《答程夔洲书》自谓“此虽小术，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文集》六）是则他所自负而自矜者原来正在“小术”方面，易言之，正在“文”的方面。刘海峰，便不复用这些烟幕弹了。他竟直截痛快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故撇开义理不谈，而只讲文人之能事。姚惜抱，虽仍不免兼顾义理考据，但他所谓“文”，是广义的文，是诗文合一的文，故所侧重的也在文人之能事。即如后来方植之，似乎颇能于道的方面加以阐发，然而他犹且说：“古文之道非得之难，为之实难。”是则他所讲的仍属于“为文之方”。此所谓“文人能事”，此所谓“为文之方”，才是桐城文人自认为独到之处。是则古文义法云者，正应在这一方面求之，才见桐城文论之真。因此，桐城文人之论调虽异，遂若出于一师之所传。
桐城三祖之文论以有其共同标的，所以各人不妨就其才学识之所近而分途发展，不必蕲其一致。各人所得虽不一致，而主张仍是一贯，归宿仍是相同，所以桐城文论又始终不离所谓古文义法的问题。盖在此名词之下，可以范围以前理学家的文论，也可以范围以前唐宋八家之文论；不仅如此，桐城文论之所自出，固然是明代为唐宋古文者归震川诸人的关系，实在也受明代为秦汉古文者前后七子的影响。
因此，义法之说，有牵涉到道的方面的门面语，也有专重在文的方面的真知语。门面语可以不述，真知语则不能不述；真知语之出于归、唐诸子者可以不述，真知语之出于前后七子者则不能不述。
在明代，宗主秦汉与宗主唐宋的两派文人，从表面上看，固是门户各立；从骨子里看，则是流瀣一气。为什么？即因他们都是复古，都是摹仿，本出同一手法；所异者只在宗主不同，争一头面而已。同样是学古，只因古今语言之变迁，形成古今文章形貌之距离，于是摹拟有难易，而成功也有高下。宗秦汉者，以其距离之远，不得不先摹形迹，从语句组织入手，所以觉其泥古不化；宗唐宋者不必如此，可从语气神情上揣摩，遂有所谓开阖抑扬之法，而似觉神明在心，变化由己了。这些意思，我们以前论述明代文学批评时已曾讲过。再有，秦以前之文重在著述，其形式为经为史为子而不成为集。至由著述而流为集部，则是汉以后一辈文人开始的。自汉以迄六朝，文人所作始由著述之体成为单篇散文。这好似小说之由长篇而变为短篇，戏剧之由多幕而进为独幕，诚是一种进步。随此进步而起的，有所谓谋篇结撰之法，有所谓开阖照应之论，因为这是单篇散文必须注意的技巧。不过六朝以前，一般人所注意的，更重在遣词使事这方面，所以不觉其有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而已。韩柳诸人矫之，虽易骈而为散，然于著述之单篇化则仍而不变，于是不得不在规矩绳墨上更加以注意，而为文遂有蹊径可寻，因为这是散体的单篇散文之惟一的技巧。这样，所以学秦汉者删节助词，古语，固成为窠臼；而学唐宋者，只讲转折波澜也成为窠臼。李空同之于秦汉，茅鹿门之于唐宋，都有这种缺点。实则摹拟古人的语言与学习古人的规矩绳墨，二者之间，并非不能发生联系。秦汉之文虽疑于无所谓法，而仍有法可窥，即因出于语气之自然。唐宋之文虽不能无法，而神明变化不是死法所得范围，又因与语言接近的缘故。所以古文家之文论，说得抽象一些，便是“气”，即是语气之自然；说得具体一些，便是“法”，即是谋篇的结构。气盛言宜，自然能合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文成法立，也自然能有湮畅歇宣之气。这样讲，于是语言的问题与规矩绳墨的问题，便发生联系了。在明代，由秦汉以折入唐宋的唐顺之，与本秦汉而加以修正的屠隆，以及由秦汉而更进一步的孙矿，或专主唐宋的艾南英，都已约略窥到这点，不过不曾在这方面组成系统的文论而已。而桐城文人，即是在这方面组成其系统的文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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