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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明王渔洋的神韵说，好象神韵说可以包罗万有，是诗论之大成，也是诗论之正宗。但是尽管怎样讲吧！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脱离现实。我们要知道这种诗论是士大夫阶级于酒醉饭饱之余以诗消遣，而仍是从唯心论纯艺术论出发的主张。假使真是关心人民疾苦，要暴露社会现实，那么象白居易这般痛哭流涕以道之，激昂慷慨以道之，缠绵悱恻以道之，纵横反覆以道之，还只怕不够，那会只取天外数峰，说得隐隐约约朦朦胧胧，才算是雅人深致呢？
所以这种论调当时赵执信就加以反对，后来袁枚也加以纠正，只可惜他们也是士大夫阶级，所以纠驳之说还不能深中渔洋之病痛。
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益都人，论诗之著有《谈龙录声调谱》诸书。
秋谷本为王渔洋甥婿，后来以事互相诟厉，致成仇隙，所以他的《谈龙录》也很排诋渔洋。秋谷《谈龙录序》自言“得常熟冯定远先生遗书，心爱慕之”，甚至具朝服下拜，自称私淑门人，也可见其倾倒之诚了。定远名班，号钝吟，常熟人，所著有《钝吟集》、《钝吟文稿》、《钝吟杂录》诸书，其《钝吟杂录》第五卷为《严氏纠谬》，专驳沧浪妙悟之说，所以论诗宗旨与渔洋不同。定远生年虽比渔洋要早二十年，但是时代相接，他可以说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一人。
冯班以后则有吴乔。乔一名殳，字修龄，太仓人，或云昆山人，所著有《围炉诗话》、《西昆发微》诸书。秋谷《谈龙录》中之所称许，除冯说外，当推吴氏《围炉诗话》了。秋谷自言“三客吴门，遍求之不可得”，可知他于此书也是引为同调的。吴氏《围炉诗话》自序称：“严沧浪学识浅狭，而言论似乎玄妙，最易感人”，所以可说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二人。
至赵秋谷的《谈龙录》则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三人，不过他们虽力排严羽，其诗论也不能无流弊，因为他们同样是士大夫。阶级，所以不会由于神韵说之没有人民性而着眼在人民性方面。
冯氏《马小山停云集序》说：
诗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犹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诗，不妨为古人之诗。不善学古者不讲于古人之美刺，而求之声调气格之间，其似也不似也则未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仙人刍狗徒有形象耳。黠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说，学不通经，人品污下，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语，温柔敦厚之教，至今其亡乎？（《钝吟文稿》）这样一讲，就从反对格调，反对神韵之说轻轻一转，就归到温柔敦厚方面，而学不通经的里巷之语就受到排斥了。他虽反对《沧浪诗话》之以禅喻诗，但是重在隐秀。他说：
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钝吟杂录》五）
他以隐秀来讲温柔敦厚，于是觉得词应该缛，情应该隐。词取其缛才显其工，情取其隐才显其深。这样，冯氏之学也就“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三）这样，冯氏之诗也就脱离了现实，仍在纯艺术论中打盘旋。
冯氏《叶家仁江村诗序》云：
虞故多诗人，好为脂腻铅黛之辞，识者或非之；然规讽劝戒，亦往往而在，最下者乃绮丽可诵。今一更为骂詈，式号式呼，以为有关系，纨子弟不知户外有何事，而矢口谈兴亡，如蜩螗聒耳，风雅之道尽矣。（《钝吟文稿》）
又其《陆敕先玄要斋稿序》云：
以屈原之文，露才扬己，显君之失，良史以为深讥。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讼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钝吟文稿》）那么，他竟忘记了他所处的时代，反觉式号式呼，矢口谈兴亡之诗为不足取了，反觉忠愤之词为不可苟作了。这样，否定了神韵格调之说，反为红紫倾仄之体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他说：
韩吏部，唐之孟子，言诗称鲍谢；──南北朝红紫倾仄之体，盖出于明远。西山真文忠公云：“诗不必显言性命而后为义理。”则儒者之论诗可知也已。（《陆敕先玄要斋稿序》）
他再说：
徐、庾为倾仄之文，至唐而变；景龙、云纪之际，氵风氵风乎盛世之音矣。温李之于晚唐，犹梁末之有徐、庾，而西昆诸君子则似唐之有王、杨、卢、骆；杜子美论诗有江河万古流之言，欧阳永叔论诗不言杨、刘之失而服其工，古之论文者其必有道也。盖徐、庾、温、李，其文繁缛而整丽，使去其倾仄加以淳厚，则变而为盛世之作。（《陈邺仙旷谷集序》）
那么他不仅忘记了时代，还要以此种作风为盛世之作呢！
吴氏也是这样，他虽反对格调神韵之说，却仍不取宋诗。他甚至说：“严绝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答万季诗问》）他和格调神韵不同的，不过不限盛唐，而兼取中晚罢了。《围炉诗话》中说：
学盛唐诗乃天经地义，安得有过！过在不求其意与法而仿效皮毛；苟如是以学中唐，亦人奴也。余谓盛唐诗厚，厚则学之者恐入于重浊，又为二李所坏，落笔先似二李。中唐诗清，清则学之者易近于新颖，故谓人当于此入门也。（卷四）
这样，他们所学的是古人用心之路，所以会有入处。他们看到“唐人诗意不必在题中，如右丞《息夫人怨》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使无稗说载其为宁王饼师妻作，后人何从知之！”（《围炉诗话》一）因此，他们知道这种方法，即是昔人比兴的方法。“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虚句变成死句。”（同上）“文章实做则有尽，虚作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同上）所以他们即以比兴求唐诗之意，即以比兴为唐诗之法。吴氏说：
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副乎意，犹饭这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围炉诗话》一）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托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后，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同上）
由这样说，所以觉得明诗之病即在无意，也就无法。不但明诗如此，即王渔洋之贪求好句，也不免落此病，所以有“清秀李于鳞”之称。他再说：
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唯赋而少比兴，其辞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识者只斥其措词之不伦，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是以弘嘉习气，至今流注人民，隐伏不觉。习气如乳母衣，纵经灰涤，终有乳气。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若诗句中无“中原”、“吾党”、“风凰城”、“鹊观”，即以为脱去弘嘉恶道，不亦易乎？（《围炉诗话》一）
这即隐讥王渔洋的作风。渔洋作风，尽管欲避免弘嘉恶道，然而习气依然，终难洗涤，即因病在无意。他们这样重在有法，──欲托于比兴，所以冯班与吴乔都有取于义山之诗；他们又这样重在有意，──欲以道性情，所以赵秋谷本以推阐，遂逗露了性灵之说。《谈龙录》云：
昆山吴修龄（乔）论诗甚精。┅┅见其与友人书一篇中有云：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其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
诗以言志。┅┅今则不然。诗特传舍，而字句过客也，虽使前贤复起，乌测其志之所在。
唐贤诗学类有师承，非如后世第凭意见，窃尝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陆鲁望之叙张处士也。曰“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轻薄之流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读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闲出，讲讽怨谲，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观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领亦略可窥矣。不此之循，而蔽于严羽呓语，何哉？
这些话，即是后来袁枚《随园诗话》之所本，《随园诗话》中亦引陆鲁望语（见卷一）可知其主张之相同。而袁氏评渔洋诗称：“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卷三）则更与秋谷是同一见地。所不同者，秋谷仍本于诗教的见地，重温柔敦厚，重发乎情，止乎礼义，以为“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这些话恐怕又是对当时尤侗一流人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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